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控股有着多种好处，不仅收益丰厚、管理顺畅，还可以将万科的高管任命大权掌握在华润集团的手中。
在华润与万科的并购之初，华润的总经理黄铁鹰就直接问王石：“你的公司经营得这样好，为什么非要找个主子？”
王石很坦率地回答：“想做大，就必须要和世界接轨。”
黄铁鹰又问：“公司做大了是别人的，职位可是你自己的，难道你不怕哪天华润把你炒了？”
王石很镇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能做得比我好，炒我是应该。”
并购之初的这段谈话，或许都是无心的聊天，或许是随机的问答，或许都暗藏了玄机。
华润董事长宁高宁的如意算盘是将华远与万科整合成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营造出一个地产帝国。但是宁高宁没想到，他在万科与华远遇到了双重阻力。
在2000年12月初，万科董事会发布公告，宣布向新的大股东香港华润集团定向增发4.5亿股B股，发行价为每股4.5元，融资额高达20亿港币。12月23日，万科和华润分别表示，此次定向增发B股，目的是为了达到华润控股万科50%的比例。
按照华润的算盘，通过此次增发，万科将和华远一样，成为华润下属的绝对控股子公司，王石、任志强都将是华润旗下的职业经理人。
而此时，任志强与王石对华润整合内地地产业务有了不同的看法。任志强认为华润对万科的下一步收购，将出现在华润整合自己的内部框架结束之后。任志强认为，当北京置地与华创整合完成后，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香港华润将把万科从中国华润总公司放到北京置地里，北京置地将可能改名位中国置地，万科和华远都将被中国置地控股。
而王石则认为华润收购万科之后，会以万科为核心重整整个房地产业务。香港华润集团在通过中国华润进一步增加万科的股权后，新的公司会叫华润万科。华远是北京概念的地域性公司，万科是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如果万科与华远合作，将是北京万科与华远合作的问题。
双方的分歧在于似乎王石希望万科成为老大，任志强则坚持万科与华远的并列关系。
而宁高宁的问题恰恰在于，当其提出了通过整合万科与华远，将为华润缔造一个梦幻般的地产企业的同时，却没有设计出华润内地地产业务与万科的整合办法。
宁高宁认为：“我们对万科的收购刚刚开始，整个华润的整合游戏也刚刚开始。华润肯定会继续增持万科的股份。如果华润持有万科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管理架构将会调整。不过由万科来控股北京置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全面收购的问题。”
在宁高宁的算盘里，新的控股公司将整合包括万科在内的华润所有地产业务，董事长非宁高宁莫属，总经理从王石和任志强中产生。宁高宁甚至已经开始相关人士安排，他告诉记者：除王石、任志强外，姚牧民、郁亮、郭均肯定都有位置。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2000年12月24日下午，增发计划急转直下，万科董事会宣布“悔约”：放弃2000年度定向增资发行B股的方案，并取消200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万科给出的理由是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对万科公司2000年度增资发行B股方案的理解不同，以及该增发方案将对本公司产生影响的认识存在差异。
万科这一“悔约”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导致“悔约”的力量来自于一向活跃的万科散户和小股东，他们愤怒地认为，华润开价太低，简直就是一种掠夺行为。
华润当时开出的价格是每股4.5元，是按照10倍的市盈率计算得出的，对华润来说，这个价码已经不低了，因为香港恒生指数中地产股的平均市盈率也不过6-7倍。但万科小股东们认为，中国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是40多倍，万科这样的大盘股的市盈率也超过30倍，华润增持万科股份，应该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来玩。
热衷于短线炒股的中国股民们，对华润的远大理想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只希望华润能带来一次大赚一笔的机会。然而宁高宁却坚守自己的底线：“华润是不会以超过10倍以上的市盈率的价格去收购公司的，否则华润宁可放弃收购。”
最终，华润以定向增发B股的方式收购万科——这个差点在中国股票交易历史上创造纪录的事件，戛然而止了。在资本市场上混迹已久的宁高宁，也不得不为“熟悉”国情交了一次学费。
既然增持、整合万科不得，那宁高宁只好另觅他途了。
2001年5月底，宁高宁宣布收购万科的新方案：华润将持有北京置地44.2%的股份注入万科，由万科向华润按比例增发A股，这样就形成华润控股万科，万科控股北置，北置控股华远地产的股权架构就。
宁高宁最终没有在任志强与王石之间取得平衡，他这样的安排几乎就是王石的心愿，但却深深伤害了任志强。
2001年7月，任志强宣布卖掉自己所持有华远地产18%的股份，从华润手里收回华远地产品牌，成立新的华远地产。被任志强抛下的老华远被迫更名“华润置地”。
而在2001年6月25日，万科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并发布公告：华润增持万科股权的方案，年内不会出台。
任志强与王石的举措令华润大伤筋骨，重新以“华润置地”进入内地市场的华润非但没有了“华远”与万科的“金字招牌”，而且丧失了华远与万科原有的资源。2002年10月，华润独自投资40亿元港币开工建设深圳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华润中心，开始了华润自己在内地的新征程。
很明显，任志强不愿意把北京的优势与万科平分，更不愿意让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王石当自己的领导。所以，当一切已成定局时，任志强选择了离开，自己玩自己的“小钱”去。就这样，任志强与亲密合作6年之久、共同创下融资奇迹的资本方华润集团缘尽分飞。一时间舆论哗然、莫衷一是。
而对于自己缘何与华润“分手”，任志强当时对外界的解释是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首先，他讲述了华远和华润之间第一次产生重大分歧，即关于1998年凤凰城的项目。
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终止了华远房地产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的扩股方案，打乱了公司的经营计划，双方开始对资本的作用和追求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大股东第一次与经营班子产生重大分歧，在对凤凰城项目的决策上动用了资本力量的否决权为应对金融危机，为保证充足的现金流，为保证已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华润集团一方面决定1998年3月上市公司扩股的1.4亿美金不再投入华远房地产公司，保留作为兑付可换股债券的保证资金，另一方面，在董事会上提出终止华远房地产已投入的8000万元人民币的凤凰城整体80万平方米的项目投资，提出“在金融危机未来无法预测时，缩小和终止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宁愿造成现有损失，也要防止加大投资后的更大损失”的意见。
经过管理班子的再三努力才将投资意见修改为：现在只做凤凰城的一期已投入资金的部分，保留今后发展的余地，但不再执行原已签署的承建整个项目的协议。
2001年分手，却翻1998年的旧帐，这与一个战国的故事比较相似。
卫灵公非常宠爱弥子瑕。当时卫国法律规定，如有人偷乘君主的车辆，其罪当斩，有一天深夜弥子瑕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仗着卫公宠信，私用卫灵公的坐骑赶回家去看母亲，而卫灵公得知后，并未降罪，反而夸他有孝心，是一个孝子。
另有一天，弥子瑕在桃园游玩的时候，摘了一个熟透的桃子吃了。想不到这桃子美味异常，弥子瑕就把吃剩的一半留着，拿去献给灵公。卫灵公很高兴地对他说：“你一定是舍不得吃，特意把它留给我。”很高兴地吃了弥子瑕吃剩的桃子。
几年后，弥子瑕的容貌，不再像以前那般美好，灵公就渐渐疏远他，又看上其他年轻貌美的少年。有一天，色衰爱驰的弥子瑕因小事而获罪于卫灵公，卫灵公突然想起弥子瑕当初私驾王车和赠送余桃的事，就大声骂道：“弥子瑕真是可恶极了，不但私用我君王的车，而且竟然把吃剩的桃子送给我吃。”因而降罪于弥子瑕。
不过任志强这一说法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分手了，好事也变坏事，更何况辞职本身就是一场争论呢！
在回忆完与华润的第一次分歧后，任志强道出了辞职离开华润的主因：
在万科向华润集团定向增发B股的公告中，华润集团做出了两项针对华远房地产公司的限制性承诺：一是华远房地产公司不得在北京以外发展房地产业务，二是华远或万科在北京新增住宅项目双方都有合作的优先权。
我们知道，在北京的地产业中，华远房地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归功于华润的大力支持，还包含着和华润合资之前的华远房地产公司股东和几代华远人的艰辛与血汗。
而万科的理念、文化及市场规模在当时都没有成为北京地产市场的主流，尤其是华远在北京市取得的项目和土地储备的优势，恰恰是万科在北京无法直接获得行政划拨和最佳位置、最低成本土地的劣势。
虽然华润可以通过董事会的控制来避免出现影响中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是，华远和万科共享项目优先权的承诺显然对华远房地产的中小股东而言是不公平的。
也就是说，当华润集团收购万科A股时，华远集团公司已不能再沉默了。鉴于华润集团公司承诺的变化，华远集团正式提出撤回“不在华远房地产公司之外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承诺，筹划建立新的地产公司。华远开始为“分家”做准备。
这一切，才是任志强离开华润的主因！
北京市场一直是万科最大的鸡肋，有着深厚积累的华远，自然不愿意莫名奇妙地因为这次并购，在北京市场多出万科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就算都是华润参股的公司，也是不同的主体。而华润方面的限制性承诺，等于卡住了华远继续发展的脖子，等于是华远想发展，就必须和万科手拉手、一起走。
而且万科在北京市场确实姿色平庸，对这种包办婚姻，华远在华润、万科、华远的三角模式下，没有太多油水。
更何况，在这种模式下，华远丧失了外地的业务发展权，丧失了在北京发展的部分权利，那接下来，还会丧失什么？公司都到这一步了，董事长还坐得住吗？还该怎么做？
恰如绝顶高手过招，外人看好似寒暄，其实两手一碰，内力运出，双方内力互搏，功力强者胜，功力弱者退。
似乎都是不动声色，但招招惊险。
在华远和华润分手的这一轮竞赛中，博弈的是任志强和宁高宁为首的两方团队。
最后的结果是，任志强带着转让股权收回的资金，以及“华远”的牌子，重新另起炉灶，等于是把北京房地产企业的领军企业灭于无形之中。
一切都像是一个轮回，如同1981年一样，任志强又一次义无返顾。面对外界的质疑，曾为军人的任志强用一个愤怒青年的姿态回敬道：“两种企业文化冲突，好合好散，由我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这难道不是一种革命？”
华远选择远离华润这条大船，宁愿摇起舢板、重新创业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不识时务，但任志强仍对自己信心十足，他说：“我们这些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营者，应为全社会的改革做出表率。也许今后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将按照这样一种路走，也就是说管理层不是终身制，管理层应按市场经济的规则主动在不适应就任某一职位时，辞去这一职位，而不是到亏损时再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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