第54章 领导 (7)

　　接着，我提出了改革移民机制的五项主张。第一，进一步加大边境防务的投入，我承诺在2008年底前将边境巡逻队的规模扩大一倍，并马上临时部署6000人的国民警卫部队支援边境巡逻。第二，出台短期劳工措施，包括启用一种防伪性能极强的身份卡。第三，加强对用工单位的监管，减少剥削现象，遏制对非法劳工的需求。第四，要求移民学习英语以促进其与当地居民的融合。第五，我触及了移民问题中最棘手的环节：如何处理大约1200万已经身在美国的非法移民。

　　“有些美国人主张驱逐所有的非法移民，并且认为任何其他方案都等同于大赦。”我说：“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授予所有非法移民以美国国籍和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这两种极端选择之间，有一条理性的中间路线。”

　　接着，我将那些刚刚穿越国境的偷渡者和那些已经在美国工作多年并已经在当地生根成为守法居民的非法入境者进行了区分。我建议允许后者在履行一系列严格的手续后申请美国国籍。这些手续包括交纳一笔罚款，补缴欠税，学习英语。而且他们的申请必须排在那些合法入境者之后。

　　在那次演讲10天后，参议院通过了由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梅尔·马丁内斯（Mel Martinez）起草的提案，该提案内容与我主张的移民新政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众议院关注的焦点只聚集在边境安全问题上，没能在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前通过这项综合性的提案。随后，民主党控制了国会。

　　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后，我邀请了一群资深的议员到椭圆形办公室做客。会后，我把特德·肯尼迪拉到了一边。不幸的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通过之后，我跟他的关系开始恶化。我知道特德不满我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决定。而我对他刻薄的言辞也很失望，他在演讲中称我“彻底辜负了美国人民的信任”，并将我跟理查德·尼克松相比，称伊拉克是“乔治·布什的越南”。

　　他这种刺耳的言辞跟他在我心目中那知书达理的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让我尤其不理解的是，特德曾经长期扮演这种用下流政治攻击受害者的角色。我的一大遗憾是没能就“伊战”问题跟特德好好谈谈。也许我不能改变他的态度，但是他是一个体面的人，我们的讨论也许能让他在批评我的时候注意一下言辞。

　　我希望移民改革问题能给我们一个重建合作关系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我在选举后的那次会谈中对他说，“让我们再次证明那些怀疑者是错的。”他同意了。

　　2007年春天，特德与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乔恩·凯尔（Jon Kyl）合作起草了一项提案，旨在加强边境安全，创立短期劳工方案，并为那些入境多年后一直安分守法的想要申请美国国籍的移民提供一条苛刻但不失公平的出路。

　　我开始在全国游说人们接受这一提案，特别强调边境安全和民族融合的内容。但是事与愿违，不满情绪开始在跟这一问题相关的两方蔓延。因为移民在全国各地就业，他们给当地的学校和医院带来了压力。居民担心他们生活的社区会被改变。电台主持和电视评论员们警告道：“第三世界将入侵并征服美国。”与此同时，大批支持这项提案的民众高举墨西哥国旗在主要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这种挑衅行为激怒了许多美国人。

　　广播电波里传递的情绪对华盛顿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国会议员们发誓：“我们绝不会让美国沦陷。”他们称这项新政的支持者们“身上打着代表‘大赦’的红色A字”。另一方面，民主党的主席将《短期劳工法案》称为“奴役契约”。美国最大的工会的领导人称这一改革法案是“反家庭、反劳工”的。

　　就在各方的不满情绪到达顶峰的时候，我接到了特德·肯尼迪打来的电话。当时我刚结束了在罗得岛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总统先生，”他说，“你得给哈里·里德（Harry Reid）打个电话，要他在下个周末让参议院加个班。”我们认为目前有一到两票的优势让这项综合性的改革提案获得通过。但是参议院将按计划在7月4日的独立日假期期间休会。考虑到这项法案的重要性，我觉得让大家加个班是值得的。但看起来，哈里·里德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连特德·肯尼迪都不能说服他们党的这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我的把握就更小了。我向他提出了申请，但是这已经太迟了。哈里已经做出了决定。他匆匆结束辩论举行投票，结果法案没能通过，参议院也按期休会。参议员们休假回家，马上被选民们愤怒的声音包围。这些选民的愤怒来自电台和电视台节目的煽风点火。当议员们结束假期回到华盛顿时，移民改革法案的失败命运已经注定了。结果，“土狼”们依旧生意兴隆，移民们继续非法穿越边境，这一备受争议的政治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对于没能签署这两项法案，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对于我在社会保障体制和移民问题上所做的努力，我并不觉得后悔。我们的努力提高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时一项重要的立法目标需要不止一位总统，甚至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哈里·杜鲁门总统努力的基础上创立了医疗保险体制。我希望我们在社保体制和移民政策上的努力，将为未来的总统对二者成功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至少，我撼动了这“第三条主线”。

　　如果有机会重来一遍，我会把移民改革而不是社保问题作为我第二任期内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与社保改革不同，移民改革获得了两党的共同支持。在2005年时，民众对移民改革的怒火也许不会像2006和2007年那么旺盛。我们也可以避免因为伊拉克暴力事件升级和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移民改革方案先获得通过，它将创造一种良好的惯性趋势，让社保改革法案更容易获得通过。而事实却正好相反：社保改革的失败加深了两党间的分歧，给移民改革增添了困难。

　　移民法案改革的失败折射出的是我们政治方向上更严重的问题。一股由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所组合而成的势力不仅主导了围绕移民改革的辩论，也促使国会否决了与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我看到了民众面对外国竞争所表现出的明显焦虑。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与世界隔离，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文化都将被削弱。美国人民永远不应该害怕竞争。每一次当我们满怀着对本国价值观和对我们自己的自信去参与世界事务，我们的国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在21世纪也不例外。

　　要想减少极端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其中一个办法是改变国会议员的产生方式。在2006年的国会选举中，435位众议员中只有45位是经过激烈的竞选产生的。既然那些来自所谓“安全选区”的议员们不用担心另外一个党派候选人的竞争，那么他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就是被自己的政党拋弃。尤其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网络博客横行的年代。博客作者们轻易就能将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缺陷的政治家变成全民公敌。结果是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们都选择随波逐流地迎合极端主义观点以求保住自己的位置。

　　要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作为，让我们的政治更加文明，就应该淡化国会选举中的政党色彩。这样可以让选举的过程更加激烈，也可以遏制国会向两极化发展。这一改革需要政治家们让出手中的一些权力，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对于未来那些想要解决大问题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接受的挑战。

　　我当总统时最有意思的事之一，就是看着我的观点被不同的听众所曲解。有时我会看到报纸上说我是有史以来最保守的总统，而右派人士却指责我是保守党的叛徒，这让我觉得滑稽。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时做出上述表态的。因为我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医保体制内，所以我被称为“高度保守的空想家”；而我增加处方药福利的行为，又让我戴上了“大政府自由主义”的帽子。我惩罚表现不佳的学校时，是无情的保守党；在给穷学生花更多的钱时，是伪善的自由党。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做出评论的人是谁。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医疗保险现代化改革法案》的签署让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两项切实改善公民生活水平的法案，体现了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问责理念和市场竞争理念是解决问题的两个有效途径。我很高兴看到“信仰倡议”能够得到延续。我坚信社保体制和移民政策的改革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无论如何，我对自己在重大问题上发挥的领导作用感到满意--我从来没有选择打小球。

　　由于我们将预算定性为非安全相关的可执行开销预算，并且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联邦教育基金的增长量确实非常可观。教育基金的92%是由各州贡献的，这本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我的医疗保险事务团队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专员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医保机构负责人汤姆?斯库利（Tom Scully），白宫工作人员斯蒂夫?弗里德曼（Steve Friedman）、基思?赫尼西（Keith Hennessey）、戴维?霍布斯（David Hobbs）、道格?巴杰（Doug Badger）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专家吉姆·卡普雷塔（Jim Capretta）组成。

　　不幸的是，这一“触发机制”随后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废止了。

　　共和党也通过527政治团体募集捐款，但民主党获得的资金是我们的3倍，1.868亿美元对6150万美元。

　　社保体制改革团队由财政部长约翰?斯诺、白宫顾问安迪?卡德、卡尔?罗夫、阿尔?哈伯德、基思?亨尼西（Keith Hennessey），以及查克·布拉豪什（Chuck Blahous）领衔。

　　这一典故出白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红字》。小说的女主人公因为犯有通奸罪，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而“通奸”的英文“Adultery”和“大赦”的英文“Amnesty”都是以字母A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