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通知他，美国会单方面削减2\/3的战略核弹头，普京同意配合我们也做出相应削减。不到一年之后，我们签署了《莫斯科条约》，承诺两国将缩减核弹头部署，由6600枚减少至1700~2200枚，此举最晚在2010年实现。这项条约实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核裁军。武器控制条约通常都要经过无休止的谈判才能完成，而这项条约却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松实现了。
在这8年间，俄罗斯的新兴财富影响了普京。他对外更加强硬，对他在国内的举措，也多加辩护。在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布拉迪斯拉发，我们举行了我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次面对面会谈，对俄罗斯民主缺乏进展，我提出了我的关切。他逮捕俄罗斯商人，践踏新闻自由，这令我很担心。“不要拿新闻自由教训我，”他说，“既然你把那个记者开除了，就不要再指责我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才明白他说的是谁。“普京，你说的是不是丹·拉瑟？”我问道。他说就是。我说：“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问题。美国人民会认为你不了解美国的体制。”
会面后，我们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由我点两位美国记者，普京点两位俄罗斯记者进行提问。来自国际文传电讯社的阿列克谢·梅什科夫（A1exei Meshkov）提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问普京的。“布什总统最近说过，俄罗斯新闻媒体缺乏自由，”他说，“到底是如何缺乏自由呢？……你为何不谈谈美国侵害记者利益的问题呢？比如有些记者被开除的事情。”真巧啊2这个俄罗斯所谓的自由媒体在鹦鹉学舌，和普京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普京和我都喜欢健身。普京很用功，定期游泳，还练习柔道。我们都是喜欢竞争的人。有一次普京来访戴维营，我给他看了我的苏格兰犬小巴尼，不过他对巴尼感觉一般。后来我访问俄罗斯时，普京问我想不想看看他的狗，库尼（Koni）。我说当然想。普京的别墅外面种着白桦树，我们正在树下的草坪上面走着，突然一只大大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沿着草坪冲了过来。普京闪露出自豪的眼神，他说：“它比巴尼更大、更壮、更快。”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加拿大首相史蒂芬·哈珀。“你很幸运，普京只给你看了他的狗而已。”他回答说。
巴尼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普京是个热爱祖国、骄傲自信的人，他希望俄罗斯能再次拥有大国的姿态，并以此为目标，扩展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他恫吓周边的民主国家，并切断东欧部分地区天然气供应，将能源作为经济武器。
普京也是个机智的人。普京支持希拉克和施罗德制衡美国的影响力，普京则说服他们保护他在俄罗斯的权力稳定以当做回报。在一次圣彼得堡八国集团峰会的宴会上，大多数领导都就民主纪录质疑普京，但希拉克没有这样做。他表示，普京把俄罗斯管得很好，但他怎么做到的，不关我们的事。不过比起施罗德的做法，希拉克的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施罗德这位德国总理刚卸任不久，就成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集团旗下一家公司的主席。
普京喜欢权力，俄罗斯人民也喜欢他。依赖原油的巨大预算出现超支，没有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亲自挑选接班人，然后又使自己获得任命，担任总理。
2008年8月，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低谷，当时俄罗斯派坦克穿越边界，进入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Abkhazia）。这两个省都是格鲁吉亚领土的一部分，但都与俄罗斯有着密切联系。我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
劳拉和我正站在队列中，等待胡锦涛主席接见。这时，我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吉姆·杰弗里（Jim Jeffrey），向我低声报告了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的消息。我向队列前面望去，普京就在那里，与我间隔几个位置。我觉得在欢迎队列中激烈讨论外交问题不太合适。
我要直接向梅德韦杰夫总统表达我的关切，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我和梅德韦杰夫并不是很熟。2008年4月，就在俄罗斯更换领导之前，普京邀请梅德韦杰夫和我们一起到索契（Sochi）做客，那里是俄罗斯的“戴维营”。当时的氛围一片欢乐。普京举办了一场绝佳的宴会，之后还有民族舞蹈表演。宴会中途，我和美国代表团成员们被从椅子上拉起来，到台上共舞。那种舞蹈很像是美国传统方块舞和吉特巴水兵舞的结合体。我相信如果我喝点儿伏特加的话，肯定跳得更加流畅。不过这倒的确很奇怪，我在俄罗斯这一路上都很少见到伏特加，这与往日共产主义时代情况不同。
我很高兴有机会和梅德韦杰夫在一起，他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第一位非共产党领导。他发表了精彩演讲，描绘他将如何实施法制、推动俄罗斯经济自由化以及减少腐败。我告诉他我期待着与他进行总统与总统间的交往。当然，大问题是，是否是他真正在掌管国家。我试探着问了普京，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他还会不会使用索契的官邸。“不，”他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总统的夏日官邸。”
我回到北京的酒店后给梅德韦杰夫打电话。他情绪很激动，我也是。“我强烈建议马上开始平息这场事件，”我说，“你们的不当行为将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我们绝不会与你们为伍。”
梅德韦杰夫告诉我，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是像萨达姆一样的人物。他声称萨卡什维利无缘无故发动野蛮攻击，挑起事端，导致超过1500个平民丧生。
“你可别说你也要杀死1500个人报仇。”我回答道，“你已经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你的看法。”我说：“我也已经严肃地提出要求，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我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方面会一路猛攻到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推翻民选总统萨卡什维利。
俄罗斯显然无法忍受格鲁吉亚实行民主，总统支持西方阵营。我在想，如果格鲁吉亚的“北约成员行动计划”申请获得批准，俄罗斯是不是也同样会开战。
我紧接着给萨卡什维利打电话。可以理解，他非常紧张。他向我描述了俄罗斯的攻击，敦促我不要放弃格鲁吉亚。“我听你的，”我说，“我们不希望格鲁吉亚瓦解。”接下来的几天，我公开表示要维护格鲁吉亚领土完整，并与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萨科奇总统一同召集其他国家，呼吁俄罗斯撤军，并用美军飞机向格鲁吉亚投放救援物资。我们还承诺将会帮助格鲁吉亚重建军事力量。
观看奥运会开幕式时，劳拉和我以及普京和他的译员都坐在同一排。胡锦涛主席是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各国元首的，我当时有很多话没向普京说，这下有机会好好谈谈了。劳拉和她旁边的柬埔寨国王挪了几个位置，把普京换到我旁边坐。我知道镜头会对准我们，所以我尽量保持谈话情绪不要太激烈。我告诉他，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如果不从格鲁吉亚撤军的话，将会把自己孤立。他说萨卡什维利是个战争罪犯，是他们先对俄罗斯挑衅的。普京的说法和梅德韦杰夫一模一样。
“我想警告你，萨卡什维利现在情绪很激动。”
“我也情绪很激动。”普京反驳说。
我盯着他看了一眼。“不，普京，”我说，“你情绪很稳定。”
经过几周紧张的外交斡旋，俄罗斯撤回了大部分部队，但是他们仍旧非法驻军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我总统任期最后一周时，普京给我打电话表示祝福，这倒是做得很体贴。我曾希望普京和我能够顺利走出冷战阴霾，然而，俄罗斯还是成为自由议程中让人失望的一页。
令人失望的不只是俄罗斯。我也曾希望埃及能够担当阿拉伯世界自由与改革的领导者。
埃及曾在2005年举行总统选举，其中包含反对派候选人，这让人看到埃及未来的前途与希望。但不幸的是，在一年后的立法会选举时，政府垮台了，许多支持民主治国的不同政见者和博客作者被监禁。
委内瑞拉也在民主道路上走了回头路。查维斯总统一边通过无线电广播赤裸裸地宣扬反美教条，一边散播虚伪的平民主义言论，他将其称做“玻利瓦尔革命”。令人悲痛的是，他其实是在挥霍委内瑞拉人民的金钱，严重破坏这个国家。他正在成为南美洲的大独裁者，步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之后尘。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领导人也在效仿他，实在令人遗憾。
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孤立无援的专制独裁之地，比如白俄罗斯、缅甸、古巴和苏丹。我希望美国继续与那里的不同政见者和支持自由的人士站在一起。我在担任总统期间，会见了超过100位不同政见者。他们的处境看起来很凄凉，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希望。正如我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中说，自由议程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每当变革到来，就会被迅速推进，1989年的欧洲革命以及东亚地区在“二战”后的迅速转型，已经向世人展示了这一点。每当人民最终获得自由，通常都是这些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成为自由国度的领导者。捷克的哈维尔和南非的曼德拉都是典型的例证。
尽管自由议程遭遇到一些挫折，但仍取得许多进步，未来也充满希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人民加入到自由者的行列；科索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北约组织由19个成员国扩展至26个。在阿尔瓦罗·乌里贝（Alvaro Uribe）总统的英勇领导下，哥伦比亚民主政府从涉毒恐怖分子手中收回领土主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印尼、巴西和智利的多种族民主政体，成为其所在区域的引领者，也为全世界自由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范例。
最翻天覆地的自由进步出现在中东地区。2001年，那里恐怖主义抬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流血冲突白热化，萨达姆以其影响力破坏区域稳定，利比亚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万叙利亚士兵占领黎巴嫩，伊朗不顾反对实施核武器项目，经济发展普遍停滯不前，政治改革毫无进展。
到2009年，整个中东地区各国都在积极地反恐，而非寻找其他出路。伊拉克成为多信仰、多种族的民主政体，也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与世界各国重启正常关系；黎巴嫩人民将叙利亚占领军赶出国土，重建民主；巴勒斯坦人民对约旦河两岸的管理方式也更加和平，建立民主国家并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势头也愈加强劲；伊朗的自由运动在2009年总统大选后也积极展开。
在整个中东地区，人们开始推进经济改革与政治开放。科威特第一次在大选中允许女性选举并参政。2009年，女性赢得了几个席位。在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也门，也都有女性在政府任职。巴林任命了一位犹太裔女性担任驻美大使。约旦、摩洛哥和巴林还举行了竞争激烈的国会选举。沙特阿拉伯尽管保留着严格的君主制度，但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市政选举，阿卜杜拉国王建立了第一所向沙特男性和女性共同开放的大学。整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也有所扩展。互联网使用量显著增加。关于民主和改革的讨论愈加激烈，在女性之间尤为如此。我相信这些女性将会引领整个中东自由运动。
2008年1月，我前往阿布扎比和迪拜这两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都接纳贸易自由与社会开放。他们的城市中心区拥有许多闪耀的高楼大厦，里面满是男男女女的企业家和商业人士。在迪拜，我会见了一些大学生，他们所学的领域很丰富，有商业、科学还有历史。
在我此行的最后一晚，我的朋友，即将成为阿布扎比王储的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邀请我到他的沙漠度假所参加传统晚宴，他说有不少政府官员都会参加。
我以为我会见到一群中年男人，但是我错了，王储的政府成员中还有年轻有为、聪明美丽的穆斯林女性。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要继续推进改革与进步，并进一步深化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阿布扎比的沙漠地带与我2005年就职典礼时所站演讲台相距甚远。但是那一晚，我在沙漠中看到了中东的未来。这个地区尊重自己的远古文明，并且能够接纳现代世界。他们在近几年将彻底完成并确定变革计划，但是计划中所设定的这些变革，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具体实现。不过，我对此目标充满信心：中东人民将获得自由，美国也将更加安全。
犹他州州长米克?莱维特（Mick Leavitt），后在我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切卢奇（Paul Cellucci），后在我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蒙大拿州州长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后于2002至2003年间领导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阿卜杜拉的堂兄法赫德（Fahd）国王于1995年患上中风，无法主政，阿卜杜拉从那时起担任摄政亲王，掌管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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