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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讲》 作者:吴倩

第8章 君臣博弈:动态中的平衡

  中国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皇位是宝座,它把人变成神;皇位又是魔椅,它把人变成鬼。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之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流血的,有不流血的,也有的甚至引起国家大乱,政权覆亡。因此如何掌控好权力,是每个帝王都关心的问题。

  政治中的太极思维和方法

  在儒家的经典里,其实有很多处世的重要意见,我们可以借鉴,尤其是身居高位,必须善于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康熙高明之处也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他由一个幼主演变成一位明主的过程,也是利用所有的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

  借势而行,乘势而上

  《易经》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主脉络之一,从《易经》中衍生的各种文化流派及现象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文化画卷。太极图就是《易经》的衍生物,两个阴阳鱼彼此首尾相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的玄奥玄机引得无数人去钻研。不同的人研究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其实,太极图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一股周旋的力量,借力打力,生生不息。

  太极是一门“借”的哲学。怎么引导别人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怎么引导有害的力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有害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太极告诉我们借力的重要性,人和周围的环境彼此依存又彼此斗争,如何转动这个圈子,使之大大裨益于自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借力打力,因势利导,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索额图、明珠同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他们都在协助康熙帝巩固清朝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所属两派之间展开了无穷无尽的争斗,消耗着国家的政治资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警觉。矛盾初见端倪之时,康熙采取暂时不予理睬的策略,对两党的争斗采取观望和引导的态度,让他们彼此牵制,互为掣肘,为我所用,和明珠、索额图之间打起了太极拳。可惜,明珠和索额图都不能及时悔悟,导致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康熙很想有个和睦的“家庭”,但一山难容二虎,而且康熙帝也决不会养虎为患。

  索额图很早就是康熙帝的亲信,因他在策划擒拿鳌拜、清除鳌拜势力时立下了战功,为康熙帝的政权大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康熙皇帝把他由一等侍卫提升至大学士,后改任领侍卫内大臣,成为当时清朝大臣中最重要的实力派,直至发展成了“太子党”的头目。

  明珠系皇长子胤褆的亲舅舅,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后来也成为一品大员,与索额图同秉朝政。明珠在讨论“撤藩”一事时,力排众议,主张“撤藩”,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深受康熙皇帝的欣赏。开启了自己仕途的光明大路。

  明珠跨入政坛的中枢位置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帮助皇长子胤褆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重臣,积极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而两位大臣的成功,在于一定的时期符合了康熙的想法和做法,实事造就了两位重臣。

  很快,“长子党”与“太子党”的冲突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康熙帝察觉到事态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下令拘禁了索额图,宣布“索额图为本朝第一罪人”。不久又因明珠卖官纳贿的罪行,革去了明珠的“大学士”职务。明珠和索额图先后锒铛入狱。

  在索额图和明珠的党争中,康熙是最大的赢家。“长子党”和“太子党”的斗争无休无止,彼此之间互套枷锁,最后导致积重难返,殊途同归。这段历史表现了康熙皇帝的高明的太极功夫。对于索额图和明珠的党派之争,初始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渐渐察觉到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便加以引导,让其彼此掣肘,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临界,最后康熙感到他们之间的党争再这样下去,会危害自身的统治和国家的利益,便出手制止,平息这场内耗,而两位重臣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当索额图和明珠的党争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时,对于朝廷和政事来讲是有利的。双方都会彼此顾忌,都会有所收敛,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壮大帮派,为所欲为。康熙皇帝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和他们打太极,借力打力,因势利导,最终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如果不这样,任党争愈演愈烈,恐怕就会危害康熙的统治利益,于国于民都是不好交待的。康熙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营私,了解康熙的两位大臣,怎么就没有摸透皇帝主子的心理,竟然做了傻事呢?

  借势而行,乘势而上,借力打力,因势利导,不是容易做到的,关键要有敏锐的思维。无论是借势还是乘势,最终的目的无外乎一个就是胜利。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使事情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但对事态的控制力,要很好地把握,如果控制不好这个力度,也会造成混乱的局面。康熙帝的“太极功”打得很不错,制止了两党的争斗,也让康熙更清楚地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

  剿抚并用,底定海疆

  康熙对臣子打太极,对平定内乱使用剿抚并用,康熙在“三藩之乱”中使用这个方法,给自己赢得了战争的时间,吃到甜头后,康熙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把剿抚之功并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剿抚并用,底定海疆”,这是康熙帝收复台湾统一全国的方针和决心。剿,就是用武力解决武力的对抗;抚,就是招降。“剿抚并用”,就是军事与政治两种手段都要运用,这是十分常见的政治方针。“底定海疆”,充分表现了康熙帝收复台湾的决心。这决心非常重要,不能犹疑,不可摇摆,只有下定决心,才能断然采取有力措施,实现预定的目的。有了目标,有了方案,那就等着执行了,也就是等待成功的过程了。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英勇驱逐荷兰侵略者、使台湾回归中国版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和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争相自立嗣位,政局比较混乱。清廷获悉这一情况后,就派员到厦门与郑经谈判,希望能说服他归顺清廷。郑经表面上敷衍清廷的代表,暗地里却带兵进台,平定了内乱,稳定了局面,然后就拒绝了清廷的招抚。清廷见招抚不成,就在第二年十月攻占了厦门、金门、铜山(东山岛)等地。郑氏在大陆沿海的主要岛屿都被清军占领,郑经的部队退到台湾和澎湖。

  经过两年半,到了康熙三年十一月,清廷派水师进攻台湾,不料半途遇到风暴,被迫回师。次年五月,清军再度出征,又在澎湖附近遇到狂风暴雨,许多船只被摧毁,无奈又只得返回。清廷见两次渡海东征都无功而返,只好又改用和平招抚手段。

  康熙六年,清廷派人人台谈判,并携带了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及郑经舅母的信件,劝说郑经归顺清廷。当时开出的条件是,如果郑经愿意归顺,则册封他为“八闽王”,并让他管辖沿海诸岛。孰料郑经还是一口拒绝。

  两年之后,康熙亲政了。他派刑部尚书明珠、吏部侍郎蔡毓荣去与郑氏谈判。谈判中,郑经提出只要能像朝鲜一样不削发,便可以称臣纳贡。清廷只允许郑经“藩封、世守台湾”,但坚持一定要削发,认为不削发就不能表现归顺的诚意。由于在削发问题上互不妥协,这次招抚谈判又失败了。

  又经过八年,康熙十六年四月,清廷再派人到厦门与郑氏谈判,谈来谈去,仍然因为郑经不愿削发而达不成协议。到了康熙二十一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谈判。此时郑经的态度已经软化,同意奉大清为正朔,接受大清的爵位,但在削发问题上仍有保留,提出如需过海接诏者就削发,而在台湾者就免了。对此,康熙当然不接受,并严厉斥责郑经。在康熙看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跟朝鲜等国家相比,削不削发是归不归顺的标志,决不能含糊。谈判又告吹了。

  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康熙帝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续下了两道“谕旨”。第二道“谕旨”显然比第一道“谕旨”更为具体,更为有力,更为大胆。他大胆启用了海上投诚过来的施琅,给以进军台湾的专征和军事大权,调开了反对向台湾进军的万正色、诺迈等人。实践证明,他对施琅的信任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命令绿旗舟师,即汉族兵员组成的船队,去进攻以汉族人为主的郑氏集团,运用得也很成功。在收复台湾时,康熙也开始效仿先朝所用“以汉治汉”的政策方针。

  康熙帝之所以敢于大胆启用投诚降将施琅,及汉族兵员组成的绿旗舟师,是由于民族统一,高于民族之间的分歧,康熙对大的目标和小的结果控制得很有水平。康熙帝审时度势,一举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在于决策正确,方法无误,用人得当。

  康熙看到和谈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决定要武力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郑经病逝。幼主新立,台湾政局不稳,人心浮动。康熙抓住这个机会,命令施琅于六月十四日率领官兵二万多人,战船二百多艘,从铜山出发,向台湾发动进攻。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清军大获全胜。在对峙两个月后,郑氏正式向清朝投降,台湾又回归中国。

  清王朝从康熙元年第一次派员和郑经谈判,到最后武力克台,前后共经历了二十二年。第一次谈判时,清军人关才十八年,百废待兴,国力未盛,所以只能强调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给予郑氏宽厚的条件,几乎把台湾当成了一个藩属国。康熙亲政后,也多次进行谈判,终因郑氏缺乏诚意,拒不削发而失败。但这时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国力不断增强,他于是看准时机,果断地使用武力,一举攻克台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的雄才大略,他不愧为“千古一帝”。

  值得一提的还有,康熙帝准备武力进攻台湾之际,被郑成功打败赶出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也想插手进来,美其名日“国际帮助”,要求一同配合进攻台湾,被康熙拒绝。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允许外国染指。那时的康熙已经具备了不许他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决心,虽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康熙帝通过与各个对手的斗争,终于使自己的皇权得到了加强;通过对各个地方配置的优化,也使后来的康熙政权更加稳固

  龙颜无情,天威难犯

  在古代,金榜提名,那是光宗耀祖、几代风光之事。但陪伴在一个拥有生杀大权的人身边,要想全身而退谈何容易,龙颜无情、天威难犯,总而言之,伴君如伴虎,做官是可以引来杀身大祸的工作。康熙帝也不例外。作为天子,就要有威严,这些威和严从什么地方来?在很多情况下,从对事对人的做法而来。一旦触怒龙颜,就有杀身之祸,不小心也会招来灭门之灾。

  先说为康熙立过无数功勋、颇得康熙欣赏的索额图。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前后,生于盛京(沈阳)。他生活在满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的时期,即为满族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时期。

  索额图先世原隶哈达部。明万历二十八年,努尔哈赤灭哈达,他的祖父硕色、叔祖希福携带家口归附。努尔哈赤获悉硕色、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命同值文馆,赐号“巴克什”,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意思,并多次被派遣出使蒙古诸部。

  崇德元年,希福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亡于顺治九年十一月,赠太保,谥文简。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天命年间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年)升任吏部启心郎。崇德八年,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病逝的时候,他因为拥立皇子福临继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顺治八年,累进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

  顺治十八年,福临病逝,新君玄烨即位,也就是康熙。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康熙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胤礽后不久便去世,谥称孝诚仁皇后。次年,胤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见”,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可见索额图的家族先辈们都是朝中的要臣,可以说索家是大清朝根正苗红的政治家族。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划”,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帮助康熙真正的取得了朝中的政权。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直至康熙十九年八月离任。

  当吴三桂、耿精忠开始叛乱时,天下骚动,索额图认为这是因为撤藩引起的激变,于是建议康熙将倡议撤藩的人处死,遭到康熙帝斥责。但是索额图并未因此而抱怨,在平定“三藩”的叛乱中,仍是积极出谋划策,协助皇帝运筹帷幄。康熙十八年十月,云贵总督周有德请求:在进兵时应该由一面进攻。康熙认为:周有德好为大言。索额图说:他在陕西时,也曾有过奏请,“如果从一路进军叛军,要听从谁的呢?分道进攻叛军,怎么可以施行呢?”同时,广西抚巡傅弘烈也请求亲率兵进军围剿云、贵叛军,兵部没有批准。

  康熙帝命令大臣商讨进兵围剿的方案,索额图认为:“如今兵部的命令已经发出,如果现在又命令其前去平乱,必定会增加官兵的困惑,也会增加官兵的疲劳!”同年十二月,傅弘烈因为请求没有被允许,请求辞去巡抚职务。康熙帝不同意,索额图认为:“以前傅弘烈的军事部署已经定下。如果今天与以前的命令不同,不命令他继续前进,则其会要求解释以前的原因。应该命令他照常进兵,向命令所指处前进。”以上意见,都被康熙帝采纳,并且付诸实行,对平定“三藩”叛乱,具有积极作用。可见,当时索额图对康熙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每逢康熙帝在朝讨论政事时,索额图经常首先上奏,陈诉自己的意见,如果关系到任命官员,派兵出征等重要事情,大多数采纳他的意见。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因病不能上朝,便命部院官员,将其奏章送到内阁,由大学士索额图等人核办。索额图权势之重,令人瞩目,可谓康熙的一条臂膀。

  康熙二十七年,索额图奉命担任大清与沙皇俄国谈判东北边界问题的首席代表,并签订了第一个中俄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当沙俄在军事上失利后,沙俄被迫向清政府求和,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谈判。康熙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经查实俄罗斯所说的尼布楚,应该是茂明安部落游牧的地方,雅克萨也是我们呼儿总管倍勒儿的故乡,并非俄罗斯所有,也不是两国的地界。”“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以及黑龙江流域都是我们大清的属地,不可以让给俄罗斯。”他认为:“如果沙俄不能归还领土立即撤兵,并且承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是我清朝领土,我立刻回来,不再和他们谈判。”康熙帝同意这一谈判方针,于是命令索额图、佟国纲出发,前往色冷格,与沙俄使臣费·阿·果罗文进行谈判。因为噶尔丹正在叛乱,侵占了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他们就返回了北京。

  康熙二十八年,经中俄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索额图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帝的旨意,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的,清朝虽然未能收回茂明安游牧地,却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保证了两国边境居民的安宁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

  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自己年老,奏准退休,离开了朝廷。他为大清的江山,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

  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曾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权贵一时的索额图,陪伴康熙半生,最后有了个可悲的结局。

  康熙时期另外一位大臣就是明珠,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被人们称为“相国”。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是一个骑都尉,虽说是世袭的职位,但最终因为官职太小也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在剪除鳌拜的斗争中,明珠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不与任何一派联手,也不得罪任何一人,从而较为轻松地躲过了纠葛。明珠得到康熙帝的格外青睐还是从议撤“三藩”开始的。

  当时“三藩”手握重兵,每年消耗的粮饷即占全国财政收人的一半。他们雄踞一方,权力很大,其中吴三桂甚至可以自由选任云南、贵州两省的官员,号称“西选”。加之“三藩”骄横无忌,残害百姓,遂成为清朝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年轻的康熙帝把“三藩”问题作为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并把它写下来时刻警示自己,日夜思考解决的办法。

  事也凑巧。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返回辽东养老,由他的儿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续驻守广东。康熙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撤藩的好机会,便让议政王大臣与户、兵二部议奏。兵部尚书明珠等主张,应该同意尚可喜返回辽东的请求,而且他的儿子也不能承袭爵位。结果,朝廷下令尚可喜撤藩,使与情况相同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两个藩王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上疏申请撤藩,以窥测朝廷动向。不过,从内心来讲,他们还是很希望康熙帝能够降旨“慰留”的。对于“三藩”之中势力最弱的耿精忠的“申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快就表示同意,但对于吴三桂,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代表的官员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大体还算平安,他们担心云南会因吴三桂的撤离而出现不稳定,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建议仍由吴三桂镇守云南,反对撤藩。其实,就是他们最怕吴三桂造反。而兵部尚书明珠则坚持反对保留吴三桂的藩属,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

  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当然,时世造英雄,很快明珠也因为这件事情,得到康熙的宠爱,地位逐渐取代了索额图。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经“三藩之乱”后恢复政治经济的时候,明珠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如果一个人领兵进行剿灭,可能成功。如果两个人以上共同领兵,未免会有互相制约的情况,不方便进行剿灭。应该按照议政王的请求,不必命令姚启圣一同领兵,命施琅一人进兵,好像就可以了。”

  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经死亡,叛贼没有首领,声势肯定会小很多。”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邪之徒会在这里藏身,应该设官兵防守。

  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换,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这个办法很妥当,便依次行事”。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从而看出了,明珠与索额图不同,明珠文化程度很高,所以会得到康熙的欣赏。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可以看出,明珠的学问是很高的。明珠在任期内奉皇帝之命,以总编纂之职参与重修《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编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以及《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明史》等,所编之书多为清朝首创,为后代所沿袭,其中《大清会典》是清朝康熙以前各项政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

  伴君如伴虎,一旦圣主认为其势力不加约束就弊大于利时,便会着手整顿。由于明珠之贪渎和跋扈,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此后,明珠的权势就一去不复返了。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时追击败逃的噶尔丹,被连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为取得功绩,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明珠病逝于北京。明珠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明珠的一生,也算善始善终。

  康熙朝还有很多知名的大臣如张廷玉、李光地、施琅、郎世宁、汤若望、南怀仁、于成龙、姚启圣、周培公等。细细的研究一下他们的兴衰史,陪伴康熙在朝的大臣们,几乎没有能够保全自己的命运一直如初,所谓宦海沉浮,就指这点吧。就算在他朝,也有卸磨杀驴的事情,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可以说都是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加强皇权的统一,卸磨杀驴的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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