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娜也产生了为艾滋病人贡献一份力量的热情。她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一名志愿者前往几个拉美国家服务。回国后，她写了一本畅销书《安娜的故事》，该书讲述了一个先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孩的经历。
劳拉和我都对女儿们的表现感到自豪。他们已经成长为职业女性，正在为比自身利益更伟大的目标服务。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全体美国人民为他人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行为的缩影。这种优良的精神，正是我一直提倡的“怜悯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为多来自于宗教信仰组织，并且从来不求回报，但是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收到了应得的回报。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给我出的第一个题目，是由谁来主持这一项目。我需要一个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搭建一个注重成效的组织结构的候选人。我找到的合适人选是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资深商人--礼来公司（Eli Lilly）前总裁兰德尔·托拜厄斯（Randall Tobias）。
在项目开始阶段，兰迪（Randy）提交的报告是令人泄气的。在我签署《“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法案》后的一年内，只有不到10万艾滋病人领到了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就这些？”我质问道，“我们离200万的目标还远得很。”
兰迪向我保证，“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按计划顺利进行。第一年的任务主要是让各伙伴国制定他们的行动策略，动员人力，并启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旦我们打好了这些基础，获得药物的病人数量将会迅速飙升。
到2005年秋天，我们的非洲伙伴们全面行动起来。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支持下，来自美国和非洲的宗教信仰团体和其他组织给各地的小诊所配足了人手，并且将预防艾滋病的信息传递给了这个大洲千千万万的人们。那些孤儿和垂死的病人得到了热心的关怀。大约40万病人领取到了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我们正稳步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不幸的是，艾滋病并不是困扰非洲大陆的唯一疾病。截至2005年，疟疾每年都要夺去大约100万非洲人的生命，他们中大多数是不到5岁的孩子。死于这种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的人，占非洲死亡总人口的9%，这一数字甚至比艾滋病还要高。经济学院估计，这种疾病每年给非洲带来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达120亿美元，这无疑让当地本来就脆弱不堪的经济雪上加霜。
这些死亡当中的每一例都是可以避免的。疟疾是一种可治疗、可预防的疾病。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消灭了疟疾，并且建立起了一整套防治疟疾的措施。这些措施由杀虫喷雾、蚊帐和给已感染病人提供的药物组成。这些措施花不了多少钱。一床蚊帐包括运费在内也只需要10美元。
2005年6月，我宣布了一项为期5年，耗资12亿美元，覆盖15个国家的疟疾防治计划。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相似，“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将帮助非洲人民制定符合他们需要的政策。我们给这项工作定了一个量化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将疟疾的致死比率降低50%。
我任命蒂姆·齐默（Tim Ziemer）海军少将负责领导“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这位退役的海军飞行员有着丰富的国际救援经验。在这个计划执行的头两年，它就已经让1100万非洲人受益。这一计划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系列热烈的爱心活动。各个男女童子军俱乐部、童子军队员们和中小学班级纷纷开展10美元的捐款活动，为远在非洲的孩子们购买蚊帐。各种宗教组织和各大企业，尤其是那些经营非洲业务的企业，也纷纷慷慨解囊支持这一计划。
在疟疾防治计划的支持下，目标国家的传染率开始下降。其中，桑给巴尔的成果最显著。医疗人员在这里针对疟疾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喷洒杀虫药，发放蚊帐，向疟疾患者和孕妇提供药物。在桑给巴尔一个岛上，疟疾的传染率在一年时间内就下降了90%。
2007年4月25日，劳拉和我在玫瑰花园举办了庆祝第一个“世界防治疟疾日”的活动。我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宣传疟疾防治计划的进展，向我们的人民汇报他们的热心捐助所产生的效果。
在我发表完讲话后，坎库兰西非舞蹈团演奏了一首充满活力的舞曲。受到庆典气氛的感染，我走上台加入了舞蹈行列。这一画面被各电视台在新闻里反复播放，还在视频网站Y0uTube上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女儿们乐于拿这事跟我开玩笑。“爸爸，我们觉得你还是别参加《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的好。”
“我说了，我这么做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我回答说。
2006年，马克·戴布尔接替了兰迪·托拜厄斯，负责协调“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马克是一位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享有盛名的医生，他的加入为这一计划增色不少。有一次，他在访问非洲后对我说，那里很多人都在担心2008年“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5年期限到期后会怎么样。那里的政府和人民在期盼着我们继续支援他们。马克说，他曾经在埃塞俄比亚的一间诊所问一位工作人员，有没有人知道“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英文简写“PEPFAR”是什么意思。那人回答说：“知道。‘PEPFAR’的意思就是‘美国人民关心我们’。”
马克认为我们有责任延续这个项目，这样我们可以抓住时机扩大战果。如果我们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原计划的资金增加一倍，就可以在第二个5年里治疗250万艾滋病人，预防1200万新增感染病人，并给1200万人提供关爱服务。
将资金翻倍可不是个简单的承诺。但是我们的艾滋病防治计划正在发挥作用，我决定让这一良好的势头继续下去。2007年5月30日，我在玫瑰花园呼吁国会批准我在未来5年内投入300亿美元的新提案。
为了彰显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邀请了一位名叫丘嫩·坦托赫（Kunene Tantoh）的南非妇女来到现场。劳拉在两天前曾经见过她，并且向我讲述了她那令人激动的故事。丘嫩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是在母婴预防计划的帮助下，她的儿子在出生时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在演讲结束后，我把4岁大的巴龙（Baron）抱在了怀里。一想到这一珍贵的生命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拯救下来的，我不由得发自内心地微笑起来。他在我怀里左右扭动，对着镜头挥手，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健康和活力。然后他看着我，用一种世界通行的表情向我抗议：“你抱够了吧。快把我放下。”
下一步行动是让其他国家加入我们。2007年夏天，劳拉和我飞往德国出席由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主持的八国集团峰会。我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说服其他八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应对艾滋病和疟疾的问题上做出与我们相应的承诺。
安吉拉告诉我，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也非常愿意在气候问题上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我曾经指出美国“过于依赖石油”，这话让我得罪了许多得克萨斯州的老朋友。我曾经努力敦促国会推广替代石油的能源，包括生物燃料、混合动力和氢动力汽车、天然气、洁净煤和核能等等。我还提出了一项国际减排路线图计划。与破绽百出的《京都议定书》不同，我的计划涵盖了所有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包括中国和印度，并且主张充分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在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达到减排目的。我担心，对气候问题的过度关注会削弱各国对发展中国家当前危机的重视。“与其让世界领导们围坐在一起讨论50年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对安吉拉说，“还不如去帮助那些正在艾滋病和疟疾的折磨中垂死挣扎的人们。”
在安吉拉的帮助下，其他八国集团领导人接受了美国为艾滋病援助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我们总共将为500万病人提供治疗，预防2400万新增感染，并可以在接受关爱服务的名单里新增2400万人。他们同样也接受了我们为疟疾防治计划所制定的目标。这些历史性的承诺将给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各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负责确保这些承诺得到践行。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两项基本原则分别是成效考核和保持与被援助国的伙伴关系。这些原则也成为我们下一个针对经济发展做所制订的新计划--“千年挑战账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的核心理念。想要申请“千年挑战账户”援助资金的国家必须符合三个明确的条件：杜绝政府腐败；执行市场导向型经济政策；为本国人民的健康和教育投资。这一新计划与过往的援助项目有明显区别。经济援助的形式由施舍变成了一种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将由它所取得的效果，而不是投入的资金量来决定。
“千年挑战账户”吸引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U2乐队的爱尔兰籍主唱博诺（Bono）。乔希和康迪原本就认识博诺，他们告诉我这位明星希望到椭圆形办公室来拜访我。我对某些名人以支持公益事业为名，实则借机促进自身事业的行为一直心存不满，但是他们俩向我保证博诺不是那样的人。
他的来访日期被定在了2002年3月14日，我公布“千年挑战账户”计划的当天。乔希事先向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我跟博诺的会谈可能会涉及的问题。一丝不苟的他在即将把客人领进椭圆形办公室前，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您知道博诺是谁，对吧？”
“当然，”我答道，“就是那个摇滚歌星。”乔希点了点头，转身向门口走去。“他曾跟雪儿（Cher）结过婚，是吗？”我继续说。乔希扭过头，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我强绷着脸，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博诺带着他那咄咄逼人的气场和标志性的墨镜翩翩步入了椭圆形办公室。我很快就确信，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自己。他了解我们的预算和我们面对的现实，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将要在非洲遭遇的挑战。他给我带了一份颇费心思的礼物，一本古老的爱尔兰《圣经》。
“你知道吗，《圣经》经文里一共有2003节是关于世间穷人的，”他说，“人们总是能够发现那些明显的罪恶，比如说对婚姻的不忠。”他继续说道，“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忽略那些更严重的罪行。就如《圣经》中唯一直接提到审判日的‘马太福音25’里所说的那样，‘这些事你们做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你是对的。”我说，“不作为的罪行跟其他罪行一样严重。”博诺表达了自己对“千年挑战账户”计划的坚定支持，认为这将给世界追求发展的道路带来革命性转变。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认真听取了他要求我加强艾滋病防治措施的建议。“你只需要付出一些药片，就可以拯救数以百万的生命。对美国来说，这是最好的广告。你应该给它们涂上红色、白色和蓝色。”
在我们的会见之后，博诺陪同我和慈祥而富有灵性的西奥多·麦卡里克（Theodore McCarrick）大主教一起乘坐豪华轿车前往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进行演讲。博诺参加了演讲活动，高度赞扬我们的计划。我事后得知，博诺的主要赞助者之一，极端的自由主义投资者乔治·索罗斯对博诺不求回报地帮助我推广“千年挑战账户”深表不满，并且公然对博诺进行指责。索罗斯嘲笑他说：“你为了一碟豆子就把自己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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