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治疗措施，乌干达还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艾滋病预防活动。这场被称为“ABC”的活动，由三个理念构成：“禁欲（Abstinence），忠贞（Be faithful），或者使用安全套（Condom）”。活动的效果立竿见影。根据估算，乌干达的艾滋病传染率从1991年的15%下降到了2001年的5%。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将推出一个新的概念：关怀艾滋病受害者，尤其是艾滋孤儿。这也是我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整整一代无所依靠、无所牵挂的年轻人，将是恐怖组织招募新人的重点目标。
我很关注这一方案的细节。“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我问，“我们可以取得什么成果？”
我们确立了三项目标：治疗200万艾滋病人，减少700万新增感染病例，为1000万受艾滋病影响的人提供关爱服务。我们将与那些立志对抗艾滋病的政府和当地人并肩作战。只要当地的领导人能制定具体的策略和明确的目标，我们就将对他们给予有力的支持。
接下来的问题是确定这一援助方案覆盖的国家。我决定选择那些最贫穷和病情最严重的国家，它们中有12个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个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全球有50%的艾滋病感染病例都出自这14个国家。如果能在艾滋病风暴的核心地区有效控制病情的蔓延，我们将给其他国家和国际基金树立一个榜样。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共要花多少钱。乔希的团队开出了5年内150亿美元的天价。我的预算团队对此表示担心。在2002年底，美国的经济状情况并不乐观。美国人民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么多钱花到国外，而不是给本国有需要的公民。
我愿意直面这种质疑。我有信心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拯救非洲人的生命是符合我们的战略和道德需要的。健康的社会将让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失去土壤。这些地方将更加繁荣，从而有能力购买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将用慷慨和同情心打动那些对美国的动机持怀疑态度的人。我相信当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所缴纳的税款将被用来拯救生命的时候，会支持这一做法。
事后，有批评人士指责我发起“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目的是缓和宗教矛盾，并且转移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注意力。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我发起针对艾滋病的倡议是为了拯救生命。我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值得信赖的顾问迈克·格尔森（Mike Gerson）在2002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中说得最好：“如果我们有能力做而不去做，那将是一大耻辱。”
2002年12月，我决心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推到前台。这个计划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要求团队成员们严守秘密。如果这一消息泄露，将引发政府机构为争夺这笔巨款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国会议员们可能会为了各自的目的将该计划的资金分流到别的方向去。我不希望“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沦为官僚作风和利益斗争的牺牲品。
“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得以为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我在2003年1月28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今晚我向大家提出这项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这是超越目前国际社会帮助非洲人民所做的任何努力的慈善之举。”
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纷纷起立对我的方案表示支持。来自乌干达的彼得·穆杰尼博士就站在第一夫人劳拉身边。正是他的祖国和他所领导的项目启发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我有意让我的讲话一鸣惊人，我做到了。克林顿总统的首席艾滋病防治官员称我的讲话“激动人心而且显然是发自内心的”。《芝加哥论坛报》在汇总了各家报纸对我讲话的反应后评论道：“用‘令人惊讶’这个词来形容布什总统的声明是不为过的。”
正如预料的那样，有人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反对意见是针对“ABC”预防政策的。左派批评人士认为提倡禁欲是一种在思想上对安全套的宣战，是不现实和无力的。右派中的有些人则反对发放安全套，认为这将鼓励滥交。还好，国会议员们没有糊涂到反对“B”--对婚姻的忠贞。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两派反对者都认定我们是在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非洲人民。不同的是，一方说我们强加的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另一方说我们强加的是性放纵观念。我对二者的指责都不敢苟同，因为我明白“ABC”预防政策是由非洲创造，在非洲实施，并且已经在非洲取得成功的。
在2003年春天，众议员对“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法案进行了表决。这项提案由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这两位坚定的人权斗士联合起草。他们的提案以375票对41票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创造了两党合作的一次经典案例。
这一提案随即被转到了参议院。在那里，它得到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迪克·卢格（Dick Lugar）强力支持。前者是一位每年都要带领医疗队去趟非洲的医生，后者是善于深思熟虑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比尔和迪克广泛地游说议员们支持这一法案，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这样的保守党人，到特拉华州的乔·拜登（Joe Biden）和马萨诸塞州的约翰·克里这样的自由党人。我告诉比尔我希望在出发前往法国埃维昂（Evian）出席2003年八国集团峰会前签署这一法案，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更好地说服这些盟友们加入我们的行动。比尔为了赶上这一期限，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我出国前3天，我终于签署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法案》。
两个月后，劳拉和我来到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我们的第一站是塞内加尔。当天上午，我们在总统府与阿卜杜拉耶·韦德（Abdoulaye Wade）总统和他的夫人维维亚娜（Viviane）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总统夫妇陪同我们参观了戈雷岛（Gorge Island），这是我在总统任期内最难忘的参观行程之一。
我们参观的起点是一所粉色外墙的建筑--奴隶牢房。博物馆的馆长带领劳拉和我参观了一间间狭小炎热的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放着给奴隶称体重的秤。另一个房间被分隔成若干隔间，用来分开男人、女人和孩子。我们穿过一条狭长的走道来到了“不归门”，这里曾经是一段可怕的跨大西洋旅程的起点。我可以想象当年那些无助的灵魂被迫背井离乡，被押上一艘驶往陌生国度的船时的恐惧心情。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搂住了劳拉，跟她一起凝视着眼前蔚蓝的海面。
科林·鲍威尔和康迪·赖斯就站在我们身后。他们今天取得的成就跟他们祖先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观结束后，我在岛上发表了讲话：在这个地方，自由和生命被窃取并出卖。人们被运送到这里，被分类，被称重，被打上标签，然后像货物一样被装运上船，开始一段不归的旅程。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犯罪……
在整整250年里，这些被俘者的文化和尊严受到了残暴的侵犯。但是非洲裔美国人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的精神。反而是那些捕获他们的人丟失了自己的精神……一个以人人平等为建国基石的共和国，居然沦为了数以百万奴隶的牢笼。但是，正如那句非洲谚语所说：“没有拳头能够遮天。”人类法律给数代人带来的压迫，并不能摧毁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也无法对抗上帝的旨意……
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美国意识到了自由不是只属于一个种族的专利。我们同样也认识到，自由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的专利。美国人民坚信人生来就享有天赋的人权，因此只要太阳经过的地方，都应该享有公平。正是这种信念，让美国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美国希望利用自己所得到的力量和资源，给战乱之处带来和平，给苦难之处带来希望，给压迫之处带来自由。“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为非洲大陆追求自由、尊严和希望的故事谱写了崭新的篇章。每当我访问一个国家，都要反复重申美国将信守承诺。在有着近5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南非，我敦促积极性不高的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总统直接、坦率地应对艾滋病危机。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博茨瓦纳，38%的成年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Festus Mogae）承诺使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资金继续推行该国已经初见成效的艾滋病防治措施。我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国家医院里看望了因为“母婴预防计划”而受益的妇女们。她们向我展示她们健康的孩子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在出生时没有遭到感染，不用戴着艾滋病毒的沉重枷锁迈上人生的旅途。
我此次非洲之行最难忘的时刻，是访问艾滋病援助组织在乌干达设立的诊所，我就是在那里遇见穆罕默德·卡耶萨布拉的。在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总统及其夫人珍妮特的陪同下，劳拉和我在病房里走了一圈，挨个跟病人们拥抱。许多病人向我们展开了怀抱，跟我们分享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一位名叫阿格尼丝（Agnes）的护士对我说，艾滋病在1992年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经过检查后，她发现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她成为了获得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的少数幸运者之一。她要求我送去更多的药，越快越好。当“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援助的药品抵达乌干达后，阿格尼丝用它们帮助诊所里的很多艾滋病人恢复了健康，其中就包括卡耶萨布拉。当卡耶萨布拉2008年访问白宫的时候，阿格尼丝也一起来了。
艾滋病援助组织的主任，一位名叫亚历克斯·科蒂尼奥（Alex Coutinho）的医生，事后表示，我是他所见过的第一个拥抱非洲艾滋病人的外国领导人。这让我感到惊奇。我记得母亲早在1989年就拥抱过感染艾滋病的婴儿，并且此事还出现在了国际新闻里。她的这一举动打消了人们对艾滋病会经过身体意外接触而传染的疑虑。我很骄傲我能够传承她的努力，进一步打消人们对艾滋病的误解。我希望通过一些细节来重建病人的尊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让人们了解，美国人民关心他们。
女儿芭芭拉的同行成为了我非洲之行的一大亮点。在博茨瓦纳，她、劳拉和我一起游览了莫克洛迪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们的目的是在旅途的疲惫中放松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野生动物。为了满足随行记者，白宫工作人员决定安排他们给我们一家三口拍张照片。
跟往常一样，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安排着拍照的准备工作。一辆载满记者和大小镜头的新闻车停在了指定的空地上。当我们的汽车开过来的时候，记者们已经各就各位，准备拍摄我们近距离接触几头大象的情景。在我们下车后不久，一头发情的公象当着全球直播的电视镜头，突然爬到了他的雌性配偶身上。尽管头顶着非洲的烈日，负责打前站的工作人员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劳拉、芭芭拉和我则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来。
作为芭芭拉的首次非洲之行，这次旅途让她感触深刻。在她2004年结束大学学业，并在我的竞选队伍中担任志愿者后，她前往南非开普敦的一间由红十字战争纪念医院开设的艾滋病儿童诊所工作。受到这一经历的启发，她后来创立了一个名为“全球健康军团”（Global Health Corps）的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的运作模式跟“美国支教队”（Teach for America）相似，它组织大学毕业生到三个非洲国家和两个美国内陆城市的诊所去工作。他们为艾滋病人和其他病人提供护理服务，帮助当地改善医疗设施，给病人们带去尊严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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