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发财的时候了！”
—沃伦·巴菲特，1974 年
1970 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高尔夫球友罗伯特·比利格离开球场果岭的时候，巴菲特留意到俱乐部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于是就问罗伯特·比利格发生了什么事。罗伯特·比利格故作镇定地说道：“那是给你庆祝40 岁生日呀，去看看吧。”当巴菲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人们已经朝他走来，齐声合唱大家熟悉的生日歌。尽管巴菲特表面上保持镇定，他内心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已步入中年，并且已经建功立业。在奥马哈他的确算是个知名人物：他不仅是《奥马哈太阳报》董事长，还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一位访客曾经指出，巴菲特能够“如数家珍地报出每一座大楼和公司的财务特点”。
在合伙公司清算之后，巴菲特就没有一份全职工作了，关照一下肯·蔡斯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厂花不了多少时间，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已经十几岁了。《林肯每日星报》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逍遥自在的人物，说他在一个有四个房间的舒适套间里运筹帷幄，掌管着他的投资，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基金经理，巴菲特简洁明了地说：“我已经不在投资圈里干了，只能拒绝所有求教的请求，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似乎华尔街人士再也无法听到他的任何高见了。
40 岁生日之后，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伯格召集格雷厄姆的门徒聚首，但这次格雷厄姆没有参加。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位已经不在股市驰骋的人。这时股票的平均价格已经高得让人望而却步，而他自然而然也会问一个问题：现在自己名下已经有2 500 万美元的财富了，有什么必要非得积累更多的财富呢？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财富》杂志中写道：“巴菲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转向其他目标，而不仅仅是赚更多的钱。”比尔·鲁安甚至怂恿他去竞选美国总统。
实际上，巴菲特也考虑过担任公职。但他不想参加竞选，因为觉得自己身上的商人气还是太浓了。而且，他也认识到面对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他很难生存。但是，他正在逐渐涉足成为政坛的幕后支持者，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如哈罗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他和一些政治家结成盟友，比如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和理查德·克拉克，以及州长杰伊·洛克菲勒。杰弗里·考恩是《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 ）杂志的一名记者，他同参议员竞选者约翰·卡尔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过饭。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这位千万富翁家的餐桌上，他们谈论的全都是关于政治自由的话题。
霍华德·巴菲特曾经标榜美国是一个完美的封闭社会，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变。沃伦·巴菲特则富有美国人典型的同情弱者的心态，他欣赏白手起家的本杰明·罗斯纳和肯·蔡斯。同他父亲一样，他憎恶那些坐享其成者（正如他反对用股权激励来奖励管理层一样），但是他发现在美国的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这种人越来越多。有一次，在参加一个正式宴会时，当一位客人抱怨说穷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成本太高时，巴菲特尖刻地反驳道：“我倒是更担心富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成本呢。”
这一点从巴菲特的简朴生活中也能够得到鲜明的印证。他基本上依靠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得到的5 万美元年薪来维持家计，他的三个孩子并没有去念私立学校，都在公立学校读书，而且巴菲特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太在意到底能挣到多少钱。事实上，儿子彼得也是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后，才知道父亲是多么富有的。女儿小苏珊说：
我们的生活和别人家没有任何不同，只是我可以买很多好衣服而不会有任何经济障碍，也许这就是唯一的区别。可我自己连一辆车都没有，16 岁的时候就得去外面打工，在商店里当销售员。
巴菲特总是尽量对自己的富有保持低调。当他巨大的财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后，他的家人也感到很惊讶。巴菲特会开玩笑地说：“我们应该在门口贴上个标记，说比尔·斯科特（他的助手）值夜班负责看守钱财。”巴菲特还会说句俏皮话：“负责值夜班的还有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彼得！”其实，这并非只是玩笑话。巴菲特对自己赚来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份遗产。他似乎担心哪怕是给了他们一点儿钱，都容易把他们给宠坏。也许巴菲特的这种做法过于执拗，但这也让全家人没有任何拜金情结，并且使家庭氛围变得轻松民主。在万圣节的晚上，巴菲特一家会邀请每一位路过要糖果的孩子进屋，你很难想象J·P·摩根先生或是投资大亨亨利·克拉维斯能有这么友善。邻居们有时候不打招呼就直接到巴菲特家借球场打球，由于来人比较多，巴菲特开玩笑地称之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女主人苏珊的庇护下，巴菲特家成了当年喜爱摇滚的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人的乐园。小苏珊的一位朋友莱恩·扬科将巴菲特家称作是“安乐窝”。人们可以推开虚掩的门进入巴菲特家的厨房，然后把冰箱里的食物一扫而光。“如果你被风雪堵在城里无法回家，安乐窝就是你的避风港，” 莱恩·扬科回忆说，“待在他们家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苏珊将房间涂成她最喜爱的橘色和黄色。墙上挂着受过她帮助的艺术家的作品，还有诸如广为人知的“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之类的海报。家中的男主人有时会下楼做一些爆米花，但无论是从投资业“退休”前还是“退休”后，他经常都是待在楼上埋头工作。莱恩·扬科
回忆说：
每到周六晚上，客厅总是挤满了人。巴菲特太太也会参加，我们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会为我们奏上几曲。晚上12 点半左右，我们就会听到楼上传来一声：“苏珊—你还上楼睡觉吗？”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感觉无拘无束。如果他要上床睡觉了，我们就把音乐声关小点儿。
1971 年，苏珊说服巴菲特掏出15 万美元，在洛杉矶南部的拉古纳海滩买下了一幢度假别墅。和其他更昂贵的别墅一样，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大海，但它又不直接临海，屋里布置的几把藤椅显得特别富有生活情调。第一年夏天，13 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里尽情地度假。巴菲特每天会从办公室里带回一大堆报纸，然后就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不过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宽厚。一天晚上，他带着他们去吃晚饭。饭后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走过来说道：“先生，您的信用卡已经超过限额了。”巴菲特朝妻子扬了扬眉毛，然后递给侍者第二张信用卡，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只想告诉大家他付这顿饭钱是绰绰有余的。
当时，巴菲特正在为自己的政治角色而苦思冥想，苏珊则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奥马哈城北部的黑人聚居区。她除了担任一个地方志愿者组织的主席之外，还经常到各个学校参观，而且在黑人聚居区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儿。
在苏珊的鼓励下，巴菲特也开始涉足公益事业。他们成立了一个私人信托基金—巴菲特基金，该基金开始每年为五十多名黑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在20 世纪70 年代初期，苏珊的一个朋友罗德尼·威德正致力于推动黑人投资实业，他请求巴菲特施以援手。更重要的是，怀有“黑人资本家”理想的罗德尼·威德认为巴菲特正是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使他的内布拉斯加社区银行起步腾飞的人。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纽曼（他的乡村俱乐部好友）加入了这家银行的顾问委员会并且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巴菲特还象征性地进行了投资，购入了这家银行1.4% 的股份。与苏珊不一样，巴菲特绝不是一个做事时头脑简单的人，他一再告诫银行的董事们相当多的黑人银行因为坏账而被迫倒闭。当银行运营走上正轨后，巴菲特给董事会送去了一张令人心惊肉跳的便条，同时还附上了一张报纸报道的复印件，内容是关于丹佛一家银行倒闭的消息。你应该注意到银行的总裁说：“当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帮助非白人投资者和那些所谓的小人物。我们做到了，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偿还债务的时候并不痛快，我们的生意就是这样败落下去的。”总裁在谴责贷款人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每家银行都会遇到大量坏账，而当初答应这些贷款者的请求才是银行家犯下的真正错误。
当社区银行陷入挣扎境地的时候，巴菲特与之保持着距离。罗德尼·威德曾建议巴菲特给一些黑人学生传授金融知识，但是巴菲特没有表态。“巴菲特这个人就像一团谜，”罗德尼·威德评价说，“他很大方，为人诚实，还很勤奋。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明白，在我们这个黑人生活窘迫的社区里，他作为一个富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当呆账越来越多时（这正是巴菲特害怕发生的情形），他明确表示拒绝再追加投资。
罗德尼·威德曾抱怨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穷人生活的艰辛”，事实正好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这群人了，因此他才把自己的钱包看得紧紧的。如果没有希望得到应有的投资回报，他是不会让自己的投资在社区银行里打水漂的，这一点和投资纺织业是一样的。
尽管巴菲特崇尚自由，但是他对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都是心有戒备的。乔治·麦戈文当时正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曾在巴菲特家中做过客，而且似乎赢得了巴菲特的好感。不过到最后，麦戈文宣布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就会给全美国每人每年增加1 000 美元的福利开支。巴菲特立刻像扔掉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抛弃了他，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
从某个角度来看，巴菲特是有些小气，但是他打心底认为个人或组织（或自己的孩子）不应该不劳而获就变得富得流油。他在看待社会事业时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考虑商业行为是一样的：他需要有回报。有些好的社会事业需要人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需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但是让巴菲特迈出这一步是很难的一件事。实际上，让他成为一名优秀投资人的素质反而阻碍了他在社会上大展宏图。巴菲特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评价尺度。“在投资领域你可以衡量收益，”他对一个记者坦言，“而对于有些东西，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赢还是输了。”
和其他许多地位显赫的人物一样，巴菲特认为他在出版界既是公民，又是资本家。20 世纪60 年代末期，杰伊·洛克菲勒把他介绍给查尔斯·彼得斯，此人之前是和平队的负责人，当时正在创办一本杂志—《华盛顿月刊》。这本月刊所拥护的正是巴菲特推崇的白手起家的自由主义精神。于是巴菲特投资32 000 美元，并且找到来自于得梅因的一位自由派朋友乔·罗森菲尔德做合伙人。巴菲特心中充满了崇高的理想，他对罗森菲尔德说：“这本杂志很有意思，只要它不赔钱，那就值得投资。”
查尔斯·彼得斯马上就注入资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亲自奔赴纽约，聘请了一位顾问来评判这份杂志是否值得创办。当结论是值得创办时，巴菲特答应追加5 万美元的投资。这时他又开始嘀咕这件事到底能否真如那位顾问所说的，“值得”去做。他打电话告诉彼得斯，说他又想退出，这通电话不啻致命的一击。于是，彼得斯马上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说《华盛顿月刊》一定会财源滚滚，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两人在电话中展开拉锯战，巴菲特总提他惯用的数字，而彼得斯则力图不让他脱钩。最后，巴菲特好不容易妥协了。
这笔投资的数目对于巴菲特来说其实并不算大，但是正如肯·蔡斯早已得出的结论，对于巴菲特而言，投资数目的大小其实并不重要。彼得斯说：“巴菲特要的就是年度报告，就那破玩意儿。”月刊正好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他所期待的社会传声筒，这份月刊一定会有影响力，而且将会很有影响力。但是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讲，这份月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尽管月刊的人手不够，而且大家挣得都不多（彼得斯的年薪才24 000 美元），巴菲特还是几近勃然大怒，因为彼得斯没有向他提供年度报
告。即便是在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里，巴菲特还是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评价尺度。巴菲特对罗森菲尔德抱怨说：“他们整天鼓吹建立开放的政府，但是却从来不送报表来给我看。”
彼得斯说：“巴菲特在某种程度上是性格分裂的，他既想表现出乐善好施的一面，又不希望别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曾经投资《华盛顿月刊》’这样一句话。”
巴菲特对新闻界的确格外关注。1971 年，他曾打电话给《华盛顿月刊》，想提供一个自认为很好的新闻线索，却遭到两位年轻编辑的断然拒绝。他们认为如果这消息来自于一位千万富翁，它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后来，巴菲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奥马哈太阳报》，这是他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买下的奥马哈当地的一份周报。报社的发行人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关系非常亲密。利普西常常拜访巴菲特，两人会喝上几杯百事可乐，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经常讨论如何提高报纸质量，以及如何把它变成奥马哈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还尝试过支持政治人物参选，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推举一位候选人竞选市长（后来竞选失败了）。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说有一篇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工资和物价控制政策的社论写得非常精彩。“沃伦，这正是你给我的线索。”斯坦福·利普西提醒他说。
巴菲特所谓的内幕消息还涉及青年之城，这是奥马哈当地很有名望的一家机构。它是由一位名叫爱德华·弗拉纳根的爱尔兰传教士于1917 年创建的，为的是给那些任性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栖息之地。它因在1938 年由斯宾塞·特蕾西主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中露面而声名大噪。有消息来源告诉巴菲特，青年之城目前过度关注经济收益，而与创始人弗拉纳根的理想相去甚远。
这一线索对于不甘寂寞，但相对于《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只能居于次席的《奥马哈太阳报》而言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巴菲特还给了斯坦福·利普西一个重要的提示：青年之城首次被要求填报一份独立的纳税申报单。人们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它名下的投资组合价值已经高达惊人的1.62 亿美元，这比美国圣母大学的捐赠基金还要多出整整一倍。但与此同时，它却很少为青少年服务，并且还在贫穷的伪装下进行着攻心的直销宣传。
这个故事触动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对资本有着一种顶礼膜拜般的忠诚。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甚至是西班牙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当年资助哥伦布航海的微薄经费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善因，而且巴菲特认为挥霍或滥用金钱都是一种罪恶。
青年之城这一新闻报道的采访和写作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巴菲特、斯坦福·利普西以及编辑一同在编辑室里认真校对了这份长达8 页的报道。巴菲特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来作为这个故事的标题，这是他对所有在公益事业中或是在商业运营中滥用资金者的劝诫—《要清楚自己的职责》。
这篇发表于1972 年3 月的报道赢得了美国新闻普利策奖。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经常怀念童年时在《华盛顿邮报》做送报员的美好时光，他也喜欢报纸散发出的那种油墨香味。但和其他诸如社区银行和《华盛顿月刊》之类的准社会企业一样，《奥马哈太阳报》并不能让巴菲特感到满意。尽管巴菲特为获得普利策奖感到自豪，但他最想要的还是利润。
《奥马哈太阳报》的经营状况并不景气。当它提高销售价格时，发行量便骤然减少。斯坦福·利普西说：“这种局面是巴菲特始料未及的。”这种局面似乎也让巴菲特感到非常惊愕，他突然如饥似渴地想要了解关于报纸的所有知识，他开始专注地研究报纸以及其他关于媒体的经济学理论。就跟从前他在发现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以后完全沉浸在保险业的经历一样，现在巴菲特如果没能将报业从头到尾地彻底搞清楚就绝不会去睡觉。他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发感受到《奥马哈太阳报》是一家无可救药的二流报纸，他在这里看不到什么光明前景。在青年之城的新闻报道登出之后不久，巴菲特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
我曾经提到过在1910 年，美国共有1 207 个城市发行日报，其中689 个城市里有两家或更多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到了1971 年，有1 511 个城市有了日报，其中37 个城市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相互竞争的报纸。自从我写那封信以后，尽管《华盛顿每日新闻》拥有强大的斯克里普斯– 霍华德报业集团的支持，但最后它还是关张了。同样，《波士顿先驱旅行报》和《纽瓦克晚报》相继折戟。这些报纸的经营者通过痛苦的经历终于明白，一家在消费者心中的认可度和社会知名度方面屈居次席的报纸只会带来巨额的亏损，而这种亏损局面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者和最雄厚的财力都无法扭转的。
在提到《奥马哈太阳报》时，巴菲特强调说，光靠有社会影响力的故事是无法确保赚到利润的。
总是不断有人给我提出各种建议，提建议的通常是那些对在某个地区占垄断地位的日报的观点看法相左的学术界人士。他们往往建议说，如果将这家日报社重新改造，那么它就会有美好的未来。这样的建议确实很有针对性，也很诚恳。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在于，这样的建议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实施过，这些理论家的话是不能当饭吃的。
不过，巴菲特一直都很想拥有一家在某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报纸，他认为如果能拥有这样一家报纸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巴菲特对自己的朋友说，一份这样的报纸就像城市人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任何人要想从桥上过都得付过桥费。在一家报纸占据垄断地位的城市里，所有的广告商都只能找这一家报纸来做生意。例如，在奥马哈城，百货商店必须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登广告，它其实垄断了奥马哈城的整个日报业，这就意味着这家报纸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广告费。这样一来，《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其实享有一种受到保护的经营特权，这种垄断经营的局面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之类的小型企业可望而不可即的。
巴菲特很想买下《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但它的所有人不愿意出售。于是他开始在报界四处搜寻，想要找到一家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报纸。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几乎找遍了所有可能的报纸，甚至向《辛辛那提问询者报》正式提出过收购要约，却吃了闭门羹。
他还让比尔·鲁安安排汤姆·墨菲和自己一起吃晚饭。汤姆·墨菲是比尔·鲁安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现在是大都市通信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媒体行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汤姆·墨菲和巴菲特两人一见如故。汤姆·墨菲带巴菲特参加了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会议，而且决定把巴菲特选进自己的董事会。汤姆·墨菲从比尔·鲁安那里得到消息后，便去了奥马哈，在那里他可以和巴菲特随意交谈而不受任何干扰。
他们打了“一场畅快淋漓的壁球”，之后巴菲特请墨菲吃了一顿牛排。巴菲特揣摩到了汤姆·墨菲此行的意图，就故意不让墨菲引入想要说的话题。
“你知道吧，墨菲，”他说，“我不想在不持有你们公司很多股份的条件下成为公司的董事，但你们公司的股价实在太高了。不过，只要有任何事是我能帮忙的，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都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自从合伙公司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股票。到了1972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有价值1.01 亿美元的证券产品，其中只有1 700 万美元是股票投资。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上去了。
但是，通过一次次的热身，巴菲特又回到了股票圈里。这一次，导致他观念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曾被股市泡沫破灭吓坏了的基金经理们现在个个抱着脑袋谨小慎微，他们管理的基金现在都集中到一群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蓝筹股上了，例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和德州仪器公司等。它们被人们称作“漂亮50”。根据普遍流行的观点，这些公司的股票不同于股市泡沫泛滥时代的价值高估股票，这50 只股票的价格将会永远上涨，因此它们被认为是“安全的”，在任何价位都是绝对安全的。
1972 年，“漂亮50 ”的平均市盈率高达惊人的80 倍。华尔街确实从股市泡沫时代学到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不见得都是正确的。基金公司的钱纷纷集中到“安全性更好”的股票上来了，其实风险并不只会在一种或几种股票上出现，它在投资者互相追捧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
此时，巴菲特开始在“漂亮50 ”以外寻找价值洼地，并且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买入这些股票。他买入了加州水利服务公司、史密斯菲尔德公民银行、信托公司和通用汽车等多只股票。后来他又买进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投资公司、克利夫兰－克里夫钢铁公司、沃那多房产公司和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股票。
1973 年，“漂亮50 ”的泡沫开始破灭，基金经理们又吓得缩回了脑袋。那些所谓“安全”的股票的价值正在缩水，投资人不清楚到底该走向何方。一度曾突破1 000 点的道琼斯指数，又回落到950 点以下。整个股市陷入了信心不足的低迷状态。华尔街刚从大繁荣之后的病痛中痊愈，如今又陷入了病态。股票经纪公司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师们纷纷卷铺盖回家，那些在1969 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蒸发了一半。
大多数投资人在精神上的空虚给巴菲特带来了同样的感受，也让他心中产生了相反的看法。他的改变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但又和以往不同，就像10 年前的电影胶片在进行回放一样。在股市泡沫膨胀的岁月里，他的灵感慢慢地干涸了。但现在，股市陷入低谷，他却像一匹欢蹦乱跳的小马驹一样充满了活力。
回顾1973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业绩，人们就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巴菲特似乎把整个超市席卷一空了，这儿抓一把国民普莱斯托实业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在超市的另一条购物通道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后来他又往自己的购物筐里买入了美国卡车公司、万星威服装公司、汉迪哈曼工业公司。当股市进一步下挫时，他抢购的速度就更快了—J·沃尔特·汤姆逊广告公司、信义房产公司、添惠公司、国王百货公司、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买就省连锁店、米切姆·琼斯及坦普尔顿公司、大联合超市和斯图贝克－沃灵顿公司。纺织品推销商拉尔夫·里格比在回到奥马哈城时，发现巴菲特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热衷于研究棒球队的战绩或是竞赛规则，”拉尔夫·里格比说道，“而巴菲特有一种赚钱的嗜好，赚钱对于他而言纯粹是一种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牌友、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一次巴菲特突然眨了眨眼睛说道：“你知道吗，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踏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第50 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公司的年报。看这么多材料对其他人而言可能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而已。他不仅朝九晚五地工作，而且只要他处于清醒的状态，他的车轮就转个不停。他会主动要求辅导彼得做家庭作业，但彼得知道这并不是父亲的真实目的。有一天，巴菲特回到家中时发现年幼的儿子正痛苦地坐在楼梯上，因为彼得在换灯泡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人仰马翻。但是巴菲特习惯于一回家就钻进书房，这一天他也漠然地从坐在地上痛苦不堪的儿子身旁走过。后来，巴菲特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残酷无情，于是主动向彼得道歉。
从某种程度上说，巴菲特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他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简直到了近乎痴狂的程度。他的饮食习惯既不讲究也不像个成人。他害怕改变，总是依赖苏珊。他一直精力充沛而且幽默风趣，散发出一种神童身上常见的气质。
巴菲特在股票上是全情投入，但在很多方面给苏珊带来了很大的困
扰。据苏珊和她的密友透露，她渴望能和巴菲特分享更多夫妻间本应拥
有的快乐。当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霍华德时不时地遇到麻烦时，苏珊只能向身为心理学家的父亲求助，她那迷人的丈夫仿佛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这倒不是因为巴菲特对家人不关心，他从来都是很善良的，家人都知道他甚至不愿意有意伤害一只蚂蚁。正如彼得所说的一样，只是有东西挡住了他的视线。
巴菲特的家人经常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到底是什么挡住了巴菲特的视线。他们都认为巴菲特的工作是伟大的，是值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任何人也无法打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巴菲特的童话世界里发生了很多事，而在20 世纪70 年代早期到中期，这个童话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也是前所未有的。
巴菲特往往会拿起电话，在回应别人的一句“还好吗”的问候时都显得热情洋溢，仿佛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巴菲特的一个股票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回忆说：“巴菲特每天会打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电话来。”
他想要的就是信息，他不需要你跟他发表什么意见，他会不停地询问一些他感兴趣的公司情况。我会问：“你想要买多少，5 000 股，还是10 000 股？”他会说：“全买进！”
他还会用手指着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栏挨个地看，他发现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不到10 倍，这在华尔街也是很少见的：美国的股票在贱卖，却没人想要。巴菲特马上就做出了本能的反应：“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变得贪婪。”
如今，巴菲特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金钱了，他还有其他的想法。同60 年代相比，这完全是一个大逆转。1973 年，管理FMC 公司的鲍勃·马洛特让巴菲特帮一个忙，让他在公司挑选养老基金经理候选人的时候在旁边当一回考官。这些候选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很有能耐，但是巴菲特却觉得他们并不怎么样。“整整两天，”巴菲特回忆道，“我们一直坐在那里听他们高谈阔论，最后鲍勃·马洛特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对他说这两天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后来，鲍勃·马洛特问巴菲特是否愿意为FMC 公司打理一部分养老基金。巴菲特说：“可以，不过我事先要说清楚，我首先要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考虑，其次是考虑我和苏珊的利益，第三位才是考虑FMC 公司的利益。”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香饽饽，正是因为他头脑中总有无穷无尽的好点子。
对于马洛特来讲，巴菲特是幕后军师。不论是领取FMC 养老金的人，还是股东，抑或是公众人士，都不知道是巴菲特在为公司打理资金。（在由巴菲特经营了5 年之后，FMC 公司的证券投资组合价值增长了51% ，而在此期间道琼斯指数只上涨了3% 。）
不过，正如巴菲特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最关心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利益。1973 年，他聘请所罗门兄弟公司通过出售优先债券为公司筹资2 000 万美元。一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投行人士丹尼斯·博温在拉古纳海滩和巴菲特相遇。他们欣赏着太平洋的美景，喝着百事可乐，规划着该怎样做这笔交易。丹尼斯·博温还不了解巴菲特在华尔街早已大名鼎鼎，后来他又在位于纽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总部遇到巴菲特。当他们漫步走过宽敞的交易大厅时，人们都冲着巴菲特挥手，交易商们也发出了阵阵欢呼声，这一切都预示着巴菲特以后将给这家公司带来戏剧性的变化。股票交易商负责人罗伯特·施皮格尔见到巴菲特时兴奋地跑过来冲他说道：“沃伦，我刚买进很多……”施皮格尔拼命地向他推销股票。
巴菲特打算出售优先债券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趁着便宜多捞点钱进来。（如果等到需要一笔贷款时才去借钱，很有可能此时别人也想借钱，那么借款的利率就会提高。）
但是，借款人未必热衷于购买巴菲特公司的优先债券。所罗门兄弟公司得说服他们，说这些钱是给巴菲特投资用的，而不是投到纺织厂里去的，债券销售资料中再次注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把投入纺织行业中的资金从2 400 万美元降到了1 100 万美元。即便如此，借款人还是坚持一条，那就是当巴菲特出售股票时公司就偿付借款。终于，巴菲特以8% 的利率筹到了这笔钱。几个月以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唐纳德·马奇勒给巴菲特发去了一封贺信：
从一个旁观者来看，资金市场再次看出了巴菲特在财务方面的过人之处。我无法肯定今天能否为你再融到资……现在的筹资利率已经上升到了9% ，你筹资的时机真是挺不错的。
不过，唐纳德·马奇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巴菲特已经开始慢慢入主《华盛顿邮报》了。当年2 月，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每股27 美元的价位买下了18 600 股《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到了5 月，股价跌到了每股23 美元。在所罗门低息融资的支持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又买进了4 万股，但价格还是在大跌，巴菲特却还在买进。9 月，他又以每股20.75 美元的价格买进了87 000 股。到了10 月，名气并不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一跃成为《华盛顿邮报》最大的外部股东。这份报纸可是巴菲特童年递送过的，也是他心目中极度渴望得到的媒体财富。
不仅如此，由凯瑟琳·格雷厄姆经营的《华盛顿邮报》旗下还拥有4 家电视台、《新闻周刊》杂志以及印刷工厂。很多这类资产都是不公开上市的，因此难以估价。巴菲特认为它们至少值4 亿美元，而《华盛顿邮报》的市值仅仅为1 亿美元。
那些做空的人都是一些职业基金经理，他们对巴菲特估计的这些数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异议。那他们为什么要抛售股票呢？理由很简单，他们担心股价会继续下跌。他们担心别人也会继续抛售《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当巴菲特独自将《华盛顿邮报》又冷静地分析了一番后，他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场上目前人气不旺，信心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股票的价格和它所代表的资产价值之间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在现实世界中其实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投资机会。巴菲特回忆说：
当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便置身于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因为每个人都在考虑股票的相对价格。当我们在一个月内买下《华盛顿邮报》8% 或9% 的股份之后，卖给我们股票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在想自己其实把价值4 亿美元的资产以8 000 万美元贱卖给了我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把股票卖给我们，是因为电信业股票在下跌，或是因为其他人都在抛售股票，又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很多人在出售股票时的心态都是非理性的。
其实，我们很清楚他们抛售的理由，当巴菲特投资《华盛顿邮报》时，《华尔街纪事报》上有一群华尔街的媒体分析师在纷纷评价这个行业。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公司的基本面来判断，目前公司的股票提供了建仓的好时机，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出手。奥尔巴赫·波拉克－理查德森公司的肯德里克·诺布尔也表态说：“《华盛顿邮报》的确是一家极富成长性的主流报纸。”但是，肯德里克·诺布尔也沾染上了华尔街最致命的惯性思维：
我认为市场正在逐渐抛弃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析，根据我们对行情的分析来判断，我们认为这种熊市状态还将持续下去……对于注重分析公司基本面的分析师而言，这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
事实上，这正是注重公司基本面的分析师的黄金时期。媒体板块的股票都很便宜，只需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关注媒体板块的分析师的工作性质并不复杂，他们的工作其实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媒体类公司的股票做出评价。当这个板块的股票价格处于最低点的时候，这正是他们建仓的大好时机，而他们却让这么好的时机悄悄溜走了。
8 月，《波士顿环球报》的母公司联合出版公司上市了。大家普遍认为，联合出版公司只拥有《波士顿环球报》这一项资产，因而股票的风险很高，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波士顿环球报》占领了当地2\/3 的市场份额。有些人担心，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例如，波士顿市民不再想看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比赛），股票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第一波士顿银行作为承销商只好把价格定得很低，在听说巴菲特对报纸很感兴趣之后，这家投行向奥马哈发出了一份试探性的建议，但巴菲特并没有明确表态。
不过，在私下里巴菲特一直都没有闲着。联合出版公司由两个古老的波士顿家族所控制，自1872 年开始出版《波士顿环球报》。它的发行量、收入以及利润都在不断上涨，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快。据巴菲特了解，它的竞争对手《旅行者先驱报》在上一年也倒闭了。谢天谢地，波士顿变成了一个由一家报业垄断的城市，或者说，正如巴菲特所预测到的，一架垄断的收费大桥正横跨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在巴菲特看来，联合出版公司的垄断性并不是一个弊端，而是变成了一种优势，因为它皇冠上的宝石没有其他人可以染指。
当联合出版公司的股票上市后，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了最大的买家。在写给联合出版公司总裁威廉·泰勒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告诉他买入这么多股票的理由：
哈罗德·安得森（《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发行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可以向你作证我对好报纸是多么感兴趣。我同样也热衷于购买价格低廉的股票。如果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那种诱惑力简直让我无法抗拒。《波士顿环球报》的股票市值只有不到3 000 万美元，这在我看来简直少得有些荒谬。
巴菲特的投资技巧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由于巴菲特及时出售了优先债券，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有了充裕的资金。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大量买进股票，尤其是媒体行业的股票，包括布斯报业、多媒体公司、哈特－汉克斯报业。
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向奥马哈的理查德·霍兰德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十分幼稚的问题：拥有一家广告公司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理查德·霍兰德根本没有多想，便口若悬河地和巴菲特谈起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感觉有多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巴菲特的真正意图：伯克希尔·哈撒韦想要买进两家广告公司的大量股份—IPG（Interpublic Group ）广告集团和奥美广告集团。a
巴菲特把广告业看成传媒业中的一张免费券。为什么说是免费的呢？与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厂不同，广告公司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只需要一张桌子加上几支铅笔就足矣。对巴菲特来说，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是他求之不得的一件好事，这样利润就可以直接流进企业所有者的腰包了。
华尔街大多数分析师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的“资产”在晚上通过电梯被搬下来，这个公司就不复存在了。在他们看来广告公司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英语专业的人在玩弄文字。比尔·鲁安和巴菲特一样买进了相同的广告公司股票，他和《华尔街纪事报》谈到这一观点时有些不以为然。
《华尔街纪事报》：（广告业）已经是一种开放的行业，任何人都能成立一个广告公司。你想要做的话明天就能开业。比尔·鲁安：我们谈论的不是几个留着长发、待在格林尼治村的办公楼里的艺术家。我们所说的是像IPG 广告集团一样的大型企业，拥有像可口可乐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以及埃克森公司这样的高端客户，年营业额高达1.5 亿美元。事实上，大型广告公司的经营状况都相当稳定。由于华尔街人气低落，巴菲特和比尔·鲁安在大单建仓时，这些公司的市盈率非常低。
截至1974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拥有IPG 广告集团17% 的股份。IPG 广告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卡尔·施皮尔沃格尔突然意识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虑收购IPG 广告集团，于是赶忙打电话给巴菲特问他下一步到底有什么计划。
巴菲特笑着问道：“我的计划？”
听罢这话，施皮尔沃格尔反而有些担心了。巴菲特邀请他在下次飞往西海岸时顺便在奥马哈暂作停留。“太巧了，下周我就要去加州。”施皮尔弗格故意撒了个谎。因为他知道，“当时奥马哈的气温大概有零下10 摄氏度，我走路时直打哆嗦。我没有穿高筒靴，因为我得假装自己正赶往加州。”
巴菲特向施皮尔沃格尔解释说自己买进IPG 广告集团的股票纯粹是为了投资。他开始就自己的哲学侃侃而谈，包括城市里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收费媒体“桥梁”、格雷厄姆等一整套投资理论。巴菲特讲的这些道理在施皮尔沃格尔听起来，都过于简单了。身为麦迪逊大街上的智者，他没打算从中西部草原上的一位哲学家那里得到什么启示。实际上，他根本不相信巴菲特说的话。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尽管巴菲特在股市上屡有表现，但他的运作基本上还是相当隐蔽的，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信件中写的内容都是事实性的，而且言简意赅，丝毫不像他写信给合伙人时那般文采飞扬，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更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
公司的年度会议是在新贝德福德召开的，就在西伯里·斯坦顿那座陈旧的“象牙塔”里。在谈完正题之后，巴菲特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各自关心的问题。这是每年唯一一次可以向巴菲特请教有关投资问题的机会，但是很少有人会提问。曾经和巴菲特一起听过格雷厄姆上课的科拉德·塔夫和他的弟弟，证券专家埃德温也前来参加，巴菲特则会花上几个小时来回答塔夫兄弟提出的各种问题。
人们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甚至连报纸都不标出它的股价，任何人都可以买进它的股票，然后“免费搭上巴菲特列车”（就像合伙公司一样，大家无须为投资付费），但是几乎无人对它感兴趣。自从1973 年年中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达到了每股87 美元的价位以后，它就一直在随大盘猛跌。到了1974 年，它的价格竟然缩水到只有每股40 美元。埃德温·塔夫回忆说：
人们普遍丧失了兴趣，即使那些认识沃伦·巴菲特的职业投资家也不例外。有人说情愿在每股80 美元的价位买进，就是想等着股价一路翻红，结果巴菲特宣布了自己将要退休的消息，让这些人望而却步。
但是巴菲特在头脑里似乎已经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未来勾画了蓝图，他还在更多地买进股票，甚至让证券业内的朋友们罢手，以使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现就可以直接落入他的手中。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经纪人查尔斯·海德尔说：“沃伦·巴菲特不喜欢让别人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巴菲特决心巩固自己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他告诉公司的总会计师维恩·麦肯齐不要对自己的公司进行投资。（直到1978 年，巴菲特才告诉麦肯齐说他可以投资了，此时已是麦肯齐受雇于公司以来的第12 个年头。）
与此同时，巴菲特给伯克希尔·哈撒韦买入的股票也是一跌再跌，原先伯克希尔·哈撒韦买入这些股票花了5 200 万美元，到了1973 年年底，这些股票的市值跌到了只剩4 000 万美元。巴菲特给洛克福特银行的吉恩·阿贝格写信说：
不管你觉得银行在1973 年的经营业绩有多么糟糕，我的境况都比你更惨。幸亏我在进行这些投资的时候已经解散了合伙公司，这对我的合伙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到了1974 年，巴菲特投资股票的账面损失看起来更加严重了。如果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来衡量，那么净值跌去了整整一半，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巴菲特高昂的士气。
巴菲特之所以如此成功，也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能力，那就是能够做到不感情用事，他不会因为道琼斯指数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和投资策略。在20 世纪60 年代，当他日进斗金时，他却满脑子在考虑万一遭遇熊市该怎么办。如今当他的投资陷入困境时，他却对股市掘金摩拳擦掌。在巴菲特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的信中，他的乐观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认为手中持有的一些股票在将来极具升值潜力，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感到很满意。
例如，联合出版公司的股票就是巴菲特大单买进建仓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在1973 年公司报告盈利增长了40% ，但是它的股价还是一落千丈。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0 美元，但是几个月来股价跌破9 美元、8 美元和7.5 美元的心理关口，此时公司的市盈率已经不足5 倍了。当一种股票跌幅达到25% 以上时，这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谓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为投资者往往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不过，巴菲特坚信自己在判断股市方面的能力绝对在别人之上。于是，1974 年1 月8 日，他又大量买进了联合出版公司的股票，在当月11 日和16 日他又有增仓的大动作。在2 月13 日、14 日、15 日、19 日、20 日、21 日和22 日，他又多次在股市上大单吸筹。他这种增仓的动作延续了整整一年，就好似一个久旱逢甘霖的人生怕自己手中的水桶会错过空中飘落的每一滴雨。有107 天巴菲特都在买进联合出版公司的股票，最低买价仅为每股5.5 美元。
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在投资史上，1973~1974 年的熊市竟然被人们忽略掉了，然而它确实有划时代的意义，甚至可以和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股票像瓜熟蒂落一般，掉在地上却鲜有人问津。一度热衷于以80 倍的市盈率购买“漂亮50 ”股票的基金经理们，现在却不愿意购买市盈率仅有5 倍的联合出版公司股票。这些基金经理们不是害怕有可能犯错，而是担心自己的投资节拍跟不上潮流。他们担心自己的想法跟不上别人的变化，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长期投资，而是局限于某只股票在某一季度的短期表现。这一点从《华尔街纪事报》对奥本海默基金的管理者埃里克·T·米勒的一则采访上便可见一斑。埃里克·T·米勒住在纽约市宁静的布鲁克林郊区，他热爱球拍运动，一点儿也不喜欢熊市。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看好哪些独特的领域，但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可能是大家觉得这不是逞能的时候……盲目冒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除非你把我放到一个岛上让我细细观察上3 年。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才是一个真正的造就英雄的时代。之前，基金经理宁可在模棱两可的股票上出高价，现在对于最好的绩优股竟都不敢买入了。乐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但现在已消失无踪，他们心中残留的只有恐惧。
1974 年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头版标题都揭示了人们的这种惶恐：《商业周刊》—“给自己壮胆”、“可怕的雪崩”；《福布斯》—“为什么买股票？”、“从悲观到绝望”、“未知的水域”、“经济局势失控了吗？”；《巴伦周刊》—“战战兢兢”；《财富》—“股市悲剧的典型”。
经济陷入了衰退，但是惯用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出台。1974 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1% ，这是经济的一种新病态，即便在30 年代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并存。经济学家想出了“滞胀”（stagflation ）一词来描述这种情形：政府如果采取措施缓解其中的一种局面，就必然会导致另一种局面恶化。利率上升到了20 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变得手足无措，而且还要面对水门事件的困扰。整个华尔街都屏住了呼吸。政治圈里的话题是弹劾，而金融圈里的话题是萧条。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资本主义都处于衰退之中。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获得成功，受此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纷纷组建卡特尔组织。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迅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要做的只能是把一块同样大小的蛋糕分割成更小的份额，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大家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征兆。
华尔街完全笼罩在这种悲凉的气氛之中，“漂亮50 ”股票跳水的幅度高达80% 。这些股票从峰顶跌到了谷底，宝丽来从每股149 美元跌到
14.125 美元，施乐从每股171 美元跌到49 美元，雅芳从每股140 美元跌到18.625 美元。甚至连华尔街上最大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同时也是“漂亮50 ”中的翘楚摩根保证信托银行也亏损了近2\/3 的客户资金，银行家信托公司不再为它的信托客户买进股票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却是买进所有股票的大好时机。
道琼斯指数在7 月底下探到757 点，到了9 月底，更是下挫到607 点。倘若用道琼斯指数作为衡量标准，美国工业企业的市值已经蒸发了40% 。但是，道琼斯指数还没有见到最后一跌的尽头。自1968 年以来，股票的平均价格已经下跌了70% ，在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 只股票集体跳水，当时的情形甚至比让人们谈之色变的大萧条时期还要严重。这一波熊市延续了6 年，比1929~1932 年的熊市整整涨了一倍。
和其他人一样，巴菲特对通货膨胀也是忧心忡忡。面对这样的市场格局，他的反应是要尽力挖掘潜力股，例如报业类的股票，因为它们的盈利前景一片光明。同时，他避免买入资本开支很大的公司（因为在一个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资本密集型企业注入的很多资金都转移到新设备和存货上去了）。
不过，巴菲特并没有根据人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来指导自己买卖股票。举个典型的例子，位于费城的亚纳尔－比德尔公司敦促自己的客户赶紧抛售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乐倍公司以及七喜公司的股票，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能源危机：
各大超市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顾客愿意每趟多买点东西而不愿意经常跑超市。顾客也许越来越不愿意在车上堆放又沉又笨的大箱软饮料了……
巴菲特应邀去哈佛商学院做演讲，这让他感到很诧异，因为这所名牌大学曾在多年以前将他拒之门外。巴菲特讲到投资者们正在以非理性和“极度悲观”的方式行事，也许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头脑中浮现出来的是霍华德·斯坦的影子。他曾在几周前出现在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霍华德·斯坦是一家名叫德弗斯的证券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曾以一部经久不衰的广告片闻名，在这部广告片里，一只威风凛凛的狮子正徜徉在华尔街的人行道上。但到了现在，这头雄狮已经萎靡不振了。霍华德·斯坦承认当前的股票很便宜，但他却担心“我们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他预言还将出现股市投资动力匮乏的恐怖前景，在这样的新局面下，价值判断的标准将难以发挥作用：
市盈率、历史盈利状况、预期每股收益以及许多其他被我们所用过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脱离了现实……在那么多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中，我认为会出现来自某个特定行业以外的影响因素，这会让最出色的分析家睁大眼睛，在他专业之外的领域充分发挥想象力来进行解读。
在霍华德·斯坦对于投资世界神乎其神的解释中，似乎每股收益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巴菲特决定抛弃这种观点而专注于自己的
“专业领域之内”，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能解答为什么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会影响《华盛顿邮报》的股价，他觉得不需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这样的猜测臆度。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推动它前进的动力是多种多样的，更不用说影响股价的种种因素了。战争有输赢，繁荣兴衰也终有时日。政治斗争以及四季轮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分析这些因素是华尔街人士最钟情的游戏，也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方式。在投资专家喧嚣的聚会上，这样的话题很有噱头，但没有哪个因素是完全确定的，不论是总统，经济，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百事可乐销量的影响。
但是，对于巴菲特而言，所有这些都无法取代对某只股票进行严格的价值分析。当你买入了一股《华盛顿邮报》的股票时，你得到的最终收益并不会以是否爆发中东战争来衡量，你所购买的仅仅是企业的一份权益，是对它在出版业和电视业未来所获得的利润的一份分享权。如果你知道《华盛顿邮报》或任何一家公司到底价值多少，那你就不会被其他因素混淆视听，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境界。其他任何因素对他而言都显得无关紧要，更遑论那些对未来争执不休的嘈杂声了。霍华德·斯坦想要等待“局面更加稳定、预期更加准确的时机”，但是巴菲特却不愿意坐失良机。正如他曾经对合伙人说过的那样，“未来永远都是捉摸不定的”。对于巴菲特而言，真正可以把握的是某些股票可以用低于或远远低于其资产价值的价格买到，而其他的外在因素，例如他儿子的背部扭伤了、小鸡的叫唤等都无法进入他的参考坐标。
不过，霍华德·斯坦提出的让人费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那就是：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否已经过时？这让人不禁想起了20 年前格雷厄姆在参议院作证时回答银行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提问的场景。富布莱特当年曾经问他：“为什么廉价股票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呢？”
这正是该行业的神秘之处。
9 月，格雷厄姆从隐退的生活中重新露面，对一些证券分析家发表演说，敦促他们留意他发现的“价值再生”。格雷厄姆提醒大家说：“投资，未必是天才的专利。”
投资需要这样几种素质：第一，理性与智慧；第二，完善的经营之道；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坚忍不拔的性格。
还有其他人，比如比尔·鲁安和约翰·内夫都公开指出大举进军股票市场的时机到了。但是，总体而言，华尔街还停留在哈姆雷特式的自我矛盾心态中，华尔街的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发出了“买进还是不买进”的疑问。不过，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股票的市盈率达到了战后的最低值，股票真的十分廉价。即便如此，海登斯通证券公司还是痛苦地表态说：
我们面前还有一大堆问题，也许根本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真能把握并驾驭这个时代吗？
股市的这种局面看似令人沮丧，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建议，如果要进行大单的股票交易，还要再往后推延一下，“等到局势更加明朗了再出手吧”。难道会有人在市场的契机到来之前提醒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吗？人们丧失的不是理性与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坚忍不拔的性格，按照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地一路往前走的决心。也就在这个时刻，1974 年10 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公开做出了预测。他是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做这番表态的，当时道琼斯指数下挫到了只有580 点。
《福布斯》杂志的记者问他：“您有什么感想？”巴菲特回答说：“现在正是投资的绝佳时机。”他对未来的疑虑已经烟消云散，尽管他的股票价格都很低，但他的
热情丝毫不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一大堆股票，巴菲特还在日复一日地不断买进。
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因为在这个棒球场上没有人逼迫你必须击球。你站在击球区，投手投来了每股47 美元的通用汽车股票，又投来了每股39 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你即便不击球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顶多丧失一些机会罢了。你可以整日以逸待劳，等到你喜欢的投球出现时再挥棒击球就行了，然后趁外场手打瞌睡的时候，向前一步将球击飞。
巴菲特早在1969 年告别了股市，但当市场处于当前的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拿起了球棒。对他而言，不存在“买进还是不买进”之类模棱两可的疑虑。正如他对《福布斯》杂志所说的那样：“现在正是投资的绝佳时机。”
巴菲特又回来了！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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