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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达人张之洞》 作者:梁纪锋

第55章 机智劝学,避祸趋利 (2)

  正在张之洞得意洋洋之际,慈禧的另一个举动,却令他感到一丝后怕!即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同一天,慈禧命兵部尚书荣禄(1836—1903年,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京师兵权。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被授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入参军机。

  慈禧此举目的很简单:令荣禄执掌京师兵权,镇压维新变法。荣禄向来效忠慈禧,也是慈禧倚重的统军将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还被授予总理衙门大臣,加上他一直反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慈禧便把镇压维新派的重任交给了他。

  看来,慈禧这是要对帝党及维新派人士动手了!甚至包括光绪皇帝!

  醒悟

  这一切早在张之洞的预料之中,他并不觉得意外,可他曾扶持资助过维新派,并和帝党及光绪皇帝关系暧昧,慈禧要是将帝党一网打尽的话,岂不是也会殃及他?

  想到这里,张之洞心里陡然敞亮了许多,他为自己没有入参军机而深感庆幸:我要是入参军机,主持新政的话,肯定就成了光绪皇帝的人。我成了光绪皇帝的人,势必就成了慈禧的敌人,慈禧势必就会派荣禄来镇压我!

  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现在不要紧了,现在我没入军机,没有主持新政,也就不是光绪的人,慈禧就不会把我当敌人了,我可以松一口气了。

  不过,这一切得感谢翁同龢,要不是这个老东西搞破坏,我还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翁同龢,虽然你很阴险,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恨你了。你故意而为的一次破坏,却保全了我的政治生命,抑或是躯体生命,我谢谢你啦!你的使坏,也让我大彻大悟:有些时候,敌人并非绝对是敌人,敌人的敌意之举并非绝对伤害你,也许能成全你。因此,对于敌人,不必嫉恨,更不必设法报复,有些时候,敌人也许能转化成恩人。

  是的,张之洞,你不必再嫉恨翁同龢了。因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又被慈禧革职且永不续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直到光绪三十年,他孤老死去。放心,他永远都成不了你的敌人!

  好了,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张之洞也就不再惦记入参军机的事了。通过这件事,他也有一种深深的感悟: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但这个官并不好当,是个烫手的山芋,谁要是当军机大臣,谁就是被架在火炉上烤。谁当上了军机大臣,谁就要处于皇权斗争的中心。整天在慈禧和光绪的眼皮底下工作和斗争,既不好玩,也有掉脑袋的风险,倒不如做个地方总督安全自在。总督虽然远离朝廷,但远离朝廷,就意味着远离了是非和斗争,在地方干大事,经营自己的天下不是挺好吗?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入参军机的机会,哪怕是让我去军机处当领班大臣,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去!

  一辞军机

  张之洞真有种!可他没想到,他很快又碰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他入参军机被忽悠,朝野很多人都替他鸣不平和惋惜。不久,又有人站出来举荐他,陈宝箴和袁世凯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宝箴举荐张之洞那倒没说的,袁世凯举荐张之洞,这倒有点意思。袁世凯上奏光绪皇帝说:“变法一定要选对人,必须要选那种真正明达时务而又老成持重的人,就像张之洞那样的人。只有让他来主持新政,皇帝陛下您的圣意才能顺利推行。”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得知袁世凯要举荐他的消息后,立即去电阻止:“老弟你举荐我,我很感激你,可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

  张之洞此时拒绝入军机,其实是想和帝党保持距离,避免引火烧身。

  袁世凯举荐张之洞也不算什么稀奇事,稀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核心人物伊藤博文也举荐张之洞。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交流维新工作时,发自肺腑地对总理衙门说:“变化如不从大远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唯张香帅一人耳!”

  总理衙门和朝廷不可能不重视伊藤博文的主张与建议,可张之洞心意已决,他对军机处已不感任何兴趣了。

  未雨绸缪

  张之洞力辞军机,其实是想明哲保身,可毕竟他扶持资助过维新派,他不得不顾虑慈禧。出于防范,他进一步密切了同杨锐的联系,详细交代杨锐若干注意事项,并设法应对慈禧。

  早在他预料到维新派人士会有血光之灾之前,他就想好了应对措施。他没干别的,只是埋头写了一本书——《劝学篇》。

  《劝学篇》始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值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维新运动风头劲爆、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阶段。这时,湖南的《湘学报》和《湘报》也正在大力宣传孔子改制和维新变法,张之洞深感维新派人士这么干下去会坏事,甚至会殃及自己,于是他便潜下心来,书写一部属于自己政治主张的书籍,以同维新派划清界限。

  晚清第一畅销书

  这段时间以来,张之洞精心准备,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了长达四万字的《劝学篇》。

  《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正人心,包括同心、教忠、明纲、宗经、正权、守约等9篇;外篇务通,开风气,包括益智、留学、设学、学制、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15篇。

  《劝学篇》是张之洞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也是他一生兴办各类洋务实业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林则徐、魏源等前辈思想的总结。《劝学篇》系统、深入地提出了“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中心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指中国读书人,要先通中学,中学为内学,然后再循序渐进学习西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张之洞认为,如果一个中国读书人,他连中学还没通,就先学西学了,那他就像不知自己名字的人,就像没有缰绳的野马,就像没有舵手的船只一样完全失去方向。这种人懂得西学越多,就越敌视中国,越弃祖忘根!

  他还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热爱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学好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你才可以研读西学。

  研读西学,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学术思想、经济理论与模式,但不包括政治体制。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当下的大清则是封建主义社会。

  一方面,《劝学篇》除了教中国人应该怎么读书外,还立场坚定地批判顽固守旧派的自我闭塞、死抱祖宗家法不改、顽固不化、抵制洋务和西方技艺、视洋务和西方技艺为奇技淫巧等现象。另一方面,他还严厉批评了维新派的公羊学说和孔子改制说。

  其实,张之洞写《劝学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旗帜鲜明地同维新派划清界限,从而寻求自保,依附慈禧,继而收获一片仕途蓝天。

  事实上,他做到了。因为纵观整部《劝学篇》,其忠君爱国思想、封建卫道思想、改革而不改制的思想贯穿始终。既然是忠君爱国的,又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那慈禧肯定不会把它当做反面书籍而封杀。

  张之洞既对《劝学篇》的政治色彩进行了恰当定位和把关,也对市场行情作了充分评估。他觉得这本书绝对能一炮打响,走红书市,于是选择在维新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隆重推出,震撼上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策划运作成熟后,在《湘学报》上连载完毕后,张之洞把《劝学篇》交给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再由黄绍箕将其转呈给光绪皇帝。黄绍箕是张之洞的门生、幕僚和侄女婿,他在北京也没少向张之洞密报情况,但后来他被张之洞揪住熬夜聊天耗死。

  黄绍箕将《劝学篇》呈上后,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当即令军机处刊印40部副本,发给各省督抚深入学习,并要求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杜危言”。

  随后,光绪皇帝又令总理衙门加印300部,作为维新教科书,全力推广发行。

  光绪皇帝绝对是《劝学篇》的第一发行人,皇帝搞发行,这动静和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大。没过多久,张之洞的《劝学篇》就刊印发行了200余万册!凭借此等发行实绩和销售洋码,《劝学篇》绝对荣登晚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晚清第一畅销书作家!

  不可思议的是,《劝学篇》还畅销海外,先后被译成英、法等不同版本的文字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其中,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将其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可见,中国版权走向世界,不是近些年的事。早在100多位年前,张之洞就吃了这个螃蟹。

  遗憾而八卦的是,我们至今都无法考证他当年拿了多少版税。

  《劝学篇》在上市之前,书名暂定为《强学篇》,这个“强”字有点激烈,而且有提倡变法的嫌疑,得知慈禧对维新派人士的态度后,张之洞又灵机一动,把“强”字改成了“劝”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柔和多了,意义不一样了,也深得慈禧青睐。

  无论怎样,《劝学篇》从创意、策划、写作、包装、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张之洞都操作得相当成功,他再一次把自己炒红了,他是大红大紫,紫得发光!而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学理念,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和教育纲领,也成为他“立言”的标志而流传于世。

  《劝学篇》的思想和理念,虽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思想性和先进性方面也比不上维新派,但在当时,它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本来是为了自保,没想到却把自己炒红了,这可真是天大的意外收获。但他并没有沉浸在大红大紫的喜悦之中,他都这把年纪了,他早就成名了,也就不在乎这把夕阳红了。

  红透过后,他静下心来,静静地面对那场他早已料定的血雨腥风。

  戊戌政变

  七月下旬,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这表明,慈禧已经决定对光绪及其帝党分子和维新人士动手了。但光绪皇帝还没有作出反应,他在想开设懋勤殿(皇帝读书的地方)的事,并令谭嗣同拟旨。

  七月二十八日,光绪亲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开殿的事,可慈禧不同意,加上帝、后两党最近一直剑拔弩张,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十九日,光绪召见杨锐,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杨锐立即找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商议,大家见到衣带诏后抱头痛哭,可光绪手里没有一点实权,所以康有为等人也束手无策。无奈而情急之下,谭嗣同想到了一个可以解救光绪的人:袁世凯。

  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势,也主张变法,同帝党关系亲密,而且他手里握有一支7000余人的新建陆军,如果拉拢他进京勤王的话,一定大功告成。

  想到这里,谭嗣同便密奏光绪。光绪正六神无主,于是采纳他的建议,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

  八月初二,光绪再次召见了袁世凯,密议勤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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