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30日，在白宫东厅听众席的第一排，坐着一位面带微笑的瘦高个非洲人，他叫穆罕默德·卡耶萨布拉（Mohamad Ka1yesubula）。按说，他应该早已不在人世了。
5年之前，劳拉和我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市遇见了卡耶萨布拉，他当时正在一所由艾滋病援助组织（TASO）设立的诊所接受治疗。这所不起眼的诊所开在一间普通的砖砌平房里，但它却在为数以千计的艾滋病人提供着服务。像其他艾滋病晚期患者一样，卡耶萨布拉骨瘦如柴。他吃得很少，高烧不退，并且已经卧床将近一年。
我原以为艾滋病援助组织的诊所将是一个充满不幸和绝望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诊所的门上看到这么一句手写的标语：“带着艾滋病毒积极地活下去。”一组由艾滋病孤儿组成的合唱队用歌声向我们表达了对未来的信仰和希望。在演出的最后，他们用甜美的声音演唱了一曲《美丽的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我有一个梦想，”病床上的卡耶萨布拉对我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到美国去看看。”
当我离开那间诊所时，心里充满了感动。那里的病人用行动再次证明了我一直坚信的理念：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尊严和价值，因为每个人都属于万能的上帝。同时，这些病人们所遭遇的痛苦，让我想起了《圣经》福音所说的那句：“凡得多者须多付出。”
美国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得多者”，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要求去付出。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国会批准了我的提案，向非洲提供15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对抗艾滋病毒。这项名为“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方案，是有史以来针对单一疾病的最大一笔国际援助资金。我希望它能成为医疗领域的“马歇尔计划”。“我代表我们国家向全体非洲人民和乌干达人民保证，”我在艾滋病援助组织的诊所里说，“你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美国已经决定采取行动。”
3个月后，卡耶萨布拉领到了第一份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这种药让他重新恢复了体力，并且离开病床站了起来。他在艾滋病援助组织的诊所里谋得了一份工作，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的6个孩子。2008年的夏天，我邀请他来到白宫，见证我签署一份历史性法案，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艾滋病的投入增加一倍。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原来那枯萎的躯干已经变得强壮有力。他已经起死回生。
他并不是唯一的幸运者。在5年时间里，获得艾滋病药物治疗的非洲病人由5万增加到了将近300万，其中超过200万是得益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那些原本已经在等死的人，又重新获得了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受到耶稣让朋友起死回生的故事启发，非洲人民给这一奇迹般的转变起了个有意思的名字：拉撒路效应。
1990年时，父亲曾让我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冈比亚，参加这个国家的独立25周年庆典。多数美国人听到这个只有90万人口的西非小国的名字，马上会想起小说《根》（Roots）的作者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劳拉和我都读过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哈里在书中讲述了自从他的祖先在18世纪被从非洲贩卖到美国后的家族经历。
不幸的是，我眼前的冈比亚似乎还停留在18世纪。劳拉和我乘坐着一辆由美国使馆提供的雪佛兰旧车在首都班珠尔的街头转了一圈。除了主干道，其他地方都是泥地。在我眼里，绝大多数人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双腿，很多行人还背负着沉重的包裹。这次冈比亚之行的重点是独立庆典。这一庆典举行的地点在冈比亚的国家体育场内，那里到处是剥落的油漆和碎裂的混凝土。我当时想，我在西得克萨斯念高中时的学校体育场也比这要强得多。
8年后，当我开始考虑竞选总统时，冈比亚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跟康迪·赖斯一起在州长官邸里讨论外交政策。一天，我们谈到了非洲的话题。赖斯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感情。她认为非洲拥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却被人们忽视了。我们一致同意将非洲问题作为我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认为美国一向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国家，热衷于给世界各地贫困和绝望的人们提供帮助。问题是如何让我们提供的帮助更有效果。我们过去对非洲所采取的外交援助行动可谓是臭名昭著。这些行动绝大多数是在“冷战”背景下产生的，目的是支持当地的反共政府。我们的援助让那些亲美的政权坐稳了江山，却没有给当地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善。2001年，非洲一共获得了140亿美元的外交援助，比其他任何一个大洲都要多。但是那里的人均经济增幅缓慢，甚至还达不到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另一个问题是，传统的外交援助模式具有很强的家长式作风。往往是富国给穷国开一张支票，然后命令他怎么花这笔钱。我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模式来援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他们的伙伴，而不是家长。我将给予发展中国家足够的信任，让他们自行决定怎么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我们要做的是，跟踪考察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进行考核。这样做的结果是，接受援助的国家能够以主人翁的积极性投身这些项目，美国的纳税人也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慷慨解囊所收到的效果。
在我们第一次讨论非洲问题时赖斯就告诉我，有一个问题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艾滋病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相关的统计数据让人震惊：艾滋病已经夺去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上千万人的生命；在一些国家，每4个成年人就有1个携带艾滋病毒；预计感染者的总人数将在2010年超过1亿。联合国预测，艾滋病将成为自中世纪的黑死病之后最严重的流行疾病。
在我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每年用于全球艾滋病防治的预算是5亿美元多一点。这一金额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但是相对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它只是杯水车薪。这笔预算还被毫无组织地分配给了6家机构来执行，他们的很多工作都是互相重叠的。这显示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的策略。
我们急需一个更有效的方案，来取代这种杂乱无章的做法，这样我们才对得起美国的纳税人和我们的良知。我决定将遏制非洲艾滋病蔓延作为我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3月，我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位来自加纳，谈吐儒雅的外交专家。尽管我们的会谈中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们就坚决遏制艾滋病蔓延达成了共识。他建议创建一个全球基金，通过整合世界各国的资源来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
听完了他的提议后，我没有表态。我觉得联合国是一个笨重、官僚和低效的组织。每个捐助国都会有自己的考虑，我担心一个由各国捐款组成的基金无法专注、有效地使用纳税者的钱。
不过，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米·汤普森却建议我支持这一全球基金，并且首先提供2亿美元的捐款。他们认为，美国抢在第一个捐款，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他们的坚持让我放下了疑虑。2001年5月11日，我、科菲和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一起在玫瑰花园宣布对这一项目进行援助。“我代表全世界的艾滋病受害者，尤其是非洲的艾滋病受害者，感谢你们。”奥巴桑乔总统说。
我在讲话中说：“今天早上，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我没有告诉大家，其实我脑子里还有更多的计划。
就在我们宣布支持国际基金的4个月后，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前，我们把救助疾病和贫困看做一种纯粹的人道主义行为。但是在“9·11”袭击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行为还可以带来更多的价值。我们的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着密切关联。深受贫穷和疾病困扰的社会将产生绝望的情绪。而处于绝望情绪中的人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发展对象。在非洲和其他类似的地方为人们纾困解难，将有助于保障美国本土的安全并提升我们的集体精神。
到2002年初的时候，我已经确信联合国的国际基金不是应对艾滋病危机的有效方式。尽管美国已经将捐款额度提高到5亿美元，但是这个基金依然缺乏足够的资金，迟迟按兵不动。与此同时，艾滋病在一刻不停地吞噬非洲人民的生命。死者大多数介于15岁至49岁之间，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年龄层次。如果这一势头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在2020年达到6800万，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遇难人数的总和。
我不能坐视无辜的生命因为国际社会的低效而消逝。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启动自己的全球防治艾滋病计划了。我们将自行掌控这些资金，加快行动节奏，并且一定要取得明确的效果。
乔希·博尔滕组建了一个团队来起草行动建议。6月，他们向我提交了一份方案，建议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艾滋病危机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上：艾滋病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当时，有1760万妇女和270万儿童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中。每45秒钟，就会有一个携带艾滋病毒的儿童降临在非洲。
科学家们刚刚成功研制了一种名叫奈韦拉平（Nevirapine）的新药，可以将艾滋病毒从母亲向婴儿传染的比率降低一半。但是这种药物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仍然很罕见。乔希的团队建议我们在未来5年内投入5亿美元的资金来购买药物，并在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非洲和加勒比国家培训医护人员。
“那我们马上就行动吧。”我说。这一计划将专门针对艾滋病危机核心地区中的一个特定人群，并将由当地官员领导实施。我们给这个计划确立了一个宏伟而又切合实际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每年为100万母亲提供治疗，拯救15万婴儿。
2002年6月19日，我在玫瑰花园正式宣布启动“预防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国际计划”。在17个月内，我们将美国应对全球艾滋病危机的预算翻了一番。
在我宣布母婴预防计划的当天上午，我把乔希·博尔滕叫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它还远远不够，”我对他说，“你要给我画一张更大的蓝图。”
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团队提交一份大规模行动计划。这一以艾滋病的治疗、预防和护理为重点的计划成为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雏形。
这份计划中最具革命性的内容出现在第一部分“治疗”里。据估计，整个非洲有400万艾滋病人需要服用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维系生命，但是能够获得这种药物的人数只有不到5万人。得益于医药科技的发展，艾滋病人赖以为生的“鸡尾酒疗法”所需的药丸已经从过去的每天30片减少到每天两片。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数字将减少到一片。新的药物拥有更强的疗效和更小的副作用，每年的治疗费用也从原来的12000美元下降到了不到300美元。美国只需每个月付出25美元，就能长年延续一位艾滋病人的生命。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科技成果，”我对团队成员们说，“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把药片送到病人手里呢？”
托尼·福西介绍了一项由彼得·穆杰尼（Peter Mugyenyi）博士在乌干达实施的项目。这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博士开办了一个先进的诊所，他本人也是第一批把反逆转录酶病毒药引入非洲的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中，托尼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照片。我们看到艾滋病援助组织旗下的乌干达医护人员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地给病人送去反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尽管穆杰尼博士和艾滋病援助组织的项目还能全面展开，但是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给他们足够的支持，他们的项目将取得更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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