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适用房对商品房的挤出效应；第二，低价的经济适用房与高成本的商品房形成竞争，冲击了后者的价格，任志强甚至将其提到了冲击宪法的高度；第三，土地成本是房屋价格的基础，没有土地成本的经济适用房否定了中国刚刚建立的房地产市场；第四，靠政府的优惠、政府的计划、政府的资金和信贷支持解决住房问题会引发社会、金融问题，占有大量国有土地的单位职工比他人更多的占有住房的优惠政策是不合理的；第五，国家建设70％的经济适用房会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使高消费的阶层消费高档房屋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第六，经济适用房要求3％的低利润率（扣除所得税只有不到2％的利润了），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房地产市场也就不存在了！
在将政府的房改政策与经济适用房政策逐一数落一番后，任志强还以专家的身份给一厢情愿的建设部的头头脑脑们支了如何解决中国住房问题招，比如“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的各种机制，统一降低、减免政府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和相关的税收，使市场中真正的商品房价格降至提高收入之后的可承受水平，使市场充分发展”等等。
这应该是任志强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次如此专业地、明目张胆并规范成文地对政府的宏观政策指手划脚，加上谆谆教导。至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有没有听到任志强的声音，并认真研读了他的文章，就无从知晓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任志强文中所提到的经济适用房应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适用房和集资建房，而且当年用经济适用房建设的70％也变成了现在的不到10％，享有免费土地的集资建房也早已经消声匿迹了。
2008年的今天，中国的土地上，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都还存在，并且相安无事。这倒不是说任志强关系经济适用房要和商品房拼个你死我活的预言错了，只是此经济适用房非彼经济适用房了。
2、发言引起轰动
1998年10月7日，《中国房地产报》第6版发表了任志强一篇名为《房改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一文，内容基本与《我看房改与经济适用房》无二，是对国务院新近出台的23号文件毫不客气的批评了一番。文章一经发表后，便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读者打电话或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对房改的极大关注。
一个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居然敢置疑国家的政策，态度还相当的不礼貌，这是明摆着与政府“抗衡”吗？自持上过几年私塾，读过几本书，就好为人师，教育起教授、专家一大锣的建设部来了？估计是700万的年薪拿得有点烦了，想玩点刺激的。大家对任志强的行径议论纷纷。
不过幸运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相当法制了，言论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况且，当时的任志强不光是一个大型企业的老板，也是北京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了。所以，任志强的这篇在北京政协党委会上的讲话被公开出来以后，只是引起了建设部的领导和制定房改政策的领导们的强烈不满。
然后就是余炳松的评论文章，该文章以《房改政策有利房地产业的理性发展》为标题与任志强针锋相对，并对《房改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做了批判性的评论。余炳松认为，任志强首先是一个商人，从“在商言商”的逻辑出发，任志强的观点肯定都是为了商人自身的利益服务的。
任志强是好喜欢与人辩论的，所以有一种“只管放马过来，老夫照单全收”的气概。他看完余炳松的文章后，立马提笔回应了一篇《再论房改与经济适用房》，准备和对方大战三百回合。不过，对方可没有潘石屹那种耐心，放了一枪后就不知所踪了。
余炳松在文章中，主要批评了任志强对房改的历程、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以及对我国房地产特征及发展前景认识不深。所以，任志强在一开篇，就表现出他对我国房改的历程认识有多透彻和深刻。
任志强从1980年4月邓小平先生的讲话开始，谈租金、老房改、新房改，滔滔不绝，一直讲到1998年23号文件出台。从文章的逻辑性及数字出现的频繁度来看，任志强对房改的历程如数家珍。
历史回顾完了后，任志强以“我不知道余炳松对房改的历程有如何的看法，是否与我的理解不同，但文件的变化过程，调查的事实基础和显而易见的结果确是不可否认的”来暗示余炳松先生可能对房改的历程还不甚了解。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是1998年房改的核心内容。任志强认为这项房改政策只是将住房全额分配的实物形态转化为住房部分分配的货币形态、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减免税费的补贴形态。只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福利性质的本质差别。
房改后，公民打消了等待分房的想法，却转化为等待货币分配的期望。而中国又缺少一个非常严格和科学的方法，能够筛选出合格的低收入者来享受政府全额补贴的廉租房及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
因此，任志强认为福利分房全面取消无疑是正确的。但出台的房改政策却由于种种考虑不周全而不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他认为房改的政策目标性与其手段不统一，其中存在太多的问题需要更正。
在文章中，任志强再次强调了，政府要想不依赖房地产商，以一已之力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就是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对于房地产商地位的强调无疑会让人觉得任志强有为了自身利益说话的嫌疑。
另外，任志强还发挥他在摆数据，作对比的特长，将香港与北京的经济背景、房地产发展、及住房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目前没有经济实力独立承担起解决居民住房的能力，必须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
他认为，在现阶段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民大多数还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而且经济适用房存在诸如对象的选择，售出后限制交易等等操作上的问题。“现有的基本国情是廉租房的方式才能解决住房问题，政府的工作重点、优惠政策和投资等应首先放在建设低标准的不进入市场的廉租房，而不是用于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对中国未来的房地产情况，任志强的期望及预测是：廉租房与市场商品房两头大，而过渡性的经济适用房要适量，而并非70％。
当现在成为过去，将来成为现在时，对与错一目了然。
又一个十年后，2008年的今天，在一次房地产论坛上，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抑制房价暴涨的最好手段就是大量建设廉租房。
同样是2008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已经少的可怜，而且对其分布区域及户型面积作了严格的限制，销售的对象也要经过较严格的核查。
住房福利制度规模在不断加大：1978年为24亿元，1998年为155.6亿元，1995年为1，556亿元；
住房房租福利补贴的规模在加大：1978年人均年28.08元，1995年为人均1，960元；
国有单位住房建设和管理支出加大：1992～1994年国有企业住房建设和管理费用平均年支出约1，310亿元。
北京市1998年上半年的住房销售额为68.2亿，其中单位购房占70％。
任志强以这些精确的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过去的几年里市场化的商品房在逐步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而福利分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而经济适用房与福利分房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任志强认定，现行的经济适用房肯定是过渡性的，总有一天全中国将全是市场化的商品房。他为此列举了十大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理由是：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消灭贫穷，共同富裕，而不是为了让大家都住在经济适用房；二、中国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不是相反。
很明显，任志强虽然对房改和经济适用房百般不乐意，但他并不能改变些什么。对于这一点，他相当明白，于是在房改和经济适用房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任志强放下老师的架子，谦虚地给建设部的头头脑脑们开了一副药方，足足包括了十七种药物。
至于，对方有没有乖乖的按时服用药物，只有天知道了。
§§§第三节 航母成形 经理辞职
到了1999年，华远公司被称为“地产航母”，任志强也成了“地产大佬”。拿着700万年薪的任志强真可谓是风光无限，每每对外谈起华远航母形成之谜，他都颇有见地。只是让世人吃惊的是，在1999年的年底，这位“航母船长”竟然主动提出了请辞的要求。
1、航母成形之谜
1999年，华远公司已经成了北京乃至全国的地产界的龙头企业，其资产规模已达数百亿元，在全国位列前茅。华远公司被称为“地产航母”，任志强也成了“地产大佬”，真可谓风光无限。
有人说，华远所有的成功都源于任志强坚信改革开放后有市场经济的准则。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华远因合同执行难，敢停北京图书大厦的暖气；因卖房收不回房款，华远敢状告政府管理部门（国土资源部）；面对房改及经济适用房政策，华远也敢大发议论，长篇大作论房改。
曾经有媒体记者问任志强，是什么让他在短短十几年间率领华远从一个小型的、区属的的房地产企业，通过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动作发展，一跃成为北京地产界资本金最大、中国地产界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的。
任志强归纳出了三点：一是要抢占市场先机；二是要确立品牌定位；三是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谈到市场先机，我们都知道1994年在香港成功上市是华远发展的关键一步，这件事也让很多房地产的同行羡慕。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国内房地产业过热导致地产泡沫破裂，国家正在紧缩国内房地产金融投资，境外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国内。从1994年到1997年，在国内融资很困难的情况下，华远通过上市从境外获得了成本较低的资金支持，搭上了国际上市这座桥。
任志强曾说：“当别的公司缩小开发规模时，华远在扩大开发规模，别的公司在低潮时不敢买进土地，华远买进了土地，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这话正体现了华远抢占市场先机的优势。
房地产是需要品牌的，特别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需要品牌意识。品牌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产品的品牌，另一种是公司形象的品牌。任志强认为，华远的品牌定位对华远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7年前，任志强把华远的公司形象定为华远的品牌。“客户买华远的房子，至少不用担心这房子会烂尾。”
任志强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创造面对个人市场的品牌。1997年的时候，华远的团体购买还占到80％以上，不像万科几乎100％都是面对个人市场。”
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定位，任志强最初将华远定位为团体购买市场，还是相当有优势的。华远原属于北京西城区政府，西城的土地资源尽在掌握之中，而西城是北京国家机关单位最密集的地方，50多个部委有40多个在这里，党、政、军、人大、政协全在西城区。所以对当时的华远来说，打公司形象品牌比打产品品牌更重要。
对于华远自身在面对个人市场上的劣势，任志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强调品牌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但他又认为，要把一个产品做成真正的品牌，不是靠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
早期的房地产公司很少承担公共设施建设，而较注重社会属性的华远进行了大量城市改造和公共设施建设，华威大厦、华南大厦、西单赛特、中国银行、太平洋SOGO西单地区那几幢数得出来的大厦全与华远有关。
从1995算起，到2000年，无论是股本资产额还是利润，在房地产股份公司中，华远基本上全国第一。对于这多年的第一地位，任志强认为离不开公司独特的品牌定位。
在业界的眼中，华远素有“披着绿军装的地产大军”之称，该称谓主要源于任志强本人拥有12年军龄，而华远集团党委的7个人中就有5人曾为军人，还有1人为军属；加之过去华远集团公司拥有400多人时，约三分之一曾为军人，媒体便戏称华远集团为“军营”。
人们常常称任志强为军人企业家，当被问及军人企业家有哪些特点时，任志强曾说：“通常比较干脆利索，决策什么东西，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也是华远的作风，我不会把一个事拖了很长时间再表态。华远之所以从来说话算数，这和我们军人作风有关。对社会的承诺，我们一定兑现，客户退房，我们每年都赔，但说到了就必须做到。”
华远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任志强认为是华远中层干部中有180多人是军人出身。这一现象意味着华远会去创造更多商机来扩大企业，而这种文化的意义是，实际上在为企业作贡献的时候，也要为社会作贡献。
在华远企业的员工选择上，任志强认为军人出身的员工比从高校出来的毕业生具有很多的优势。他认为从最艰苦和最恶劣的地方出来的军人，心理素质要远远好于刚刚从高校出来的学生。军人在最危急的时候最坚强、最团结，不会当逃兵。在企业里，军人不会因为这个企业困难而逃跑。
在谈到军人在企业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动力时，任志强曾这样说：“军队有句话：‘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里面的营房不动，但兵始终在流，换来换去，部队的素质还是没有变，这就是军人。企业也是这样，不能因为一个领导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王石走了，万科垮了，说明他不成功。我任志强走了，这个企业不垮，说明我成功。这需要一种制度作保证的。”
不过任志强也说，仅仅靠部队的光荣传统管理企业是是不行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并不一定能胜任将军，还要靠市场的知识，进行不断地学习，所以创新和学习很重要。
曾经身为军人，对军人员工的十分认同，与这些相一致的是，任志强任务一个企业应该具备的文化是军人文化，而不是校园文化。在任志强的眼里，军人文化就是兄弟姐妹，所有人都是一家人，而校园文化可能就是你们班、我们班，乱七八糟的。因此，任志强认为校园文化只适合于未成年的创业者，而不是一个企业应发展的文化。
不过，任志强并不认为华远的主流文化是军人文化。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华远已经把军人文化发展变化了。在华远中，军人文化有，还将继续存在。但已不能代表企业的主流文化了，它已加人了许多市场和非公有制的东西。华远提出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就因为华远是国有企业，华远还在继续为社会的公益事业作着贡献。
不过，任志强还是将“果断、坚韧、在危急关头更为团结的军人文化”作为华远企业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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