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少年天子，用几乎完美的手段取得了政权；作为一位关外皇帝，仅仅用了密奏的方式，就控制了关内民族的天下。也是他仅仅树立了几位典型的官员，就扼杀了贪官污吏的蔓延。这一切都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盛世奠定了基础。
告密：臣子奴化的开始
清朝已经是中国君主时代的尾声了。说是尾声，但并不是草草收尾，而是把君主的权力绝对地强化，把已经快灭亡的封建帝国推向了又一个顶峰。通过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清朝的皇帝完成了将大臣奴才化的过程，而康熙皇帝则是打开臣子奴化大门的第一人。
懂得历史的人都清楚：一个兴盛王朝的背后，除了要有英明神武的皇帝外，还要有一群个性鲜明的优秀人才。要使这些人忠心耿耿、俯首为臣，并不是件易事，即使身为帝王者亦不能强硬压服。若以强权压服，不是心服，就算留住人，也留不住心，而康熙在这一点上可谓做得精彩绝伦，可见康熙超凡的领导能力。
从康熙皇帝对臣子的控制，我亦想到现代社会，任何一家企业的老总都喜欢一支听从指挥的团队，用军队术语说就是：指到哪打到哪！要想有这样的团队，就要有一个向军队一样的纪律，这就是抱团打天下的道理。想要有这样的团队也要讲一定的手段，要让队员害怕的同时也要使其敬仰。这个领导学问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
首先就要领导属下的精神。传销为何如此的猖獗，屡禁不止？就是有强大的精神诱惑力。就好像士兵相信列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一样。给人一种期待，一种信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拓先驱们不也是凭着一种信仰和一个目标而奋斗成功的吗？这些都不是我等可以做到的。
其次要领导他们的物质领域，成为被领导者的衣食父母。还有就是领导人必须具备伟大的领导艺术，就是方法。
康熙大帝（请允许我这样称呼）就是这样一个领导者，精神领导有之，驾驭臣子的方法有之。暂且不论物质领域，道理很简单，康熙皇帝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最不缺乏的就是物质基础了。那就从精神领导来说吧。
康熙在擒鳌拜之前成立了一个对自己绝对忠诚的近卫军，后来称为善扑营。擒鳌拜之前，康熙问：“你们是畏惧朕，还是畏惧鳌拜？”众少年齐声回答：“只畏惧皇上。”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康熙那时还没有成年，也就没有独立行为能力。小小年纪就有这么高的领导权，又能运用自如，后生可畏啊。
在抓捕鳌拜成功后，康熙展示了其过人的领导才能。首先，稳定朝臣。鳌拜被擒，朝中正直、不依附鳌拜的大臣，欢欣鼓舞，赞叹皇帝的英明决断；而鳌拜的党徒则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里自然就需要康熙的智慧了。试想，处理鳌拜的问题处理好了，不管是刚直不阿的老臣，还是胆战心惊的鳌拜的党羽，都会臣服。处事不公则失去拥护自己的人，则会祸起萧墙；过于严厉地惩罚鳌拜，又会让鳌拜的党羽失去希望，难免会狗急跳墙。
鳌拜在位之时，党羽众多，有许多是朝中重臣，他们一旦骚动起来，整个朝廷也会不得安生，政局自然不稳。于是，康熙鉴于鳌拜自清太祖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功勋，赦免了他的死罪，改为终身监禁；除将九人正法外，其他成员也从宽发落。
正因为处理得当，颇得人心，从而巩固了政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赦免了鳌拜的死罪，康熙在无形中也保存了八旗的实力。因为清朝一直有一个惯例：皇帝的近卫军乃八旗军团，皇帝掌握其中的三个旗。康熙与鳌拜博弈的整个过程中，这三个旗中有很多的人参加了鳌拜的集团，所以对鳌拜的处置还牵涉到大部分八旗子弟的生命安全。很多人提心吊胆，却没料到康熙赦免了鳌拜一死，自然在无形中保护了这批人不受株连。八旗子弟中大多数是性情中人，康熙给了自己重生的机会，戴罪立功之心便油然而生。康熙在这件事上的处理很是睿智，虽然失去了一雪心头之恨的大好机会，但却因此赢得了军权的统一，相比之下，胜过几个鳌拜的项上人头。
除了得到军权以外，康熙还收回了批红大权，保证了自己在朝的统治权力，也为受鳌拜诬陷、排挤、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了苏克萨哈的爵位、职衔；抚恤了苏纳海、王登联等人；对其他受迫害、冤枉的官员均作了复职、补用的处理。这样，康熙不仅赢得了八旗子弟的拥护，还非常轻松地得到了大臣们的爱戴和追随，朝廷内外纷纷流传着康熙英明决断的颂歌。
这样，一个既是“明君”又有军权的皇帝，哪个臣子不五体投地地跟随他？康熙帝从此开始了皇权大统一的过程。
但是，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群臣的赞叹过后，反思接踵而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城府，实是让人畏惧。从此，康熙的权力布局拉开了序幕。
我辈岂是蓬蒿人——告密制度的创新
皇宫的修建将皇帝高高地置于神秘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将外面的消息封锁在了高墙深院之外。庭院深深深几许，皇帝生活圈子却不仅仅因为高墙深院的存在而非常封闭，他们无法接触民众，更听不到民意。那么，官员会不会隐恶扬善？所以，任何一位有心于宫外世界的皇帝都会需要另一种信得过的消息渠道，于是告密成为一种文化。
康熙在亲政后，开始了加强皇权的统一。康熙其实是一个统治欲望极强的人，要不也不会有太子的二重奏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在感觉到自己的皇权要被太子所夺取的时候，曾经两次废黜太子）。在重要的地区安插卧底，和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略有相似，秘密监视官员、搜集民风，康熙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康熙给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和一些大吏的特权，就是可以上密奏给他。有专人接管奏折，任何一个大臣没有权力打开奏给皇帝的密奏。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简单，但也要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密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对于这些奏折，康熙无论多么繁忙，也会亲自批复的。就在他病重的时候，也是用左手来批复这些奏折的，而且他不打底稿。除了亲自回信，康熙为防止机密外泄，更要求密奏者必须亲笔书写，不可假手于他人。可见它们的机密性有多高了，估计奏折中也不会用真实的名字了，也许还有代号一类的。
为了这些奏折的安全，康熙还规定了密奏上报的途径。如果身在今天，我们可以封康熙个侦探行家当当了。当这些密奏到达北京之后，又有专门的人负责呈给皇帝。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于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
康熙皇帝喜欢臣子给他报告，包括小报告。他交代宠信的臣子，从官场到民间，有的没有的，利用秘密管道，经太监转送皇宫。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太监看到机密报告后，会不会泄露给亲密之人呢？不会的。康熙皇帝不是一般的皇帝，他万事亲历亲为，是不会请太监或某位大臣担任秘书，从事读信或回信的工作的。所有呈给他的小报告都装在盒子里，上锁加封。后来呢，朝廷里还专门为此设立了奏事官这个官衔。
康熙接到报告后，用朱砂红墨水，亲笔批阅，写上评语（这叫御批，或朱批）。朱批简明扼要，诸如“知道了”、“这些所奏的是”、“览”等，再多也不超过一百字。如果担心密奏保密工作做得不完备，也为了防谍，康熙还会在批语上写道“此折该封”、“折子应实封”之类的。为防万一，一旦有改动痕迹，有拆开过嫌疑的，康熙一概不予作答。态度之谨慎由此可见一斑，这么一来，历史故事里涂改挑拨的事例才不易发生。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如此重要之职，康熙在选择这些有密奏权的情报人员时自然很是慎重。他把自己这些耳目安插到各地，以这种方式扩大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大臣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记得有一次康熙南巡，由太子代理行使皇帝的权力（可见皇帝不在家的时候也要由人代替的，不像电视里讲的是离开皇帝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康熙皇帝就在北京设立了一个耳目，把太子的一举一动，北京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一一向他汇报。正是因为康熙帝是个高频率出访的皇帝，所以才为“太子二重奏”的事埋下了伏笔，也和这些情报人员的工作有关。
王鸿绪会把京城发生的大小事情一一上报给康熙，当然也包括太子的言行，还有太子处理朝政的方式方法等。一点一滴的，康熙对太子越来越了解，逐渐发现了太子的劣根性，才上演了一幕废与立的悲剧。此事后面章节将有详细介绍。
江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王朝的粮仓，康熙帝也不会小视这里，他安排了强大的耳目于乡间水巷。也许安插时只为防微杜渐，没想到，根据这些情报人员的报告，康熙很快地发现江南科考案的真相，并要求彻底清查。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九日发榜之时，江南的考生们发现，历来出文人的苏州府只上榜十三人，有些文人荟萃的府几乎无人人榜，而扬州盐商子弟却占了大多数（当时的扬州盐商，是国内最富有的商人，但一直为士人看不起），于是群情大哗。苏州诸生一千多人，制作了五路财神像抬入府学讽刺伦常；也有人把贡院的匾额糊贴成“卖完”二字；还有人贴上“赵子龙一身是胆，左丘明两目无珠”的对联，以指左必蕃、赵晋两主考公然纳贿，录取有私。
而两江总督噶礼因事先与左、赵两副监考狼狈为奸，收了盐商的大量贿银，为掩盖罪行，反诬考生们闹事，马上把带领游行的几个人逮捕，想用武力压下去。奉命前往处理此事的吏部尚书张鹏翮因儿子在噶礼处做事而欲盖弥彰。
凑巧，江苏新巡抚张伯行也在这时到职，他因为与此案毫无牵连，又想在初上任时提高自己清官的名声，遂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之后，张伯行也的确查出了噶礼涉嫌的部分事实，立即上折。噶礼依仗自己是旗人，又是张伯行的上司，便罗织一些罪名，反弹劾张伯行。于是，科场案变成了官场内部正邪斗争的大案。
由于噶礼、张伯行互相弹劾，康熙帝一时难辨真伪，就把两人同时解职，仍让张鹏翮等审理此案。张鹏翮此时更大胆包庇噶礼，报告说张伯行对噶礼的弹劾全是假的。康熙帝又命穆和伦、张廷枢两大臣再审，他们也草草地审了一下，论定张鹏翮的结论是正确的。一桩颠倒黑白的冤狱眼看就成立了，幸亏康熙帝心细，知道张伯行素有第一清官的名声，结论必有问题，又命令九卿大臣与司法、审判、监察机构的主管官员再次会审。这次终于查出实情，噶礼被革职，张伯行复任。
江南科考案，是康熙朝较为著名的案件，在查案过程中，康熙动用了他安插在江南大街小巷的耳目，促使案件最后水落石出。试想，如果没有这些耳目，他怎么能做出京师会审的决定呢？
江南科考案使康熙帝以德折服了江南各界人士，多多少少挽回了大清人关后“留头不留发”给江南学子造成的心理伤害。看来康熙很明白自己的权力分配，用聪明的手法，稳定了还未稳定的人群。
在康熙后期，家族统治地位的争夺日益激烈，形成了各个内部的小集团。各级官吏很少据事上奏折，为了得到真实情报，他再次进行了权力的分配。
首先康熙想到的是扩大情报人员的队伍，最为有效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密奏，这就是所谓的一场人民战争，全民皆兵吧。不仅仅参与人的范围要扩大，内容也不能过于单一，他要求各级的耳目把各地的经济情况、刑事案件、天气情况都要报告；甚至其他官员的贤能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也要报告。这些人的报告会完全可信吗？康熙利用的就是官员们的受宠若惊。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露。他在密折中说：“我就是一介儒生，多次得到圣上的恩惠和提拔，但我并没有半点儿功绩可以报效圣上，真是羞愧难当啊。自从十三日卯刻到宫里候旨，接到圣上的御批，并且见御批内有密谕，正好蔡、查两位大人没有到，臣打开仔细地研读，心里万分感激圣上的宠爱，让我惶恐不安。想想臣是如此的不成气候，怎么能得到圣上如此的垂爱，特别感谢皇上的垂爱，破格加以委任，唯有竭尽犬马之劳，才能报答皇上对我的宠爱的万分之一。看到皇上的教诲，臣考虑到如果有半点泄露这件事情，将会对皇上有害处，想到这些，我感动得几乎要哭了，我要时时刻刻记住皇上的旨意，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会吐露半个字，我自会万分小心谨慎，才能报答皇上对我的信任之心。从此以后京城任何事情，只要臣知道，就会随时写奏折呈报圣上。因为接到密旨的事情，特此向皇上请安。”从中可以看出，得到密奏权的臣子是如何感激康熙的信任，又是如何的决心来报效这份信任的。
政治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君与臣之间的博弈，一方领导者，一方执行者，执行者设法干涉领导者，领导者也试图监控执行者。他们博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皇帝是为了皇权，大臣是为了手中已有的和未来将有的权力。就是在控制的相互交换过程中，演绎了众多君臣斗智的好戏。
到了康熙朝后期，康熙大量颁发密奏的权力，就会有大量的密奏，其中会有真有假。那么分析事件就更有赖于领导者的智慧了。康熙是个聪明的皇帝，分辨是非的能力也非常人可比。王鸿绪就是他辨别的产物。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的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内容十分广泛。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于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案情属实立即斩首’，满大人等都同意这个看法。李振裕说：没有口供就定死罪，大人们应当仔细考虑，而且陈汝弼疫情所报的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我（王鸿绪）又说：不应该隐藏的。满大人就命令司官取来，当众念给众大人们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没有必要录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天本来是昏晕了。因此删去了四个字。
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触犯了‘立斩’这条大清律例。议政大人说：那就改了吧。于是改成‘立绞’。科道说：应该按照三法司监候绞吧？所有大人们没有回应的。于是命令陈汝弼和他的家人提供口供，满大人不予收留。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没有取的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他的家人递来，您又不收，怎么能这样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很重……满大人都害怕惹人怨恨，有话不肯说出。议政大臣们都听舒辂做主裁定罢了……”康熙批语：“这个奏折很好，很像他们所做的事情，我已经明白了。”可见大臣们有了密奏的权利，工作也是非常卖力气的。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两个人，不知道何人写信给他们，说皇上在外面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从此以后臣所写密折，恳请皇上仍然把密封套上，御批‘封’字，以防人偷看泄露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不久又复发一次，今年在武场中晕一次，以及到了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多一些，然而庆幸的是晕倒后很快就可以苏醒，仍然可以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康熙批：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
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被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上密折奏闻。
康熙利用这种密奏，不仅获得了地方上的信息，而且加强了与地方官员的联系，大家得到了密奏权，说明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无不感激万分。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就从中受到了启发，这才有后来各种情报机关的建立。
从南巡进行的思想统战说开去
大清朝出了两位喜欢出游的皇帝，一位是康熙一位就是他的孙子乾隆。乾隆的出游大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奇心，为了显示龙威。主要在于游乐比较多，也不像电视里讲的是体察民情的那种微服私访，清朝是有规定的，限制各类官员微服私访。康熙出访要求各地接待要以简朴为主，但作为臣子谁又敢如此呢？陈鹏年就是因为简朴了一下，差点儿就失去了头颅。康熙听说他是个清官就免了他的死罪。要招待皇帝，还要打点皇帝身边的人，那需要多少银子啊！大臣们会出？当然不会，而且当时的俸禄那么少，全是老百姓的钱，这个“下基层”差不多吃的喝的拿的都是老百姓的。康熙英明之处就在于明文要求各地接待要以简朴为主。
康熙六下江南，除了视察水务，体察民情，赈济灾民外，最主要的就是办两件事情：安抚江南人士对清朝的不满；康熙利用南巡的机会，考察当地官吏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当地有情报人员也要考察一下，也要慰问一下，同时也是对那些情报人员的调查和接见的过程，这也使得这些情报人员更加忠心于他。看来国家领导人是不轻易出行的，定有大事才会劳累一下。同时也要印证各地的官吏们所上奏的折子是否属实，召开座谈会等。这样怎么会有官员敢欺骗皇帝，乱上奏折呢？同时康熙帝也要再物色一些情报人员，这些都是他亲历亲为的。康熙这么忙肯定就没有时间游玩了，即使是游玩也是抱有一定的目的。
康熙每次出访都会看望告老还乡的老臣，也要拜访当地的文人雅士，甚至也看望被自己处罚了的官员。这些皆为密谈，别人是不允许在场的，包括太子。密谈期间，他们主要谈论的也就是民风、民情，还有就是关于当地官员的清廉问题。这些老臣和学士们看见皇帝来了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试想谁还敢在这个皇帝经常来的地方胡作非为？官员更加忠诚和廉洁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什么上访的人群，那也就国泰民安了。
江南是人才荟萃之地，满族人关后，清军南下，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高压策略，激发了江南各界的抗清斗争。江南又是个文化集中地，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统治者要想管理思想者，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康熙首先在江南开科举，稳定大部分人，要他们去争取“黄金屋”、“颜如玉”；征隐逸，就是学古访名人隐居者，这招很是灵验；特设博学鸿儒科，开设了修书馆，使人心逐步安定了下来。
而且为了迎合汉族人的心理，康熙有机会就要去拜孔庙，向名士的纪念地题词，给自己戴上“崇儒重道”的光环。在第二次南巡时，还在杭州跪拜了禹陵，并出资重修禹陵。以上的种种举动，表现了对汉族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认同，也赢得了不少人心。同时也在各地拜访明朝的老臣，对他们关怀备至，逐渐地赢得了一些反清明士的心，化解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收拢了人心，也就平定了江南，满汉是一家的理念日渐扎根于人心，为康乾盛世奠定了民族基础。
在稳定江南的策略上，康熙用的手法是和前朝不一样的，他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江南的才子们，以廉政的措施征服了百姓，可谓道行之高是无人可敌的。
要想让一个国家安定、团结仅有法制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密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康熙实行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那就是他想从思想上控制子民。康熙的学识是众人周知的，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民族要从思想上统治大汉民族，是很难的，尽管在文化修养上你豪不逊色。所以康熙皇帝想到了用汉文化来统治汉族，儒家学派的思想完完全全地符合了他的想法，所以不论是科举也好，还是寻隐者也罢，他都遵循着一个标准，就是抬高儒子的地位。虽说没有“独尊儒术”，但却将儒家文化置于中心。
很多的儒生包括百姓，在物质的引诱下，开始放弃了反叛，走上了科考之路。在大的环境熏陶下，人们开始稳定下来。这种方法是在不知不觉中将心怀汉家王朝的文人笼络在自己的统治下，既然你要考我的官，你必然要服从我的管理了，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康熙的思想统治也就成功了。
对于那些外来文化，康熙本着服从我，加以应用，反之，清除出局的态度。康熙对于思想钳制是非常重视的。
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明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并于次年派使节多罗到达北京传达教皇“教谕”。这个使者不知天高地厚，竟在康熙皇帝面前指手划脚，要挟康熙立即下令在华的天主教徒遵守教皇“禁约”，禁止教士在中国参加祭祖祀孔的活动。
曾几何时谁人敢这样和康熙说话，中国的皇帝从来是凭一时高兴行事的，他们可以忽而尊佛、忽而崇道，乃至相信方术巫医之类，为什么非要为舶来品——耶稣圣母而生气？况且“祭祖祀孔”乃中国的礼节，与你们欧洲人有什么关系，怎么就管到我头上来了！罗马使节的要求被拒绝，并当场加上足镣手铐押解到澳门关起来（这个使者最后死在澳门的牢狱之内）。
康熙余怒未息，紧接着下令只允许那些安安分分在中国传教的教士领“传教印票”，神父们凭票传教，否则一律遣返回国。这些举措明显是在打压外来的思想教派，最后达到驱逐出境的目的。
可那位教皇还是没有明白过来，在中国到底是听谁的，仿佛存心要断送教会在中国的发展。1715年，教皇又颁布“禁约”教谕，在1720年再次派使节嘉东来到北京，还要求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祀孔。康熙这下忍无可忍了，决定禁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传教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康熙不但中止了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时也中止了东西方文化科技和经济交流。这一中断就是一百余年。这可不是平常的一百年，工业革命此时正在欧洲盛起，工业革命成果也就被禁令禁于国门之外了。这对中国现在而讲是吃大亏了，这个结果持续了几个世纪。
康熙对任何危害他皇权统治的事情，是十分重视的，在区区一个礼节上就这样叫真，如果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过来抢他的政权，那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康熙这样完全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康熙对文化的统治，也就将整个大清的脑子清洗了一遍。同时也提升了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望。
在内部皇权统一过程中，康熙帝对一些威胁到他皇位的人，也开始了奴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要让一些拥兵自重的人，听从自己的话，那是谈何容易啊！那也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杀！用武力去征服、去奴化他们，康熙显示了他的威武、刚强的一面。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仅仅二十岁，当时大家对撤藩意见是：应该慎重，等待时机。那时候康熙年轻气盛，又刚刚得到政权，不是刚愎自用，也是急于使自己得到的政权稳定。结果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八年。但康熙稳固皇权的决心是有目共睹的。收复台湾、三征噶尔丹、外驱沙俄，康熙显示了武力统一天下的本事，同时在这几次战争中康熙采用招抚、武力并用的手腕，也是让人称绝的。同时也让天下人知道，康熙是能文能武的，他的江山是很难动摇的。这也和军事演习有同样的效果。
康熙帝以文治武功著称于天下，文有文的方法，武有武的方式，可谓大清王朝文臣武将的表率了。
油水理论：惩贪还是养廉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
君臣之间的博弈，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能达成一致，到达最佳平衡状态的，而是要经过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最终稳定下来。清朝围绕着官员的贪污问题，就进行了将近一百多年的君臣博弈，博弈的一方，是想要让自己生活好起来但收人太低的官员，而另一方，就是想让官员恪尽职守、奉公守法的皇帝。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工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一个一品大员一年才180两银子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糊口都困难。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的军费开支浩大，朝廷还不断要“减俸”，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致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
奢侈的生活加上衙门办公的费用，使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管盐的吃官盐与私盐的差价，管税的吃银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层油。至于带兵的，更有“穷文富武”佐证他们的富裕程度。
文官，武官，京官，外官，都是变着法地多捞钱。文官是吃“陋规”，也就是说，他们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或是千方百计向百姓搜刮，“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缴、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损耗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份额，馈送各级官吏。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武官则是吃“空额”。武官总是多报军队人数，或是在招募时低于国家规定招募的人数，于是这些“幽灵人口”的军饷，武官们便可据为己有。
天高皇帝远，外官可以大搞小动作，至于京官又如何敛财呢？京官的钱都是外官送的。外官进京，总是要到京官的府邸拜访，少不了孝敬，这种孝敬被称为“冰炭敬”。
夏天炎热，外官要送些冰进京给京官消暑；冬天严寒，就要送炭以驱寒，所以称做“冰炭敬”。但肯定的是哪个官员也不会拉着冰和炭登门造访，都会折合成银两送进京官的口袋。另外，为得到京官的庇护，任官礼，升年礼，节礼，寿礼等成了定规定制。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黄炳每年收规礼，其中包括节寿礼，钱粮规礼，粮道规礼等等，可谓名目繁多。
清朝自入关以来，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皇帝顺治都将惩贪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行政、监察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防范、严惩官吏侵贪的措施。
到清代康熙时，精于治道的皇帝政治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育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若“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密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康熙从没有大张旗鼓地说过：我要从今天起开始查处贪官污吏，我从现在起奖励为官清廉的。而是通过一贯的行动告诉人们，他是惩贪还是养廉，实际上他是两者并行的。
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当江宁按察使张伯行随督抚大员人见时，康熙即兴说：“到江南，即知尔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主，否则笑朕不知人。”这场景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其选求清官的诚意。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看来康熙对人看得还是十分清楚的，对事也特清楚，知道廉贪如同水火。康熙曾说：“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康熙不仅保护了廉吏，也给廉吏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康熙还曾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如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联赐其后人。康熙没有说他要养廉却在行动上证明了一切。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清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他说：“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对清官的鼓励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
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养廉的一面旗帜。其时有操守品望的官吏不少：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并严禁属员馈送；名臣于成龙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陈殡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当时以清廉著称的还有张鹏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琇、彭鹏等。清官多了，百姓的怨言就少了，生事的也就少了，那天下也就太平了。其实康熙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天下太平。
在清朝为官的俸禄并不多，仅够解决温饱问题，官吏们大多没有达到小康的水平。所以解决廉政的问题就要解决官员的肚子问题，康熙对清官的奖赏也体现了他的决心，同时也提高了为官清廉者的积极性。
先说彭鹏，福建莆田人，幼年聪慧，乡试中举。“三藩之乱”起时，他装疯不从。平定“三藩”之后，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在京东，旗民杂处，号称难治。有人冒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县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彭鹏经过侦访，查明其真实身份，逮捕并鞭刑严惩。有人偷盗，彭鹏闻警，立即佩刀乘马，急疾追捕。
康熙帝巡视京畿，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金三百，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后调升彭鹏为科道。他受命到陕西、山西、河南了解民情、赈济灾荒。他疏报：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滥派运费，南阳知县暖昧分肥等。诏三省巡抚察审，奏报没有查实。在当时，当事人因受到关系网的保护，要核实一个贪污案件，是十分困难的。康熙帝又派他做顺天府尹，彭鹏弹劾顺天乡试举人李仙湄的考卷墨迹删改过多，考官徐倬、彭殿元徇私欺蒙，疏语中说：“臣如妄言，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九卿等召开会议，认为他语言不敬，应当罢官。康熙帝命考官徐倬、彭殿元退休，而对彭鹏不问。彭鹏为官，拒馈赠，清操守，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
康熙朝清官众多，有廉吏必然会有贪污的。康熙对待贪污的官吏的办法不是很多，但从不手软。康熙在经济治国、理财治税方面也是位行家。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奖励清正廉洁，惩罚贪污受贿，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
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二百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十二两白银，除贿赂给自己顶头上司——四川巡抚能泰二万余两白银外，其余的白银两万余两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卡永式按大清律法本应是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能追究。是不是真的病死已经不得而知了，可四川巡抚能泰没有死啊，所以他因受贿被处死了。
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且据为己有近二十万两，也被处死。山西新任巡抚倭伦包庇下属官员亏空国家金库，将国家税收占为自己所有，被降职三级，如果他也参与估计也是个死罪。
蒙古噶尔丹叛乱，康熙决定在甘肃安西桥湾修建一座坚固的城池，以加强西部边疆军事防御。没想到督造城池的程金山父子三人将所拨金银大多据为己有，只用余款草草修了一座比规划小得多的城池交差。康熙得知内情，龙颜大怒，降旨处死程金山父子三人，并明令“废物”利用，用他们的头盖骨和剥下的人皮制成人头碗与人皮鼓。官员贪污受贿在康熙眼里只有杀，很少有免死的。在康熙眼里，即使贪污得再少也是贪污。
有一件名人偷税一两白银被康熙处罚的事情。当时曾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的昆山市叶方蔼是当朝著名的文人名士。经税务衙门检查，查出其欠缴国家税收一两白银，叶某认为所欠国家税收只有一两白银，微不足道，便写信给康熙请求宽大处理，免除责任。然而，康熙不徇私情，按照当时律法规定撤销其功名，并予以惩处。可见康熙对贪污者，是何等的痛恨了。敢有人犯，就要将他法办。
康熙能取得天下，也是因为他对律法的维护严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盘剥百姓，导致“蒲州百姓皆逃人山中”，聚众反抗。康熙皇帝委派倭伦前往招抚逃民，并且对倭伦说：“蒲州之民如不肯降，即押温保、甘度至彼处立斩，如此贪官，若不诛戮何以服众？”
据《清圣祖实录》统计：康熙朝内知府以上官员因贪污罪被流放和处死刑者达15人之多（其中被处死者10人），可见康熙对贪污的官吏是深恶痛绝的。
康熙在维护家族利益上是惩贪和养廉并行的。他坚决维护良好的官场秩序，有错就要纠，有廉就要扬。他让官吏们看到了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赢得皇帝的信任，也知道自己做错的后果是什么，这无异于给官吏确立了一个准则——惩贪养廉。
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非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允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并且放宽了对贪污大案的处理。如此一来，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清官品牌代言人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对于很多封建官吏来说无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后，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是百姓呼唤清官，所以精明的统治者自然也要迎合百姓的需要，发现清官、宣传清官、保护清官、重奖清官。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清代负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时。正如顺治帝所写的“正大光明”一样，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之所以能开一代盛世，正是由于他极为重视廉政建设。康熙对做官的问题十分重视，深知官吏的优劣关系到皇朝的安危。面对朝中要臣贪者居多的情况，他一面打击，一面扶持清官，用奖廉惩贪的方法，树立官吏的良好风气，从而源清则流洁。
而且康熙也挖掘和培养了一批清官，并且拿他们作为榜样，来标榜官员，来考察官吏，这就是标杆的作用。康熙亲手树过许多廉政典型。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更为巧合的是康熙朝有两位于成龙，他们都很清廉，人称“老小于成龙”。老于成龙，字北溟，清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
老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他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他提倡“治乱世，用重典”，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人格境界也随之攀高。他幼读诗书，读出这么个道理：“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因此，他所信仰的，决不是皇恩浩荡，而是天理良心。他用了一生来实践了这几个字。
1661年，老于成龙到广西罗城当县太爷，年已四十五岁。罗城当时是一个深山小城，前两任知县都死在当地恶劣的气候之下。人们认为这个地方是死地。于成龙到了县里，发现这里比想象的还要恶劣，战争造成这里城镇和荒郊一样，人们都纷纷逃往外地。就连办公的县衙只有茅屋三间。面对困难，于成龙没有退缩，“插棘为门”，办公桌用土垒起来，就在这里接待百姓。他通过走访、暗查得知这里百姓的疾苦，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治安上去了，他又约会乡民练兵，大造声势，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西乡贼不得不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送还。于成龙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他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他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境内几个大姓仗势违法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于县长几乎什么事都要亲历亲为，使得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667年，于成龙任满，任罗城县令七年，总共上交赋税八九两银子，新上任的广西布政使开始还怀疑于成龙贪污。在知道了他的清廉与才干之后，就保举他做当地的“卓异”，改任四川合州刺史。消息传出，罗城人民哭送几十里，有一位眇目（盲了一只眼睛）的人要求送他到合州，说：“怕你路费不够，我用相命看风水的钱助尔！”而当地的百姓更是挡住他的去路，目送他离去的时候还大喊：“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这句话很难翻译成白话文，如果按照意思来解释，那就是：“你走了，我们的天塌了，以后可怎么办啊？”诚然，百姓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清官，怎么舍得让他离去呢？可怜百姓们心中的愿望，只是自己的父母官是清官而已。可是他们不知道清正廉洁正是做官的本分！而皇帝正是利用了百姓的这一心理，发现清官，树立样板，给百姓以希望。
罗城终于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于成龙抱着“为民兴利除弊”的宗旨，过着清贫的生活。老百姓见这位县官生活清苦，便主动奉送些土特产来，于成龙一概谢绝道：“我一个人无需这些东西，你们拿回去孝敬父母，如同我受。”可见于成龙的爱民如子。
由于于成龙干出了政绩，康熙六年，被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相当我们现在的市级领导。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于知州严格规定了只要已经占了地的，后来的不许争议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在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任同知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老先生不怕掉脑袋，以“微行”的方式，扮成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他上任之后，解决了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申”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有记载，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于中丞》一章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持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札”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本人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这就是清官的巨大效应。我们可以试想，派去一个贪官的话恐怕结果正好相反！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定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指挥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于成龙首任罗城，是他清正廉洁的开始。此后，他一路做官，一路清廉。我们从百姓对他的称谓也可以感受到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在合州任上其长子廷冀前来探望，临别时于成龙没有什么相送，只有一只鸭子分与儿子一半，从此他便被称为“于半鸭”。当然，合州人民还称他为“于青天”。后来到了黄州任上，于成龙以糠粥为食，又被叫做“于糠粥”。1682年，他任两江总督，工作到深夜饥饿的时候想煮碗稀饭，米罐却常是空的，此事传出去之后，人们又叫他“无米总督”。
从这些生动而诙谐的称呼里，可以看出百姓对他的信任和爱戴，也可看出他在担任地方官时的清廉。
于成龙的廉名一次次传人康熙耳中，于是又被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一年后又被提拔为直隶巡抚，成了封疆大吏。他在巡抚任内，又是廉声斐然。这回康熙对这位廉官给了个经济上的奖励：“知其家什凉薄，特赐白银一千两，朕亲乘马一匹，以示鼓励。”康熙当时能想到高薪养廉的问题，实有先见之明。
奖励之后，康熙还觉得树典型的力度不够，不过数月，再下旨提拔于成龙为两江总督。两江地区即现在的江南一带，是中国的首富之地，因而两江总督向来被认为是个肥缺，称“天下第一督”。康熙认为，越是肥差，越要派廉官去坐，才能坐肥地而不沾油。
康熙的确没有看错人。从上任上就可以看出这位总督是怎样的：他和小儿子自带盘缠，赶了一辆马车，沿途自找旅馆，不通知州县官员接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廉政规定或纪检文件，于成龙做官有自己的原则：他一是拒绝参加为他接风的宴会，坚决不用公款吃喝；二是拒住用公款为他新装修的豪宅；三是颁布兴利除弊条约，他在此中宣布：“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四是严禁各级官吏在正赋之外乱加摊派，加重农民负担；五是禁止奢靡逸游，也就是不准去高档地方消费。为开俭朴之风，这位大总督以身作则，每日只食用粗米、青菜，为此得了个“于青菜”的雅号，虽是有点玩笑的意味，却说明于成龙的廉洁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他的几个儿子虽身为高官之子，也很为他父亲争气，秉承父风，粗茶淡饭，冬天穿粗布棉衣，从不衣貂着裘，于成龙这么廉洁估计也没有。由于于成龙的廉洁自律，江南“望风改操”，形成廉洁官风；江南民间也纷纷效仿，富足人家“相率易布衣”，社会风气大为改观。
于成龙当了那么大的官，死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瓦罐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他去世的消息传出，百姓无不痛哭，商店也纷纷关门歇业，他出殡的那天，江宁数万人步行20公里在江边痛哭。这很有些像今天的孔繁森，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姑且撇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不谈，清官之风，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康熙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悲痛，赐谥“清端”，并给予于成龙厚葬。康熙在抓住于成龙这个典型时，号召各级官员向他学习。这是康熙帝时最赋有盛名的一位清官，也是康熙养廉形象的代言人之一。
说到老于成龙，就不能不提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是汉军镶黄旗人。他被授知县的官后，在老于成龙的推荐下才做的江宁知府。由于在位期间廉洁奉公，很受康熙的赏识，升职为直隶巡抚，由于他的尽职尽责，政绩比较突出，被康熙授为太子太保。后来在治理河务上犯了错误，给削了太子太保职，也被调了职。但后来知道自己错了，知错就改，更加勤奋地工作，最后升职为河务总督，也是个肥差。虽然这位小于成龙不熟悉怎么治理水务，但廉洁奉公，也得到康熙的表扬。后来死于任上的小于成龙，被康熙谥为“襄勤”，赐祭葬。
这两位清官，把康熙的养廉的大旗挥舞得虎虎生风。也让那些有点儿想法的官吏不敢妄自行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康熙王朝的廉吏越来越多。
陈滨也是廉官中的一员。他居官清廉，政绩显著。常对人说：“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后来，他调往台湾，巡抚湖南、福建。为官二十余载，独身在外，没有携带过家眷。儿子想去探望他，竟没有路费。在衙门里，他吃的是瓜果蔬菜，安于清贫，终生不变，受到百姓称赞，康熙皇帝称他为“苦行老僧”。
这些都是康熙大为表扬的廉吏，也使得他们家喻户晓。从而也使天下为官者，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这也就达到了康熙的目的，天下的官都是清官了，那天下的百姓也就幸福了，那他的天下也就安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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