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绝色才女陷身魔窟终成英雄1

　　第十一章 绝色才女陷身魔窟终成英雄

　　一辆黑牌汽车开到了上海极司菲尔路，停在76号的这座花园洋房大门前。这座房子表面上看上去是那样平静：没有军警把门，没有长枪警戒。然而，这就是整个上海，甚至国民党军统、中统也谈闻色变，望而生畏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

　　车门打开，走出来的是当时被称为文坛“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诗人关露。她乘坐的汽车刚停在76号大门前，76号的大门徐徐为她打开。此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关露成了76号的常客，能自由出入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而且还和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混得很熟。那么，这个关露到底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她为什么要经常出入于魔窟之中呢？

　　少年坎坷 性格叛逆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笔名关露、芳君、梦茵等。原籍河北宣化县，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右玉县。她的父亲是个举人，在山西当个七品芝麻官，自命为“上流人物”，有些专横跋扈。母亲早年受过新式教育，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因不愿屈从专制的丈夫而引起了彼此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母亲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常常教育年幼的关露：“一个女人一定要能够自谋生活，学点本领，否则将一辈子受气，难以抬头做人。”

　　关露8岁时，父亲在山西做官的地方患上了中风偏瘫，死在卸任返回太原的途中。母亲靠典当父亲生前衣物并拿出关露和她妹妹胡绣枫的压岁钱凑数，才勉强安葬了父亲。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家里除了关露，还有一个比她小的妹妹胡绣枫，母亲靠绣花和替衙门抄写公文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在父亲生前同事的帮助下，母亲去了两所小学校教书，家中的生活才稍稍安定。但是，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心力交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同事常老师的建议下，母亲变卖所有家当，带着全家到了常老师的老家长沙乡下，买了一块稻田出租，租了一座有菜园的房子，过上了平稳的生活。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关露阅读了“四书”、“五经”和大量古诗词，打下了较深的文字功义底。为她以后喜欢上文学，奠定了基础。

　　关露15岁时母亲病亡，原本破落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不得已，关露与妹妹胡绣枫到南京跟外祖母和二姨母生活。二姨母也是早年丧夫，又无子女，是个孤苦无依的人，没有固定职业，只能依靠祖上分下来的几间旧屋，除自住外，拿两间出租，每月收几元房租，再加上给鞋店绣花，取得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四个人的生活。那时候，外祖母和二姨母的思想都很封建，建议关露找个家道富裕的丈夫，早点结婚，过一辈子幸福生活。加上关露长得白净漂亮，又有知识有学问，气质风度显得分外高雅不俗、文雅可爱。提亲的做媒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不管谁提亲，关露都不动心，一概拒绝。

　　关露谨记母亲的教导：女人要读书，要独立。她孜孜不倦地求学，到处寻师访友，曾到青年会去补习英文，又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当时名画家梁公约先生，由于梁公约的帮助，曾免费进入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

　　有一次，关露大姨母的儿子，为关露介绍了一个北京银行的经理，关露也是一口回绝。关露的“不通情理”惹恼了外婆和二姨母，表哥也十分生气恼火，觉得关露不识抬举不懂人事！于是外婆、大姨母他们决定强制关露与这个北京银行经理结婚。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面对那么多要用封建包办婚姻枷锁捆绑她的人，面对那么强大的封建礼教的“爱心”，关露要想掌握自己，掌握未来，便只有逃跑！只有逃婚！于是，她背着家人来到上海闯世界。

　　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关露经人介绍认识了进步人士刘道衡。

　　刘道衡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关系很好。刘道衡的哥哥被军阀杀害后，蒋介石给刘道衡官做，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施舍。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生性耿直的刘道衡对国民党的态度从期望到失望，再从失望转到绝望，于是断然脱离国民党，携妻带女，隐居上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刘道衡从朋友那里借贷500元大洋，在交易所开了户头，靠炒股维持生计。刘道衡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一直喜欢接近和帮助青年人。他知道关露的家庭变故，得知她要远走去河北怀安谋事做后，便动了恻隐之心。刘道衡告诉关露，北方正在交火，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家独身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异乡求职，这一路上的安危，难以预料的。于是，刘道衡和妻子阎佩芬商量，全力资助关露进大学。

　　关露没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也没有多少人生经历，常常分不清好人坏人。但是她对刘道衡夫妇却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觉得他们非常正派正直，非常诚恳真诚，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值得信赖，于是决定留在上海刘道衡家求学读书。刘道衡把关露送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后来，因为妹妹胡绣枫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刘道衡又叫胡绣枫来上海，与姐姐关露一块儿到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那时知名人士沈钧儒先生在法科大学任教务长，还有许多有名望的教授，其中就包括不久成为关露妹夫的李剑华。

　　1928年初，法科大学28岁年轻的教授李剑华，本来是个不关心时事政局一心做学问的学者书生，因为有感于时事骤变，鲠骨在喉，不吐不快，犯了耿直正义知识分子的通病。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讲授社会学时，在课堂上公然抨击黑暗的国民党统治，慷慨激昂地揭露当局者的腐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过，他却赢得了同学们的赞叹，打动了两个女学生的心。这两个女同学，就是关露和胡绣枫姐妹俩。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国民党政府驻济南的特派员蔡公时，全国群情愤激，掀起了反日浪潮。法科大学学生也分队上街游行示威宣传，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关露这时第一次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

　　自从听了李剑华的课以后，两个好学的女孩常常到李剑华教授家借书看，李教授诲人不倦，总是热心地尽师长之意，或给她们讲解，或慷慨借书给她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增多，李剑华与胡绣枫相爱了。

　　李剑华，中国社会学家，法学家。四川大邑人。192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日本大学进修社会学，1925年毕业归国。历任上海学艺大学、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国立劳动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社会学教授，讲授社会学概论、犯罪社会学、劳动法等课程。

　　1928年暑期，胡绣枫暂时转到上海法政大学读书，关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国立中央大学位于玄武区四牌楼2号，是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于1902年创立的，其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进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使文学功底本来就不错的关露再次得到夯实，这为她以后成为后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女作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刚进大学，一切对关露是那么新鲜，她认真地学习文化，后来又转入哲学系，师从宗白华先生学习西方哲学。正在关露在刻苦钻研的时候，她的妹妹胡绣枫与法政大学的老师李剑华喜结连理，胡绣枫也进入了复旦大学读书。李剑华、胡绣枫夫妇后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久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坛才女 “左联”骨干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通过朋友钟潜九的介绍，关露认识了两位年轻的作家——张天翼和欧阳山。张天翼在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欧阳山在一个书店当编辑（当时的书店实际上是出版机构）。他们几个人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幼稚》周刊，1930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关露和这些作家的来往，极大地激励了她的文学创作热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关露结识的作家张天翼，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祖籍湖南省湘乡县，1906年出生于南京。1924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一年，次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课余仍广泛阅读文艺书籍并从事写作。1927年，张天翼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体验下层社会生活，这年夏天他毅然退学，在沪、宁等地充当小职员，做家庭教师、会计、记者、机关办事员、文书等。张天翼的小说以讽刺见长，代表作有《包氏父子》、《华威先生》等。1930年，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其他革命活动。

　　另一位作家欧阳山，原名杨凤岐，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荆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个月时被卖给姓杨的人家，从小便随养父四处奔波，在外流浪，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16岁那年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26年组织广州文学会，创办《广州文学》周刊。1927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同年组织南方国文学会。1928年到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早期作品内容多自我表现，形式上受象征主义的影响。1930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受启蒙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影响。

　　在这两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坛前辈的影响下，关露对文学开始产生了兴趣。她也拿起笔来，试着写一点东西。

　　一周以后，当《幼稚》第二期出版的时候，便刊登了关露的一篇散文——《余君》，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幸的爱情遭遇。文笔虽然幼稚，可这是关露的处女作啊！她高兴地双手捧着这本薄薄的小刊物，看着她那篇文章，心中十分激动。张天翼和欧阳山不断鼓励她，说她有创作潜力，希望她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在前辈们的鼓励下，关露的创作热情大增。接着，《幼稚》周刊又发表了关露的第二篇散文《她的故乡》。此后不久，她又认识了从日本归国路经南京从事文学评论的胡风。在这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影响和引导下，从此，关露热爱上了文学，热爱上了文学创作。在此之前，她有过“出国留学回来当教授”的梦想。现在除了“教授梦”之外，她做了一个新的梦——梦想着当一个作家！

　　关露才华横溢，勇于探索。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后，她又尝试小说创作。从1930年开始，她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

　　1931年，关露又从南京来到上海闯世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沉寂一时的中共地下党又开始活跃起来。关露参加了上海民众抗日反帝大同盟的活动，认识了许多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位是纺织厂的女工叫张佩兰。张佩兰是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待人非常热忱，她仔细了解关露的经历以后，推荐她担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的副部长，不久又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23岁的关露入党以后被编入法南区马路党支部，她在支部书记张佩兰的带领下，在南市纱厂、市电车公司、美亚织绸厂先后办起了工人夜校。夜深人静，她也常常和支部的同志一块儿到马路上贴标语。这一年秋天，她又在作家彭慧的介绍下参加了“左联”。

　　关露参加“左联”不久便爆发了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左联”集合关露等一些作家，在丁玲的率领下，到闸北前线去慰问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将士们。从丁玲开始，每人都给士兵们说了些热情洋溢的鼓励话。轮到关露，丁玲赶忙给士兵们介绍：“她叫关露，是个诗人，我们请关小姐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此时的关露，心情异常复杂：日军入侵，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尸横遍野，关露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面对这些悍然拿起武器，守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士兵们，关露对十九路军充满敬意。她含着热泪，毫不犹豫地用悲壮的声调朗诵诗歌，感染了在场的官兵和前来慰问的人们。

　　1932年，关露在上海西爱咸斯路慎成里（今永嘉路291弄）的妹妹家里，与中共党员沈志远相识。沈志远博学多才，曾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精通俄文、英文、德文，编译过《共产国际》中文版，并参加过《列宁选集》6卷本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共同的信仰，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很遗憾，这段恋情由于沈志远和关露彼此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见面机会越来越少而渐渐疏远，最终分手。

　　为了更好地发挥关露的特长，组织上把她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左联”。当时担任“左联”党团负责人的是作家丁玲，关露担任了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负责人，在诗歌组活动的有著名诗人艾青、穆木天、任钧等。1932年9月，在“左联”诗歌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诗歌会”。第二年2月11日，“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号出版。关露参加了“中国诗歌会”的工作，和蒲风、柳倩、任钧、穆木天、杨骚等一起负责《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并为《新诗歌》写了不少诗篇。如《马达响了》、《童工》、《织绸女工》都是那时候写作的。《新诗歌》出到二卷四期，因组织被破坏而停刊。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周扬继丁玲担任“左联”党团负责人，关露也继丁玲担任了“左联”创作委员会的负责人。

　　同是1933年，李剑华遭国民党当局逮捕，1934年获释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张唯一、李克农、周恩来等领导下打入敌人心脏从事情报工作。

　　1934年后，关露为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写作诗稿。

　　1936年初，为了建立和组织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这时，“中国诗歌会”改组为“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关露当选为理事，继续以充沛的精力倾注于协会的工作。9月，她与茅盾、王任叔（巴人）、郁达夫等34位革命文艺工作者发起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不久，她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她一面进行文学创作，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关露1936年开始担任《生活知识》编辑，同时担任诗刊《高射炮》编辑。她继续从事新诗写作和开展诗歌朗诵活动。关露还先后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小说《新旧时代》，翻译了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长篇传记《邓肯在苏联》、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笑的肇祸》、苏联亚历山大洛夫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苏联最天才的诗人》。在当时夜色凝重的上海文坛，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和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937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摄《十字街头》影片，关露应编导沈西岭的邀请，为它写了一个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由贺绿汀谱曲。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

　　原来写的歌词比现在所流行的这首歌内容更为激烈，后因国民党政府检查部门通不过，只得作了一些改动。即使这样，这首歌仍然成为影院、舞台、街头巷尾最受群众欢迎的流行歌曲，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传唱不衰，足见其艺术的生命力。

　　据统计，在上海陷入“孤岛”时期，关露曾在40多种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等多达260多篇（部），这在环境并不宽松的“孤岛”是很不容易的。关露以多产女作家而蜚声上海文坛，创作势头如日中天，当时关露与张爱玲、潘柳黛、苏青被誉为上海文坛“民国四大才女”。

　　留守孤岛 接到密令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上海被日军全部占领，只剩下上海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小块地方日军没有进驻。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也都大部分离开，有的到大后方去，有的到香港，有的去寻找新四军……

　　尽管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但在敌后要开展对敌斗争，需要搜集情报。因此，必须有人留下来从事敌后工作。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关露继续留在上海，和仍旧坚持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们一起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关露依旧是当时上海文坛的活跃分子，她和许幸之、蒋锡金、朱维基、白曙、辛劳、沈孟先等人一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上海诗歌座谈会”，每星期召开一次座谈会。

　　1937年，党中央根据斗争的需要，在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统战、情报、策反以及宣传党的政策，并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交通线。潘汉年、王少春、李克农、刘少文等先后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领导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系统，1937年12月25日潘汉年离任赴香港后，由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

　　关露的公开身份是启秀中学的国文教师，除了白天要上课外，每晚还坚持创作自传体长篇三部曲《新旧时代》、《黎明》、《朝》的第一部。从1938年6月起，《上海妇女》连续一年刊载了关露的《新旧时代》，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不小的震动。1939年春，“上海诗歌座谈会”决定出版32开本的《诗人丛刊》，由关露和蒋锡金担任编辑。

　　此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一大批汉奸公开投敌。1939年8月28日上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1939年9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特工总部”，因其巢穴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简称76号特工总部。

　　193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关露正在为出版《新旧时代》单行本做最后的改稿。忽然，有人轻轻地敲门，来者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当时上海地下党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刘少文。他是带着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给关露的密电来找关露的。

　　中共南方局是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于1939年初在重庆成立的党组织。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凯丰、吴克坚为常委。叶剑英分管联络，协助周恩来兼管情报。南方局是个秘密组织，机关设在重庆曾家岩50号，对外称“周公馆”。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

　　给关露带信来的刘少文，原名刘国章，河南信阳人。青少年时代，他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家乡地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在开封二中读书时投身学生运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中共党组织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红军长征期间，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与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七?七”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1938年以后，全面主持上海“八办”工作，在社会各界广交朋友，举办上层人士聚餐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配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各界救亡团体开展工作。

　　刘少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情报负责人，他专门找上门来，关露知道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果然，她打开密信后，就见密信上写着：“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署名是中共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关露知道，叶剑英说的这个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著名爱国人士廖仲恺的公子。

　　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县（现惠城区）陈江人，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出生时，父亲廖仲恺希望其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名“承志”。青少年时代，他跟随父母为革命奔走广州、上海和日本。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愤而脱离国民党，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生还。长征时期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8年1月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工作，兼任“保卫中国同盟”秘书长。

　　看完信后，关露觉得组织的召唤容不得半点拖延，于是，紧急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后，悄然乘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