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目前市场的形势了。
—沃伦·巴菲特，1967 年10 月写给合伙人的信
格雷厄姆那代人已经带着对经济大萧条的残酷记忆，慢慢淡出历史舞台。眼下在华尔街打拼的是崛起的年青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29 年大萧条发生时还尚未出生，也很反感上一辈人总是把对大萧条的悲惨记忆挂在嘴边。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萧条到来之前经济形势一路高歌猛进的岁月没有任何记忆。在他们看来，投机是无可指摘的，20 世纪60 年代的牛市对于他们就像初恋一样充满了新鲜感，连他们交易的许多股票都是新的—电气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小规模成长型企业。这些股票的价格上涨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撑，当时人们对股市的信心十足，股市牛气冲天。
当巴菲特的合伙公司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但是，随着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他变得越发惴惴不安。一方面，他手里有更多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另一方面，他能买到的价值低洼股却越来越少，这就使他陷入了困境。日复一日，他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实际上，他在60 年代晚期给合伙人写的信就像是一部之前时代的编年史。华尔街因为股市一路高歌猛进而兴高采烈，巴菲特却为此变得忧心忡忡。
1966 年初，他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合伙公司不再接纳新合伙人了。a
a同时，巴菲特也受到《美国证券法》的约束，它规定合伙制企业最多只能有99 个合伙人。据他的律师唐·莫内恩说，把钱交给他打理的人数远远超过了99 人，但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并没有超过99 人的上限—他把一大批投资人看作一个整体的实体。“这是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莫内恩说，“我并不怎么了解这个法律条文的真正意义。”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得到整个董事会的同意。并且我也提醒苏珊，如果我们有了更多孩子，就要靠她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合伙公司了。
巴菲特不再开闸，华尔街的投资却如同洪水一般泛滥。越南战争把股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年轻人在街上游行集会，他们的父母则看到了战争给经济扩张带来的影响，纷纷在证券交易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创立，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 000 点大关。道琼斯指数曾3 次达到这一心理关口，每次都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指数附近收了盘。到了1966 年春天，股市的急剧下挫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都在做短线投机。
有些合伙人给巴菲特打电话，“警告”他市场可能还会进一步走低。对于这样的电话，巴菲特一一回驳并提出两个问题：（1）如果他们在2 月就知道5 月道琼斯指数会跌到865 点，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入市场呢？（2）如果他们在2 月不知道以后3 个月的行情，那他们到了5 月又怎会知道以后的行情呢？
毫无疑问，合伙人的这类建议就是到未来市场走势十分明朗的时候才把股票售出。出于某种原因，市场评论家在看问题时往往有一个特殊的盲区，他们通常认为当前的“不确定性”利空因素出尽之后，人生接下来的每一天就都是艳阳天了。而事实上，即便他们无法准确预见目前的不确定性，这也并不会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即未来并不会有阴霾压顶。
让我再重申一遍：关于未来会怎样，我是不得而知的。（如果你觉得对接下来几个月的行情能够看得很清楚，那就给我们来个电话；哪怕对接下来几小时的行情你很有把握，也一定要给我们来个电话。）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盲目预测，尤其不会按照人们的预期来买卖股票。与之相反，他更愿意逐一分析每家公司长期的盈利前景，因为他习惯于依靠自己的逻辑思维做出判断。如果某人能“预测”股市的行情走势，这就好比他能预测到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会朝哪个方向飞走一样，那毕竟是一种猜测，而非一种理性的分析。
不过，道琼斯指数的确开始下探到700 点附近，但是总体而言，股市交易还是非常活跃。曾经有两次，正当巴菲特想要出手买进他认为成长性不错的股票时，竞争对手先行一步把股票抢走了。（与大多数职业投资人一样，巴菲特投资某只股票时也是逐步建仓的，从而避免在大单买入时引起价格飙升。）有一只股票的价格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另一只则被别人坐庄了，但这些并没让他心态失衡。
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巴菲特在恪守自己的商业投资机密方面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他的股票经纪人都明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谈起巴菲特买了什么股票，甚至对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能提起。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一位牌友凯·克特尔回忆说，巴菲特甚至怀疑有人在凯威特广场附近的黑石饭店对他的办公室进行了监听。凯·克特尔说，巴菲特还特意聘请了一家保安公司来办公室进行检查，结果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发现。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们窃取关于他买卖股票的情报，而在于他根本找不到足够多让自己满意的股票。另一方面，格雷厄姆的门徒已经很多了，再加上在使用电脑方面的优势，他们已经捷足先登，把市场上的一些绩优股收入囊中。
到了1967 年年初，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合伙人，最近一些新成立的共同基金在业绩上已经超过了自己。另外，他还警告说，自己原先泉涌不断的灵感现在正“慢慢枯竭”。尽管他不分昼夜地寻找投资机会，但是他的话语中还是透露出一种悲凉。他说：“如果自己灵感的源泉已经完全枯竭，我就会立刻如实地告诉合伙人，以便于大家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之所以会说出这些可怕的预言，正是因为华尔街出现了非理性的投机冲动。对于很多基金经理来说，这是股市高歌猛进的岁月。大家对电子类股票趋之若鹜，每一只新发行的电子类股票都被当作第二个施乐公司，受到一路追捧。难道是华尔街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电子专家吗？如果有谁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他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时代。当年的华尔街把电子类股票奉为至宝。像美国音乐协会之类不起眼的股票，都因把自己称作“太空之声电子公司”而摇身变成了股市上的宠儿。
之后出现的是股民对高科技股的追捧，推动这股狂潮的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利顿实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和凌－特姆科－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 ）等，它们掀起了一股兼并狂潮。那个时代对经济充满信心的公众不相信官僚主义，而是将信心注入这些庞大的组织（或技术）。
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非注册股票”（letter stock），这是一种未经登记的股票，往往是由那些经营前景很不明朗的公司发行的。因此，这类股票的定价方式也很奇特。尽管这些不同的风潮都有潮起潮落的时候，但是当一种风潮消退时，马上又会有另一种新的风潮随之涌来。因此在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华尔街的投机气氛变得越来越浓厚。
最能代表这个投机时代的理财产品莫过于“速利基金”（performance fund），它的出现对于传统共同基金是一种挑战。这种新型基金并不力图在长时间的运营期内超过大盘的平均盈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个季度、每个月、每周乃至每小时内都能迅速获利。速利基金往往由那些一心想要短平快地赚钱的逐利之徒操作。他们频繁地在不同种类的股票之间转换，不断追逐那些热门股票，就像一个演员到处走场，陶醉于观众的掌声一般。他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在市场行情的波动中赢利。杰拉尔德·蔡是曼哈顿基金的经理，他就是这个时代经营速利基金的代表人物。据称，只要杰拉尔德·蔡涉足的某只股票有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这都足以在市场上引发轩然大波。杰拉尔德·蔡这样的逐利之徒根本看不上霍华德·巴菲特所说的大隐于世的境界，而杰拉尔德只不过是一个岁数不大、没有多少阅历的年轻人罢了。
此类年轻的苟利之徒一般都是怎样的人呢？他往往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名牌商学院。年纪往往不到30 岁，甚至20 岁刚出头。他喜欢穿粗条纹的衬衫，系细纹花哨的领带，浑身散发出一种自负与傲慢的气息，仿佛自己无所不知。他满口都是新近的流行语，包括“速利”、“概念股”、“创新”和“协同”等。他往往语速极快，雷厉风行。
这种投机之风在弗雷德·卡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掌管的企业基金（Enterprise Fund ）在投资者当中掀起了一阵狂澜。在1967 年，他经营的基金利润率高达惊人的116% ，远远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弗雷德·卡尔往往投资于一些小规模的成长型公司以及大量非注册股票。媒体也把他捧上了天，称赞他“冷静而又果敢”。作为新崛起的一代投资经理中的精英，弗雷德·卡尔在他位于贝弗利山的豪宅浴室里都安装了电话，开着一辆捷豹车到处奔忙。他办公室的装饰也是呈现一派现代气息。他的投资策略非常简单：“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包括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只股票，乃至我的衣服和领带。”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投机的基金经理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果热门股票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跟着买进？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反应，这既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是为合伙人的利益考虑。对于当时的“投机风潮”，他写道：
这同我的分析判断背道而驰（或许这是我的偏见），更不符合我的投资风格。我是不会拿自己的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投资的，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这样投资。
据他的儿子彼得说，巴菲特把自己和电影《海底两万里》相比，这是一部好莱坞的史诗题材电影，它描述了一位爵士乐大师率领乐队试图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对于巴菲特来说，所谓“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不仅仅是挣钱，它更是一种缜密的推理。选对一只股票颇像下国际象棋时走出一步妙棋一样，两者都能体现出一种纯粹的理性美，都代表着一种智力上的有益求索。不管巴菲特是把自己比作音乐大师格伦·米勒还是国际象棋大师鲍比·菲舍尔，他都不愿意踏进自己陌生的领域。
对于投资决策，如果我不了解其中某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我就不会贸然买入这样的股票。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并不比我对某些动物的交配习惯了解得多。
在巴菲特看来，股市的投机之风越是疯狂，自己就越应该在此时刹
车。他把1929 年大萧条来临时的剪报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什么现代艺术装饰，也没有任何在贝弗利山的豪宅里流行的新鲜玩意儿，有的只是在暖气片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栗色《穆迪手册》，外加几帧照片。他的接待前台悬挂着富兰克林的箴言“傻瓜才会把钱到处乱花”以及一幅摄于1880 年的华尔街照片。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你丝毫都感受不到弗雷德·卡尔的影子，巴菲特甚至连股票行情机都没有。（股票行情机每分钟会报一次股价，几乎每个职业投资人都有一台，或拥有一台与之相应的计算机设备，并且成天盯着行情。）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简直和他的剪报一样古老。1966 年和1967 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花了大约1 500 万美元买下了两家零售企业，包括位于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服装连锁店联合制衣公司。对于这两家公司，巴菲特买下的并不是部分流通股份，而是整个企业。这种做法在其他基金经理人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巴菲特购买股票都是基于长线投资，但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不可能拿起电话，像弗雷德·卡尔卖领带一样轻松地就把公司卖掉。另外，关于城市贫民窟零售业已经江河日下的说法也不利于股价企稳。不过，这两家公司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认为如果由他来经营，公司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当巴菲特对联合制衣公司询价时，他对零售业内情了解的深刻程度让63 岁的公司所有人本杰明·罗斯纳都大吃一惊，但是巴菲特对零售业的了解都是基于财务报表。当罗斯纳提出带他去一家商店看看时，巴菲特却谢绝了，说他即便真的去看了也看不明白。他只想让罗斯纳通过电话给他读一下过去5 年来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天，巴菲特就打回电话给了一个报价。当罗斯纳接受报价后，巴菲特便带着查理·芒格到纽约签下了这笔生意。
联合制衣公司可以说是破旧不堪。它的商店位于日趋破落的内城附近，它的创始人罗斯纳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再一次觉得需要一个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式的忠心耿耿的人物，于是他故作认真地问罗斯纳是否可以继续留任半年来帮他理顺公司的业务。而在私下里，巴菲特对查理·芒格说：“有一点我们根本不用担心，那就是罗斯纳绝对不会现在就退休的。”
罗斯纳是奥匈帝国移民的后裔，他于1931 年在芝加哥开办了第一家服装店，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进而取得成功的人物。创业之初，他手里只有区区的3 200 美元，但后来却把公司做成了一个年销售额高达4 400 万美元的大企业。和其他自强不息的人一样，他是个工作狂，对待雇员就像个暴君。他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守财奴精神让巴菲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祖父—从前那家巴菲特父子商店里的暴君。罗斯纳曾认真数过一叠卫生纸到底有多少抽以免受骗上当，这绝对是巴菲特式的风格。巴菲特经常给罗斯纳戴高帽，尽管他会找罗斯纳要每月的财务报表，但从来都不干涉罗斯纳对具体经营事务的管理（也从不走入罗斯纳的商店），这倒是让俩人井水不犯河水。正如巴菲特预言的那样，罗斯纳并不急于退休，而且想要从这个日趋败落的公司里挤出新的利润来。a
a罗斯纳在这个管理职位上一待就是20 年。最终退休时，他对巴菲特说：“我告诉你这家企业为什么能经营到现在，那是因为你忘了你买下了这家企业，而我忘了已经把它给卖了。”
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就无法如此轻易地得到挽救，一方面是因为那家商店早已破旧不堪，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需要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现有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巴尔的摩的市中心也在日渐衰败，不管百货公司的股票是否便宜，用不了多久巴菲特就意识到自己做的这笔买卖并不划算。
另一只立足于长线的“低价股票”—纺织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同样麻烦缠身。正如索尔·帕索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制衣业的情况很不乐观。1967 年仲夏，巴菲特语气沉重地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暂时看不到任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状况能得到改善的迹象。
与此同时，华尔街仍然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投资喜悦中。投资股票不仅利润可观，而且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第一次变得趣味盎然，成交量一直在飙升。试想一下，在50 年代巴菲特刚开始正式投资股票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换手量也就是200 万股；而到了1967 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到1 000 万股。这样一幕足以体现出这种投机心切：当艾比·霍夫曼于1967 年夏天去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时候，他突发奇想，从观光走廊上向场内扔掷美元钞票，惹得下面的职员们四处奔走抢夺战利品。在美国西海岸，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 Bell ）的客户们站在行情机前狂喊：“涨停、涨停、涨停。”就这样，道琼斯指数又攀升到了900 点附近。
恰逢此时，美国国会又采取了行动，当然，除了听证会还能是别的什么呢？8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像10 年前的格雷厄姆一样，出现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共同基金的爆炸性成长问题。萨缪尔森指出，全美国共有5 万名共同基金经理，平均每个经理为7 个投资者打理资产。大多数基金经理显然没有什么能力，但业界的高收入还是让他们过着优越富足的生活。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高达8.5% 的前端费用是很正常的，这还不包括投资人需要支付的全年管理费用，前端费用只是被基金经理用于支付市场营销费用并让他们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投资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没有收取前端费用和管理费用。）萨缪尔森说：
我每付出1 美元，只有91.5 美分是我赚取盈利和资本增值，其中的9.3% 又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了。
共同基金的繁荣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特权投资阶层的崛起。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发挥了比散户更大的影响力，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巴菲特认为，很多职业投资者的投机心态比散户还要严重。原先人们认为职业基金经理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而散户在买卖股票的时候容易头脑发热，结果现实中这两种假设刚好颠倒了。有一位精明的观察者指出：
他们的投资理念和普通散户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想赶在大量散户买卖股票之前做出短期的估价判断。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投资能给投资者带来多少真正的长期价值，而是在众多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下，3 个月或一年之内市场会如何评估它的价值。
实际上早在1936 年，凯恩斯就曾经描述过此类情况。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凯恩斯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但是巴菲特在阅读凯恩斯的著作时发现他对股市也有相当深刻的见地。事实上，凯恩斯的职业生涯在某些方面和巴菲特极其相像。凯恩斯在职业生涯早期从事过外汇、玉米、棉花和橡胶产品投机，损失了很多钱。痛定思痛，他改弦易辙，成为一位立足长线、有选择性投资的经济学家。他会冷静地观察市场，每天早上起床前都会花上一个小时来分析市场，并为自己和所任教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编撰了一份市场走势档案。他作为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协会的主席，在协会年会上的发言对市场价格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30 年代的伦敦广受称道。
在巴菲特看来，凯恩斯在股市泡沫时代能够如此鞭辟入里地说出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他深谙市场之道，知道投资者是怎样拉升或打压股价的。股市本身就集聚了观点各异的人群，每时每刻都有人愿意按某一价格买卖股票。这些投资者每天乃至每小时都在重估股价。然而一个特定的企业，比如迪士尼公司，其经营面貌的变化就要相对缓慢得多。公众对迪士尼著名影片《欢乐满人间》的热情不太可能从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一两个月之内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因此，迪士尼公司股价的大部分波动，并非来自公司本身营业状况的改变，而是来自公众认知判断的改变。职业基金经理之所以能够比普通散户领先一步，就是因为他们投资方向的转变比广大散户飞逝流转的想法改变还要快上半拍。凯恩斯曾说过：
我们已经进入三级价格歧视阶段，我们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预测广大股民的普遍观点。
我们从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广大投资者持有同样的怀疑态
度。巴菲特认为公众的投资态度是会互相影响的。大家的行为和想法会
互相感染并形成一个集合，在大市场中没有哪个人是孤立的。
巴菲特借用一个石油勘探者的寓言来说明这个道理。有个石油勘探
者来到天堂门口，却听到一个令他垂头丧气的消息：为石油工人保留的“院子”已经住满了人。正在得到圣彼得的恩准说话时，他大声吼道：“地狱里发现了石油。”说时迟那时快，天堂里的每个石油工人都离开天堂去地狱探宝去了。圣彼得顿时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告诉他现
在天堂里有地方可以给他住了。巴菲特接着说：
这个石油勘探者犹豫了一下，说道：“不，我就不住了，我想自己也该跟他们一起去地狱，谣传背后或许总会有一些真实成分。”
巴菲特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听来这个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
以书面的形式把它写了下来。不过在这种投机时代，这样的寓言故事流传并不广。速利基金往往会在“题材股”上大做文章，一个单纯的题材（比如“地狱里发现了石油”），就能把一只股票的价格捧上天去。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以每股6 美元的价位开始向
公众发售，在一年之内股价就飞涨到每股82 美元。
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是一个名叫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的人想出的点子，他是一个30 岁左右的大帅哥。该公司把很多名义上经营与年轻人相关物品的公司集合在一起，例如图书公司、唱片公司以及青年航空旅行卡公司等。因此，他借用公众疯狂追逐的一个题材新宠“年轻人”，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兰德尔是个老奸巨猾的销售商，他对证券分析师们用尽甜言蜜语以讨对方欢心，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州的城堡度假，还在自己的喷气式飞机上和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会预计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将增加3 倍。而每次，他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协助，他也能实现这一目标。他博得了华尔街的信任，把股价推到了每股140 美元的高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的那番评论：“也许为了片刻的富有，忍受长久的贫穷也是值得的。”甚至连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的公司的股票。
人们不禁会感到诧异，这些投资界的翘楚竟然如此容易受骗上当。其原因在于他们都害怕自己居人之后，他们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热门股票，毕竟它们都在升值；要么就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其他基金后面的基金经理，甚至在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里都无法得到新的注资。处于这种投机时代，基金经理除了加仓别无选择。
1967 年，麦克乔治·邦迪发表的一篇评论更是为投机时代摇旗呐喊。麦克乔治·邦迪是福特基金会的总裁，也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麦克乔治·邦迪非常认真地给手下的基金经理们布置了任务，他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是过于大胆了，而是显得勇气不够。
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初步印象，长期的谨小慎微让我们遭受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所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
这番话让华尔街为之一振。如果福特基金会都鼓励人们勇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个基金经理需要缩手缩脚？不仅如此，身为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麦克乔治·邦迪立刻投入实践。他大笔调用基金会的收入来投资股市，希望通过在股市上的成功运作赚回更多的资金。他信誓旦旦地对《财富》杂志这样说道：“我也许会犯错，但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
1967 年10 月，也就是在麦克乔治·邦迪的“圣谕”传达之后数月，巴菲特就像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此时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迟疑不决。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总资产已经高达6 500 万美元，但他该把这些钱投资到什么地方去呢？价格低廉的股票已经不复存在，游戏规则也发生了改变。
华尔街在短线和超短线交易上下了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这种投机交易确实很有赚头。同时，他也坦言这些热门股票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真切地知道自己并不擅长这种交易，他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他无法拿出证据证明这么高的股价是荒唐的，他只能说服自己。
当游戏规则已经不为你所熟悉后，人们会说这种新游戏方法是错误的，可能会导致新的麻烦，这样说都是人之常情。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做法非常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因时而异做事的人们得到了怎样的惩罚。实话实说，面对现在的游戏规则，我已经有些凌乱了。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不会放弃之前的某种行为方式，因为我完全掌握它的逻辑性（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暴利），转而接受一种连我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付诸实践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一旦遭受重大损失就再也收不回来。
有些合伙人认为巴菲特的这种说法只不过又是“狼来了”的把戏，因此都开始自己从事短期投机交易。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了大家眼前：巴菲特调低了自己的收益目标，把自己合伙企业的收益率超过道琼斯指数的部分下调了10%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巴菲特将朝一个更低的目标奋进—每年盈利9% ，或是超过道琼斯指数5 个百分点。无论按照哪一个目标来衡量，投资目标都比之前降低了。一些有更好赚钱机会的合伙人“理性”地决定离开巴菲特，他们说：“请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深感遗憾。”
同时，巴菲特似乎出现了中年危机。巴菲特名下的私人财产已经高达1 000 多万美元，和自己“年轻气盛”的时代相比，他不想再那么
“拼命”了。他现在已经步入37 岁的黄金岁月，不过在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巴菲特考虑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这让许多人都感到很吃惊。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关注的是，从表面上看，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张理性得近乎机械的冷峻面容。他不同寻常的自我感知力使他明白，如果坚持原先的既定目标，那他就会永远都有挥之不去的压力。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实验室里安装在实验鼠身上的设备一样，他调低了自己的目标。
初步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可能无法竭尽全力地实现曾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公开许诺过的目标。
不过，如果说巴菲特努力使自己不要那么“竭尽全力”的话，这种说法大家都觉得站不住脚。他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他不再是一个
“拼命三郎”了，他们也不相信他真能做到“不拼命”。女儿苏珊回忆说，要想让父亲从专注的工作中抬头看你一眼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巴菲特发表了这番声明之后不久，女儿苏珊就拿到了驾照，开车出去兜风，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把父亲的林肯车撞出一个小坑。苏珊自然很担心一旦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父亲，他会责备自己。她回忆道：“那天我是哭着上楼的，爸爸正在看报纸。我说：‘爸爸，我把你的车给弄坏了。’他却连头都没抬一下，我接着又哭了。大约过了5 秒钟，他说了一句：
‘哦，有人受伤吗？’我答道：‘没有。’我在那里等着，以为他还会说些安慰的话，结果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我一眼。”
这就是所谓“不太拼命”的巴菲特。几分钟后，他意识到，作为父亲，自己应该有些表示才行，于是就把头探进苏珊房间说道：“苏珊，没事，那个跟你撞车的家伙肯定是个笨蛋。”他总共就说了这么几句话。那天晚饭后，苏珊想用车，巴菲特二话没说就把钥匙给了她。
尽管巴菲特对市场情形的估计并不乐观，但他的投资业绩依旧毫不逊色。做出那番声明后不久，他报告了1967 年合伙公司的业绩，收益率高达36% ，比道琼斯指数高出17 个百分点。大部分盈利来自美国运通，它的股价已经狂涨到每股180 美元，在顶峰时它占到合伙公司投资组合中40% 的份额。当年仅仅投入1 300 万美元，巴菲特如今轻松地赚到了2 000 万美元的利润。（不过，他从来都不把让他发财的金矿一事提前告诉他的合伙人。）此外，他还从迪士尼那里赚到了55% 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盈利一如既往地那么辉煌，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段时期。（有些合伙人甚至写信来询问他是否真的乱了步，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说，他确实乱了步。）他放弃了“轻而易举赚到暴利”的机会，并不意味着他在投资时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只有一个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的直觉是错误的。在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目睹很多投机商赚得盆满钵满对巴菲特而言不啻为一种折磨。
1968 年年初，巴菲特想到了一个至少能看懂当前股市行情的人，那就是格雷厄姆。他想到了一个提议，为什么不以这位大师的名义，把他的弟子聚到一起呢？巴菲特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同窗好友，其中包括比尔·鲁安、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纳普（还有一些朋友不是格雷厄姆的门徒，比如查理·芒格）等，在圣迭戈附近欢聚一堂。不过，巴菲特恳求大家谈话的内容不要晚于恩师1934 年版的《证券分析》。他信中使用的谨慎语气可以清楚地透露，巴菲特唯恐有人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风头。
今天，我和格雷厄姆谈了谈，他很喜欢与“精选”人士见面这个点子。我们选定了1 月26 日周五这个日子，大家可以重温旧情、畅叙一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发表演讲的嗜好，我郑重地向大家表明，格雷厄姆才是蜜蜂，而我们都是花朵。看了这份演讲嘉宾名单，我感到这次会面如果组织得不好，就会变成一场喧闹的土耳其地毯拍卖会。除非我们都能达成共识，那就是在这次会面中，要虚心地再向格雷厄姆学些东西，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证明什么。多年未见，他错过了我们很多人美妙的思想火花。
也许巴菲特最担心的就是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芒格觉得格雷厄姆教的很多东西都很愚蠢，他总是让巴菲特重新想想对老师那么尊敬是否有必要。在芒格看来，与其为一个烂企业出低价，倒不如为一个好企业开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有很多看似价格便宜的企业其实完全是个烂摊子，到最后你反而会发现这笔买卖其实一点都不划算。
巴菲特自然明白芒格讲的这番道理。之前，他曾经坦言，尽管自己主要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低价股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能真正让我产生激情的，都是那些让我更加注重品质的投资方案”。当然，他把美国运通和迪士尼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自己的最爱。他说：“这种投资更加安全。”他的老师依旧是他的榜样。
与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玛丽莲·梦露拍摄的经典电影《热情似火》的场景所在地）。格雷厄姆带着一种苏格拉底的气度走了进来。他在开场白中说道：“你们是一群聪明的年轻人，让我给你们做个测试，有10 道正误判断题。我提醒你们，它们的难度可相当大。”没有人能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外，因为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在每道题后面都打了钩。格雷厄姆之所以出这些题目，是想说明一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掉入陷阱，这正是对当时那个投机泛滥的时代的讽刺。
汤姆·纳普的合伙人爱德华·安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格雷厄姆在一起。”但是，后来这次聚会突然出现变故，格雷厄姆因为生病提前离开，也不再有兴致继续扮演“蜜蜂”这一角色了。于是，这个集会就成了巴菲特团体核心成员的聚会。
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也很有野心，但都有些心胸狭窄。亨利·勃兰特天生就喜欢杞人忧天，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在沙滩俱乐部四周溜达漫步时都会随身携带的口袋里装上阅读材料。狂傲自大的戴维·戈茨曼经营着第一曼哈顿投资咨询公司。他最着迷的就是谈论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价和财产状况。（举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在哈佛商学院吃晚饭时，戴维·戈茨曼转向一个刚刚结识的女性问道：“你是个有钱人吗？”）
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性格外向、大腹便便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对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中派人士爱德华·安德森（之前他是一个化学家，后来成为基金经理，对行为心理学很感兴趣）以及查理·芒格。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能和格雷厄姆一起坐下来谈论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格雷厄姆的这些门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忧虑。“我们都因对市场缺少机会而感到遗憾。”爱德华·安德森说。巴菲特鼓励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谈谈他的想法，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得到提高很值得怀疑。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认识到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组合就像一场亡命夺宝之争。有人可能会发现一只“烟蒂型”股票，吞云吐雾一番后就把它抛了，其收益转瞬即逝的特点难以令人满意。让巴菲特感到兴奋的是立足于长远的投资，通过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以及和这些公司的经理，如本杰明·罗斯纳等人共事，巴菲特的确发现，这些公司的赢利增长能力很难达到美国运通的水平。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做生意中找到了另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其实，又有哪种生意不是如此呢？）如果自己投入的资金能够得到合理可观的回报（例如10%~12%），那么总是改弦更张想要从别的公司身上多赚几个百分点的盈利，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很愚蠢的。
不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不算过分：如果合伙人的钱不能在巴菲特这里多赚出几个百分点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跟随巴菲特呢？如果单纯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弗雷德·卡尔的说法和做法似乎更站得住脚，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却对自己的几笔投资很是沉醉，因为除了简单的数学计算之外，在他的投资动机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他对奥马哈城、格雷厄姆以及他的朋友们都是偏爱有加的。他的一生都在寻求持续性，他心中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出售股票也是一种不连续性。和曾经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困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个界限，什么时候该持有自己喜爱的企业的股票，而在什么时候应该抛出套利。在华尔街，其他投资人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1968 年，美国的政局陷入动荡，但是股市的红火却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纽约大盘的日平均成交量高达1 300 万股，比1967 年高峰时的纪录还要高出30% 。1968 年6 月13 日，日成交量暴增至2 100 万股。行情机工作时飞快地发出哐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与荷枪实弹的士兵交锋，它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响亮，人们逐渐升温的政治上的不满反而给华尔街的股市带来了更多的推动。在那个充满暴力和暗杀恐惧的动荡夏日，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被迫休市，这在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多日，人们似乎在寂静中仍可以听到求救的呼喊声。但是股市还在一路疯涨，就像一个醉汉还想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色已亮都没有察觉。
股票经纪人理查德·詹雷特给它起了个诨号叫“巨大的垃圾市场”。新股在疯狂上市，比如美国四季护理中心、肯德基公司以及应用逻辑公司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系列非注册股票正在推广和销售，这场游戏的参与者中有轻信他人者，有自我催眠者，还有愤世嫉俗者”。他的脑海中肯定浮现出了弗雷德里克·梅茨的模样。这是一个自诩为罗宾汉的人物，经营着梅茨投资基金，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叫作奇布兹（Kibbutz），把他手下的一帮年轻职员称作“花童”。弗雷德里克·梅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只名叫欧米茄的非注册股票中。非注册股票并没有市场定价，因此它的价格是不确定的。弗雷德里克·梅茨在计算了自己基金的资产之后，把欧米茄股票的价格定为每股16 美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因为弗雷德里克·梅茨是以每股3.25 美元的价格得到这些股票的。就这样，在欧米茄股票的现状或盈利前景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梅茨投资基金就拥有了超过400 ％的账面盈利。
尽管巴菲特还不到40 岁，但他觉得相较之下，自己已经进入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视竞争对手表现出来的懈怠，但是现在他们都表现出了“严重的高血压症状”。他留意到有一位基金经理宣称，仅靠每周或每天研究股票是不够的，“对股票必须每隔一分钟就研究一番”。巴菲特评价说：“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出去取一瓶百事可乐喝都有负罪感。”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见，这番言论也许出自一个在华尔街涉世不深的乡巴佬之口，他写信给家里的一个叔叔，描述着城里发生的令人方寸大乱的事情。而事实上，巴菲特从来都没有和华尔街脱离过。他每天都要给股票经纪人以及交易商打电话，有的时候一天还要打好几通电话。坎托－菲茨杰拉德经纪人公司的首席交易商阿特·罗斯尔开玩笑说，这些年来他和巴菲特说的话不下“1 亿句”。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事实上，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信息即便不能超过纽约那些基金经理，至少也不会比他们逊色。他从奥马哈得到了一种平衡感。有一天，当他带着儿子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霍华德说：“要想赢得良好的信誉，你需要20 年时间，而要毁掉它，5 分钟就足够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做事的方法自然就会有所不同。”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投资奇才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却能够继续踏实地留在相对偏僻的内布拉斯加州。巴菲特在1968 年接受《邓氏评论》采访时说：“奥马哈不比别的任何地方差，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片森林；而在纽约，你的视线会被树木遮挡。”但是，人们不是都说纽约人容易得到“内幕消息”吗？这对巴菲特的投资难道没有影响吗？巴菲特回答说：“有了足够的内幕消息，再加上100 万美元，你一年内就可能破产。”这确实是一句非常具有美国中西部风格的话，而且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它的潜台词就是美德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变成罪恶，这与华尔街上芸芸众生普遍接受的至理名言恰好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1968 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他连续几周都在买进这只股票，以汤姆·纳普在曼哈顿的特威迪－布朗和纳普公司作为经纪商。有一天，当公司正要为他买进价值5 万美元的股票时，公司的合伙人霍华德·布朗突然接到从奥马哈城打来的电话。霍华德·布朗放下听筒，说道：“真是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进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收购了。巴菲特有可能事先得到了内幕消息，但他没有买入这5 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个很好的获利机会。他明明知道买入这些股票是合法行为，但巴菲特认为大家都会留意到这一点，让他的做法看上去有那么一点令人怀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与个人利益会互相抵触？（有人倾向于把两者看成是有所差别的个体。）巴菲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经常倾向于一致，因此他还是有可能把二者妥善处理好的。毋庸置疑，这种观点并不是每个华尔街同行的头脑中会具备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每年春天会和苏珊一起去，其他时候也常去。他会在中心广场和许多商界人士及朋友们见面。这些人包括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尔·鲁安、《财富》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卢米斯以及未来的酒店业巨头拉里·蒂什。他们都是非常富有而又神通广大的人物。
但是，当巴菲特身处纽约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乡下人进城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总会蹦出“傻子”、“蠢蛋”、“好的，伙计”之类的词语。苏珊很喜欢去艺术家咖啡馆，但巴菲特还是愿意和朋友们在斯特奇熟食店一类的低级餐馆里吃饭。在这里，他可以要一份他出城后必点的牛肉汉堡，并且还要在白面包片上抹蛋黄酱。有一次，马歇尔·温伯格鼓足勇气提议去吃一点稍微不一样的东西—日本牛排屋。
“我们为什么不去鲁本斯餐馆呢？”巴菲特反驳道。马歇尔·温伯格提醒说昨天午餐就是在这个位于纽约城东的熟食店
吃的。“那正好呀”，巴菲特说，“这样你就知道在那里该点什么了。”“按你这种逻辑，难道我们要天天去那儿吃吗？”温柏格说。“那也挺好啊，为什么不天天去那儿吃呢？”
还有一次，巴菲特在环境优雅的哈莫尼俱乐部吃午饭，一同进餐的有桥牌冠军萨姆·斯泰曼，他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资者，另外还有斯泰曼的妻子约瑟芬。约瑟芬·斯泰曼对巴菲特身上那种中西部人特有的不拘小节印象极其深刻。她回忆道：
吃完饭后，我回到自己住的上城区，沃伦也到上城区来了，我想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聚会。他说他待在纽约很压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从61 大街跑到79 大街。当时纽约还没有兴起慢跑的风尚。我们迈着飞快的步伐穿过麦迪逊大街。他穿着他的西服，奔跑中透露出对自由的向往。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穿着毫不入时的网球鞋的华盛顿男学生。人们不习惯看到一个奥马哈牛仔在麦迪逊大街上奔跑。通常，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习惯看到一个亿万富翁搭乘飞机的经济舱。他们心目中华尔街的成功人士是像J·P·摩根先生那样有派头的，而他们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却是威尔·罗杰斯a的影子。
有一天晚上，数据文件公司的主管鲍勃·马洛特在纽约第5 大道偶然遇到巴菲特，却看到巴菲特在那里来回踱步，活像一只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释说，他正在度量一家商店下面的地段大小。在堪萨斯土生土长的马洛特得出结论说：“一个在大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人绝对不可能具备巴菲特身上的那种率真。”
到了1968 年年底，美国股市的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一些大公司的泡沫纷纷破灭。杰拉尔德·蔡的曼哈顿基金在305 只基金中的业绩排名也一落千丈，跌至第299 位，蔡不得不就此收戟。当年12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了欧米茄股票的交易。对于弗雷德里克·梅茨而言，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梅茨基金拥有30 万股欧米茄股票，这个曾在全美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却要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大资产亏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停止了基金赎回（就似一家银行关闭出纳柜台的窗口以停止挤兑）。接着，梅茨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高端投资者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后院起火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兜售他的行家观点，对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梅茨好像并不在意，他自信地说：“和1968 年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担心1969 年会变得前景暗淡。”后来，基金打开了封闭期，他的基金净值马上就下跌了93% 。
梅茨基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当梅茨基金的帝国摇摇欲坠时，明眼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绝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基金公司。伯恩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他的担忧。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草木皆兵地恐慌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股票时一样慌不择路。不过，
a出生于美国南部俄克拉何马州的传奇牛仔和演员。—译者注
巴黎和谈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1968 年12 月，道琼斯指数爬上990 点的高位，而华尔街又把奢望的目光放到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上：越南战争结束，道琼斯指数站上1 000 点。
巴菲特合伙公司在1968 年赚进了4 000 万美元的利润，年收益率高达59% ，总资产增加到了1.04 亿美元。巴菲特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因此他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跑赢道琼斯指数不是仅仅5 个百分点（他定下的最低目标），而是50 个百分点。他说，这种盈利业绩“是百年一见的稀罕事儿，就像一局牌中抓了13 张黑桃一样”。这是他最后一次轻轻松松就做出的业绩。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终结前的呻吟，而华尔街的专家们不顾已经很高的整体市盈率，依然在拼命地推荐热门股票。美林公司买进了市盈率为39 倍的IBM 公司股票，巴奇证券公司把施乐公司的股票推高到50 倍的市盈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市盈率抬高到56 倍。在这样的高盈利水平下，一个把自己所有资产都压在雅芳公司股票上的投资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真能“值”那么多钱吗？一个基金经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某个特定时刻股民们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真能值多少。每一个大学的捐赠基金都觉得“应该持有IBM 、宝丽来和施乐公司等热门股票。因此，我觉得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一个从表面上难以发现的微妙区别：“价格是你所掏的钱，而价值才是你真正得到的。”
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已无法扭转，巴菲特对找到理想的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 年5 月，《商业周刊》把弗雷德·卡尔评为“全美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当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因为担心自己陷入惨境，同时也担心自己多年来赚到的家业付诸东流，巴菲特做出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他宣布离开投资界。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消息震惊了所有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牛市掀起一波波高潮时，他却准备隐退了。
股市的这种投资局面让我无所适从，我也不希望去玩一种自己根本不懂的游戏，这有可能让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声誉都毁于一旦，我不如趁现在急流勇退为宜。
巴菲特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主动关闭一个企业并偿还资金，更不会在鼎盛时期这样做，也不会在公司取得最佳业绩之后主动这样做。之前，根本就没有人这样做过。巴菲特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他可以选择把股票清仓，将股市上的资产换成现金以等待时机，每个合伙人都渴望由他来运作资金，而他也总是感到肩上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要带领整个合伙公司向前迈进。自从1967 年他写给合伙人那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以来，他曾经试图不要干得那么像“拼命三郎”，但是，只要他继续待在“这个舞台上”，他就绝不可能真正活得悠然自得。
如果我要融入公众之中，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参与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忙于超越其他的投资经理，让自己完全放慢脚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放下为上，让者有余。
在他的朋友理查德·霍兰德的印象中，巴菲特总是在仔细审视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置金钱。他现在拥有的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 500 万美元，而且巴菲特已经向合伙人暗示过他将改变步伐。
你们中的有些人会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当我60 岁时，我会尽力实现其他的个人目标，这些目标与我在20 岁之前设定的人生目标会有所不同。
一年前，巴菲特曾经帮助过狂妄不羁的尤金·麦卡锡筹资参与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在接受《奥马哈世界先驱报》采访时，他表示希望把大量的时间“尽可能而且有效地花在关乎民众福祉的问题上”。在另一次访问中，他说自己想追求一些赚钱之外的目标。
巴菲特立即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奥马哈城的白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奥马哈俱乐部，这是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商务人士经常光顾的餐厅。但是，巴菲特有不少犹太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纽曼。他经营着一家奥马哈杂货连锁店，对自己被拒之门外感到极为愤慨。巴菲特对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提起了这件事，却被告知说：“他们（犹太人）在城里有自己的俱乐部。”（奥马哈也有许多乡村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有严格的种族划分。）在巴菲特看来，这明显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迄今为止，犹太人家族在奥马哈已经生活了100 年以上了，他们一直都为所在的社区着想，他们对奥马哈城建设做出的贡献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而他们却不能像约翰·琼斯一样加入俱乐部。约翰·琼斯只不过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一个中层员工，而他一搬到奥马哈就加入了俱乐部，这样做显然有失公允。
当然，巴菲特并不打算在奥马哈俱乐部外面发起一场游行示威。他的做法很有他自己的特色，他选择了一种被动和间接的策略，便于巧妙地转移压力：他申请加入会员的俱乐部全是犹太人的高地乡村俱乐部。高地乡村俱乐部成立于1923 年，是由一些在高尔夫球场上被蔑称为“犹太佬”或“恶人”的犹太籍高尔夫球爱好者创建的。即便到了60 年代，反犹事件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奥马哈的犹太人也没有做好完全融入和欢迎非犹太群体的准备。高地乡村俱乐部中坚持种族纯粹主义的人士强烈反对巴菲特加入。他们的感觉是：“这是我们的俱乐部，而他们将会把它抢走。”巴菲特的朋友们以及俱乐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奥马哈的犹太学者都赞成巴菲特加入。这场争论相当激烈，但在1969 年10 月1 日，巴菲特最终还是被该俱乐部接纳了。然后他回到奥马哈俱乐部，通知他们说“犹太人俱乐部”里已经不再全是犹太人了。这样奥马哈俱乐部再也没有借口可找，只好迅速接纳一些犹太籍会员。
巴菲特后来在谈到此举的动机时口气十分轻松，他总是习惯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他说加入高地乡村俱乐部是因为“那里的食物更好吃一些”，而实际上，他很去那里。除了他对公民权
利的关注之外，人们都怀疑他是否真的对犹太人有种特殊的感情，也许与对格雷厄姆略的崇敬之情有关吧。犹太教教士迈克·克里普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觉得巴菲特是一个“犹太哲学家”。（巴菲特总是和迈克·克里普开玩笑说他想为自己女儿挑选一个“出众的犹太男孩”。）但在奥马哈人看来，巴菲特加入高地乡村俱乐部一事还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它宣告了巴菲特与他那宗教观点浓厚的父亲在观念上的背离。迈尔·克里普曾和霍华德·巴菲特一起就霍华德支持在公立学校举行祷告仪式的做法展开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克里普认为沃伦·巴菲特的这一“表态”“是对父亲的做法的一种强烈反应，不啻为一种政治声明”。
巴菲特夫妇还参与了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堕胎事件。苏珊在计划生育活动中非常活跃，他俩一起强烈支持堕胎合法化（当时在许多州里堕胎还是非法的）。1969 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利昂·贝洛斯的案件。利昂·贝洛斯是一名医生，他因为给一名妇女推荐了堕胎医生而被起诉。查理·芒格曾在报上读到有关贝洛斯的事情，然后就给巴菲特打电话，两人随即决定支持利昂·贝洛斯。
查理·芒格把贝洛斯案当成是一场关乎个人权益的斗争。他组织起草了两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 名医学院院长和教授联合签名，另一份则由芒格自己起草并由17 位知名律师共同签名。1969 年9 月，贝洛斯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这是美国首次宣布堕胎法违背宪法。在巴菲特看来，高地乡村俱乐部事件和贝洛斯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巴菲特支持的都是他认为有利于社区利益的那一方，同时摒弃了宗派主义。以他那种理性的、股票投资人的观点看来，社会拥有开放性的团体和自由堕胎方面的呼声远远高于隔离主义者和反堕胎主义者那种狭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 年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清算公司的投资组合。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时间关闭了巴菲特父子商店，这个家族杂货店从开业到关门恰好延续了100 年。这年秋天，巴菲特和苏珊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举办了一场聚会。他们邀请了180 位客人，还从斯特奇熟食店弄来很多三明治和成架的香肠。巴菲特家的大门被一串闪烁的小灯照得灯火通明，门两侧还放置着一对将近1 米高的百事可乐瓶子。应邀前来的有驰骋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有黑人和白人，有“富翁和苦苦挣扎的打拼者”。女人们有的穿着鸡尾酒会晚礼服，有的穿着喇叭裤，有的穿着裙裤，还有的穿着迷你裙。参加聚会的人还在日光浴室里画了两个穿紧身衣的女孩图形。W·C·菲尔德和梅·威斯特在壁球场上一显身手，大家还可以从一台炸爆米花机里拿到香喷喷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奥马哈竟然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人”。
与此同时，大家也开始察觉到，巴菲特急流勇退的决定日渐显得英明。直到5 月，道琼斯指数都一直停留在1 000 点左右的高位。但到了6 月，道琼斯指数猛跌到900 点以下，一只只被高估的个股的泡沫纷纷破灭。利顿实业公司是当时典型的大盘蓝筹股，它的股价比极盛时期下跌了70% ；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价也从每股169 美元一路狂泻到25 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公司纷纷倒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内原来悬挂着的醒目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股份”，后来也悄无声息地被撤下了。速利基金也是灰飞烟灭。
刚在5 月被《商业周刊》奉为神明的弗雷德·卡尔当年12 月就黯然退场了，他的企业基金里堆满了无法清算的非注册股票。这些非注册股票的市值在1969 年就下跌了26% ，并且在这场浩劫结束前继续大跌，跌幅之深近乎腰斩。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的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价格更是从每股140 美元狂跌到3.5 美元，连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都没能幸免于难。道琼斯指数在1969 年年底以800 点收盘。然而，股市还在一路杀跌。到了1970 年5 月，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每一只股票都比1969 年年初缩水了50% 以上，四季护理中心的股票在1968 年是市场的宠儿，它的股价也从每股91 美元下跌到32 美元。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在春季的一个交易日内就急降了50% ，致使公司那位拿破仑式的传奇缔造者H·罗斯·普洛特的财产在一天之内就蒸发了4.45 亿美元。福特基金的投资组合也变得支离破碎，麦克乔治·邦迪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巴菲特殚精竭虑才使得公司在1969 年维持了7% 的盈利水平，这是合伙公司的最后绝唱。尽管这是业绩不佳的一年，但公司还是跑赢了道琼斯指数18 个百分点。巴菲特长期以来预计的公司业绩下滑的年月从来没有出现，他在每一个季度都有盈利，并击败了道琼斯指数。
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 年将1 万美元投入道琼斯指数，那么13 年后他获得的总利润将达到15 260 美元。但是同样多的资金如果被投入巴菲特合伙公司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额之后，将会产生150 270 美元的利润。如果换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每年的增长速度为
29.5% ，远远超过道琼斯指数的7.4% 。人们也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巴菲特相媲美的英杰，例如古典音乐界的莫扎特，然而在投资界，巴菲特的卓越成就无人可以比肩。
有些投资公司想出资买下他的合伙人名录，巴菲特一一拒绝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巴菲特从前的投资者会把他们的钱投到哪里去呢？巴菲特只给了他们一个名字：比尔·鲁安，他是格雷厄姆班上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当时，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塞凯亚基金。巴菲特的许多合伙人都对它进行了投资。
巴菲特说他将把自己的很多资金注入城市债券里，他也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的合伙人如何做出同样的投资（但他申明自己以后将不会再继续提供投资咨询意见）。这封长信的形式既随意又散漫，但是内容非常具体。在纽约市发生财政危机的5 年前，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麻烦。他在这封信中有一段忠告：
你们将发现我不会买大城市发行的债券，因为我对如何分析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的财务状况感到毫无头绪。你们对纽约市的财政状况的分析跟我的分析应该是一样的，我承认很难预见市政府在超过贷款期限后就不再偿付欠款了。我分析债券的方法和我分析股票的方法很相近，如果有什么是我不明白的，我宁可不去为此烦心。
除了两项投资以外，合伙公司把其他投资都进行了清算。这两项分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后者是本杰明·罗斯纳的联合制衣公司的控股公司。a这样一来，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选择持有两家公司的股票或是把自己的股份套现退出，巴菲特则选择了自己留下股票。
我觉得这两家公司未来的成长性都很好，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资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到了这两家公司中去。
他恳请合伙人在考虑两家公司中较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时，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只股票，还要把它当作一个企业。不过，他的说法还是让人感到有点晦涩难懂。一方面，他自己对纺织业并不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那个年轻人。他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每年都会带来10% 左右的资产增值，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预计。此外，尽管他希望参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政策制定，但他的合伙人都明白他没有任何义务“转移兴趣”。
桥牌冠军萨姆·斯泰曼认为巴菲特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把自己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以每股43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巴菲特。但是许多投资者选择了继续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会投入多少心力。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将保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正如忠实的威廉·安格尔医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人只要还长着脑子，就会听从巴菲特的建议。”
a巴菲特幸运地把总部位于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公司卖给了通用超市，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Buffett
w w w. xiao shuotxt. n 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