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与如今的时代不同，如今，各大书店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儿童读物，可那个年代，没什么儿童读物。左挑右拣，父母只能找到一些适合读些成人的书，如《牡丹亭》、《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什么的；而适合孩子看的，就是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
翻看《趣味数学》的第一页，任志强就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它，他喜欢这样的书。他贪婪地阅读着，从《趣味数学》到《十万个为什么》，继而到后来的经济方面的书，任志强沉迷其中。至于张小娴、池莉，任志强从没看过。
父母的本意是好的，是希望任志强多读书，从读书中提高写作能力。可没想到，任志强是读书了，只是，他读的是数理逻辑的书，是枯燥的经济类图书。就这样，好的初衷因为“错误”的途径而最终没能修成正果。如今，人们在夸任志强文字逻辑严谨的同时，还会批评他词汇不够丰富，不够生活化、语言不美。
3、一个人的宿舍
在大家的眼里，身为高干子弟的任志强是的童年生活应该很惬意，也很富有优越感。只是大家不知道，曾经是高级干部的父母并没有让任志强借着高干子弟这个途径去发财，而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样严格要求任志强。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战斗序列之一，任志强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那定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然而任志强的父母却很少向任志强谈起。对于任志强来说，更多有关那段战斗的信息，是来自于与他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或儿女的接触之中。
虽然是高干子弟，虽然军队大院里的生活还挺优越，但小时候的任志强也是除了在过年能有机会穿一双新鞋或者买一件新衣服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姐姐穿过的原是哥哥的旧衣服，再加上补丁后传给任志强的。
令任志强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专门到照相馆正式拍了一张合照，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他们各自的家里。最醒目的不是他们穿的“新”衣服，而是每个人都穿着露脚趾头的鞋。
不过任志强儿时最深刻的印象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妹们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
同学们回家就像过年一样，也许会有零食吃，会有和兄妹们度过的欢乐，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任志强却时常只能孤单地留校。
工作与出差让任志强的父母无法照顾家庭、照顾子女，他的父母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切。
当父母出差或者出国时，任志强就被“扔”到阿姨家里。相比自己一个人睡一间很大的宿舍，被“扔”在阿姨家的待遇还属于好的，在那里，最起码不用一个人面对空旷的黑暗。
宿舍很宽敞，白日里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满屋子都充满阳光的味道。然而，到了夜晚，寂静的校园，没有星星的夜空里，只有凄冷的月色。黑暗的宿舍中，只有一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一种幽幽的感觉笼罩着任志强。
夜，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静得让任志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而在有风的夜晚，风吹的“呼呼”声，窗户上塑料膜在风的吹动下发出的“噗噗”声，门时不时的“吱吱”声……这些，更让任志强有点胆战心惊。
这种生活给任志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于他这样说：“我记忆很深的是经常被扔在学校里，一个人睡很大的宿舍。”
不过，当一个孩子害怕走夜路时，如果做父母的领着他走一走夜路，那么，在孩子走了几次夜路之后，他不但会胆子大起来了，可能还会欣赏夜色的美丽。
就是这样，体验是培养胆量最好的办法。在经历了无数次一个人面对空旷的宿舍、面对黑黑的夜之后，任志强的胆量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独立了。
小学三年级时，任志强就不得不扛着妹妹的行李包乘公共汽车带着妹妹去上学了。这种住校的生活培养了任志强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敢于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
虽然父母对任志强一直严格，虽然任志强和父母是聚少离多，父母还是很关心很疼爱任志强的。父亲第一次出国时，就给任志强买了一个陀螺。那个陀螺一按就会转，并且还带着响声。任志强非常喜欢，刚得到时还常常抱着陀螺入睡，梦中都是自己玩陀螺的情景。
第二次出国回来，父亲带给任志强的礼物是一个八音盒，是莫斯科大剧院模型的八音盒，里面有天鹅湖的曲子。当美妙的天鹅湖音乐从那精致的八音盒里响起时，全家人都沉迷在这种美好之中。
父亲还送给任志强一个特别有纪念价值的礼物，那是一个爱克发的照相机。父亲很喜欢照相，他经常带任志强和姐姐、弟弟出去照相。山上，湖边；广场，小亭……在父亲的带领下，任志强和家人在众多地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然而，成长的路上并不总是这么一帆风顺的。在任志强上初中时，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中国大地，“文革”开始了。作为高级干部，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双双被送到东北一干校“学习”了。从此，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了。
§§§第三节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
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它的大幕，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从而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面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任志强的父母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任志强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不过信任与理解却已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那时候，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1968年，都市里的两千万 16到20 岁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上山下乡。1969年1月，任志强和十几个同龄人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从延安到李渠下山沟坐毛驴车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村插队落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大院就是人少、干净，成长在军队大院的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大院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苦处与无奈，“由于大院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便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感觉天生就比别人强。”
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任志强和同学们当时的意志都很坚强，他们普遍的说法是，“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少的同学都是凭着这句话自愿卷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任志强也有这种要强的心态，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任志强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任志强走的时候，他父母还没“解放”，不过一直以来几乎独自生活的经验让他学会了照顾自己。他自己收拾起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准备停当后，他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了郭庄。
冯庄公社郭庄村离延安90多里远，任志强和伙伴们夜里两点出发，步行加上总共6、7个小时后才算是见识了心中的宝塔山。爬上破败的宝塔，任志强心中既感很神圣，又觉得很失望。为了纪念这次来之不易的朝圣，他特意爬到了塔顶在最高的塔梁上面刻下“到此一游”聊以留念。
当时郭庄村共有20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穷”是任志强对那个地方最精练的表达。
地里是黄的（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老汗头上戴着羊肚毛巾是白的，妇女穿着的衣服是蓝黑的。大多数家庭住在土窑里，喝着有蛤蟆的浑浊井水，村里所谓的学校只能上到3年级。那里最有钱的算是地主，其实也就是穷得好一点而已。几十亩地和一个14岁的童养媳算是地主最与众不同之处。
到达郭庄后，任志强和其他6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他们支开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个羊圈，把羊圈隔开，羊圈的仓库变成任志强和同学们的住房。
晚上睡觉的时候羊就会咳嗽，因为老鼠很大，老鼠会把羊咬的遍体鳞伤。任志强和同学们常常是伴着羊的咳嗽声入睡的，并且“大老鼠”还经常做客他们的房间。
从大城市到农村，从不愁吃喝到为了能喝上碗玉米糊糊而拼命的劳动。这群年仅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们那种懒散的个性也是短期难以更改的，任志强一伙人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
当时，任志强每个月只有8元钱的生活费，而农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时间，值一毛二分钱，任志强苦干一天（准确的说是半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这虽然让任志强很不平，但也品尝了生活的艰辛。
当地主要农作物以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为主，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种细粮的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就更填不饱肚子。
那时候，在任志强的头脑里，未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现在同任志强一起吃饭，就会发现他吃起饭来还是狼吞虎咽，一点都不讲究；如果让任志强蹲在街头吃饭，他就像一个民工一样。
1969年3、4月份开春的时候，任志强和另外几个高干子弟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挖羊粪、开荒、种地、收割，逐渐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正逢7、8月农忙的一天，任志强的胳膊不慎在干活时意外骨折，无奈之下，老乡们只好安排任志强回京养伤。
两个月后，1969年10月，一向“独立自主”任志强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他陪着妹妹完成了秋收和秋播。
转眼间，1969年的冬季征兵开始了，渴望军装的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熟人关系，最终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1970年年初，郭庄的乡亲们一直没见任志强回来干活，于是上报给延安方面。延安方面很重视任志强的“逃跑”，他们派干部到北京任志强家“捉拿”任志强，要让任志强重返陕北接受再教育。
正在紧急关头，是任志强的姐姐使任志强从延安干部的“魔爪”中摆脱了出来。任志强的姐姐拿出了一份任志强从部队寄回的五好战土喜报。看到如此正式的“军队喜报”，延安干部放手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任志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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