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可以如此清廉，但不可以如此憋屈和清贫，必须得尽快出人头地。怎么才能尽快出人头地呢？那就得在朝中找一个可靠的靠山，然后靠着他升迁发迹。可朝中除了慈禧和张之万之外，还有谁可靠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张之洞可靠的靠山已经出现了，他就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河北高阳人）。
李鸿藻是咸丰二年（1852年）中的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由于政绩卓著，为官处事严肃认真，而且极具孝心，李鸿藻被慈禧选为同治皇帝的老师，后授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等职。同治四年（1865年），他又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封太子少保，后来入参军机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看了李鸿藻的履历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深受慈禧倚重，他升职的速度超快，他是实力派高官。短短十几年，他就从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跻身为朝廷一品大员，没有实力能行吗？可见，张之洞找他做靠山，似乎找对人了。
李鸿藻确实是慈禧深度倚重的大臣，慈禧快速提拔他的真实目的，就是利用他来制衡和分解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势力。慈禧是依靠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势力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势力，来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军的。农民起义军被镇压后，这几位大哥都厥功甚伟，都成了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
这几位大哥成为封疆大吏后，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并在自己的地盘上，兴办洋务实业，发展国民经济，他们又成为洋务派首领。
慈禧很支持曾、左、李办洋务实业，因为帝国需要振兴，经济需要发展。但慈禧却时刻戒备曾、左、李，她担心曾、左、李势力过大会危及她的政权，于是通过“以人制人”的手段来制衡他们。李鸿藻正是她用来制衡曾、左、李的一枚棋子。
慈禧用李鸿藻来制衡曾、左、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都是恭亲王的亲信，恭亲王是他们的靠山。慈禧提拔李鸿藻，也有让他制衡恭亲王的意思。恭亲王虽然失势，可他毕竟是执掌军政大权的王爷，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李鸿藻就是再受慈禧倚重，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慈禧也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安排一个和恭亲王势力相当的人来制衡他，这个人便是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
谦卑的醇亲王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慈禧的亲妹夫和小叔子。光绪皇帝继位后，慈禧有意让醇亲王取代恭亲王的位置，但醇亲王是一个极其低调的王爷，他似乎对升官和发财不感兴趣。
在道光皇帝旻宁（1782—1850）的众多儿子中，醇亲王和恭亲王最有名气，但论真才实学和执政能力，醇亲王远远不及恭亲王。在政治立场和对外政策方面，兄弟俩是截然相反，恭亲王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而醇亲王则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比如，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兄弟俩的态度就两极分化。尽管如此，可醇亲王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善于韬光养晦，明哲保身。
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拥立醇亲王的二儿子载湉为新任皇帝。按理说，醇亲王应该感到惊喜才是，可他当场失声痛哭，并晕倒在地，半天都站不起来，后来被人扶送回府。谁都知道，醇亲王这是在装，他为什么要这样装呢？
第一，他深知皇帝这活儿不好干，儿子那么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受慈禧制约，前途叵测，命运难料。而且，儿子生的儿子，还不能算作自己的孙子，只能算作四哥咸丰皇帝的孙子，这可亏大了。
第二，他觉得皇帝的老子不好当，皇帝儿子那么小，他这个当爸的地位很尴尬，好多事情，他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第三，他要是不辞职，而是以皇帝老子身份自居的话，那他的六哥恭亲王岂不羡慕嫉妒恨死他？
醇亲王如此谦卑，不是因为他真的不贪恋权力，而是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想在官场上混，就得谦卑，谦卑一下，并不意味着矮人一截。恰恰相反，人生还会因此而圆满，谦卑既是避免祸端的预防措施，也是顺利发展的有效手段。
思来想去，他干脆向慈禧递交了辞职报告，请辞一切职务，慈禧大概是被他感动了，便同意他辞职，但明确表示他的亲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事情到这一地步应该可以了，可这位王爷还是不放心，又上疏请辞爵位。不过，他的四嫂和大姨姐一直没同意。
辞职之后，醇亲王和妻子一直过着低调而平静的生活，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恭亲王被革除一切职务时，他才出山接替恭亲王执掌军国大事。他不是不贪恋官位，他是在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他笑到了最后，这就是谦卑的力量。
超级愤青李鸿藻
醇亲王和李鸿藻在为官处世方面是两个极端，他们一个性情含蓄低婉，一个脾气火暴耿直；一个善于讨好顺从慈禧，一个喜欢和慈禧对着干；一个是明哲保身的皇帝父亲，一个则是锋芒毕露的超级愤青。
说李鸿藻是一个超级愤青，一点也不为过。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藻入参军机后，他的母亲不幸去世。按照祖制，他要回老家守孝三年，可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他要是一走三年，同治皇帝可就没办法天天向上了。这是国家大事，国事大于家事，于是慈禧令他在任上守孝，不得擅离职守。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可李鸿藻就是认为孝比天高，说什么也要回家！慈禧很生气，又下了一道严旨，他非但不听，还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高谈阔论：“孝就是比天高，哥就是要回家！”
慈禧不好惩处一个把孝视做比天高的人，又三令五申他不得回家。李鸿藻见来硬的不行就装病，他装作很可怜的样子，三番五次哀求慈禧同意他回家守孝。慈禧欲哭无泪，她只好同意了李鸿藻。李鸿藻虽然屡屡犯上，老跟慈禧顶牛，却博得了“天下第一孝子”的美名，他耿直犯上的性格，也深为天下孝子所折服。
四年之后，慈禧的母亲病故，所有的王公大臣都去吊唁，唯独李鸿藻闭门不出。很显然，他这是报复慈禧，慈禧很无语，但她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她只能无语。
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同治皇帝决定以孝敬母亲的名义重修圆明园时，李鸿藻第一个跳出来抗议，并多次上疏反对。遭到同治的批驳后，他竟然联络以恭亲王为首的十位大臣联合上疏，力阻修园。最后，在恭亲王等人的竭力阻止下，圆明园至今也没能重修。
像李鸿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愤青。愤青，每个时代都少不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愤过，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我说李鸿藻是个超级愤青，一是他位高权重，愤起来力量超猛；二是他号召力强，在他身后，还集结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愤青，如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张佩纶、翰林院侍读（从五品）陈宝琛、詹事府左庶子（从四品）黄体芳、国子监司业（正六品）宝廷、监察御史（正七品）邓承修等人。
晚清盛产清流党
李鸿藻和这些人搞在一起，就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党派——清流党。所谓的清流党，就是那些以批评弊政、参劾权臣为己任的清高自傲型言官群体，这些言官在朝廷上都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但无多大实权。他们擅写声讨、参劾一类的奏折，其角色相当于政府的内参记者，常常搞得大臣们心生嫉恨，也常令慈禧和皇帝下不来台。
晚清的清流党可分为“北清流”和“南清流”两个派系，“北清流”就是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方籍清流人士。“南清流”则是以军机大臣沈桂芬、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南方籍清流人士，主要成员有盛昱、王仁堪、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钧等人，这股政治势力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是力挺光绪皇帝的中坚力量，也称为帝党。
“北清流”和“南清流”也经常掐架，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立场却空前一致。清流党的工作看似很给力，但他们实际都是一帮激进刚正的言官。不过，明清两代是言官兴盛的时代，清流党的出现，也是时代的产物。
加盟清流
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从湖北挂职期满回京后，就和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陈宝琛等一帮词界名流搞在一起吟诗踏青。这帮人都是愤青，张之洞明显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七年之后，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搞在一起，特别是陈宝琛，他已成为李鸿藻手下的得力干将。
这次回京，帝国领导结构和人事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没人顾得上张之洞，他很失落，日子过得很苦。原来和他吟诗踏青的那帮哥们儿都升了官，可他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对帝国及其领导层产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与陈宝琛那帮人不谋而合，在陈宝琛那帮人的影响下，他也渐渐产生了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张之洞又结识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
在这些人当中，张之洞和张佩纶（1848—1903，河南丰润人）的关系最要好，张佩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两人都以学问渊博著称，并结成了铁哥们儿。
在清流党中，张之洞深受李鸿藻器重，他们性情相近，非常合得来。在清流这个大家庭中，张之洞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于是他欣然加盟其中。
无奈的选择
张之洞知道清流党是怎么回事，也知道那帮人都是愤青，他不想当愤青。但在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下，他还是别无选择。
首先，他出身官宦家庭，从小接受正统而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满脑子都是家国天下，张口闭口都是忠君爱国。同李鸿藻一样，他也接受不了恭亲王和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的政治主张。在政治思想上，他们步伐一致。
其次，他性格耿直，作风清廉，这一点也和李鸿藻等人相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就这样搞在了一起。
再次，他回到北京后，没有得到帝国领导层的提携和关照，他很失落，也很窘迫，于是想找一个可靠的靠山。
在当时的京城高官中，李鸿藻是最佳的靠山人选。通过李鸿藻的任职履历，张之洞看出了一个门道：慈禧有意培植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势力，就是想通过清流党来制衡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势力。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李鸿藻和他的清流党都会受到慈禧的倚重。
如此说来，李鸿藻就是晚清政坛一只绩优股，身价不菲，如果选择他长线投资，那么一定能获得永久性分红。于是，张之洞就选择了他。张之洞选择李鸿藻，不是无奈的选择，而是双向选择。在他选择李鸿藻的同时，李鸿藻也选择了他。李鸿藻和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同朝为官多年，两人交情甚好，退休在家的张之万虽不能直接关照张之洞，却把这事托付给了李鸿藻。有了张之万的托付，李鸿藻就不得不关照张之洞。
张之洞选择李鸿藻，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顶风挡雨的直接领导。他虽然是慈禧钦点的探花，属于慈禧的人，但他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属于慈禧的人太多了，她根本顾不过来。我和她的差距太大了，她也不可能事事都顾我。如果选择李鸿藻做我的直接领导，那么好多事情，他都可以替我张罗。有道是现官不如现管，李鸿藻就是我的现管，只要和他搞好上下级关系，他就会在慈禧面前替我多多美言，那么我就一定有机会出人头地。
无论怎样，张之洞加入了清流党，他被打上了愤青的烙印。对此，他也许不服，但他别无选择。那就当一回愤青吧，愤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力挺慈禧，一本万利！
打造另类愤青
张之洞确实不愿被打上愤青的烙印，加入清流党后，他干的是愤青的活，却不肯背上愤青的名，他甚至连清流党的真实存在，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是想隐藏自己的愤青身份，然后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别具时代特色的另类愤青。
所谓的另类愤青，就是从本质上和传统愤青有明显区别的新时期愤青。在清流党内，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人都是传统愤青，他们激进刚正，逮谁咬谁，而且脖子一根筋，说话不计后果，做事力求极端，不参倒权臣死不罢休。
这样的人，倒是一身正气，但极其容易得罪人，特别是容易得罪高级领导人。这样的人，人缘不会太好，早晚会遭到打击报复。但这样的人在当时又非常走红。因为传统，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关注度非常高，并拥有很多铁杆粉丝，而他们的粉丝多为学子或朝廷普通官员。比如说张佩纶，他的粉丝就有很多，很多粉丝都把他当做偶像明星，甚至刻意模仿他的穿衣打扮。就像当年我的那些发小们，疯狂模仿天王刘德华和郭富城的发型一样。
在当愤青的那些年，张佩纶经常穿一件竹布衫，他穿竹布衫的样子很潮很酷也很有范儿。走在大街上，回头率那是相当高。因为很多粉丝都喜欢他这种范儿，没过多久，京城青年尽穿竹布衫。
张佩纶的这副打扮，很像文艺青年。他确实是一个文艺青年，一身的文艺细菌，要不然他的孙女也不会成为蜚声中外的大作家——张爱玲！
张之洞倒不想走明星路线，自打加入清流党，他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几个处事规则：
1、上书言事，纠弹时政，均从国家、民族和群众利益出发。这事要大干特干，目的是要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原则上不参劾位高权重的大臣，以免日后遭报复。
3、一般不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慈禧生气，并要处处替他们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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