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2003年感恩节行程不同，在机场举行的会议当中，我决定在非战争区--“绿区”会见马利基总理，此地位于巴格达中心，有防御工事的保护。美军直升机载着我们，快速低空飞越巴格达，并不时地发射照明弹作为掩护，以防御热跟踪导弹的袭击。我到大使馆时，总理正在等我。从他4月份当选时，我就想见他一面。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得很好，但我想确认一下，他的信心是不是真的。
“成败将取决你的决定和行动，”我告诉他，“这可不容易，但无论有多难，我们都会伸出援手。”
马利基感谢美国解放了伊拉克，并明确表示希望与美国结成亲密伙伴。“我们定会战胜恐怖活动，取得胜利，这也是民主的胜利。”他说道，“仍有许多阴暗小人，害怕我们成功。他们的担心没错，因为我们的成功会让他们走下权位宝座。”
马利基总理举止绅士、声音轻柔，但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坚强。萨达姆处死了他不少家人，但他仍不放弃反对党的身份。我希望将他个人的勇敢呵护壮大，使他能够成为伊拉克人民所需要的强硬领导人。
马利基总理带领我进入一个会议室，与他的内阁成员见面，其中包括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领导人。我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将他介绍给我的团队。我的顾问们并不知道我离开了戴维营，他们看到我人在巴格达，感到异常惊讶。伊拉克方面的讲话异常激动，这可是史上第一次美伊联合安全会议。
我与乔治·凯西将军还举行了此次行程另一个核心会议。乔治·凯西将军勤勤恳恳、尽职尽责，驻伊拉克两年了。在我的请求下，他又延长了任期。他告诉我，八成的派系间流血冲突都发生在巴格达附近30英里的范围内。控制住首都巴格达，对于稳定伊拉克其他地区至关重要。
凯西将军计划以新方式保障巴格达安全。
进攻性的“共同前进行动”将会应用“清除、占领、建立”战略，此模式在塔尔·阿法和摩苏尔业已成功。
不过我也发现了矛盾之处。“清除、占领、建立”战略要集中大量士兵，但是我们的将军们又希望缩减军事占领范围。他领悟到我的疑虑：“我会做得更好，以实际行动向你解释这一点。”凯西将军说道。
“我相信你会的。”我回答说。
2006年夏天是我担任总统期间最艰辛的日子。我一直在思考这场战争，片刻无休。马利基政府的决心和扎卡维之死都让我振奋，但是我仍然放心不下被流血冲突笼罩的一切。在伊拉克，平均每天有120人丧生。战争已持续3年多，2500名美军人员牺牲。对于我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方式，美国人约有2\/3反对，1\/3支持。
我第一次担心我们究竞能不能成功。如果伊拉克以派系界限分隔开来，我们的努力将前功尽弃、化为乌有，我们会看到越南当年的状况重现：国破家亡，屈身辱志；打击沉重，军队分崩；美国利益受损，大步而退。如果真的如此，美军战败伊拉克的后果比在越南更为严重。伊拉克石油储藏丰富，是基地组织的安全港湾，如果我们失败，岂不是将那里拱手让给基地组织。这也会让虎视眈眈的伊朗更加肆无忌惮，全力发展核武器。这样，整个中东地区那些顶着风险，追求自由的人们，将梦想破碎、希望无存。最终，我们的敌人将以那个避难所为基地，攻击美国本土。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向公众做出一个清醒的决定，以示决心，打消疑虑。我希望美国人民能理解，我矢志不渝地坚信我们的事业。伊拉克人也应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我们的敌人也应知道，我们已下定决心，定将大胜而归。我最牵挂的，还是美军士兵。我设身处地，想他们之所想，去体会20多岁的年轻人远赴前线的感受。我能理解那些父母的心情，儿女远赴战场，他们必定牵心挂意。身为最高元首，决不能怨天尤人、举棋不定、矛盾重重，这是民众最不愿看到的。
如果我真的关心战争走势，我应当努力调整政策，而不应在民众的评价中困扰纠结，感情用事。
家人、朋友和信仰都给予我力量。在戴维营时，劳拉和我都喜欢与军人家庭一同，在基地教堂里祈祷。2006年的教堂牧师，48岁的海军少校斯坦·福内亚（Stan Fornea），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最棒的牧师。“邪恶真实存在、《圣经》有之、无孔不入。”他在一次布道时说，“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辨其无存。但对邪恶，决不可听之任之，应将其制于股掌。”他还引用了18世纪英国领导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爵士的话：“善人袖手旁观，乃邪恶制胜之道。”
斯坦·福内亚相信，自由能够反制邪恶。他也知道，实现这一点，要付出代价。“没有牺牲，便没有崇高事业。”他在一次布道时说，“自由值得捍卫，但如果底线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付出，那么我们的国家太渴望这样了。”
总而言之，斯塔·福内亚是个乐观之人，他内心的希望鼓舞了我的斗志。“《圣经》非常重视心灵虔诚、持之以恒、克制情绪，”他说道。“我们不拋弃、不放弃。我们不相信世间会有绝望之境。”
我从历史中也找到慰藉。8月，我阅读了理查德·卡沃丁（Richard Carwardine）写的书《林肯：充满决心与力量的一生》（Lincoln：A Life of Purposr Pouer）。我在担任总统期间阅读过14本林肯传记，这是其中之一。林肯传记向世人展现了林肯所感受的混乱与绝望，当时他在读电报，其中描述联邦军在钱瑟勒斯维尔（Chancellorsville）等地的溃败。在钱瑟勒斯维尔，联邦军伤亡人数达1.7万。在奇克莫加（Chickamauga），有1.6万人伤亡。
他所面对的艰辛，不只是惨重伤亡。他还要一个接着一个地到处寻找指挥官，直到找到一个还能够带兵打仗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威利（Willie）在白宫死去，妻子玛丽·托德（Mary Tod）沮丧消沉。然而，林肯对上帝充满信念，坚信他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战，最终他挺了下来。
林肯与普通士兵都能打成一片，这是他担任领导的一个特点。在最黑暗的战争岁月，林肯长时间在“士兵之家”看望伤病员。他的同情与共鸣之心，给后人上了重要一课，也为之后的战时总统树立了典范。
阅读牺牲士兵家人的来信，是担任总统期间最令我感动的事情之一。我收到数百封来信，其中所表达的情绪，千言万语都难以概括。许多来信中都表达了共同的愿望：坚持到底，完成使命。佐治亚州一位阵亡战士的父母在信中写道：“看到美军伊拉克行动搁浅，我们万分心痛。”亚利桑那州一位悲痛的母亲在电邮中说道：“我们要完成任务，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
2005年12月，我收到一封从加州彭萨科拉寄来的信件：
尊敬的布什总统：
我叫巴德·克莱（Bud Clay）。我的儿子丹尼尔·克莱（Daniel Clay）上士（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上周--2005年12月1日在伊拉克牺牲。有1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费卢杰因路边炸弹而丧生，他是其中之一。
丹尼尔是位基督徒，他知道耶稣是拯患救难之主，所以我们知道儿子现在在哪儿。他在最后一封信中（一封留给我的家书，以备不测）说道：“你读到这封信，就意味着我的人生旅程结束了。”他现在回家了，回到了我们真正的共同家园。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告诉你，我们（他的父母和家人）为你感到自豪，为你竭尽全力、保护人民而感到骄傲。这是丹尼尔第二次远赴伊拉克，他知道并且也说过，他到那里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我想鼓励你。我在你的演讲中听到“坚持走下去”。我知道许多人不支持你的“反恐战争”，在压力之下，依然做应做之事、打应打之仗，你一定也身心俱疲。我们大家都为你祈祷，愿你克服困难。正如林肯所言“人不能白死，血不能白流”。
你肩负重担，我们为你祈祷。
愿上帝保佑你，
巴德·克莱
一个月后，我邀请巴德和他的妻子萨拉·乔（Sara Jo）和丹尼尔的遗孀莉萨（Lisa）来参加我的国情咨文演说。演讲前，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克莱一家。我们热情相拥，他们又提到他们在为我祈祷。他们的坚强鼓舞了我。上帝之功令人叹服，将他们一家的悲怆之心变成同情与怜悯。他们的信念显而易见、真真切切，令我的信念也更为坚定。我本想让克莱一家振作精神，没想到他们却令我精神振奋、深受鼓舞。
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2006年元旦，我与夫人劳拉前往位于得州圣安东尼奥的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我们拜访了51位受伤士兵及他们家人。我在一个房间里见到了俄勒冈国民警卫队的克里斯蒂安·巴奇（Christian Bagge）军士参谋以及他的妻子梅利莎（Melissa）。克里斯蒂安在伊拉克巡逻时，他的输送车引爆了路边炸弹。他被车子卡住长达45分钟，失去了双腿。
克里斯蒂安告诉我，他以前喜欢跑步，打算以后再跑起来。这样的话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我想鼓起他的志气。“当你准备好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说，“我要和你一起跑。”
2006年6月27日，我在白宫南草坪再次与克里斯蒂安见面，他下身安装了碳纤维义肢。我们沿着比尔·克林顿修建的慢跑小径走了几圈。克里斯蒂安的力量和勇气让我异常惊讶。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6个月前，他还卧病在床休养。他没把自己看做受害者，他为自己在伊拉克的所为感到骄傲，他也希望他的例子能够鼓舞其他人。
那个夏天以及随后数年，克里斯蒂安总令我难以释怀。我们的国家应当对他表示感激，给予支持。我对他亏欠良多，我决不能在伊拉克战败。
8月17日，我在白宫罗斯福厅召集国家安全小组，与凯西将军、阿比扎伊德将军、哈利勒扎德大使举行远程视频会议。“共同前进行动”的前景并不光明。美军士兵已将恐怖分子和敢死队赶出巴格达周边地区，但伊拉克武装部队无法控制局势。我们可以“清除”，但未能“控制”。
“局势似乎在恶化，”我说道，“我很想说我有一个重拳反击计划。但美国能成功吗？如果能，如何才能？我们的指挥官会如何回应？”
凯西将军告诉我，要成功，就要加紧步伐，将责任移交给伊拉克人民。
“我们要助其自助。”唐·拉姆斯菲尔德说道。他以前说过“我们的手不能再扶着自行车座了，前进终要靠骑车人自己”，这次他换了个说法。我希望让这个团队知道，我有了不同的想法。“我们必须成功，”我说，“如果他们不行，我们就要代而行之。”如果自行车前进方向摇摆不定，我们还要把手放回自行车上，扶着它。我们要信心十足，绝不能输。
白宫办公厅主任乔希·博尔滕知道我的前进方向，他感叹了一下。“如果情况更加恶化，”他在会议快结束时说，“国家安全团队建议采用什么极端策略呢？”
我离开会场后，我认为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来思考这些战略。我授权史蒂夫·哈德利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小组正在整编的报告定稿。我希望他们能针对每个战略背后的假设，提出异议，创造新思路。我不久便将他们视做我的一批勇者谋士。
到秋季时，伊拉克军情数据表显示，平均每周有近1000次攻击。有报告描述，派系极端分子用机械钻对平民施以酷刑，他们从医院绑架病人，并对周五祈祷活动中的信徒实施爆炸袭击。凯西将展开第二轮全面行动，恢复巴格达安全稳定，这次有更多伊拉克当地武装力量负责占领地盘。不过，行动再一次失败了。
我决定战略要变一变了。为了让美国人民信服，也要同时做出人事变动。唐·拉姆斯菲尔德建议，我在伊拉克应当有全新的耳目。他说得对，我也需要新指挥官。乔治·凯西将军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都已在伊拉克超期任职，按照原先的时间计划与安排，应当回国了。这两个职位也正是需要新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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