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子霍华德的眼中，巴菲特是全天下第二号聪明人物，头号聪明人物当属他父亲在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查理·芒格。对于作家莫里·伯恩斯坦而言，查理·芒格是“真正的神秘人物”，是一个行为古怪、与你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者。芒格是巴菲特的莫逆之交。巴菲特只让芒格走进自己的心房。两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就像一段美满的婚姻一样，两人彼此都不可或缺。之前安排两人见面的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对他们俩的举止相似和意气相投一直记忆犹新。巴菲特的女儿认为他俩就像是“克隆”的一对儿，走路时都迈着相同的步伐，甚至连长相都有几分相似。
不过，他俩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巴菲特总是一副欢欣鼓舞的模样，而他这位洛杉矶的伙伴却显得很阴沉。他没有巴菲特那样平易近人，而且从来不会冒傻气。他常常在见面时连“再见”都懒得说，而且喜欢在谈完正事之后马上就从椅子上腾地起身，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芒格对他身边的人都疑心重重，因此巴菲特把他叫作“怪人”。事实上，这倒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芒格会成为巴菲特的知心好友。芒格对待生活的方式，就是总问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对投资者尤其有用。他总喜欢引用代数学家卡尔·雅各比的那句名言：“反过来想，一定要反过来想一想”。因此，在一所中学的毕业典礼上，作为演讲嘉宾的芒格并不是“宣讲”哪些品质可以给未来的人生带来幸福，而是大谈特谈哪些品质必然会导致生活中的悲剧。这正是应验了“一定要反过来想一想”那句话。
在多次收购活动中，巴菲特都聘请芒格做自己的律师。芒格还拥有巴菲特控股的多元零售公司的一些股份。除此以外，他们的职场道路几乎是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
自从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芒格一直经营着韦勒－芒格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合伙投资企业，位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大楼内一个位置便利但是管道密布的办公室里。这种办公室氛围很合芒格的心意，因为这充分显示出芒格对那帮装腔作势的公司白领们不屑一顾。还有一点更是匠心独运，芒格把秘书安排在办公室后面的单人间里工作，他和他的合伙人则在敞开的前厅办公。
通常，不出一小时，人们就会听到芒格朝秘书高声喊道：“给我接通沃伦的电话！”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马歇尔感觉到芒格与巴菲特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且芒格也想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奇怪的是，他们在职业上的联系纯属偶然。他们各自买了洛杉矶一家“蓝带印花票证公司”（简称蓝带公司）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些股票，也为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了一些。到20 世纪70 年代初，巴菲特已成为蓝带公司的最大拥有者，芒格是第二大股东。
蓝带公司是一个褪色的美国商业产物。它向超市收费，并发售它的购物券，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以及类似的物品来换回这些购物券。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让他感兴趣的只是钱。
蓝带公司之所以富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是在前端收取了现金，但是可以在很长的时间期限内分批偿还这笔钱，因为它的客户已经提前购买了购物券。这些购物券经常被顾客塞进抽屉里就忘掉了。在这期间，蓝带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这笔浮存金。对巴菲特而言，蓝带公司就像是一家还没有受到监管当局控制的保险公司。
它的“保费收入”（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购物券）每年高达1.2 亿美元。这样一来，对于巴菲特而言，除了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的大量财富之外，他又多了一个充裕的现金来源。他和芒格都加入了蓝带公司的董事会，接管了董事会的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运作这些浮存金。
对于巴菲特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他手里掌管着两个资金库，但是经营目标却可能发生冲突。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由于巴菲特一向爱惜自己的羽毛，这种危机从未在他身上真正发生过，他和他的好友正享受着买入廉价股票带来的巨大快乐。当巴菲特偶尔待在加州的时候，两人会聚在一起，就挑选股票带来的简单快乐畅谈良久。
有一个例子是有关原始资本基金（Source Capital ）的。它是一家封闭型的共同基金，位于洛杉矶。原始资本基金是由投机大师弗雷德·卡尔在1968 年建立的。在70 年代早期弗雷德·卡尔隐退之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当然，这家基金公司的股票和别的股票一样被过度杀跌。尽管原始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达到了每股18 美元，但公司的股价当时只有每股9 美元。蓝带公司果断地买入了该基金20% 的股票份额。就这样，巴菲特和芒格跨入了投机的盛宴，但此时其他投资者已经黯然离席。
芒格代表蓝带公司进入了原始资本基金的董事会，并且对任何他不满意的地方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有一次，芒格审阅了公司的投资组合之后，发现原始资本基金持有一些风险很高的股票。他直言不讳地对投资经理说：“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Baa 级股票清单，但对于原始资本基金，除了A 级股票，其他的我都不想要。”巴菲特再也找不到比芒格更好的代理人了，尤其是巴菲特不擅长唱白脸，总想避开与人说话时不愉快的尴尬场面。
1971 年，巴菲特和芒格得到了一笔极具潜力的“好生意”，这是芒格喜欢的，但又不同于格雷厄姆偏好的廉价股票。蓝带公司的投资顾问罗伯特·弗莱厄蒂得知加州一家精品巧克力连锁店喜诗糖果公司将要出售，蓝带公司的一位高管威廉·拉姆齐也很想买下喜诗糖果。他来到罗伯特·弗莱厄蒂的办公室，两人打电话给正在奥马哈家中的巴菲特，讲述了这个情况。
“哦，是罗伯特呀，”巴菲特说，“糖果生意？我们之前没想过要做糖果生意啊！”说毕，他就挂上了电话。威廉·拉姆齐在听筒里听到他这番话后感到心烦意乱，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希望巴菲特能把电话再打过来。等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
是那样漫长。秘书慌乱之中又把电话错拨到巴菲特的办公室，结果没人接电话。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之后，他们终于又和巴菲特取得了联系。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巴菲特就说：“我刚才在看它的财务数据呢。好吧，如果价钱合适的话，我愿意买下它。”
这些财务数据告诉巴菲特：加州爱吃巧克力的人们都乐意为喜诗糖果公司优质的糖果多付一些钱，购买公司的价格是3 000 万美元。不过由于喜诗糖果公司的账面价值较小，巴菲特和芒格决定买入价格不能超过2 500 万美元。结果，谈判就这样搁浅了。这一次，巴菲特犯下了一个常见的错误。
投资者常常认为账面价值表明了公司的“价值”，或者至少是公司价值的一个参考值。但事实上，这两种价值所表达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账面价值衡量的是投入公司的资本加上留存下来的利润。而投资者真正关心的是将来能从公司里得到多少价值，这才是决定公司“价值”的真正要素（巴菲特常把它称作公司的“内在价值”）。
假设有一家新的公司要投资糖果生产，它的设备、店铺状况以及存货与喜诗糖果公司完全一样，但是这家新公司生产的糖果品牌却鲜为人知，虽然它的账面价值与喜诗糖果公司是一样的，但是这家公司品牌的影响力要差许多，其内在价值必然要小许多。那么这家刚起步的糖果公司，由于其未来的盈利能力要低很多，所以它的实际价值也要低很多。由于账面价值无法反映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因而对于喜诗糖果这样的知名品牌公司而言，它的价值的标志作用便显得毫无意义了。
但是，巴菲特和芒格非常走运，喜诗糖果公司回复了电话，答应以2 500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这是巴菲特至此所做的最大一笔投资。倏然间，巴菲特的投资王国里已经拥有了糖果、纺织、零售、保险、银行、出版以及购物券这些部分。
巴菲特的策略是将这些投资完全分隔开来，好像每一部分都是他的独生子一样。他成了喜诗糖果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恶补了糖业期货方面的知识。在他写给喜诗糖果总裁查克·哈金斯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巴菲特已经洞悉了这一行业的大量细节：
我倒是不太愿意接受12 月29 日（周日）那天的价格……我现在的想法是每磅期糖价格在20~30 美分……如果期糖的价格还像前几天那样继续下跌，我倒是倾向于延期购买，直到市场对精制糖的价格有了反应再说。
另外，巴菲特还不断催促查克·哈金斯进一步做大做强喜诗糖果公司的品牌。有意思的是，尽管巴菲特不是一个美食家，他却明白一家糖果公司真正要“销售”的应该是什么。
也许产自法国某一片8 英亩葡萄园的葡萄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总认为它到底好不好，有99% 是靠说出来的，只有1% 是靠尝出来的。
之后，巴菲特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购物券上。搞打折活动的超市从那些不用购物券的商店手里把生意抢了过来，顾客也越来越觉得光顾后者自己很吃亏。巴菲特一边告诉蓝带公司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一边进行自我分析，他承认营销工作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我的问题是，我考虑问题的角度总像一个会计师或是保险精算师。我的本能反应是要解释所有的事实，并为消费者进行完整的数学计算，然后证明他们买我们的购物券有多么划算。我想我能说服一大群数学家、保险精算师、证券分析师乃至会计师……却无法说服家庭主妇们。
巴菲特把蓝带公司4 500 万美元的浮存金投入银行类股票，这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迄今为止，巴菲特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依旧安然无恙。他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蓝带以及多元零售3 家公司打理投资。它们有各自独立的
股东群，巴菲特则需要为每一个公司的股东做出最好的投资决策。他应该把《华盛顿邮报》摆放在什么位置呢？喜诗糖果公司又该放在什么位置呢？尽管巴菲特面对这样的利益纠纷会竭尽全力地保持公平，但利益冲突依旧是难免的。把三方面的利益都摆平难度的确很大，也不符合巴菲特的性格。而且如果利益冲突变得明显的话，这又会被证券监管当局盯上。
在这场疯狂的游戏中，有位股票经纪人向巴菲特提供加州帕萨迪纳市的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一些储蓄与贷款业务。巴菲特对韦斯科金融公司再熟悉不过了，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都会阅读几百家储蓄与贷款公司的年报，其中也包括韦斯科金融公司的年报。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价只有每股十几美元，比其账面价值的一半还要低。a巴菲特和芒格两人一起核对了一番，芒格也认为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很便宜，于是蓝带公司买入了它8% 的股份。1972 年夏天，韦斯科金融公司是一个只有200 万美元规模的小公司；到了1973 年1 月，韦斯科金融公司宣布要和加州的另一家储蓄和贷款业务公司圣芭芭拉财务公司合并。
巴菲特和芒格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韦斯科金融公司是要放弃自己的业务了。根据两家公司合并的条款，持有韦斯科金融公司股票的股东可以将他们手中价值被低估的股票换成圣芭芭拉财务公司的股票，而后者的股票价格似乎又被高估了。巴菲特曾说：
我看了合并条款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芒格听了也感觉难以置信，但道琼斯行情确实是这么显示的。
芒格想多买进一些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并希望借此阻止这起公司合并，因为公司合并需要股东大会投票通过才行。巴菲特则不然，他
a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账面价值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评价工具，因为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诸如品牌等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对偶尔出现的投资损失能够做到坚忍克己。巴菲特说：“大不了就承认自己犯了个错呗！”然而芒格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只要股市上有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出售，蓝带公司就会通吃，从而慢慢地积累起了韦斯科金融公司20% 的股份。
可是，他们还是无法阻止这起公司合并，而且现在蓝带公司已经陷得很深了。正如芒格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像被鼠夹夹住的老鼠，已经不再奢望奶酪了。
2 月，芒格给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总裁路易斯·R·文森蒂打电话。在说话时，芒格的用词显得非常古怪，他说蓝带公司一直在买进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目的是要“创造出一种氛围”，使文森蒂和韦斯科金融公司的其他董事不会因为感受到任何“道义上的责任”而进行合并。
而文森蒂坚持按原计划进行。他知道蓝带公司完全可以投票反对这一计划，而且会劝说其他股东也这样做。在芒格看来，这种平民派人士的做法真是低俗。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有着高风亮节的人，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是解决不了的。他说自己很喜欢韦斯科金融公司的管理方式，还说文森蒂正是巴菲特和自己中意的总裁人选。实际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当面向他提出请求，蓝带公司可以考虑停止买入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
文森蒂觉得芒格这些话古怪至极。他无法理解芒格为何要在普通的商业交易中掺入道义的元素，然而这也正反映出芒格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一直秉持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他甚至认为富兰克林说的话比任何商学院教的东西都更管用。
不论是身在商界内还是商界外，芒格都表现出一种绅士风范。他对自己的想法会坚持到底，但是对最后结果引来的褒贬评价则很淡然。当一个庸医给他做了一次拙劣的白内障手术致使他视力减退时，他竟毫无怨言地承认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却刚好被他赶上了，自此他开始热衷于研究眼科。在工作之余，芒格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继贝洛斯堕胎案之后，他又为在洛杉矶设立堕胎诊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为萨马林坦慈善医院的志愿者负责人，他彻底改变了医院的经营目标并重组了专家组。巴菲特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印象，而芒格则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他会冲进会议室，自言自语地讲述那些在他看来耸人听闻的事件，仿佛是一位视力退化、拿着一个放大镜的“哲学家国王”。
“芒格这人非常有趣，不过也很清高。”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说，“他信奉一种贵族式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群出类拔萃、极富才华而且事业有成的精英，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
芒格总是开玩笑说要建立一个“芒格王朝”，当他与第一任妻子（第一任“皇后”）离婚以后，他期望能找到一位理想的再婚对象，他和“第二任皇后”养育了8 个小芒格王子和公主。和他在奥马哈的好友完全不同，芒格的生活丰富多彩，他经常游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钓鳟鱼、北梭鱼以及大西洋鲑鱼为乐。他在加州俱乐部里经常举办聚会，并且常常是聚会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尤其是当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后。艾拉·马歇尔还记得在贝艾斯举行的一个晚会上，芒格一个人声如洪钟，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老掉牙的故事，自我陶醉在其中。主人对艾拉·马歇尔说：“你能让芒格闭嘴吗？别人都插不上话了。”
芒格的挚友奥蒂斯·布思也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有一次，他们一起去钓鱼旅行。奥蒂斯·布思午夜时分醒来，发现芒格正端坐在那里专心地研读一本书，就好像那是一本秘籍。还有一次，在同奥蒂斯·布思以及艾拉·马歇尔去澳大利亚雨林探险的途中，他们的吉普车在丛林中颠簸行进，查尔斯·芒格却一直手不释卷地读一本艰深晦涩的古生物学著作。当天晚上，芒格便给同伴们分享他读书的新收获，艾拉·马歇尔回忆说：“他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向我们讲述恐龙是怎样进化成鸟类的。”
芒格的很多朋友，包括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一旦听到芒格关于黑洞和爱因斯坦的滔滔不绝的演说都会头疼，更别提芒格那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了。有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罗克珊妮·布兰特说她以为洛杉矶的医院只有锡达·西尼亚医学中心一家，芒格立即毫不客气地反驳说：“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芒格外表看上去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学家，但其行为举止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他能够看透许多现象背后的原因，例如人们无力改变自己的思想状态，或者是他所谓的“第一印象偏见”。
芒格的洞察力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菲特在理解和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比芒格显得更自然。巴菲特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克服“第一印象偏见”的伟人。关于韦斯科金融公司这件事情，在芒格与文森蒂交涉失败以后，巴菲特开始设法说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合并的董事。伊丽莎白·彼得斯是住在旧金山的一位富豪家族继承者，也是韦斯科金融公司最大的股东。
伊丽莎白的父母亲创办了储蓄与贷款机构，并于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将其打造为上市公司。伊丽莎白的兄弟们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她本来主修英语，但为了家族利益，她转读商学院。她发现自己不仅在经营方面得心应手，而且韦斯科金融公司也将其带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然而，到了70 年代早期，韦斯科金融公司业绩平平，伊丽莎白迫切希望公司能够早日焕发生机，但其他董事似乎对此一直敷衍了事。圣芭芭拉财务公司提出收购条件以后，尽管伊丽莎白知道收购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两家公司的合并能够给韦斯科金融公司的发展注入生机。
巴菲特派蓝带公司的总裁唐纳德·科普尔去和伊丽莎白面谈，但伊丽莎白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这次企业合并。唐纳德·科普尔刚离开不久，巴菲特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他非常友好地向伊丽莎白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并建议两个人找个机会坐下来好好谈谈。
几天之后，巴菲特和伊丽莎白便坐在了旧金山机场的一个贵宾休息室里。巴菲特说，他认为再过一段时间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价会比圣芭芭拉财务公司开出的价格高出许多。尽管这些话伊丽莎白从唐纳德·科普尔那里已经听了很多次，但从巴菲特嘴里说出来显得更有说服力。巴菲特同她说话时俨然是她的合伙人，好像他的投资利益都是和她绑在一起的。伊丽莎白认为必须采取对策来激发韦斯科的活力，巴菲特说他很乐意亲自上阵。巴菲特谈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他称之为一种合伙人关系，他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巴菲特语气镇定，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
伊丽莎白发现自己很愿意成为这个人的合伙人，也喜欢上了巴菲特，应该说是非常喜欢，同时她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不过，伊丽莎白心头还留有一个疑问：“巴菲特先生，如果我相信你，那么万一你在路口被卡车撞了我该怎么办？那时又该由谁来挽救韦斯科呢？”
巴菲特说有一位能力与自己相当的合伙人。如果真的发生了类似的“卡车”事件，他已经安好由这个人来掌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并负责打理巴菲特家族的事务。他认为韦斯科完全可以被托付给自己或这位合伙人。
巴菲特说完以后，伊丽莎白下定了决心，合并终于化为泡影。此后，巴菲特和芒格感到必须对伊丽莎白承担起维护韦斯科利益的责任，他们决定进一步提高对韦斯科股票的持有份额。他们本来可以在低价位买进股票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合并付诸东流时，公司股价往往会被腰斩。但是由于对这次合并失败巴菲特和芒格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在这种背景下用低价吸进其他股东手里的股票，未免让人觉得有趁火打劫之嫌。因此，他们告诉股票经纪人在价格上可以慷慨一些。
之后蓝带公司以每股17 美元的价位向韦斯科金融公司收购股票，这个价格是合并失败之前的平均价格。尽管此举非同寻常，但芒格说：“我们在容易陷入狂乱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们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然心存质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起初，芒格以为也许是因为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意思”的人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会故意拖延。芒格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怪异的画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仔细审查蓝带公司，仿佛它是一只爬过显微镜的奇异臭虫。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芒格开始变得焦虑不安。在写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的律师事务所的查尔斯·里克绍萨的信中，芒格显得很焦灼：
但愿我放弃这件事能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感到满意，否则，你们就尽快让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电话直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以使我们的计划顺利完成。
可惜，芒格从未读过卡夫卡的小说，不知道何为人间噩梦。查尔斯·里克绍萨把一份措辞较为委婉的信件送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年12 月，芒格就收到了他所要求的最快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奥马哈的那位投资奇才提出了控告：关于调查蓝带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及沃伦·巴菲特的HO–784 号案件，这一下巴菲特成了被全面审查的对象。
蓝带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及巴菲特有可能单独或一同参与过一些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商业诈骗的做法、方案或是预谋，也可能是其提供的陈述材料不真实或遗漏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集中在蓝带公司是否曾操纵了韦斯科的股价上，这确实是一项解决起来进退两难的棘手指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把它当作一个大案件来进行审查，而且调查的范围几乎涉及巴菲特买卖过的每一只股票。
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巴菲特把整整三大箱的档案材料运到了华盛顿，包括股票交易记录，他写给蓝带公司、纺织厂、喜诗糖果公司的信以及银行的每份备忘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件都没有放过。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看来，“他们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富翁，便一口咬定他是个骗子。”
尽管巴菲特很担心，但他依然表现得很镇定。反观芒格，他早已紧张得方寸大乱了。
罗德里克·希尔斯曾经是和芒格合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当时正担任白宫法律顾问一职。当调查工作进入紧要关头时，有消息称罗德里克·希尔斯受邀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师查尔斯·里克绍萨给希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放弃这一职务，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希尔斯接受了这个职位，那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会摆出不徇私情的姿态，从而在处理这起案件时更加严苛。“有什么进展吗？”希尔斯问到，其实他是暗指调查一事。查尔斯·里克绍萨说：“没什么情况，一切都是胡扯。”于是希尔斯并没有在意此事。后来芒格又打了次电话，痛斥希尔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时候没有伸以援手。不过，希尔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职务。
1975 年3 月，芒格来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了两天的证人，他信誓旦旦地对负责调查的官员保证：“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巴菲特和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似乎这种表态就能够结束这场风波。芒格认为这起案件是在考验他们的品性，因此芒格经常会提及各笔交易中各方都是有着高风亮节的人。
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轻律师们根本不买他的账，打算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挖出内幕。他们语气尖锐地指出，芒格可能密谋让想要兼并韦斯科的那家公司买不到股票来破坏这笔交易。芒格争辩说：“那可绝不是我们的做事风格。”他的语气听上去相当震惊，就好像一个忏悔者撞上了警察而不是自己的神甫。
事实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怀疑其中有暗箱操作，特别是怀疑蓝带公司是否因为想要自己接管韦斯科才破坏并购。
提问：在2 月26 日之前多久，你和巴菲特先生就开始考虑这一做法了（寻求控制韦斯科）？
芒格：我早就说过了，我们把98% 的精力都投在手头的业务上，我们都信奉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需要做好的就是手头上的事，不应该为那些遥不可及的事煞费苦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可不相信这番大道理，而是步步紧逼，问蓝带公司为什么愿意在买入韦斯科股票的时候支付溢价。
提问：你们完全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买入股票，那又为什么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呢？芒格：我们希望在路易斯·文森蒂和伊丽莎白·彼得斯之间保持公平。提问：那你们的股东该怎么办呢？难道你们不想对他们也做到公平吗？
芒格：哦，对于那些要求我们矫枉过正的股东们，我们并没有义务必须做到公平。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就说过：“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诚实乃上上之策……”你看上去好像感觉很迷惑？
提问：确实如此。因为在我印象里，商界人士总是致力于实现自己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芒格：也许我们致力于实现的是长期的利润最大化。如果我们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起一种和谐的长期工作关系，或许这才是公正的。
这番对话与巴菲特在旧金山和伊丽莎白·彼得斯之间的谈话内容十分相似，一种长期的投资关系绝非只是在某只股票上压宝，它是公司所有权的一种体现。一个大股东，即合伙人，既会有付出，也会有收获。对于巴菲特而言，“合伙人”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体现了诸多暗含的责任感和忠诚，这与他对巴菲特合伙公司投资者的感觉一样。
在现在的投资经纪人看来，他们的工作就是紧紧盯着屏幕，买进或卖出。但巴菲特和芒格经常会谈起仅仅靠资金运作是远远不够的。芒格回忆说：“我对沃伦说过，我们可不想成为精明的吝啬鬼。我们不愿意在朋友和家人的印象中除了有钱以外什么都没有。”
可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依旧满腹疑云。在他们看来，蓝带公司曾经有意拉高韦斯科的股价，或者通过“操纵”在股价达到更高的价位后再进行抛售。但蓝带公司又没有抛出这些股票，所以律师们就迷惑不解了。于是，他们又来审问巴菲特。
提问：从商业角度来讲，等到价格下跌时再买入股票不是更好吗？
巴菲特：如果单看一笔交易的话，这种假设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蓝带公司的整体局面，看到韦斯科的股东们觉得自己确实得到了公正的对待……我觉得蓝带公司在大家心目中的商业信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过。
提问：你对蓝带公司的股东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巴菲特：我自己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因此这对我本身也会有影响，我花的每分钱并不都是来自别人的口袋。提问：如果公司合并成功之后，你马上就抛出自己的股票，导
致股价走低，你认为这种做法影响你的形象，对吗？巴菲特：我觉得也许有些人对此会相当愤慨的。提问：这个说法让我觉得很费解。你认为韦斯科的管理层会对
你有怨言？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会对此在意呢？蓝带公司为什么会在意呢？韦斯科的管理层又为何会在意呢？
巴菲特：韦斯科的管理层对我们的印象是相当重要的。也许，你会说我们已经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了，别人的感受并不重要，但实际上这种影响很大。路易斯·文森蒂其实不一定非得为我们工作，不过他是真的喜欢和我们共事，而我本人也愿意与他合作，这是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如果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卑鄙小人，那么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就不复存在，要想调动路易斯·文森蒂的
积极性是不能仅仅靠薪水的。
很难想象一个政府机构会去指责J·P·摩根过于注重自己的声誉，如果政府机构真这么做了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你为什么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对于与摩根同时代的人而言，提出这个问题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巴菲特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之间的谈话让人不禁觉得这不啻一场跨世纪的对话。这个政府机构以及这些对调查类似案件已经习以为常的律师把公司事务简单地定义成一系列交易，在他们看来，人们在做每笔交易的时候都是万分谨慎的，今天的合作伙伴明天就有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则愿意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来维系生意，让人情和生意都维系长久。他对自己的处事原则十分执着，就好像他对折盖书桌有非同寻常的偏好一样。但事与愿违，这却为别人的怀疑提供了口实。
巴菲特这种看似有漏洞的说法加剧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的疑虑。他们觉得已经找到了案件的共谋，现在就只差罪证了。自然而然地，他们想从巴菲特和芒格之间看似神秘的合伙关系中去寻找。
提问：在蓝带公司，谁负责做投资决策？
芒格：通常是巴菲特先生，不过他一般都会和我事先商量一
下，征得我的同意。
提问：那么在巴菲特先生下单买进韦斯科的股票时，他有没有
告诉你他想继续买入这只股票？
芒格：这种事对于我们俩来说是很常见的，我俩根本没有必要
每次都告诉对方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提问：那你问他了吗？
芒格：我没有必要这么做，我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提问：你是否觉得巴菲特先生是你“自己的化身”？
提问者这句不经意的话显然没有诚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是从伊丽莎白·彼得斯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他们又用同样的语气来质问巴菲特：
提问：你觉得他是你“自己的化身”吗？
巴菲特：这取决于你到底指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也曾意见相左，而在制定大多数投资决策时，我们的意见基本能够保持一致。
提问：自从你变成一个投资哲学家以后，你觉得自己在大多数
投资问题上都征求了他的意见吗？巴菲特：不……我是说这种做法在我们之间是常见的。提问：好的，这么说来，你们经常一起讨论一些有关投资、哲
学之类的问题喽？巴菲特：确实如此。提问：这么说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基本上都知道他买进或
卖出了什么股票，而他也知道你投资股票的情况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对什么股票有兴趣，我也知道他对什么股票感兴趣。不过，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刻到底买进或卖出了什么股票，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巴菲特的节奏一点都没有被打乱。他曾经多次非正式地拜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似乎不辞辛苦地有意想要协助他的审问者。他很有耐心地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位名叫劳伦斯·塞德曼的律师解释蓝带公司的结构与现状。在审讯间隙吃午饭的时候，巴菲特还对劳伦斯·塞德曼谈起他在华盛顿的童年时代，他总会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向对方灌输巴菲特哲学。很快，劳伦斯·塞德曼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巴菲特编织的魅力蛛网之中，和伊丽莎白·彼得斯当年的情形一样。塞德曼回忆说：
我和他多次围坐在桌子旁探讨问题。他会对我说“你这儿错了，这家公司没有这笔资产”或者是“它一直都属于这家公司”之类的。我俩相处的时间并不短，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敌意。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尽管我们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
对于现代某位公司高层管理者而言，要是在没有律师陪伴的情况下走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且和一位无足轻重的调查律师谈自己的案子（事实上是在给调查官员提供信息），这一定是很少见也是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可笑的事。即便他有这种念头，这位高管身旁的律师们毫无疑问也会干涉并阻止他这样做。现在的人们总是患得患失，原先那种随心所欲的行事方式已经难得一见。这个时代鲜有伟人出现了，更多的是一些唯唯诺诺的虫豸而已。
巴菲特至少比这些虫豸要伟大一些。在这个时代看来，他就像一个古代的贤人，是一个没有律师陪同也敢说话做事的人。他觉得现代人，不仅是律师，还有政府工作人员、咨询师以及其他无数个顾问，他们不光是在发挥协助作用，还怀有控制欲。这些都让他生厌。不论成败与否，巴菲特都难以容忍别人对他指手画脚。
不过最终，巴菲特的努力收到了成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他的开诚布公而感动，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大受感染，也因为他的温文尔雅减少了对他的疑虑。巴菲特并没有直接驳斥劳伦斯·塞德曼，而是把他感化了。
“劳伦斯，”巴菲特说，“按照你的方法，似乎你是对的，似乎在技术上我们有违规的嫌疑。但如果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衡量，事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并不想做错事。你说现在我们该如何解决？”
这起案子在1975 年一直拖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又把矛头转向了另一个目标—原始资本基金，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个基金。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搞得精疲力竭了。他告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噩梦一旦结束，他希望自己的投资布局能够变得简单一些：
我们希望现在的业务还可以保留，但是不要这么头绪繁多。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当时的操作看起来很简单，而现在却并非如此了。
到了12 月，巴菲特的律师查尔斯·里克绍萨恳求了结此案。他解释说巴菲特没有犯什么错，不应该这样被彻头彻尾地调查。他把巴菲特3 年以来毫无瑕疵的个人税务申报表记录与林肯总统的正直人格联系在一起。
自从他14 岁开始为自己送报挣的血汗钱交税以来，30 年以来他从未间断过，累计上缴的税款已经高达数百万美元了，而且他的税捐估定误差一般都不会超过200 美元。
到1976 年，调查已经进行了两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审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宣布：蓝带公司买入韦斯科的股票，不仅仅是一种投资，同时也是为了阻止两家公司合并（这也的确是事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宣称，蓝带公司在3 周内人为抬高了韦斯科的股价，蓝带公司承诺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举动，但并没有对所谓的罪行进行确认或否定。这是此类案件的常规处理方式。由于被指证说在交易中损害了韦斯科部分股东的利益，为此蓝带公司很不情愿地支付了115 000 美元的罚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对巴菲特采取惩罚。相反，几周之后，他们盛情邀请巴菲特去参加一个专家研讨会，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也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想用这一姿态来表明对巴菲特的赦免。不过，话说回来，鉴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刚刚结束对其为期两年的调查，巴菲特所受到的这种礼遇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巴菲特似乎有一种“洗心革面”的诚意，他开始简化自己交叉投资的复杂局面。他出售了原始资本基金持有的蓝带公司的股份（投资收益已经翻了一番）。从此，他不再以FMC 公司兼职资金经理的身份出现了。他把韦斯科在蓝带公司旗下进行了整合。（他本来要买下整个韦斯科，但出于伊丽莎白·彼得斯的请求，巴菲特在买入韦斯科80% 的股份时收手了。）在中断了两年之后，他更进一步，把多元零售公司并入了伯克希尔·哈撒韦。
让巴菲特感到高兴的是，这一系列合并活动让他和芒格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变得规范了。为了换取芒格手中的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芒格得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 的股票，与此同时，巴菲特还任命他的这位好友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芒格继续留在洛杉矶，从事多项投资业务，对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中的职务始终保持低调，“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多数点子都是沃伦想出来的”。然而对像巴菲特这样一个性格有些内敛的人来说，由聪明过人的芒格作为旁观者来给他出谋划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公司合并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蓝带公司占了最多的股份。实际上，巴菲特只剩下一个“钱袋”了，那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除此以外，巴菲特没有与之相冲突的投资组合了，也没有为了个人利益进行的投资活动了。不过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他从濒临死亡的纺织行业中挽救起来的企业，其实正是他的“个人”投资。
在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最初10 年里，巴菲特使公司的每股净值从20 美元飙升到了95 美元。他将公司改头换面，买进了保险公司、银行、股票组合、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控股股份以及蓝带公司、喜诗糖果公司。
要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是由另一位高管来掌舵，也许他会给公司起个新名字来体现公司如此多的重大变化，也许会把公司叫作“伯哈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然而，巴菲特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变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喜欢公司现在的名字，它会让人想起公司的起源。虽然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还是让肯·蔡斯从新贝德福德工厂的档案堆里找出昔日董事们的会议记录，把它们都运到了奥马哈。正如巴菲特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我打心底喜欢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将长期与它为伴。虽然他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它现在就像我家里的生意一样。
巴菲特指的并非一段时间，而是他的整个余生。他的事业，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他的生命都已融入了这家公司。不论他做什么，也不论他要进行什么投资，其实他都是在给这幅油画添上新的一笔。自从当初巴菲特从西伯里·斯坦顿手里得到这支画笔以后，他再也不会把这支画笔拱手让人了。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巴菲特拥有公司43% 的股份，苏珊也持有3% 。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哈撒韦以及蓝带等下属公司的控制权，巴菲特投入了1 540 万美元。这相当于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每股股票增加了32.45 美元的市值，这是巴菲特愿意为之注入的最大资金额。对这幅油画的任何进一步修饰，即提高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估值，或者任何增加巴菲特个人财富的做法，都将在每股32.45 美元的投资以及他孜孜不倦为之努力的基础上不断体现出来。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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