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深知斯大林对美国在华的行动特别敏感，斯大林就对宋子文直截了当地说过，“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站在美国一边反对我们。”因此，蒋介石在日益尖锐化的美苏对立中，意识到他是战后美国对付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主要帮手。美国显然需要蒋介石，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美国也不会轻易抛弃他，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对象只能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从美国最初的对华政策中尝到了甜头。抗战胜利以后，以赫尔利使华为标志，就明确了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战后，美国又积极帮蒋抢夺胜利果实，运兵各地，恢复对全国的控制。这就坚定了蒋介石借助美国力量解决国内冲突的想法。于是，外交上就采取亲美的“一边倒”策略。
美国是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纷争，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他们设想促进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即由美方调停，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利给中共，同时着手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中去。而蒋介石认定，国共矛盾不可调和，只有武力才能根本解决。蒋介石凭军事的绝对优势，一有机会便大打起来。所以，掌握决定美国政府各部门能否对华援助大权的马歇尔，对蒋介石执意内战表示不满。特别是蒋介石阳奉阴违，更令人生气。
为了加强同马歇尔打交道的地位，谋求更多的美援，就必须把美国拉在一边，抱成一团。于是，蒋介石在外交上玩起了苏联牌。首先，蒋介石拼命说苏共和中共完全是一回事，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以刺激要挟美国。蒋介石多次要马歇尔相信，中共的壮大，并进入东北是苏共一手造成的，要马歇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乃绝无诚意者”，在听到马歇尔要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时，蒋介石力陈“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1946年3月9日，蒋介石告诉马歇尔，“如果万一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听从俄共之命而向我攻击。”
为了表示蒋介石不受苏联的拉拢，蒋介石不惜疏远同苏联的关系，采取明显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1946年2月，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斯大林摆出友好的姿态，要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具有防备美国、抵御美国对中国影响的目的。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的计谋，而蒋依赖美国援助颇多，访苏必将引起美国的疑虑。于是，蒋介石便拒绝访苏。时隔两月，斯大林又发出邀请，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此举意在向美国表示坚定的反苏立场，使美国看到蒋是真正铁心跟着美国走的。实际上是蒋企图借重美国的力量来限制、抗衡苏联，并诱使美国加强国民党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战略地位，加强对蒋介石的倚重和支持。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失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所谓“基本国策”就是对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蒋介石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必定增加苏联的疑忌。因为斯大林是不愿看到中国，特别是东北成为美国反苏的阵地的。所以，苏联在撤军问题上坚决予以拒绝，同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正常地进入东北进行接受工作，蒋介石在此可谓失算一着。
蒋介石亲近美国疏远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也使蒋介石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国民党内持异议者不乏其人。张治中就几次要求蒋改变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不要怕美国“吃醋”。为了国家利益要实行中苏、中美并重的外交方针。他说，“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精神，不符合国家利益。建议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求打开中苏僵局。”对此，蒋介石一度似有所动心，针对美国援助不力，蒋曾负气地提出，中国今后决不再依靠美国，今后必须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并放风邀请苏联调停国共冲突。当美国注意及此时，蒋介石赶忙派私人秘书告诉美方，一面证实苏联曾提出调停，一面又讨好说不想与中共和解，从而加快美国援助的步伐。然而，当美国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也不得不考虑在东亚另寻合作伙伴。
其实，国家外交关系上的美苏并重，并不等于是政治上的并重。只要正确地处理对两方的关系，局势的发展或许是另外一番样子。
兵败内战
蒋委员长迷信自己的武力，认为半年内即能“解决”共产党，未曾想一年缓兵，二年进攻，三年招架，四年惨败，待三大战役逐鹿中原之后，被“解决”的反而是国民党政权，蒋家王朝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势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从7月至10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六十多万人的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80％），向各解放区进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二十一万人加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瞩四十六万人，向苏皖及山东解放区进犯；郑州绥署刘峙及徐州绥署另一部共二十四万人，向冀北豫解放区进犯；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十六万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犯；太原阎锡山所属九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犯；西安绥署胡宗南所部十五万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另有七万人向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进犯。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十六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参谋总长）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同共军作战，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稍后，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国共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了，双方都有信心赢得这场战争。
“来者不善”，此时，中共被迫自卫，就不再是什么“以斗争求团结”了。你死我活，誓不两立。关于战争的胜利谁属，毛泽东有一段名言：
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20世纪40年代末，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场内战”导演了好几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
战争前8个月，蒋施行的是全面进攻：东北、西北和华北，都是你来我往，烽火连天。傅作义的军队比较能打，9月11日得华北重镇察哈尔省城张家口。
巍峨长城，蜿蜒似带。傅登上长城，谁都会想起秦皇汉武，一发思古之幽情；国民党将领们漫步烽火台，北国风光，尽收眼底，不可一世之感油然而生。
蒋认为张垣既得，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便可先肃清关内再肃清关外的了。
此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飞北平召集军事会议，希图打通平汉线。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
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陈诚不假思索，回答：
三个月。
这时旁边有人以肘触他，陈立即改口：
五至六个月。
11月15日，南京不顾中央、民盟等强烈反对，召开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12月25日，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有人评为，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的宪法。
1947年1月8日，木已成舟，马歇尔奉召回国，行前发表了对国共各责五十大板的声明。
1月29日，美国务院宣布放弃国共“调处”工作。
2月，国民党下令撤退中共驻沪、宁、渝三地代表。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
从1947年2月起，因为全面进攻耗费兵力过大，“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蒋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或称“钳形攻势”右攻山东，左攻陕北。
初期陕北攻势极猛，3月19日，国军得延安。延安，为中共中央所在，是这次“戡乱”的主要目标。当蒋接到胡宗南从前线发来电报的时候，真是兴奋极了，他立即回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其实是中共从容放弃的——引者），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的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资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60余字的电报，“嘉奖”、“嘉赏”、“奖叙”三次出现，的确太高兴了！
“十余年的积愤”？该是从1935年把红军赶到陕北“功亏一篑”算起吧！蒋压根儿不能“容共”，蒋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毫无诚意，是蒋居心发动了这场内战。这些在逻辑上都从这封电报得到了证实。
这种泄“积愤”，符合中国古圣先贤的哪一条？我们借来王阳明《大学问》中一段，以资对照：“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致，忿怒相激，则将戕物杞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我们的答案是符合“仁忘矣”——蒋介石忘记了”仁爱为接物之本”这一条。李宗仁冷眼旁观，看出了其中门道：
国军于3月间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
胜利带来喜庆。
3月29日，为“实施宪政”（实际上是要求国人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并不是“还政于民”），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十分顺利地选举蒋为总统，几经周折地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李当选为副总统，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忆：“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推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不及者”。白与李友好共事20余年，最后在台湾又坐了10余年“冷板凳”，写来甚是辛酸！
国民政府从此又称为“中华民国政府”。
蒋介石自从得了延安、雪了“积愤”、当了总统以后，从此，在他的军政生涯中，再也见不到或听不到什么更好的消息了。登泰山，登到了玉皇极顶，就得往下走了。
就在蒋介石效法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的同时，采用“哑铃战术”，在东、西两厢，对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犯。
在陕甘宁，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于1947年3月13日向延安进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逼迫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胡宗南采用老的一套打法，叫做“蛇蜕皮”，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部队行动缓慢。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主动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而胡宗南让他的那个“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先抢占延安，当胡宗南一接到第一旅进占延安的电报后，就大吹：“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到战报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很高兴的。在3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当即给胡宗南打下了一个贺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还奖给胡宗南“河图勋章”，并晋级为“陆军上将”。当时胡宗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反动气焰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时，他在西安和叶霞翟宣布结婚。实际上，胡宗南的战果全系伪造，当时咸榆道上输送给养弹药的汽车三百多辆回头都是空车，哪里有什么“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到延安战地采访，胡宗南连忙作了布置，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了十个所谓“战俘管理处”，把他的延安城防部队第二十七师挑选了机灵的士兵一千五百人，以从边区抓来的青壮年所编的青训队五百多人为骨干，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加以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津贴一块大洋，以示恩惠。同时，又从第二十七师抽调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枪枝。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白天将这些枪枝送到所谓“战绩陈列室”，夜里还给部队。此外，还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的坟墓。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贻误军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如问共军这些新式武器是从哪里来？如同一名“战俘”在几处“战俘队”都见到过，等等。结果，胡宗南的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到1948年4月21日，带着残部撤出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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