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自由议程 (6)

　　自由议程对中国来说是个敏感话题。我的策略是用中美已有的共识来拉拢中国，并以此合作，建立信任，从而坦率探讨两国分歧。

　　我努力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发展密切关系。江泽民主席和我之间起初并不顺利。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军EP-3型电子侦察机与一架中国飞机相撞，并紧急降落在海南岛，中国飞行员从驾驶舱弹出并遇难。美方机上24人被扣海南岛一军营接受讯问。当时，伊朗人质危机的一幕浮现在我眼前，我不想与中国的关系一开始就弄成这样。

　　在与中方苦苦联络了几天之后，我终于联系上了江主席，他当时正在智利。中方立即同意释放侦查机上所有人员。我写了封信作为回应，对中方飞行员牺牲表达遗憾，对美侦察机未经许可降落海南表示歉意。后来我得知，中方如此处理这次危机，是因为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轰炸后，中国人民觉得政府的反应不够强硬，而中国政府也深知民众的此种情绪。撞机事件之后，中国政府要求美方为侦察机组人员支付100万美元的食宿费用，最终美方支付了3.4万美元。

　　2002年2月，我与夫人劳拉首次访华，受到江主席热情诚挚的接待。在为我们接风的人民大会堂欢迎晚宴结束后，江泽民主席为大家演唱了一曲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并由两位身着军服的迷人中国姑娘伴唱。他的歌唱表演让我感到他的态度的巨大变化，一年前我通过电话都无法与他取得联系。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之间的信任更近一步了。

　　对台湾问题的理解也深化了这种信任。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内战之后，台湾岛在1949年与中国大陆分成两个政府。每次我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都会重申美国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动摇。我也明确表示，我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包括台湾方面宣布独立以及中国大陆对台军事行动。

　　胡锦涛上任时，我决心与他也建立紧密关系。胡锦涛比其前任江泽民年轻16岁，他沉着稳重，精于分析。与许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工程师教育出身。一次在白宫东厅的午宴中，我向他提了一个我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呢？”

　　我告诉他，我担心会有再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这个答案很坦诚。这表明他担心那些不满下岗群众的影响。这个答案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诸如伊朗和非洲那样资源富饶地区的政策。这也表明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麻烦的空想家。

　　我与胡主席共同努力，从朝鲜问题、气候变化、经济贸易等话题中寻求共识。对我而言，扩大中国潜在的10亿消费者市场对美国开放，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样，美国市场的开放对于中国也是相当重要。我也发现贸易可以当做推进《自由议程》的手段。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扎根于商业市场中的自由也会引导人们去广场上公开寻求其他方面的自由。我上任最初的决定之一，就是继续推进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我要求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和国务卿赖斯构建战略经济对话。

　　我们与中国领导层的分歧之一就是人权问题。我关注宗教自由，因为我相信让人民按自己意愿去朝圣是《自由议程》的基石。在最初的一次会面中，我向江主席表明，信仰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每天都会阅读《圣经》。我告诉他我计划在我们的会谈与合作中提升对信仰自由的关注。他回答道：“我也读《圣经》，但是我不相信里面所说的。”

　　我告诉两位中国领导人，宗教信仰者心灵平和、富有成效，这样的公民能够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我对他们说，为使中国人民发挥全部潜能，应当信任人民，赋予人民更大的自由。我并没有在恫吓或教导他们，我是在用自己的行动传达这些讯息。劳拉和我在北京时也去了教堂做礼拜。我拜访了包括香港主教在内的一些宗教领袖，而且也为中国一些牧师和信徒、博客作者、异见人士及政治歧见者呼吁与声张权利。

　　在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悉尼峰会时，我告诉胡锦涛主席，我计划参加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的仪式。这位佛教领袖总是令中国政府很头痛，他被指责挑起西藏分裂活动。我在总统任期内见过达赖喇嘛五次，我觉得他和蔼而平和。我告诉中国领导人不应当怕他。“这并不是要喝止中国，”我说道，“这只是我对达赖喇嘛和美国国会表示尊重的方式而已。你们都知道我对宗教信仰自由充满坚定信念。”

　　“这在中国是个政治敏感问题，”胡主席回答道，“这会引发中国人民非常强烈的反应。”他的意思是这会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他们不希望我成为第一个与达赖喇嘛一同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美国总统。

　　“我恐怕不得不去参加那场仪式。”我说道。

　　我也想了解一些好消息。“奥运会筹备得怎么样了？”我问道。我说的就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中国在竞争中胜出并赢得举办权。

　　他向我介绍了奥运建设的新进展。我告诉他我会到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我知道如果我不参加，会面临压力，并且有许多人想将奥运政治化，但是我向他保证我一定会参加，别把我忘了。“我把酒店都订好了。”我开玩笑说道。听到这里，他看起来轻松了一些。

　　北京奥运会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亮点之一。我和夫人劳拉、女儿芭芭拉、弟弟马文和弟媳玛格丽特，以及我们的朋友罗兰（Roland）、洛伊丝·贝茨（Lois Betts）、布拉德·弗里曼（Brad Freeman）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到达北京，与我父亲和妹妹多萝在那里碰面。父亲和我与雷德（Sandy Randt）大使一同参加了美国大使馆新馆的剪彩仪式。雷德大使8年来一直任职于北京。大使馆新馆与30年前父亲所执掌的小小外交办事处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胡主席也表现出异常慷慨的姿态，为我们一行所有人在中南海举行午宴，这次布什家族的团聚堪称是空前绝后。

　　北京奥运会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并且趣味无穷。我们在水立方观看了男子游泳比赛，美国队东山再起，表现精彩绝伦，在自由式游泳接力赛中争夺金牌，并以微弱优势击败法国队。我也顺道去观看了沙滩排球队员的训练，这个精妙的组合包括两名成员：米丝蒂·梅-特雷纳（Misty May-Treanor）和克里·沃尔什（Kerri Walsh）。我开玩笑地拍了一下米丝蒂后腰，结果引发了一个国际大新闻，其实按照传统，拍的位置应该更低一些的。在众所瞩目的中美篮球比赛运动员上场对战之前，我们去了队员更衣室。队员们非常亲切和善，令人钦佩。“嗨，老爹！”球员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一看到我父亲进屋，就大喊了一声。

　　奥运会让世界有机会见证中国的魅力与创新。我希望这次奥运会也能让人民看到一幅更加宽广的景象：媒体独立、网络公开、言论自由。时间会告诉我们北京奥运会的长远影响。历史表明，一旦人民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他们终会想要得到更多自由。

　　2002年11月23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阴雨绵绵、天色灰暗。然而，有数万人来到解放广场，庆祝罗马尼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罗马尼亚来说，这个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15年前，这个国家还是苏联附属国、华沙条约成员。

　　快走到演讲台时，我注意到一个灯火辉煌的阳台。“那是什么？”我向那位提前来到这里的先遣工作人员询问。他告诉我，1989年，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曾在那里发表过最后一次演讲。

　　正当艾奥·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介绍我之时，雨停了，一道色彩绚丽的彩虹划过天际，彩虹尾端刚好落在那个阳台，闪耀的阳台像是对自由的纪念。那一刻令人动容，我脱口而出：“上帝今天在对我们微笑。”

　　这一天举行庆祝的年轻民主国家，不只是罗马尼亚。我也为美国投出赞成票，接纳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北约组织。在我看来，扩大北约组织是推进自由议程的一大强有力武器，因为北约组织要求成员符合高标准，开放经济和政治。一个国家有望加入北约组织，是该国改革的助推器。

　　我在布加勒斯特演讲后一年，一位充满领导魅力的年轻民主人士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突然冲进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议会公开会议的会场中。他表达了数千名格鲁吉亚示威者的心声，痛斥国会选举充满腐败，选举结果违背法律。这次没有流血牺牲的政变被广泛称做“玫瑰革命”。6个星期后，格鲁吉亚人民来到投票点，选出萨卡什维利担任总统。

　　2004年11月，乌克兰总统选举发生舞弊事件，随后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抗议。数十万人冒着严寒示威游行，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在竞选运动中，尤先科身重奇毒，导致面部变形，但是他不愿意放弃竞争。他的支持者每天都穿着橘色的衣服、戴橘色的围巾、系橘色的丝带，直到乌克兰最高法院判决这次选举涉嫌腐败，要重新进行选举。最终，尤先科于2005年1月23日胜选，给“橘色革命”画上句号。

　　2008年，北约组织峰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申请加入“北约成员行动计划”，这是获准成为北约成员前最后一个步骤。我强烈支持他们的申请。但是否批准，需要北约组织各成员一致决定。默克尔和法国新任总统萨科奇都持怀疑态度。

　　他们知道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与莫斯科方面的关系很紧张，他们担心北约组织会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此外，他们还担心两国的腐败问题。

　　我认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使得“北约成员行动计划”更应该扩展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如果这些国家都将加入北约组织，俄罗斯就更不会实施侵犯了。从政府执政的角度看，即将成为北约组织成员，会鼓励他们清除腐败。我们做出了共同让步：我不会在布加勒斯特的峰会上批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行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表一份声明，宣布他们将来总有一天注定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在讨论临近结束时，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向我侧过身子，对我说：“我们没有批准他们的 ‘北约成员行动计划’，但是我们将来或许可以直接让他们加入北约啊！”

　　北约组织针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争论，明确体现了俄罗斯的影响力。2001年我第一次与普京见面时，他向我诉苦，说俄罗斯肩负着许多苏联时代的债务。那时候，国际原油交易价格是每桶26美元，而在2007年9月，我与普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会面时，油价已经涨到了每桶71美元，并在2008年夏天一路飙升至每桶137美元。普京靠着椅背问道，俄罗斯的按揭证券怎么了？

　　这是普京很典型的评论。他时而趾高气扬，时而魅力迷人，时而坚如磐石。我在担任总统的8年间，与普京会面超过40次。我和劳拉曾邀请普京及夫人柳德米拉（Lyudmila）到我们克劳福德家中做客。我们也拜访过普京在莫斯科外的郊区别墅，他带我参观了他的私人小教堂，还让我驾驶了他经典的1956年产伏尔加轿车。圣彼得堡白昼节时，他曾带我和劳拉水上泛舟，观赏美景。我还曾邀请他到美国缅因州小镇肯纳邦克港，和我父亲一起钓鱼。他第一次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时的反应，令我永远难忘。那天清晨，光线从办公室南面的窗户透进来。他一进屋，就脱口而出：“天哪，这里简直太美了！”一位硬朗的前苏联克格勃特工，看到美景时有这样的反应，真是很不一般。

　　经过了许多波折起伏，我们对彼此非常坦诚。我们在诸多重要方面携手合作，例如反恐、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及保障核原料安全等。

　　我们之间最大的合作成果，源自于2001年我们在斯洛文尼亚的第一次会面。我告诉普京，我打算按规定提前6个月发出通知，美国将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这样美俄两国就可以各自发展高效导弹防御系统。他明确表示这会影响我在欧洲的声望。我告诉他，我在参加竞选时提出过这个承诺，美国人民希望我说到做到。“冷战结束了，”我告诉普京，“我们不再是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