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争修铁路，巧胜政敌 (1)

　　朝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是令他修建卢汉铁路，卢汉铁路最后得以修建，其实是张之洞力排众议，在朝廷众多派系中争取而来的结果。最主要的是，在这场铁路修建争夺战中，他轻松而巧妙地战胜了政敌李鸿章。

　　国与民的愚见

　　铁路和火车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十六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通车。此后，铁路和火车就像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兴建。但腐朽落后的满清王朝和顽固守旧派官僚，却视铁路和火车为洪水猛兽和天外怪物。

　　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驻上海机构自行修建了一条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这条铁路仅长10余公里，可它却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然而，清政府和顽固守旧派官僚无法接受它，上海民众见状也是大声惊呼：“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啊，咋跑得那么快呢，还带响声的？吓死我们了！”

　　清政府也觉得这不是个玩意儿，竟以三倍的造价将这段铁路买回，然后拆毁！上海民众的见识有限，这倒情有可原，可清政府的行为却非常雷人，英国人目瞪口呆，随即笑掉大牙。

　　但清王朝也有主张修路的人，比如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们早就注意到铁路的优势，可那些顽固守旧派官僚却玩命劝阻：“铁路不能修啊，修铁路会破坏祖国的大好河山，惹怒山川神灵，会遭报应的；修铁路也会破坏老祖宗的坟墓，惹怒祖宗神灵，会遭天谴的；修铁路也会使那些兵家必争的关隘之地荡然无存，一旦同列强开战，洋人就会长驱直入，中国岂不是要亡国？”

　　尽管顽固守旧派的言论很愚昧，阻力很强大，但这并没有阻止洋务派修建铁路的打算。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挂职直隶提督却赋闲在家的刘铭传从军事、运输、赈灾、商务、矿务、旅行等各方面为出发点，奏请朝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干线：向南修建北京至江苏清江、北京至汉口两条铁路；向西修建北京至甘肃一条铁路，向北修建北京至沈阳一条铁路。

　　刘铭传修建铁路的设想很具前瞻性和先进性，可这又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巨大争议。顽固守旧派强烈反对，其中侍读学士张家骧提出修建铁路有“三弊”，即生事、扰民、夺利。内阁学士徐致祥提出修建铁路有“八害”，如资敌、浪费、中饱私囊、工农下岗失业等。就这样，刘铭传修建铁路的构想也化为乌有。

　　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修建唐山开滦煤矿至唐山胥各庄之间的轻便铁路，因为运煤任务极其艰巨，朝廷便批准了他的奏请。

　　这一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一条长仅12公里的“唐胥铁路”修建而成。因为是自行修建的，这条铁路设施非常简陋，火车没有发动机装置，启动时甚至需要骡马牵引。尽管如此，但它却是我国第一条自行修建的铁路，值得铭记。

　　李鸿章的尴尬

　　在这之后，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虽然大败法军，但运粮运械的无比艰难和战机的无限延误，深深地撼动了每一个人心。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这才意识到铁路在军事和运输中的重要性。就连向来反对修路的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也带头奏请修铁路。在他的奏请下，慈禧命令新组建的海军衙门统筹修路事宜。李鸿章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便不遗余力地鼓动醇亲王力挺他修路。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了北洋水师的建设和调运兵械的方便，他奏请朝廷以唐胥铁路为基础，续修胥各庄—天津—山海关段铁路。

　　光绪十四年（1888年），当铁路修至天津时，他又以加强海防为由，奏请修建天津至北京通州的津通铁路。修建津通铁路的奏请，再次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巨大争议，顽固守旧派的反对声音更加激烈，他们纷纷认为，修铁路不仅不能加强海防，还会引火烧身，资敌亡国。因为列强侵略中国都是从海而来，他们一旦登陆，就会抢占铁路，然后顺着铁路打进北京，大清势必灭亡。

　　顽固守旧派的这番言论毫无创意，但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于是，他从容不迫地上了一道万言奏折，把顽固守旧派的荒诞言论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朝廷还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无奈之下，李鸿章便通过醇亲王给慈禧出了一计：把修建津通铁路的方案，下发给沿海沿江将军督抚商议。

　　李鸿章以为天下将军督抚都会顺着他的意思，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明确支持修路的只有他的部将刘铭传一人，其他十几位将军督抚不是坚决反对，就是模棱两可，或翘首观望。

　　李鸿章晕死。他尴尬得要命，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宏伟的计划，高明的奏折

　　就在这场铁路之争迟迟不能一锤定音时，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非常高明的奏折，从而改变了一切。

　　张之洞是中法战争的前线统帅，中国军队运粮运械的艰辛和战机的延误，他比谁都清楚，他比谁都心痛。中法战争结束后，他也想在广东修建铁路，可广东太缺钱了，而且广东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于是他只好把修路的事情放在一边。但张之洞一直在密切观察着铁路的动态。此后几年，随着广东财政状况的不断改善，随着朝中重臣对铁路修建权的争夺，他也在心中酝酿了一个更大的主意和方案：

　　要想富，必须先修路。修建铁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张之洞向来是干大事的人，别人都争着修路，我不能不争。别人争修路，不够气度，缺乏远见，算是小打小闹。而我就要玩把大的，我要修建一条线路长远、影响深远、眼光高远的铁路，我要让这条铁路贯通祖国南北，成为中国交通大动脉。

　　这条铁路如果修成了，它将是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间的生命线；如果修成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超越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以及隋炀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而我张之洞的功名也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于李鸿章，我就不屑和他比了，他算老几？

　　至于如何修建这条贯通祖国南北的大动脉，张之洞早就拟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分两步走：先修通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待京汉铁路修通后，再修建汉口至广州的铁路。至此，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而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也横空出世，浑然天成。于是，在朝廷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就给朝廷上了一道非常高明的《请缓造当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他在折中这样写道：

　　“如今修铁路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加快国货的流通，此事当务之急。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都依靠进口洋货过日子，国货却没有市场。然而，中国物产丰富，盛甲五洲，却因交通不便，运输艰难，而致产量不高，质量不精，销售不广，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只有修通铁路，国货才能有效流通，甚至远销海外；只有国货畅销，国家才能富强，商人、工人、农民才能获利。说到底，铁路之利，首在利民。”

　　在这段话中，张之洞首先肯定了修建铁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有力地驳斥了顽固守旧派关于修路有失业、扰民、扰祖宗神灵的愚昧荒诞言论，也修正了醇亲王、李鸿章关于修路仅用于军事海防的狭隘认识。

　　接下来，他对李鸿章主张修建的津通铁路，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修建铁路应从全局观点出发，权衡路线的利弊得失，选择有利地势修建一条振兴国民经济的腹省干线。我认为，津通铁路应该缓修，原因有五，即耗资巨大、利润不高、军事方面的作用不大，而且还要设重兵把守等。因此，我主张修北起北京卢沟桥，南至汉口的卢汉铁路。比及短短的津通铁路，长远的卢汉铁路至少有七利：不近海，不资敌，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粮饷运输，有利于军队调动……”

　　张之洞深知修建卢汉铁路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而朝廷也会因此犹豫不决，心疼银子，因此他在奏折中提出了具体的修建方案：卢汉铁路分四段修建，每两年修建一段，八年竣工，总预算1600万两银，年筹200万两银。这样一来，朝廷和地方的经济压力都会很轻。

　　果然，这道奏折上交朝廷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慈禧称赞他“其论甚壮，其志甚远”；醇亲王也不计较他修正自己的言论，反而赞美他的主张和构想“别开生面”；朝野上下都夸他：这番高谈阔论，高瞻远瞩，“扫荡群盲，耳目为之一新……”

　　张之洞的这道奏折，以其高明的出发点和长远的着眼点，抑制了各方的偏激观点和荒诞言论，既为朝廷解了围，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千秋功业，实在是精妙绝伦，当即得到了朝廷和慈禧的采纳。

　　扬张抑李

　　这时候的慈禧，虽已退位还政，但一切军国大事，还是由她说了算。像修建铁路这等大事，她不可能不插手。更何况，她的颐和园一直在修建，她依然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

　　李鸿章等人主张修路，都要求朝廷出银子，而且耗银巨大，她当然不肯同意。

　　张之洞主张修路，既没有一口吃个大胖子，也没有向朝廷狮子大开口，而且他的主张确实站在利国利民的高度上，她不得不同意。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事。实际上，慈禧同意张之洞修建卢汉铁路，却是为了制衡和打压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