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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达人张之洞》 作者:梁纪锋

第62章 主持新政,清末一哥 (1)

  被迫变法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列强的统治工具,这深深地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心灵深处发出强烈而悲哀的呼唤:我的冤家,我的大清,你快点变法图强吧,我们真是受不了你啦,你要是再不图强,那我们就完全沦为列强殖民了啊,到那个时候,你还统治什么啊?

  除了中国民众的呼声外,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清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满,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意图推翻清王朝。

  更重要的是,帝国列强也要求中国变革图强,他们不愿意让一个毫无变化的朝廷回到北京。对他们而言,这种固守传统而不求进取的朝廷,没有油水可捞。换句话说,慈禧和朝廷如果不变法图强,不推行新政,那他们就不要回京了。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月二十九日,慈禧和光绪就回到了北京。

  迫于国内外局势和舆论的压力,慈禧也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变法图强。特别是经历这次战争后,她越发觉得,中国若不再变法图强,不仅永无出路,她和清王朝也无法继续维系其统治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腊月二十日,也就是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的第十三天,为了讨好列强,平息舆论,慈禧下了一道罪己诏,并宣布变法: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法令不更,锢(旧)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一切政事,尤需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道可以补中国之短……

  内外臣工,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慈禧对变法的积极态度。她意图通过变法来平抑国内外舆论,平息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政治风暴,进而振兴濒临灭亡的满清王朝。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可结果能如她所愿吗?我们拭目以待。

  清末一哥

  早在慈禧发布变法令之前,张之洞就有这个主张。慈禧下令变法后,他就致电在西安的姐夫、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鹿传霖:“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鹿传霖思想保守,此前他还劝张之洞不要仿效西法,慈禧却认为张之洞说到了点子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筹划新政,并委任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鹿传霖、工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瞿鸿禨(后补)为督办政务大臣;同时委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后补)为“参预政务大臣”。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督办政务大臣除李鸿章外,其他人均为朝臣,朝臣向来是光说不练,吃吃闲饭,即使开练,也只是搞搞文件,实事不干。而参预政务大臣则都是疆臣,疆臣相对于朝臣而言,能干实事,可干大事。因此,新政的推行与落实,就全落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四个疆臣身上了。

  然而,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了,刘坤一也于次年九月初五去世了,剩下的疆臣和新政推行者,也只有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人了。

  没错,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扛起了清末新政。但袁世凯的资历、名望和执政水平,都不能和张之洞相提并论。那么,推行新政的主角就是张之洞了。

  从这时起,张之洞真担当起了主持清末新政的重任。他因此成了朝廷柱石,清末一哥!

  主持设计新政

  张之洞不仅是清末新政的主持人,也是新政的总设计师。

  慈禧令内外臣工就变法一事“各知所举,各抒己见”后,张之洞就同刘坤一商议拟定变法章程,可这并不是刘坤一的强项,刘坤一恭维他说:“老弟你的经济文章,一时无双,就不要过问我啦,在这方面你是老大,你写好后我补充一下就行啦。”

  张之洞不再推辞,于是他静下心来,埋头苦搞了一个月,终于写就了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长达4万字,分别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了第一道《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在这道折子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认为人才成于教育,而教育是变法改革的首要任务,有道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就教育改革问题,他提出了四条措施:设立文武学堂,改革文科,罢停武科,鼓励留学。

  随后,他又上了第二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在这道折子中,他认为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因此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紧接着,他又上了第三道《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在这道折子中,他重申效仿西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

  这三道奏折所提出的变法内容和措施,有一部分张之洞已经实施过,属于洋务范畴,现在旧事重提,只是因为朝廷以前没有重视和推广。现在提出来,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有一部分是维新派提出来的,因为戊戌变法失败,此后又遭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变法措施一直没有实施,现在重新提出来,就是要重新实施。

  张之洞思想进步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他提出“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封建社会,法制建设极不完善,国家大法形同虚设,更别提行业法规和刑事法规了。张之洞提出制定这些法律,其实是把封建专制推向法制,而法制包含多层意思:公平、正义、合理、人性……

  张之洞制定的新政措施高屋建瓴,全面新颖,既符合时局发展,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因而得到了朝廷和慈禧的高度赞赏。慈禧看后,决定将其作为清末新政大纲实施,下令“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新政包括了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等人推行维新变法的结局人所共知,而维新派的主张被张之洞提出来却得到了慈禧的大加赞赏和推行,张之洞也因此被推崇为清末新政的总设计师和主持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同一件事情,面对同样一个人,让不同的两个人来操作,其结局咋就差得那么大呢?我认为,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做事情的方式上。康有为等人过于激进和犯上,而且思想不成熟,做事不稳健。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了大胖子。搞政治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否则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毁灭了自己,也给革命带来了损失。

  张之洞则恰恰相反,他机智圆滑,左右逢源,进退有据,审时度势。他既有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懂得凡事三思后行,也有改革家的开阔眼光,时刻保持着洋务派首领的先进性。在改革的路上,他没有因循守旧,也没有过度激进,有的只是循序渐进,征服各方。难怪,慈禧和梁启超都称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

  因此,康有为失败了,张之洞成功了。

  新政推行后,张之洞的表现最为积极,他是新政总设计师,他得在全国疆臣中起上个模范作用。于是,他更加卖命地督建铁路、兴学建校、发展工商、编练新军、开办工厂,等等。湖北的各项事业,在新政推行后,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制定律法章程

  张之洞设计的新政大多都有章可循,有经验可借鉴,但“矿律路律商律刑律”,却是个新鲜事物。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朝廷命令他和刘坤一先行制定中国矿务章程。不幸的是,刘坤一于这年九月初五去世了。这样一来,担子就落在了张之洞一个人身上。

  刘坤一去世后,朝廷立即令张之洞暂署两江。

  十月初九,张之洞抵达南京,开始办公。他首先在上海设立编译局,聘请中外翻译人才,采集和翻译各国矿务章程,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由他逐条详细修改,定稿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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