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卡特里娜飓风 (1)

　　“谁在负责新奥尔良的安全？”2005年9月2日星期五，我的这句提问打断了空军一号会议室里喧闹的讨论。“州长负责。”雷·纳金市长（Ray Nagin）指了指黑木会议桌对面的凯瑟琳·布兰科（Kathleen Blanco）州长。

　　所有人都把头转向了这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州长。她愣住了，表情疲惫而不安。“我想应该是市长负责。”她反驳道。

　　此时，飓风卡特里娜已经在墨西哥湾岸区肆虐了4天。这一时速超过120英里的飓风席卷了密西西比州的海岸线，它引发的洪水漫过防洪堤涌入了新奥尔良。这个城市80%被淹，受灾人数超过了45万。新闻里充斥着哄抢和暴力事件的报道。

　　根据美国法律，各州和地方当局承担着应对自然灾害的责任，联邦政府则扮演一个配角。自2001年以来，这种救灾体制已经成功帮助美国人民渡过了8次飓风，9次热带风暴，超过200次龙卷风、洪水、山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在我当天到访过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州政府和地方当局都在指挥针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抢险工作。然而从连续4天的混乱情况看来，路易斯安那州当局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原本计划先在新奥尔良机场降落，接上布兰科州长和纳金市长后，再起飞到空中视察灾情。但是当我们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离开密西西比州时，我得到消息称州长、市长以及一个路易斯安那州议员代表团请求在空军一号上先开一个内部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随着会议的进行，气氛越来越紧张。州长和市长互相指责，每个人都在指责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FEMA）没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众议员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指出，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罔顾城市已经断电的事实，要求人们把求援信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他们。我摇了摇头，看着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局长迈克·布朗（Mike Brown）说：“我们得改改。”会议一度被参议员玛丽·兰德里欧（Mary Landrieu）毫无意义的情绪失控所打断，以至于我不得不对她说：“您能安静点吗？”

　　我提出跟布兰科州长单独谈谈。我们俩走出会议室，穿过狭长的走道，来到了空军一号前端的一个小机舱里。我告诉她，她们州和地方政府的应急能力显然已经无力应付这次灾害。“州长，”我对她说，“您需要授权联邦政府来接管救灾工作。”

　　她告诉我她需要24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一下。

　　“我们没有24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不客气地回答：“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

　　州长还是拒绝给我答复。

　　接下来，我提出跟纳金市长单独会谈。他在卡特里娜登陆后被迫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住了4天。这期间他没有洗过澡，也没有吃过一顿热餐，直到他登上空军一号才用我的淋浴室冲了个澡，吃了顿早饭。在头一天晚上的电台采访里，他宣泄了自己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别在那儿偷懒了，赶紧行动吧，”他说，“让我们一起来解决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这次该死的危机吧。”说完，他竞忍不住大哭起来。当我们在飞机上见面后，雷私下里就他的情绪失控向我表达了歉意，说他自己当时实在是太累了。

　　我询问他对联邦政府接管救灾工作的看法，他表示同意。“现在没有人在负责，”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指挥体系。”但问题是，只有州长本人才有权要求联邦政府接管应急工作。

　　事后的统计显示，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最惨重经济损失的自然灾害。事实上，它不仅是一个单一的灾害，而是一组三合一的天灾人祸。它们由一个横扫墨西哥湾沿岸的风暴、一场因为溃堤而在新奥尔良引发的洪水以及这所城市内爆发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和犯罪事件组合而成。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悲剧显示了人类在大自然的愤怒面前是多么无力。卡特里娜飓风以它超强的破坏力猛烈袭击了这块大部分面积低于海平面的国土。即便我们的应对工作做到了完美无缺，也不可避免惨重的破坏。

　　何况，我们应对工作不仅称不上完美，而是如我当时所评价的那样：不可接受。尽管在灾难发生时和灾难过后，我们见证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无私行为和英雄事迹，但是卡特里娜留给世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混乱、无能，以及老百姓对政府的失望。严重的错误出现在了各个层面，从没能提前疏散新奥尔良的居民，到地方安全部队的形同虚设，再到沟通和指挥体系的崩溃。作为联邦政府的领导人，我应该更早地认识到当地救灾能力的不足并及早进行干预。我一向认为自己善于做出果敢而正确的决断。但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来的那几天里，我没能做到。并不是说我没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是我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做决定。

　　我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没有充分表达我对卡特里娜飓风中灾民的关切。这其实是外界的一种错觉，而不是我真实的态度。当我看见灾民们被困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画面时，我的心都碎了。当我看到母亲们抱着已经脱水的孩子在烈日下苦苦等候，而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竞然没有能力将饮用水送到他们手里时，我感到无比震怒。灾后我13次访问新奥尔良，每一次都向受灾群众表达了我真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的决心。尽管这样，很多居民，尤其是来自非洲裔社区的居民，仍旧觉得他们的总统并不关心他们。

　　正如卡特里娜远比单纯的自然灾害严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影响也远比物质上的破坏要可怕。它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化了美国社会和政府的内部矛盾。它也给我的第二次总统任期蒙上了阴影。

　　在卡特里娜飓风刚刚过去的时候，人们激烈地讨论这场灾难，指责他们认为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的人。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情绪逐渐冷静下来，我们也可以更加清醒地回过头来思考造成这场浩劫的原因，救灾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能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我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这样一段记忆：一场风暴带来了大面积的破坏。州长痛斥华盛顿的反应迟缓和官僚做派。媒体纷纷把责任归咎于白宫。政治人物们抱怨联邦政府遥不可及。

　　那是在1992年，当时我亲眼目睹父亲遭遇我们家庭所经历的第一个因为自然灾害引发的政治危机。临近总统大选的时候，飓风安德鲁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的海岸线。该州的民主党籍州长劳顿·奇利斯（Lawton Chiles）以及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抓住这一机会大做文章，指责联邦政府不作为。他们的指责是不公平的。父亲对救灾工作做出了迅速的安排。他将当时的运输部长安迪·卡德派往灾区，要求他待在那里指挥救灾工作。但是由于公众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父亲救灾不力，这种成见很难改变。

　　作为得克萨斯州的州长，我亲自指挥过无数次救灾抢险工作，包括帕克县（Parker）的大火，得州丘陵地带和休斯敦的水灾，以及横扫小城贾雷尔（Jarrell）的龙卷风。我一直都很明确我跟联邦政府在这一工作中的责任分工。根据国会1988年通过的《斯塔福德法案》（Stafford Act），当自然灾害发生时，由州级政府和地方当局负责救灾工作。如果州政府提出申请，联邦政府将赶来援助。在我当州长时，就是这么理解的。

　　当上总统后，我从另外一端维护着这种州与联邦的伙伴关系。我任命我当州长时的办公室主任乔·阿尔博（Joe Allbaugh）为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局长。在“9·11”事件后，他向纽约和五角大楼派出了规模空前的25支搜救队伍。乔给鲁迪·朱利安尼和乔治·帕塔基的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包括清理废墟，增援消防员和警察，并给纽约的重建工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2002年，当我与国会一起对政府架构进行重组时，我将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这个自1979年以来就一直独立运行的机构纳入了国土安全部之下。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想让那些负责预防恐怖袭击的官员，与恐怖袭击发生后负责应急救援的官员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新的组织结构使得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失去了很多自主权。不知道是因为对我的这一决定不满，还是他已经决心弃政从商，乔·阿尔博决定辞职。他推荐自己的副手迈克尔·布朗接手他的工作，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新的政府应急体制在2004年的飓风季节迎来了首次重大考验。在短短6周内，4场强烈的飓风对佛罗里达展开了轮番攻击，他们是查理、弗朗西斯、伊万和珍妮。这是近120年内，同一个州首次遭遇那么频繁的飓风袭击。这期间我四度到访该州：我在彭萨科拉看望无家可归的灾民；在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莱克威尔士慰问橘农；在圣吕西港给发放救灾物资的救援人员加油鼓气。

　　这4场飓风总共造成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230万居民一度失去电力供应，128人不幸遇难。这些数字已然触目惊心，但若不是因为政府应对得当，遇难人数将远多于此。佛罗里达的州长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清楚地知道在灾难面前州政府和地方当局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我的弟弟杰布果断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况，明确了沟通体系，并且向联邦政府提出了具体的援助需求。

　　作为回应，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马上向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受灾地区派出了11000名救灾人员，这是该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员部署。在佛罗里达州，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向灾民发放了1400万份食物、1080万加仑的饮用水以及将近1.63亿磅的冰块。随后，该局为受灾群众争取到了136亿美元的抚慰金。迈克尔·布朗以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我的信任。不只是我，就连一向吹毛求疵的杰布事后也对我说，迈克尔干得真不错。

　　2004年针对飓风所采取的得力措施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为灾民重建家园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援助。我们的救灾模式经受住了连续4场超强飓风的考验，这让我们相信它能应对任何挑战。

　　2005年8月23日，国家气象局监控到了一个正在巴哈马群岛地区形成的风暴，并把它命名为第12号热带低压。很快，热带低压发展成了热带风暴，并且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卡特里娜。等到8月25日时，卡特里娜已经增强为一级飓风，向南佛罗里达奔袭而来。当天下午6点30分，卡特里娜以80英里的时速登陆。飓风掀开了房屋的屋顶，并带来了1英尺深的降雨。尽管当局已经下令疏散，但是仍然有人不明智地选择在风暴中出行，14人因此遇难。

　　劳拉和我几乎整个8月都待在克劳福德，我在那里听着各方汇报的情况。媒体喜欢把我离开华盛顿的时间称为假期，其实并不尽然。我每天都在街对面的加密拖车里听取情报汇报，定期地与顾问们沟通，把克劳福德农场变成了一个会议和差旅的基地。我走到哪里，作为一个总统的责任就跟到哪里。我只不过是把白宫西厅向更西的方向移动了1200英里罢了。

　　在南佛罗里达略施拳脚后，卡特里娜横穿墨西哥湾，向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袭来。我在克劳福德的资深助手，办公厅副主任乔·哈金一直在向我报告事态进展。到8月27日星期六，卡特里娜飓风已经增强到三级。周日，她进一步加强，从四级到了最严重的五级。国家飓风研究中心也修正了对飓风移动方向的预测。截至周六上午，飓风的移动方向直指新奥尔良市。

　　我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新奥尔良距离休斯敦只有6个小时车程，我年轻的时候经常驱车往返于这两个城市。我喜欢这个无忧无虑的“自由城”，喜欢那里的食物、文化和充满活力的人们。同时，我也理解这个城市的隐忧。这个当地人日夜祈祷不要出现的、被他们称为“大家伙”的飓风，将给这个城市带来灭顶之灾。

　　每一个到过新奥尔良的人都会理解他们的担心。这个地势低洼的城市就像一个新月形的碗。一组由防洪堤和运河组成的系统像碗边一样，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最低限度的防洪保护。这个由陆军工程兵建造的防洪堤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苦难。当我还是州长的时候，我拜读了作家约翰·巴里（John Barry）关于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灾的著作《潮起》（Rising Tide）。当时，由于强降雨造成密西西比河水位上升，新奥尔良的官员们成功说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炸毁南边的堤坝以挽救这个城市。这一举动使得普拉克明斯教区和圣伯纳德这两个乡村教区被夷为平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防洪堤被不断加强，尤其是在经历了1965年的贝齐（BetSy）飓风之后。在此后的40年里，它们顶住了7次飓风的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