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者都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和安定的社会局面。但是，在经历了大动荡、大变乱之后，想要恢复和巩固统一与安定的局面却十分不易，然而这些动荡、变乱，也造就了康熙等一代帝王。也正是康熙独特的方法和观念影响了大清几代帝王。
权力有很多种，但中心只有一个
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是最主要的统治形式，一切政令、国家权力都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只不过是中央决策的执行机构而已，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当然国家机器也有失灵的时候，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控制这部机器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个皇帝，康熙的工作不仅仅是呆在故宫里面批阅奏章，他更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以一己之判断，维护国家之完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要想把一个国家的意识完全统一，并且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运行，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康熙作为一位视皇权高度统一为生命的皇帝，在他的潜意识里，就要把这个大清王朝打造成一个铁桶似的江山，一切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皇帝的性格决定王朝的性格，而一朝君王的选择，也将左右王朝前进的方向。正如太宗与贞观之治，康熙与康乾盛世一样，两位帝王，决定了两大王朝走向盛世的巅峰。然而作为两个守业君王，他们并不知道取得皇权的艰难程度，但是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埋没他们，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两位皇帝都经历了磨难。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然而年幼登基的康熙，仅有一个皇帝的空名，也仅有一位和他同舟共济的老祖母，可以说当时的康熙没有任何实在的权力。然而，世民皇帝就要比康熙帝好得多。首先，世民皇帝跟随他的父皇开创了大唐江山，拥有辉煌的战功；而且在他的身边有一大群的拥护者，文有房谋杜断、武有尉迟敬德、李靖。在取得皇权的路上，世民皇帝占尽了优势。
康熙在面对内有专权的鳌拜，外有不逊的三位藩王，还有不肯归降的郑经之时，充分展示出他遇事沉着果断、目光深远的特点。作为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三位皇帝，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强势的国君能够力挽狂澜使天下太平，政权统一。康熙皇帝应运而生，他把铲除鳌拜集团当成是他登基以来的第一次抉择，也是少年天子运筹帷幄的第一次改革。而且康熙在掌控鳌拜集团以后，没有因为鳌拜的不法而大开杀戒，他明白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稳定人心，尤其是在辅政大臣被搬倒，朝臣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在整个事件中，康熙表现出的才干决不是个纨绔少年所能有的，他的对手也始终是自己的权臣，因此道德审判的天平必将倾向于少年皇帝——康熙。
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政变，也是取得政权、军权的途径，然而与康熙皇帝所不同的则是唐太宗的对手是自己的手足，因此这次政变也为后人留下了诟病他的把柄。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李世民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李世民的兵力。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未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人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过他的弓，欲将李世民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射杀。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璃、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位为帝。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和唐太宗的继位是符合民意、人心的，至于二者哪位更有仁爱之心，相信读者已经一目了然了。
在帝王统治的过程中，最惧怕的是内乱，从古至今有多少王朝是由于内乱造成国破人亡的，有多少是因为内乱造成国家分崩离析的。所以能够避免内乱，维护政权统一是国家稳步发展的前提，而维护国家稳定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军队，军队的团结、统一又是保证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
对康熙来说，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希望大清不再是一个行走在刀锋边缘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队。但吴三桂似乎游离在这个核心主旨之外，康熙觉得吴三桂越来越难以控制了。所以，康熙平定“三藩”是实现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也是国家真正完成统一的必经之路。然而历史上实现政权统一的方式有很多，而康熙选择征战，是被逼还是无奈？康熙并非开国君主，也不是末代皇帝，但康熙在位期间战事频繁，俨然不像一位发展中帝国所应该发生的。虽然康熙最后统一了政权，但是统一的过程却是艰苦而又漫长的。看来，康熙不如学习一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样也许来得容易些。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也不可否认，康熙的确想要效仿宋太祖，但是“三藩”的反映却不像石守信等宋代大将那样令君主满意。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得后周政权后，有鉴于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武将飞扬跋扈，不利于中央集权，乃与宰相赵普密商，决定削夺大将兵权。一日晚宴，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他说：我如果没有你们帮助，我无论如何也做不了皇帝的，可现在做在这个位置上太困难了！不如原来做节度使开心。石守信等赶忙问原因，太祖说：如果你们有一天，也被你们的部下黄袍加身，我该怎么办呢？不如你们释去兵权，到想去的地方，安度晚年好了。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从而完成了自己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一步，为后来的文人政治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宋朝的柔弱埋下了伏笔。
而康熙帝，在夺回兵权方面则表现出了少有的强悍，继承了他的先辈马上皇朝的传统，与宋朝的文弱形成鲜明的对比。
平定“三藩之乱”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经历的困难之大、时间之长、耗费的物资之多都是惊人的。康熙撤藩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国家中央集权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对企业家推动企业内部的管理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那些反对康熙撤藩的意见，也并不完全是保守、落后的，他们反对变革的原因都是十分具体的，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类：朝廷内部历史的惯性和惰性；威胁到朝廷内部某些人员的既得地位和利益；部分人未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部分人对变革者持成见；部分人心理上的障碍，求稳害怕变革；变革本身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变革一定能成功。所以当时很少有人能支持康熙，正因为如此，赞同康熙撤藩的大臣如明珠等，在日后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
科技发展的无为而终
一般说来，一个王朝的变革虽然都是困难重重，但是和康熙撤藩相比，其难度、深度、广度都要小得多。只要领导者信心坚定，遵循变革的一般规律，得到相关利益决策者的支持，变革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要是领导者不愿意改革或者不支持改革，那么整个改革的进程就要缓慢多了，甚至会倒退。
大清朝在当时的世界中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在当时的世界中，大清朝的生产力是居于中下水平的，而在康熙帝的眼中，他的王朝是最强大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几次科技革命促成了当今社会格局的形成，康熙王朝正是处在科技革命的时期。从时代的眼光看，康熙的改革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康熙帝是一位好学的皇帝，对科学的热爱也是历朝历代皇帝所不能及的，他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是中国封建皇帝中最丰硕的，但是由于康熙对科技认识的局限性也致使康熙朝代并没有出现科技革命。然而，同样是幼年登基的一位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科技成就。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康熙本人对科学充满了兴趣，而路易十四则热衷于跳他的芭蕾”。
南怀仁，是康熙的大臣，也是比利时耶稣会士，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康熙皇帝第一位数学老师。由于清朝初年对传教的控制，致使南怀仁的传教失败。但是他的博学也引起了我们这位康熙帝的重视，让他负责教授自己几何学。
由于传教的失败，1678年，南怀仁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而为了回应南怀仁的号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稣会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赐名为“国王数学家”。这几个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并起了中国名字：洪若翰、白晋、张诚……继南怀仁之后，白晋、张诚也成了康熙帝的数学老师。
老师们惊讶于康熙的勤奋好学。白晋在1691年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21日。皇帝回宫了。一看见我们，他就笑问我们这一天过得如何。他在算学桌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注：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一位，专门研究这段时期世界历史的研究员说，一次，路易十四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他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可见，二者的不同。
传教士来华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科技文化知识。这些新鲜的知识，让康熙这位好学的皇帝，充满了惊奇。康熙无疑是个少有的聪明皇帝，但他喜欢科学，却不是因为聪明。“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他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历法，关乎社稷存亡。于是，他“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注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于是乎康熙在自己的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然而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这也是把康熙与路易十四共同提起的一个关系点。
然而，为什么康熙的科技发展，并没有得到推广，到最后甚至销声匿迹了，而路易十四却成功了呢？其实归结出来也很简单，首先康熙帝在对科技认识程度上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仅仅涉及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即历法和天文的勘测上；在对科技的应用上，康熙涉足的更是微乎其微了。在康熙的统治时期，对科技的应用仅仅涉及到了河务的改造这一个方面。
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唯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其次康熙朝时没有形成科技学习的风潮。当时的清朝，儒家思想是康熙所提倡的，再加上历朝历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因此儒家的文化、思想早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的老百姓头脑里。那个时候，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因此，科技之风在大清没有盛行，犹如一朵云彩，只是飘然经过，没留下太多的痕迹。而此时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
最后，康熙学习科技知识的目的也不纯，政治动机占主导地位。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对于汉民族的统治，所以在满族尚未在中原站稳之前，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而想打开科技的大门，却又担心一旦打开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恶性后果，这也是康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理。
皇帝的性格决定了王朝的最终走向，所以康熙对科技的认识，导致了中国没有赶上任何一届科技革命。而且到了康熙末年，由于康熙与欧洲的教会之争，更导致大批的传教士被杀、被驱逐，科技之火最终没有燎原。所以，康熙虽然已经看见高速发展之路，却并没有把大清这部机器带人世界高速发展的潮流中，而是固执地、狭隘地朝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去，这也给康乾盛世形成后清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缺少经济头脑的政治思维
康熙在撤销“三藩”以后，国库的支出终于走向了平衡，但是由于康熙永不加赋的旨意颁布以后，再加上海禁，国库也并没有多少积存了。
海禁。在明朝后期就开始有限度地开放海禁，也使明朝的经济有所恢复。但到了17世纪中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继之而起便戛然而止了。清初统治者出于维护新王朝安全的政治需要，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的贸易往来。历史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轮回。
清政府到康熙初年，还严禁人民出海，无论捕鱼还是经商都不允许。具体说，大清的海禁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面铺开的“迁海”。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实行了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措施，将沿海一带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清初的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妨碍正常的海外贸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项政策当然不可能长久维持。
自康熙平定台湾以后，国内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完全的统一，康熙帝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4—1865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先后设立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至此，海禁放开，中外正常贸易关系得到恢复。清朝的税收开始增加，而且对外界的接触也使“固步自封”的大清朝开始认识世界。
随着海上贸易的进行，大清朝的财力不断上升，康熙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而且，从本质上分析，康熙作为一个好学的皇帝，海上贸易的发展与大量科学知识的涌进是同步的，因此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科技上，康熙都逐渐掌握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但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康熙朝的海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限制逐渐增多。同时也由于洋商到中国的地方集聚，越发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
采取限制海上贸易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东来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到牙齿的海盗船队。最早与中国交往通商的葡萄牙人（明武宗正德时来中国），不但在东南海上抢劫杀戮、骚扰闽粤口岸、掠卖人口，而且使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占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
继葡萄牙人之后来中国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无一不亦商亦盗。荷兰人在明末来中国通商为葡萄牙人所阻后，就转而侵占台湾南部并多次劫掠澎湖及沿海各地。1642年荷兰击败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后又独霸台湾，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荷兰、葡萄牙还都曾卷人中国明清之际的内战。西方早期殖民国家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后来的清统治者以极大的警示。康熙帝曾经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
日益发展的民间海外贸易引起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注意，“每以汉人为难治”，对汉人防范心甚重的清朝统治者很是不安，结果到康熙末年就发生了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的政策逆转，主要是因为抗清失利以后有不少南明抵抗人士流亡到南洋，给朝廷制造了危机感。
清朝统治者出身于东北内陆，本就对海洋十分陌生，心怀恐惧，现在大量汉人到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南洋去，甚至去而不返，在海外长留聚集，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不安和疑虑，害怕海内外残余的抗清势力死灰复燃，联合起来危及刚刚巩固下来的新政权。
此外清朝廷内关于重行海禁，禁止人民私自出洋贸易的议论始终不曾断绝，其中政治安全考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康熙帝到晚年更每以此为念，多次亲自询问、了解有关情况，命令加强沿海防范。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康熙的末期，清朝又恢复了明朝“闭关自守”的社会状态。可以说康熙的海上贸易的政策，从走出去到收回来，本质上完全没有改变“闭关自守”的政策，康熙时期的贸易主要还是通过陆地口岸进行交易。清朝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没有给大清的经济带来多少变化。所以在发展中的清朝没有出现向“贞观之治”时的经济繁荣景象。
康熙同唐太宗李世民都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人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他们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康熙没有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使清朝的繁荣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初级阶段。大清的对外贸易虽然主要依靠陆地贸易，但也没有出现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也仅仅是依靠同俄罗斯进行贸易交往。可以说康熙个人的外交政策，完完全全的表现在对俄罗斯的贸易中。出于入关不久，康熙看重的是对内地的皇权的统治，满足于“天朝上国”的地位，就连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也把重点放在引渡逃犯问题上，并没有寸土寸金地去争取土地问题。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经过平等谈判而正式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中俄国界纠纷即暂获解决，双方的外交从此都各致力于自己的主要目的。清廷对俄外交的主要目的在孤立厄鲁特部，俄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则在发展对华贸易。主要是因为17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镇压了斯杰潘拉辛的起义，国库空虚急需贸易补充。但时逢英荷战争爆发，使俄国的对外贸易几乎中断，因此沙皇政府希望开拓远东市场，与当时的满清进行贸易。
但是康熙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权的统治，至于贸易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留意，只是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牙行，是继承唐宋以来的博买制度，是明朝政府统制对外贸易的产物，每当外国贡舶到时，牙行便前往看货，并将货物报官，待派官抽分以后，才由牙行带领内商前来贸易。牙行在外商和内商之间，作为买卖的中介人，既评定货价、介绍卖方，又在买卖过程中收取行佣钱，即谓“牙钱”。
公行既是中外商人的联系媒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的联系桥梁。因此，它既具有商业垄断的权力，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然而在公行工作的行商们凭借他们特有的地位发财致富，使中外贸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因此，他们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殊商人，清政府原想依靠他们守住大门，结果却让他们引进了敌人。所以康熙时期，中俄的贸易，单对清朝来讲，绝对是没有太多收益的。从而康熙也并没有改变明末至清初的贸易状态，大部分的贸易上的改革，都如同虚设，无疑康熙时期的外交贸易进程是在原地踏步的。这点康熙要比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要逊色很多，唐太宗不仅开创了中国新的地理版图，也使当时的经济得以快速的发展，这些都得力于当时的边境上的贸易往来。
唐太宗的对外贸易政策影响着他的后世子孙的贸易思想，康熙也如此。就说乾隆皇帝吧，举一例来说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一行700余人的使团，以补祝清帝八十寿辰的名义，抵达承德朝见乾隆。在举行觐见仪式之前，英使与清廷即在觐见礼节上产生严重分歧，经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按照谒见英王所行的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九月十四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使。当他看过了马嘎尔尼呈上的表文后，勃然大怒，觉得英国十分荒唐，堂堂的天朝怎么可以让外国人在北京住？
针对英国提出的要求，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坤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使住处。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廷，“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赉，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赉英王“文绮珍物”。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
英国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对英国提出的这七个要求逐条列举理由驳斥，不允其请。
以上这七项要求，如果单就具体要求来看，有些是应该断然拒绝的，如要求拨给珠山、广东一块土地，这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当然要予以驳斥。免税减税的要求也不合理，不能允准。至于多口通商，在京城设立英国洋行和使馆，传教士在华传教，等等，单是孤立来看，似乎并不过分，双方都有好处，不应一律拒绝。
目空四海的乾隆皇帝，就这样用一些赏赐打发了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使者，并且留下了世界外交历史上惊人的“名言”。他认为自己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乾隆皇帝的这一举措，明显是承袭祖父的策略。闭关锁国让乾隆目空一切，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岂不知，大清王朝在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指导下，已经被世界的潮流远远抛在了后面。这不得不归功于康熙皇帝，“榜样”的力量确实无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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