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就公司的盈利前景向合伙人做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 年1 月写给合伙人的信
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一家男士服装店，他很清楚沃伦·巴菲特跟时尚是不搭边的。通常而言，巴菲特会走进服装店，一口气定做5 套西服。不论帕索如何规劝，他定做的5 套西服全是清一色的灰褐色，然后他便转身匆匆离去。
不过，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帕索征求有关流行服饰的建议。他想了解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的看法。
帕索解释说，因为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现在不戴帽子的打扮方式十分流行。“沃伦，”他说道，“我肯定是不会戴帽子了，现在也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问道：“索尔，那现在制衣业的情况怎么样？”“沃伦，现在男人都不买套装了。”
这次，索尔·帕索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公司以每股7.6 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1962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低价格对于格雷厄姆的门徒绝对是很有吸引力的。这家美国东部脆弱的成衣制造商一直都在与成本低廉的南美和远东竞争对手们苦苦抗衡。不过，至少从账面价值来计算，买进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其每股运营资金为16.5 美元，是其股价的两倍多。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拥护者，巴菲特看上了这只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了仓位。
不论这项投资成败如何，它告诉世人，巴菲特已经不再只是步其老师的后尘了，他比格雷厄姆在投资上更加果敢，更愿意在某只股票上下功夫进行研究，更迫切地想要成为胜者。天道酬勤，巴菲特的业绩注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过，如果稍加留心你就会发现另一点，那就是巴菲特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考模式。他不仅会用格雷厄姆偏爱的量化角度来考虑问题，还会从品质的角度去评价一家企业。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再把股票看作静止的资产负债表，而是一个具有独特动力和潜能的鲜活企业。1963 年，也就是巴菲特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后的第二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所购买的股票类型完全不同的股票。他所投资的新公司也许连一间厂房都没有，也没有固定资产，这样的公司最有价值的商品往往就是自己的品牌。
美国运通绝对是一家引领时代潮流的公司。美国当时已经进入太空时代，美国公民脑子里也一直在勾画未来，但很少有其他公司的产品能像美国运通那样恰如其分地彰显现代生活的品质。由于美国人已经有经济能力乘飞机旅行了，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环球旅行。在这样一个时代，旅行支票成为旅行者的“通行证”。（《读者文摘》盛赞美国运通公司的旅行支票是“永远不会遭到拒付的支票”。）美国运通公司有将近5 亿美元的票据在市面流通，执行着像货币一样的功能。同样重要的是，到了1963 年，已有100 万美国人持有美国运通卡。要知道，这种卡投入市场不过短短5 年时间，5 年前美国人去外地旅游时还得考虑身上是不是要带上大笔现金。《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社会”已经到来。在美国，一场暴风雨般的变革即将开始，美国运通正是这场变革的领跑者。
天有不测风云。危机往往始于公司内部某个微不足道的环节。这次危机降临在新泽西州巴约纳市的一家仓库，这家仓库属于美国运通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这个仓库在一场看似普通的交易中接收了一批大罐装货物，据称里面装的是色拉油。这批货物是联合食用油公司提供的。作为取得货物的凭证，这个仓库给联合食用油公司开出了收货凭据，联合食用油公司又用此凭据作为抵押获得了一批贷款。后来，联合食用油公司宣告破产，债权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这时候，也就是1963 年11 月，美国运通公司也发现了问题：“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只有少数油罐中装的是食用油。”其他罐里装的都是海水，尽管这些海水的品质非常高，但也不如食用油值钱。简而言之，仓库因为别人的商业欺诈蒙受了巨额损失，估计总损失高达1.5 亿美元。
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一损失呢？联合食用油公司显然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它已经破产了。美国运通的这家子公司也已申请破产。美国运通公司自身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还不确定，但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克拉克坚定地认为，对于一家名字出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就是立命之基。霍华德·克拉克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他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运通规模要小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感到胆战心惊：
美国运通感到在道义上应当竭尽全力处理善后事宜，以保证美国运通始终如一的负责形象，确保这次出现的问题能够圆满地得以解决。
换言之，不管在法律上是否有必要，母公司美国运通都将承担起责任。这种承诺带来的潜在损失将是巨大的。实际上，按照霍华德·克拉克的说法，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
消息不胫而走。11 月22 日，美国运通的股价从每股60 美元下跌到每股56.5 美元。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运通的股价更是狂跌到每股49.5 美元。
真相渐渐水落石出，原来经营联合食用油公司的人名叫安东尼·德·安杰利斯，人称“食用油大王”。德·安杰利斯这种人在美国金融界并不少见，他将聪明才智和奸诈融为一体，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衣冠楚楚的骗子。之前，他曾在新泽西州经营一家肉制品厂，后来这家工厂和政府反目成仇，只得关门。当他以联合食用油公司的出口商身份重现江湖时，之前的斑斑劣迹让他无法得到银行贷款，这只狡猾的狐狸就耍诡计把“食用油”储存在美国运通下属公司的仓库里。一旦拿到享有如此神圣品牌的公司开具的凭证，他便可以伸手向银行贷款。他从银行借到了钱，还把房子都押在食用油期货上，结果输得血本无归。
丑闻曝光后，大腹便便的德·安杰利斯在布朗克斯的家中被警察逮捕，等待他的将是位于纽瓦克的联邦法庭的审判。然而，有更大麻烦缠身的是美国运通公司，该公司创业94 年以来从未给股东少发过一次红利，现在却突然间宣布它面临着破产风险，让人惊愕不已。
事态在一步步发展，巴菲特则专门去了奥马哈城的罗斯牛排屋，他那执着的探究精神和去索尔·帕索服装店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天晚上，让巴菲特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盘中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西服或帽子。他站到了收款机后面，和店主一边攀谈一边观察顾客的表现。巴菲特通过观察发现：尽管美国运通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罗斯牛排屋的顾客们还是继续使用美国运通卡来付账。通过这一点巴菲特推断出，在圣路易斯、芝加哥或是伯明翰的各家牛排屋中，美国运通卡依然畅行无阻。
之后，巴菲特又到奥马哈城的银行和旅行社作调查。在那里，巴菲特发现人们仍旧在使用旅行支票。巴菲特还跑到出售美国运通公司汇票的超市和药店里去进行调查，最后他还和美国运通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了交谈。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巴菲特得出了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和一些人想当然得出的看法大相径庭：
1. 美国运通公司并没有衰败。
2. 美国运通依然是世界上畅行无阻的品牌之一。
美国运通并不处于格雷厄姆所认为的安全边际之内，因而格雷厄姆不可能买入这只股票。格雷厄姆的信条其实非常简单，购买股票必须以“统计数据清楚可靠的数学推理”为基础。换言之，购买股票的分析要以公司的运营资本、厂房和设备等其他可测度的有形资产为基础。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格雷厄姆不曾留意到的资产：美国运通这个品牌特许权蕴含的巨大价值。这种特许权意味着对市场的独占权。美国运通垄断了美国旅行支票市场80% 的份额，也占据着银行卡业务的头把交椅。在巴菲特看来，这场危机并没有撼动美国运通公司的龙头地位，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危机可以撼动它。公司客户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度是无法从格雷厄姆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厂房，但是，这种特许权绝对是有重大价值的。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价值。美国运通公司在过去10 年间连续创造了超越之前年份的丰厚利润，不管这次的食用油是油还是水，那些忠实的客户并不会抛弃它。但是，如果仅仅分析美国运通的股票价格，你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的投资者已经离他远去了。
1964 年初，美国运通的股价跌至每股35 美元，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卖！”但是，巴菲特决定买进。他把自己公司1\/4 的资产都用于买入这只股票—一只背负着尚未明了但可能是海量债务的公司股票。如果巴菲特这一次判断失误，那么化为灰烬的不仅仅是他辛苦积攒起来的财富，更有他苦心经营挣得的声誉。
美国运通的首席执行官克拉克打算补偿仓库的债权人6 000 万美元以求息讼，但他却遭到了美国运通股东们的起诉，他们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恣意挥霍”在了一种“华而不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特意去拜访了克拉克，主动介绍自己是一位友好的股东。“巴菲特当时买进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说，“任何在那种危难关头买进公司股票的人都是真正的兄弟。”
当巴菲特表达了对克拉克的支持时，美国运通公司的一位律师问他是否愿意出庭作证。巴菲特果真来到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仅不应该起诉克拉克，还应该为克拉克一了百了地解决了这个麻烦而感到庆幸。他解释说：“在我看来，那6 000 万美元就像是本该发给股东的红利，但不小心在邮寄途中丢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公司宣布丢失的是6 000 万美元红利的话，大家并不会感到要大难临头了。”
尽管美国运通的诉讼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但公司的股价已经开始回升，不过巴菲特没有像格雷厄姆一样马上套利。巴菲特本人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美国运通的产品，因此他继续加仓。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前景却是一片暗淡。由于纺织品市场不断萎缩，公司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只得不断地关闭旗下的工厂。然而，巴菲特还在不断买入它的股票，这样巴菲特合伙公司就逐渐地获得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股权。和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想要力挽狂澜。尽管公司身陷困境，但巴菲特还是对合伙人说：“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当时巴菲特管理的一半资产都压在了这两只迥然相异的股票上，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就好比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一样。按照巴菲特的说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很吸引人，因为它价格便宜；而美国运通公司主要是靠其“品质”吸引人，它的产品出众而且有很多管理精英。尽管巴菲特认为偏离数字的软性方法是帮人做出判断的次要依据，但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到底在哪里。“买入股票的主要理由还是价格便宜，”他写道。但他同时也对品质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巴菲特并没有向他的合伙人透露到底持有美国运通多少股份。但巴菲特此时已经慢慢脱离了格雷厄姆光环的笼罩，开始另辟蹊径，尝试更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他在信中也与合伙人有了更多的交流话题。巴菲特写信不仅仅是为了汇报投资收益，也是在和他们沟通自己的投资策略，向合伙人传达他的投资理念。他又变得像个老师了。
不过，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更多说法并非出自格雷厄姆之口了，也不是《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的句段，而是巴菲特自己的见解。巴菲特的话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幽默诙谐，时而属于自我解嘲，让人感到他比30 多岁的一般投资经理人要博学得多。尽管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他充满了自信。这是巴菲特在32 岁时所写的《复利的快乐》中的一段话：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哥伦布当年航海时，从西班牙伊莎贝拉一世女王那里得到的资助约为3 万美元，这是公认的在风险投资方面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我们暂且不计算发现一个新大陆的心理愉悦度，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次航海经历不是创建另一个IBM 公司。如果我们按照4% 的年复利粗略计算，当初这3 万美元的投资现在应该创造了约2 万亿美元的财富。
他的这番话关键是想说明，即便是数目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投资时也应该万分谨慎。对于巴菲特而言，挥霍3 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仅是3 万美元本身，而是潜在的2 万亿美元。
在另一封写给合伙人的信中，巴菲特把他们臭骂了一通，因为他们过分关注避税，以致影响了正常的投资规划。巴菲特指出，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了到底想要追寻什么而造成的。
一个人在投资的世界里到底要做什么呢？并不是尽可能少纳税，尽管这是他为了达到最终目标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目标和手段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尽可能多的税后利润。
他还指出，因为人们与生俱来对纳税就有一种厌恶之情，这往往会阻碍他们理智地采取行动，这也是巴菲特在投资时想方设法要避开的误区。在他看来，说到底人们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1）放弃自己的财产；（2）把苦心经营获得的盈利都亏损掉；（3）带着这些财产进坟墓。他说：“这三种方法对我而言都太极端了，哪怕是最狂热的极端分子要采取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思量一番。”
巴菲特之后也多次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信从头到尾细细通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巴菲特此后的很多心声。如果单独看巴菲特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每一封信，那么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对事业发展的坚定信念。这些信都写于家人已经熟睡的深夜，其字里行间也包含着巴菲特的自我发现，体现了巴菲特对于自己的坦诚。当然，他本人也和信中的他一样随性自然。
巴菲特和这些信的很多读者都有私交，他们可能是巴菲特的家人或朋友。他与所有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很抽象的，但对于巴菲特却有特殊的重要性。
对他个人而言，他愿意和所有的合伙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巴菲特在信中实际上指出了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合伙公司中的工作不啻给自己绘了一幅自画像的话，那么这些信背后所表达的主题恰恰彰显了他自身的性格。他用这些半年一次的书信给合伙人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识，让他们的预期以及想法尽量和自己保持一致。与其说他是在写信，不如说他是在和他们倾心交谈：
我的工作并不是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走势和波动情况。如果你认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项投资至关重要，那么你就不应该入股这个合伙公司。
对巴菲特而言，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合伙人要绝对信任他。他和苏珊把自己90% 的个人财产都注入了这家合伙公司，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科特也一样。巴菲特向合伙人拍胸脯保证说：“我们大家绝对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巴菲特耗费了大量精力同合伙人事先沟通公司的运作规则，而且每次都解释得非常具体，因为他很清楚，双方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有误解的话，会使这艘船失去方向。有一次，一个合伙人贸然闯进了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办公区的接待室，非要弄明白自己的资金到底投在了什么地方。巴菲特当时正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布朗后来当上了波士顿银行的董事长），因此巴菲特就对秘书说自己现在很忙。过了一会儿，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个人执意要见巴菲特。巴菲特离开了片刻，回来后就对秘书说：“把那个人的钱退给他，让他走人。”巴菲特转身对比尔·布朗说道：“他们都应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投资情况。”
巴菲特从不试图预测自己的投资回报率，但他对于一个想法是非常执着的，那就是他的合伙人必须能够公正地评判他—在作评判的时候不掺杂感情因素，而是根据不偏不倚的数学尺度（这正是巴菲特用来评判自己的方法）：
我笃信在行动之前需要确定一种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因为和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发生联系，导致它看上去不错。
他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让公司的年均收益率比道琼斯指数高出10 个百分点。关于这一问题，他向自己的投资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斯指数反映的是一组，即30 只股票的平均股价表现，而且是没有人进行管理的。然而大多数投资公司的收益率却都赶不上它。巴菲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经过专业训练并拿着高薪的“华尔街理财大师们”，竟然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的回报率超过这一组完全无人管理的股票组合呢？他发现这些投资经理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往往会把保守型的投资组合（一组定价合理的股票）与传统的投资组合相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非常细微，因此投资者需要仔细思量才能看出异同。大多数投资经理往往不管价钱是否合适，都会买上一堆名头响亮的股票，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IBM 公司的股票之类，这种做法只是让他们拥有了传统的投资组合，绝非保守型的投资组合。巴菲特对华尔街盛行的这种从众心态和运营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的看法或许带有偏见，但我认为手里拿着一大堆鱼龙混杂的股票，又想实现出色的投资业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投资决策趋同的做法已经在华尔街各家基金公司蔓延开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做法，各家基金公司虽然名号不同，但是投资业绩大同小异。不仅如此，这还带来了一种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推论：只要达到平均水准就是安全的，相反，如果打破常规就是危险的。巴菲特则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听上去符合逻辑的做法有可能是符合传统的，但经常会导致反传统的行为。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许还有人在定期聚会，大谈特谈地球是方的。我们并不会因为有重要人物、能说会道的人或大多数人支持我们，就觉得自己心情舒畅。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这些人不赞同我们的观点就感到万分沮丧。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坚决反传统的。他把大部分资金都放在美国运通、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两三只股票上，整个合伙公司的大部分资金只投入5 只股票之中。在理想的条件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 只同样“出色”的股票，他肯定希望自己的投资多元化。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自己其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目前几只满意的股票。他对那些和自己背道而驰的基金经理都不屑一顾，也就是说，他把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都嘲弄了一番。在华尔街，投资多元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条铁律。基金经理们往往迫不及待地买入几百只不同的股票。借用比利·罗斯的说法，巴菲特甚至怀疑，这些基金经理对所选择的每只股票的肤浅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自己100 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买进这么多股票的投资者……我把他们称作“诺亚投资学派”，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都应该去驾驶稳当的诺亚方舟。
对于一个囊括了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股票的投资组合而言，如果某只股票价格下跌时总的投资业绩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同样，即便某只股票价格上涨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样一来，股票的种数越多，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就和整个大盘越接近。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玩股票的新手而言，这倒是一个稳妥、理想的做法。但在巴菲特看来，这种做法和职业的投资专家格格不入，因为别人聘请投资专家的目的就是要让投资回报率超过市场的平均水平。买进多只股票，只会让人觉得这位投资经理不知如何选择成长性最好的股票。
但这并不代表巴菲特是个赌徒。在避免投资遭受损失方面，他和格雷厄姆一样谨小慎微。不过，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的做法并不相同。格雷厄姆坚持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哪怕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进行投资多元化，巴菲特则认为不让篮子里的鸡蛋过于分散，同样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被磕坏。尽管从外表上看巴菲特很谦逊，但实际上他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而且他一直都没有让自己失望过。合伙公司在1963 年的投资收益率高达惊人的39% ，在1964 年也达到了28% 。当时，巴菲特手里掌管的资金已经多达2 200 万美元，他的个人净资产也有将近400 万美元了。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尽管巴菲特的财富不断增多，但是他依旧秉持朴素的生活方式。他依旧偏爱帕索服装店里的灰褐色西服，还是喜欢去罗斯牛排屋用餐，依旧满足于看一场内布拉斯加大学校队的橄榄球比赛。平日里，除了偶尔因为工作出差之外，他就是在家和办公室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外来因素能影响到他那份简单宁静。从巴菲特的言谈举止当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富翁。的确，他后来多添了几个房间，并且还在家中添了一个壁球场，高高的屋顶和周围人家相比显得是有些鹤立鸡群，但对于一个百万富翁而言，这样的住宅已经非常低调了。房子依然紧邻着繁忙的街道，屋外就有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俨然是一个屹立在那里的哨兵。
巴菲特很少花心思去想怎样把大笔的钱花在物质享受上，因为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他努力赚钱的动力。对于他而言，金钱只不过是个人成就的一种证明而已，是他所钟爱的游戏记分牌。
他曾让苏珊把他那辆开了多年的大众车换成新的。他说自己去机场接人时，这车实在是显得太寒酸了，但他对开豪华车压根儿就没有兴趣。
“你想买什么车呢？”苏珊问他。
“买什么车都行，我无所谓。”（后来，苏珊给巴菲特买了一辆宽敞的凯迪拉克。）
奥马哈的数据文件公司副总裁斯科特·霍德有一次出差飞往休斯敦时和巴菲特同行，在路上霍德开门见山地问他：“沃伦，当百万富翁的感觉怎么样？”
霍德的语气很天真：“我以前一个百万富翁都不认识。”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也许霍德脑海中当时正浮现出很多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精品玩具、豪华轿车、名画、珠宝、上等丝绸。这些东西对巴菲特而言都不在话下，但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一心想做的就是待在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里，一天一天地堆积起更多的财富。
与巴菲特不同，苏珊一方面表现出对金钱漠不关心的样子，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疯狂的血拼族。有一次，她在家庭装修上一下子就花了15 000 美元。巴菲特的高尔夫球友罗伯特·比利希回忆说：“这让巴菲特感觉像掉了一块肉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希抱怨说：“你想过吗？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投资，20 年之后能赚回多少钱呀！”
尽管巴菲特看上去没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但他却有某种特殊的偏好。在他看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一世女王所没能得到的财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钱可以变成今后大笔财富的话，那么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他甚至连人身保险都不愿意买，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保费赚到更多的钱。a巴菲特说自己正在“逐
a关于保险有个趣闻。据寿险推销员凯·克特尔说，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非常担心万一巴菲特哪天去世，自己的投资就泡汤了，于是强烈要求巴菲特买一份保险，受益人写这些合伙人。
渐进入吝啬的境地”（然而他在收取别人支票的时候却从不手软）。
当涉及金钱的时候，巴菲特似乎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他视金钱如粪土，另一方面又视金钱如至宝。他虔诚地认为金钱是神圣的，似乎认为花掉一分钱都是一种罪恶。甚至在节食的时候，他也不会忘了让金钱发挥作用。除非他的体重下降，否则他会开出一张1 万美元的支票给女儿，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兑付。于是，女儿小苏珊就会想方设法地用冰激凌来引诱他，或是千方百计地把父亲拖进麦当劳，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她的爸爸可不会像希望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激凌。
有一年夏天，当巴菲特全家去加州圣西米恩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城堡度假时，巴菲特非常有趣地表达了自己对金钱的鲜明态度。当导游详细地介绍赫斯特的城堡里的窗帘、地毯、古董等每件东西花了多少钱时，巴菲特听得简直烦透了，他不客气地说道：“别再絮絮叨叨地说他是怎么花钱的，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财富观似乎也影响了他的政治观，但绝非以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方式。大约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当他变得极其富有时，他终于宣布脱离父亲，拥有了完全独立的政治态度。与大多数亿万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巴菲特形成的政治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经济利益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恐惧感之上。60 年代是一个多事之秋，有几件大事促使他觉醒。和广岛事件一样，古巴导弹危机让他感到震惊。巴菲特的朋友理查德·霍兰德回忆说：
沃伦感到害怕，他开始对研究是什么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如何避免战争产生了兴趣。他总是在计算世界因为发生核战争而被毁于一旦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在这一时期，巴菲特阅读了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大量著作，并接受了罗素的许多国际主义观点。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罗素深信自己必将走向死亡。他认为，要想保护整个社会免受核战争的威胁，就必须依靠全社会的整体力量。巴菲特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孤立
主义者和反政府主义者，而巴菲特则意识到政府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公民权利这一热点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这样。奥马哈城有很多黑人，在居住和择业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霍华德·巴菲特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公开表态，作为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a的一名积极成员，他认为这一切根本用不着他来
操心。
巴菲特的立场和父亲刚好背道而驰。沃伦·巴菲特退出了奥马哈扶轮社的活动，主要是因为反对他们主张的种族主义和精英政治论。种族歧视与他不偏不倚的立场以及对中立的评价尺度是不相吻合的，而后者正是他投资判断时的核心理念。同时，他也认为富人家的孩子不应该比穷人家的孩子享有更多特权。
巴菲特还经常受到妻子那种乐观主义的感染。苏珊是“美国人评论小组”的发起人和热心成员，该组织的成员是由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的奥马哈妇女组成的，她们会去教堂、学校和俱乐部讲述他们遭遇过的种族歧视，苏珊则会讲述美国上层白人的思想观念。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的奥马哈，该组织的做法可谓非常激进。像苏珊这样的上流社会女性一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教友初级理事会，而不会去管黑人的死活。在清一色的白人住宅区，巴菲特一家估计是为数不多的经常在家里招待黑人的家庭，也许还是唯一的一家。
由于反对共和党人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巴菲特决定脱离父亲的政党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士，这对于他而言可谓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父亲是他最好的朋友，当时正在与癌魔苦苦斗争，而共和党是他父亲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964 年冬天，霍华德病情加重，巴菲特每晚都要去医院陪父亲。有一天晚上，他与父亲就“改变政治派别进行了一场交锋”。正如他对查理·芒格所说的那样，在很多问题上，他并不能断定父亲的立场是错误的，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在“政治观念上煞费苦心”。（也许，正是为了缓解父亲心理上的痛苦，巴菲特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才改变了党派立场，并向外界公布。）
第二年春天，父亲的病情恶化。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后，巴菲特情绪十分低落，不过他一直都把这个坏消息藏在心底。几天之后，巴菲特回到家中时，女儿发现他的脸上笼罩着从未有过的愁云惨雾。“他几乎一言不发、万分悲痛，”她回忆道，“我记得当时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他说‘你爷爷今天过世了’，然后就上楼去了。”
有500 名悼念者参加了霍华德·巴菲特的葬礼。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很多人士都盛赞他的正直和热忱。在整个葬礼的过程中，巴菲特始终保持沉默。后来，他离开了奥哈马城，没有告诉朋友们他到底要去哪里。巴菲特回到凯威特广场后，在正对他办公桌的墙上挂了一幅父亲的大照片。即便如此，他此生最好的朋友也已经离开了他。
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巴菲特一直都是孩子们的道德楷模。但是巴菲特在对待孩子时就像对待合伙人一样，是一个不掺杂过多个人情感的理性分析家。他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也会鼓励他们，但他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周六的时候，他会把女儿小苏珊带到办公室，就像父亲曾经带自己去办公室一样。他会和儿子小霍华德一起玩橄榄球，并辅导彼得的数学功课。但巴菲特很少和子女谈起可能会暴露个人感情的话题，例如有关他自己父母的情况。
他对小苏珊疼爱有加，但却在情感上忽略了儿子。小霍华德在家中排行老二，是个小淘气包。父亲不爱表露情感的做法曾多次让他感到沮丧。“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以为他不关心我。”他说，“其实我错了，因为正是这样的特质才使得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他为人处世能够不掺杂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和冲动。”
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握有显赫权力的管理高层，往往在工作时和生活中会呈现两种姿态。他们在办公室里是个强人，回家之后就变得温顺无比。但巴菲特是个例外，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中，他的风格都是一以贯之。在小彼得看来，父亲就像一个闹钟，它的发条和齿轮永不停息地转动着。一天又一天，巴菲特都在围绕自己公转。“我记得曾经送给他一张生日卡片，”彼得回忆说，“他飞快地打开，然后马上就合上了。他扫了一眼就看完了，而我以为他至少要做一点儿道谢的表示吧！”巴菲特写给合伙人的信总是满怀深情，但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他却显得有些木讷。
不久之后，彼得和母亲一起逛药店的时候看见了一本名叫《为父手册》的书，他随口说道：“应该给爸爸买本看看。”于是，苏珊就买了这本书回家。巴菲特拿到这本书之后，把彼得叫到书房里对他说：“嗨！出了什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说自己并不是要告诉他该怎么做父亲，至少这是彼得当时的感觉。但是，巴菲特明显地感到忧心忡忡，不过他尽量不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他努力想对彼得示好，但在彼得看来父亲对自己还是不太上心。
如果把巴菲特家比作一团热带风暴，那么沃伦则是其中的风眼。小苏珊说家里常常宾朋满座，其中包括朋友、亲戚以及来找苏珊谈心的孤独者，而父亲总是在看书。苏珊在家里走来走去干家务时都会不停地哼歌；几个孩子则会从阁楼里爬上荷兰式斜房顶，或是排成一字形在家中雄赳赳气昂昂地“巡阅”；沃伦·巴菲特则会埋头工作，在书房待了很久之后他会冲出来拿罐加了甜果汁调味的百事可乐，或是要求妻子让孩子们安静一点，他会大声叫道：“苏珊，让他们安静点！”
他曾经由于心不在焉闹过很多笑话。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从楼上跑下来，问书房里的绿色壁纸哪儿去了，其实苏珊早在几年前就把它换掉了。
苏珊一直都对巴菲特很宽容，尽管他有些心不在焉，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正如苏珊对她姐姐所说的那样：“看着这么有趣的一个活宝，你想发火都没脾气了。”此外，苏珊很清楚，甚至连孩子们都明白，巴菲特一直都有精神上的追求，他无法顾及琐碎的家庭生活。他们半开玩笑地把巴菲特的书房称为“寺庙”，认为他的工作就像是位画僧在苦心创作“一幅作品”，一件艺术品。苏珊有一次对曼哈顿的经纪人朋友马歇尔·温伯格说：“我们面对现实吧，毕竟我嫁的是个钢琴大师亚瑟·鲁宾斯坦般的人物。”
马歇尔·温伯格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完全了解苏珊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巴菲特会在睡梦中“哼唱”华尔街的和弦、协奏曲，甚至是整部交响乐。有时，温伯格会为巴菲特演奏几段乐曲，希望能带给他一些新鲜元素。记得有一次，他告诉巴菲特有一只水泥股票价格相对偏低，巴菲特却立即反驳道：“但账面价值没有任何用处，看看过去7 年里水泥股票的买卖记录就知道了！”
温伯格明白，在这种解释背后至少有一种原因，就是巴菲特对自己的投资技巧非常自信。1965 年，当温伯格从埃及旅行回来之后，巴菲特和苏珊到他在曼哈顿的公寓看望他。当年去过埃及的美国人少之又少，因此温伯格迫不及待地想要把金字塔的幻灯片展示给他的天才朋友看。
谁知道巴菲特竟然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你把幻灯片放给苏珊看吧，我不如到卧室里读一份公司年报，这岂不是更好吗？”金字塔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东西，就像他家的壁纸一样。
巴菲特身上带的那份年报十有八九是迪士尼公司的。在他去拜访温伯格期间，他去纽约时代广场看了一场迪士尼公司最新推出的影片《欢乐满人间》。毫无疑问，巴菲特对影片中的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提不起什么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迪士尼的股票。
巴菲特坐在电影院的座位上，穿着呢子西服，带着公文包和爆米花。他猛然发现其他观众都在盯着他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带小孩来看这部电影的成年人，因此肯定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不过当影院中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之后，其他观众就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巴菲特发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屏幕，于是他就暗暗问自己，如果今天、明天以及电影上映期间万人空巷的每一天，在每家影院的票房收入中自己都能分到一杯羹，那将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呀！
夏日里，当巴菲特一家去加州看望芒格一家时，两家人一同去了迪士尼乐园。孩子们在乐园里尽情地玩耍，巴菲特则和芒格从财务的角度对每项娱乐设施逐一分析。
后来，巴菲特在迪士尼乐园拜访了沃尔特·迪士尼本人。巴菲特见到沃尔特·迪士尼时，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显得充满活力。巴菲特被沃尔特·迪士尼对工作那种孩童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他和自己是何其相似呀！
当时迪士尼的股票市盈率只有10 倍。巴菲特试图不把它当作一只股票来分析，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公司来看待，就好像是在奥马哈城的一家愿意出售给他部分股份的公司一样。在巴菲特看来，迪士尼公司最有价值的财富是它珍藏的经典卡通形象和电影，比如《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等。要是换了格雷厄姆，他对这种难以精确测度的资产是不会感兴趣的。不过，经过巴菲特的估算，仅靠迪士尼公司拥有的卡通形象和电影本身就值股票的账面价值了。此外，他可以拥有迪士尼乐园的一部分股份，还可以让那位平易近人的迪士尼先生成为他的合伙人。经过这样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巴菲特斥资400 万美元买下了迪士尼公司5% 的股份。沃尔特·迪士尼先生在当年就去世了。
有一点是不能被忘记的，那就是巴菲特并没有背离格雷厄姆的信条：大量买进那些股价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只不过他对价值的界定已经有所不同了，确切地说，是他对价值的界定范围更广了。对巴菲特而言，迪士尼公司庞大的影片库的价值尽管不一定精准，而且不是由账面价值来体现的，但是它和工厂之类的有形资产一样真实。
毫无疑问，巴菲特大量买进美国运通的股票时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因为美国运通已经逐渐走出色拉油诈骗案的阴影。到了1965 年，其股价已经拉升到每股73.5 美元，是最低价的两倍。当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收益率超过道琼斯指数33 个百分点，这的确是一项可圈可点的战绩。
巴菲特告诫他的合伙人，不要指望每年都能实现同样高的收益率，结果第二年合伙公司的收益率又高出道琼斯指数惊人的36 个百分点。他原先做出的悲观预测结果又被更好的投资业绩打破了。巴菲特担心自己今日的骄人战绩会成为合伙人心中对明天失望的种子，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可能的失败埋下伏笔。
（1962 年1 月）如果我的投资业绩不佳，我估计合伙人会撤出资金。（1963 年1 月）毫无疑问，我们的投资也会遭遇冰川期……（1964 年1 月）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够跑赢道琼斯指数……（1965 年1 月）我认为我们的投资收益率不可能长期保持超过道琼
斯指数16.6 个百分点……
（1966 年1 月）凡是那些认为轻而易举就经常能取得1965 年投资业绩的人，也许正在参加哈雷彗星观测者俱乐部的每周聚会。我们也会遇到亏损的年份，也会遇到跑输道琼斯指数的年份，我对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1966 年7 月）这样的投资业绩应该说是好得有些反常了。
以上这些都是巴菲特的原话。尽管他出语谨慎，但是其行动极其果敢坚决。在合伙公司经营的第二个5 年之中，巴菲特取得的业绩如下表所示：
10 年之后，合伙公司的资产总共增长了1 156% ，而道琼斯指数只增长了122.9% 。
扣除巴菲特应得的利润份额以后，他的有限合伙公司的资产总额上升了704.2% ，是道琼斯指数上涨幅度的6 倍。对于在巴菲特创业初期就追随他的投资者，比如埃德温·戴维斯一家而言，每10 万美元的投资已经剧增到了80.4 万美元的财富（戴维斯一家和其他人一样，一直在注入更多的资金）。
到了1966 年年初，巴菲特合伙公司管理的总资产已经增加到4 400 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菲特已经是在经营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了，虽然它的规模比那些庞大的共同基金公司要小得多。35 岁的他这时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在1966 年1 月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苏珊和我的资产已经达到6 849 936 美元了，要打理好这么一大笔钱，足以防止我下午偷偷溜出去看电影了。”
巴菲特还第一次尝到了众星捧月的美妙滋味。当年5 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读者在第二版的醒目位置看到了巴菲特像花栗鼠一般露齿微笑的照片。照片上的巴菲特正在打电话，梳着已经落伍的短发，脸上露出一副热切的表情。《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这样写道：
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由奥马哈的一位投资奇才所经营的，这位奇才在年仅11 岁时就成功地买入了第一只股票。
还有一个更爱刨根问底的记者在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纺织企业的变化时，着力渲染了一番巴菲特给人的那种矛盾感觉：
尽管他处事有些不拘小节，但他从不给人以邋遢散漫的感觉。如果说他是个随性洒脱的人，那么他显然对所有的事实都了然于胸……巴菲特从不逃避任何问题……不过有时他的回答会让你觉得有些拐弯抹角。
影响力更大的金融和商业类出版物上从来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文章。但是，对于像戴维斯一家这样的投资者而言，巴菲特在他们心中简直就是财神爷。就是这个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使他们变成了富翁。他甚至帮助戴维斯的女婿李·希尔曼—一个国际收割机公司的推销员，一个喜欢捕猎鸭子和看橄榄球赛、长着林登·约翰逊一样的大耳朵但从来没做过发财梦的人—变成了富翁。希尔曼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美丽的神话之中。所有的投资者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部落成员，就像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佑自己一样。
巴菲特每年都会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合伙人每年都非常期待和这位神的传谕者共进晚餐。苏珊会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依次和每位客人打招呼，和每个人说几句心里话。巴菲特则会同合伙人讲述他在过去一年中的投资业绩，同时再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而且会着重强调自己是如何身陷困境或是陷入啼笑皆非的尴尬之中的。比如，当他正努力想挽救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时候，比阿特利斯的居民却以为巴菲特是来破坏公司的。为了经营威尔逊弹子球公司，他不得不和理发师们达成协议，以免弹子球公司受到黑社会的侵扰而被砸场。这些过往的经历，让人觉得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像马克·吐温笔下那个有智慧但又有些鲁莽的哈克贝利·费恩，既谦虚又有些扬扬自得。他家中的来客都听得津津有味，那位名叫利兰·奥尔森的产科医生这么多年来都把这些故事铭记于心：“它们太让你着迷了，而且他说话的语气从来都不会让你觉得他居高临下。”
事实上，投资者们对巴菲特简直有些顶礼膜拜了。经纪人亨利的妻子罗克珊·勃兰特在她女儿的《育婴手册》中“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个人物”一栏下面写着：史怀哲、爱因斯坦、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是一个在此前只喝百事可乐、为人和蔼可亲的投资天才，但他能年复一年地把华尔街的其他投资者打得落花流水。巴菲特谦虚地鼓励其他人说，只有自信和成功的人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他的那些自我解嘲就如同他预测自己可能会出现投资失败的谦虚式说法，只会加深投资者对他的敬畏之情。别人的这种敬畏之情委实让他感到高兴，但难免也会让他产生焦躁情绪。巴菲特在投资上屡有斩获，而投资人对他的期望值也就越来越高。星星的光辉越明亮，当它的光辉散尽之后出现的阴影就越黑暗。巴菲特早就说过他不可能一直都维持很高的盈利水平。
在华尔街，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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