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六章

睡梦中我隐约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睁开眼，“嗯？”

父亲在我房里。四下一片漆黑，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站在门口。

“艾蕾，”他问，“你昨晚去哪儿了？”

我坐起来，打开床头灯。灯罩上的小鸟一下子从黑暗中跃出来。“怎么了？”我问。

“麦克·嘉瑞特先生几分钟前打来电话。”父亲的眼睛又黑又大。他穿着外套和衬衫，我觉得奇怪：他整个晚上都没睡吗？他怎么不穿睡衣呢？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不敢再往下想了。

“凯瑟琳还没有回家，”他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于是我把角色扮演的游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有几个演狼人，剩下的都演吸血鬼。大家绕着圈走，边走边念咒语，还做出互相残杀吸血的样子。”

“真不像话。”父亲说，声音干涩。

“昨晚他们打算外出探险，我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们约定在赖安家碰头。我参加完弥撒身体就开始不舒服，是迈克尔把我送回来的。”

“你参加弥撒了？”

“大家都去了，”我说，“麦克·嘉瑞特一家，还有参加角色扮演的几个孩子。他们每个周末都做弥撒。”

“我明白了，”他说，但听他的语气，我觉得他并不明白。“狼人和吸血鬼在进食前祈祷恕罪。”

“这只是个游戏而已。”我说。

父亲一脸茫然。“好吧，我给麦克·嘉瑞特先生回个电话，把你的话转告他。如果凯瑟琳还不回来，他也许要亲自跟你谈了。”

“还没回去？”我惊讶地问，“现在几点？”

“快四点了。你该继续睡觉了。很抱歉把你叫醒。”

“他们也许还在玩呢。”我这样安慰自己。外面又暗又冷，如果不在赖安家里，他们会去哪儿呢？

父亲离开了房间，我关上灯，但了无睡意。

第二天早上，麦克·嘉瑞特夫人没有来我们家上班。我下楼到厨房，自己动手烤了几片面包，坐在餐桌前吃早餐。这时，父亲从地下室上来了。

他在我对面坐下，一声不吭地看我啃面包。我想从他的眼神中寻找一点让我安心的信息。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他们找到她了。”

那天，我与麦克·嘉瑞特先生以及来我们家查案的警察进行了交谈。晚饭后，我找迈克尔问了这件事。

凯瑟琳和其他伙伴在赖安家集合后，各自出发进行探险行动——我估计就和寻宝游戏差不多。凯瑟琳的任务是寻找草地饰品，最好是一尊土地神。按照规则，他们必须在夜里十二点之前完成任务；除了凯瑟琳，其他人都按时回到赖安的会客室。活动在一点左右结束，大家以为凯瑟琳先回家了。这是迈克尔告诉我的情况，也是他们告诉警察的情况。

来我们家的那两个警察坐在起居室，感觉浑身不自在，他们露出歉意的神情，但眼睛不住地审视着我、我父亲和房子里的家具。我提供不了多少信息，他们告诉我们的案情就更少了。

其中的一个警察突然转向我父亲：“请问艾蕾娜几点到家的？”

“晚上十点十五分。”父亲答道。

我没有看他，坐着干纳闷：他怎么知道的？

“先生，您整个晚上都在这里吗？”

“是的，”父亲说，“跟往常一样。”

那天晚上迈克尔在电话里的声音颤颤发抖。“第一个发现她的是赖安的父亲米切尔，”他说，“她在暖房里。我听我父亲跟母亲说，她非常平静地躺在那里，一开始米切尔先生以为她睡着了。可是当他们想把她推醒时——”迈克尔哽咽了，“——他们说她整个身体都散架了。”

我差点连话筒都握不住了。我眼前浮现出一幕场景：凯瑟琳躺在兰花丛中，紫色荧光灯把整个暖房渲染成蓝紫色；我能看到她的头别扭地歪在一边——尽管迈克尔没有这段描述——她的护身符小香囊里的香芹散落在她身上。

迈克尔极力控制住情绪，接着说：“现在妈妈整天魂不守舍，我觉得她的精神快要垮了。谁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布丽奇特，但她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谁是凶手？”

“现在还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其他几个孩子全接受了审讯，他们都说游戏的第一个环节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她。赖安的反应歇斯底里。”话语间，他不停地抽泣，“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出凶手，亲手杀了他。”

我呆坐了许久，听迈克尔哭泣，狂怒，再哭泣。最后，我们俩都筋疲力尽了，但我知道，那个晚上我们俩谁都睡不着。

几天后，我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凯瑟琳·麦克·嘉瑞特，跳出七万多个相关链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个数字增加到七十万。

萨拉托加温泉市的报纸刊登了多篇文章，把角色扮演活动认定为邪教活动，并称凯瑟琳的死是为邪教典仪的祭奠活动服务的。至于她是怎么死的，报道中只是一笔带过，仅仅提到她的尸体被发现时，体内几乎已经没有血液，全身都被肢解了。他们在社论中警告家长监护孩子远离角色扮演游戏。

其他媒体的文字相对客观一些，如实报道了事件经过，没有发表过多的个人观点或推测犯罪动机。

所有的报道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凶手的身份尚未确定。有人推测她不是在暖房里遇害的，凶案地点应该是附近的院子，因为在那里发现了血迹，雪地里有土地神石膏像碎片。当地警察请求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

如果那天晚上我身体没出问题，我心想，我就和她在一起了，或许能帮她幸免于难。

我搜到了几个个人空间的链接，凯瑟琳的朋友在上面写博客谈论她的遭遇。我大致浏览了一番，有点看不下去。其中一个说她的身体“像寿司一样被切割开来”。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几天，父亲和我重新开始上课。我们没有再提起凯瑟琳。一天晚上他说：“艾琳·麦克·嘉瑞特不来这儿上班了。从现在开始，由玛丽·埃利斯·鲁特负责为你做饭。”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麦克·嘉瑞特夫人的全名。“我宁愿自己做饭。”我说，事实上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很好。”他说。

迈克尔一周来一两次电话。他说，他暂时不能见我。当地媒体实时追踪他们家的情况，采访凯瑟琳的朋友，所以这段时间他最好待在家里。与此同时，警察和联邦调查局始终保持沉默，只透露说案件涉及“相关人员”。

麦克·嘉瑞特家人把凯瑟琳埋葬了。也许他们举行了葬礼仪式，不过一切都在私下进行。追悼会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举行，我和父亲都去参加了。

追悼会的地点在学校体育馆——万圣节舞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只是现在，馆里撤去了舞会上装点的彩条纸，换上了圣诞节的饰品。一棵修剪整齐的常青树紧挨着门口的耶稣像，松树的气味很浓。

凯瑟琳的照片挂在画框里——一张她长发时的肖像照——旁边是一本打开的签名本，我们入场的时候都在上面签了字。进去后，我们在简陋的金属折叠椅里就座。

牧师站在前面主持仪式，他身旁放着一个白色花瓶，里面插着白色的玫瑰。我审视着参加追悼会的人，牧师的话几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麦克·奇夫人瘦了一大圈，脸都快脱形了。她不说话，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连握手都没有。她神情恍惚地坐在那里，偶尔点个头。我觉得她转眼间变得苍老不堪。

迈克尔站在屋子的另一头，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但没有机会说话。麦克·嘉瑞特家的其他成员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他们的脸比我印象中的瘦削了，眼窝陷得很深。就连最后一个知道姐姐死讯的小布丽奇特也比原先瘦弱。麦克·嘉瑞特家的狗瓦雷蹲在她身边，头趴在爪子上。

凯瑟琳的“异教徒”朋友身穿西服，系了领带，神情悲伤。他们向彼此投去怀疑的目光。我难以描述房子里的紧张气氛。粉粉的玫瑰花香味熏得人难受。

大家列队走到前面追思凯瑟琳，都是些平淡无奇的话语。如果她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到，不知道她会笑成什么样子呢！我没在意听，也不准备发言。我无法接受她的离去，我不想上去讲一通虚伪的话——事情没那么简单。

父亲坐在我身边，一直到追悼会结束。他和麦克·嘉瑞特先生握手，表达了我们的哀思。我一句话没说。

我们离开的时候，迈克尔又瞥了我一眼，但我像一具僵尸似的继续往前走。

我们走出体育馆，朝学校大门口走去，父亲突然把我拉到一个边门出口，绕道上了车。我看出了父亲这么做的原因：正门口聚着一大群摄影师和电视台摄像记者。

父亲发动了车子。我打了个寒战，透过车窗，我看到新闻记者一路围着凯瑟琳的朋友和家人走出学校。天空飘起了雪花，大片的雪花像薄纱一般在空中飘扬。两片雪花落在车窗上，不一会儿就化了，水滴顺着玻璃往下流。我想静静地坐着看雪花，车子发动了。我靠到皮座位上，车子往家的方向驶去。

那天晚上，我们安静地在起居室坐了整整一小时，我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书就上楼睡觉去了。我躺在毯子里，干瞪着眼。后来我一定是迷迷糊糊睡着了，昏睡中我被一个声音惊醒，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

“艾蕾？”从外面的一个角落传来淡薄尖锐的叫声，“艾蕾？”

我走到窗口拉开厚重的窗帘。她在下面，光着脚丫站在雪地里，身上的黑色T恤被撕得破破烂烂的。借着她身后路灯灯光，我看清了她的样子。她的头最惨不忍睹，好像是被扯下来后又安回去的，角度完全不对。她身体的重心往一边歪斜。

“艾蕾？”凯瑟琳叫道，“出来一起玩吧？”她的身体颤颤悠悠。

这个声音的音调又高又呆板——不像是凯瑟琳的嗓音。

“出来和我一起玩吧？”她说。

我害怕得浑身发抖。

接着我看到父亲大步从后门走出来。“快走开，回你的坟墓去。”他的声音并不响，但话音间渗透的力量让我感到震撼。

凯瑟琳晃荡着身子继续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去，动作僵硬，像个牵线木偶。她的头垂在胸前。

父亲进屋了，没有往我这里看。不一会儿，他出现在我的房间。

我躺在地板上，身子仍旧在发抖，膝盖蜷在胸前，缩成了一团。

他让我尽情哭了一通，一点都不费力地把我抱了起来，仿佛我还是个婴儿。他把我放到床上，帮我把毯子盖好，端了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下，唱歌给我听：“Murucututu，detrásdoMurundu.”

我不懂葡萄牙语，反正当时歌词的意思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的声音很深沉，很轻柔。过了一会儿，我止住了眼泪。再后来，我听着他的歌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觉得眼睛干涩。我决定把自己的身世弄个明白。

下午他上楼到书房给我上课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准备。等他坐好，我站起身问道：“爸爸，我是谁？”

“你是我女儿啊。”他说。

我的注意力突然转移到他的睫毛上，它们是那么美——仿佛是他故意把它们修饰成这个样子，好让我分散注意力。

我不会分神的：“我希望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沉默了足足一分钟。我站着不动。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你先坐下，”他终于说话了，“坐下吧，说来话长。”

他是这样开始的：“我不知道你遗传了我多少，又遗传了你母亲多少。”他的视线掠过窗户，顺着那儿瞟了眼墙上的相框，然后转回来看着我，“不管怎么样，从你的思维方式来看，我觉得你更像我——另外，用不了多久，你自然会知道你的生存之道。”

“不过我还不能肯定。”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的。我想，是时候把整件事情告诉你了，我得从头说起。”

他说，这是个漫长的故事，得花相当的时间来讲。他要我耐心听，尽量不要提问打断他。“我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其间的关联告诉你，”他说，“正如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里写的，‘让我冷眼看待自己心中的恶魔’。”

“嗯，”我说，“我会耐心听的。”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萨凡纳之夜的故事，就是我记在这本记事本开头的那个故事。三个男人在下棋；我的父亲和母亲之间产生了旁人不能理解的亲密感情；大门，河流，披肩。说完，他又把故事重复了一遍，加入了很多细节。棋桌前的男子是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同学，他们来萨瓦纳度周末。丹尼斯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叫马尔科姆。

我父亲在阿根廷出生；他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只听人说他是德国人。他的父母没有结婚。他的姓氏——蒙太罗——取自他巴西裔的母亲，她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我问了一个故事里与我母亲有关的问题：“你跟她说，你曾经见过她。”

“没错，一个奇怪的巧合，”他说，“我们小时候见过面。我小姨住在乔治亚州。有一年夏天的某个下午，我在泰碧岛遇到你母亲，我们一起在沙滩上玩耍。当时我六岁，她十岁，我们都还是孩子。”

我由此想起了《安娜贝尔·李》中的诗句。

“小时候我住在阿根廷，后来移居到海边——唔，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大海的涛声和海洋的气息让我感到平静，这是在阿根廷从未感受过的。”他又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转到相框，眼睛盯着镜框里的三只小鸟。

“我每天都去海滩，在那里筑沙堡，找贝壳。一天下午，一个身穿白色背心裙的女孩来到我跟前，用手托着我的腮帮子。她说：‘我认识你，你住在蓝色小屋。’

“她长着一双蔚蓝的眼睛，红棕色的头发，小巧的鼻子，丰盈的嘴唇弯成一个微笑，她的笑容感染了我。她托着我的脸，我凝视着她，有一种情感在我们之间碰撞。”

他停了下来。这时候，古董钟的嘀嗒声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声响。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在萨瓦纳见到你母亲的时候，我就深信我们会相爱。”他的嗓音很轻柔，“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爱上她了。”

“你们相爱了？”我问。

“是的，相爱了，”他把嗓音提高了一些，“贝特朗·罗素将此诠释为‘一种生物的合作形式，彼此的情感是实现对方本能目的的必要条件’。”

父亲靠在椅背上：“艾蕾，你为何如此忧伤？罗素还把爱定义为快乐和知识的来源。爱需要彼此的合作，人类的伦理观念是爱的根基。当爱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它会向我们揭示其独特的价值。”

“太抽象了，”我说，“我想知道你的感受。”

“总之，罗素的理解不无道理。我们的爱是快乐的源泉，不过，你母亲始终不认同我的伦理观念。”

“你为什么老是称她‘你的母亲’？”我问，“你为什么不喊她的名字？”

他松开手臂，把双手交叉在头颈后面，用冷峻的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因为一提起她的名字，我就会伤心，”他说，“虽然过了那么多年，我还是不能释怀。不过你的要求合情合理——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谁。她叫萨拉，萨拉·斯蒂芬森。”

“她在哪儿？”我很久以前曾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无疾而终，“她怎么了？她还活着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法给你满意的回答。”

“她美吗？”

“当然，她很美。”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她不像大多数漂亮女人那样自视甚高，但是，她喜怒无常。”

他咳了一下清清嗓子：“我们结婚后，她把每天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仿佛筹划一个个艺术活动似的。一天下午，我们去泰碧岛野餐，我们在那儿吃着蓝莓酱，喝着柑桂味香槟，听着迈尔斯·戴维斯的歌，我问她用了什么香水，她说是蓝色时光。”

“她谈起了‘完美时刻’。那天下午就出现了那样的一刻。她在沙滩上打盹，我躺在她旁边看书。她说：‘海浪声和书页翻动的声音让我永生难忘，蓝色时光的气味刻骨铭心。在我看来，它们象征着爱情。’

“我笑她，说她是个傻乎乎的浪漫主义者。她也笑我，说我是个无聊的知识青年。她认为，宇宙不断地给我们送来我们无法破译的感官讯息；作为交换，她要把她的感受返还给宇宙。”

故事说到这儿，他打住了——当时已是深夜，外面黑乎乎的一片。他答应我明天接着说。

我同意了，上楼回房睡觉。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没有哭泣，也没有做梦。

本来我希望父亲继续讲述他向母亲求爱的故事，但第二天的课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开始。

他改了上课地点，他说，他想在起居室讲课。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杯皮卡多，以前，他习惯上完课才喝酒。

我们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好，他突然冒出一句让我觉得很唐突的话：“我缺乏人情味——我看到你和丹尼斯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开心，你们的谈话幽默随意。”

“当然啦，有失必有得。”说到这儿，他露出了学者式的严谨的微笑，“我拥有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可以记住任何东西。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发现你不具有这一特质。但你具有隐性记忆——也就是说，或许你想不起过去的事，但你的神经网络内保留了明晰的编码，你生活经历的碎片就在这些编码之中。

“我一直期待着你能尽快将它们解译出来。记忆一旦被一个有效的刺激源激活，你就能想起以前发生的事了。”

他见我举手便停了下来。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把他的话搞明白，于是我点头示意他往下说。

父亲的人生分成五个阶段。童年是他人生的第一阶段，他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单调：固定的吃饭时间、固定的睡觉时间、固定的上课时间。他说他一直在尽力为我营造一个类似的氛围，他还引用了贝特朗·罗素的观点，认为单调是快乐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

后来，父亲离开我小姨家，到弗吉尼亚大学读书，他的人生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混乱年代——这是他自己的描述。学校的课程不难，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喝酒、赌博和交女友了。

接着，他在萨瓦纳遇到了我母亲，于是步入了人生的第三阶段。

她离开自己的丈夫，独自搬到一所旧砖砌成的公寓里，街对面就是萨瓦纳的殖民时期公墓。（说到这里，父亲似乎想证明一下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于是刻意向我描述了通往公墓的详细路线和路上嵌着的碎牡蛎壳的样子，还描述了围在公墓外的砖石人行道上的图案——螺旋形的花纹。他说他不喜欢这种图案，但螺旋纹是我最喜欢的图形之一。你喜欢吗？如果螺旋从中心顺时针盘旋，它象征创造和成长；螺旋呈逆时针盘旋则表示毁灭。举个例子，北半球的飓风就是逆时针旋转的。）母亲找了份工作，帮人收蜂蜜、装蜂蜜、卖蜂蜜。她拒绝接受她丈夫的钱款，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离婚诉讼。

每个周末，我父亲开八小时的车从夏洛特斯维尔赶到萨瓦纳，星期一他再赶回去。他说他不在乎路途遥远，不过，他厌恶回程。

“你一旦坠入爱河，分离会在无形中造成肉体的痛苦。”他说。他的声音太低了，低到我不得不凑到他跟前听。

我在想，如果我是个热情奔放的人，我会怎么对待迈克尔呢？“艾蕾很冷漠。”从旁人的角度来审视自我能让我把自己看得更透彻。“艾蕾很忧郁，”我经常这么想，“艾蕾喜欢独处。”

但当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忘记自我。现在我发觉，听父亲讲故事可以让我暂时淡忘凯瑟琳的悲剧。

母亲住在萨瓦纳的一栋三层高的寓所内，房子用红砖砌成，每家每户都装着绿色的百叶窗，阳台用精致的铁栏杆围着，紫藤攀满了房子的墙壁。她住在二楼，阳台面向公墓，她时常和我父亲一起坐在阳台上喝酒聊天。

当地人说这栋房子闹鬼。一个周日的夜晚，母亲一个人在房里睡觉，睡梦中她觉察到有人进来，猛地惊醒了。

第二天，她在电话里向我父亲讲述了当时的情形。“我觉得冰冷彻骨，要知道，当时我是盖着被子的，再说，现在还没到冬天呢。房间里弥漫着雾气；路灯从外面照进来，我看到雾气在光线里打转。渐渐地，雾气凝聚成一个形状。我本能地惊叫：‘上帝啊，上帝，快来救救我。’

“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雾气已经消散了，散得无影无踪。房间恢复温暖，我安心地睡着了。”

我父亲尽力安慰她。他嘴上虽然应和着她，心里却觉得这都是她幻想出来的东西——她一定是迷信过头了。

但没过多久，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你以前说过我母亲很迷信。”我意识到自己在摸脖子上的薰衣草小香袋，赶紧把手挪开了。

“是的。”他注意到我的动作，看出我又想起凯瑟琳了，“她觉得蓝色象征好运，另外还有字母S。”

“S是蓝色的。”我说。

他说：“她没有通感的能力。”

我静静地听他讲有关母亲和幽魂客的故事，没有提问题。自从凯瑟琳那天晚上在窗外出现以后，我不再喜欢问问题了。

一个周末，我的父亲和母亲吃完饭回到寓所，在会客室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发霉的味道。他们连忙把窗打开，但怪味就是挥之不去。后来，他们打算上床睡觉了，就在那时，一丝青烟在他们眼前飘旋而至，钻进卧室。它像一个漩涡似的打着转，仿佛是想凝结起来——但始终没有显出形状。

房间变得越来越冷，父亲抱着母亲，两人死死地盯着那团东西。过了一会儿，我母亲说：“你好，詹姆士。”

话音刚落，青烟就散了，房间的温度也逐渐升高了。

“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我父亲问。

“他来这儿不止一次了，”母亲答道，“我后来没跟你提起这事，因为第一次跟你说的时候，我发觉你根本不相信我。”

我母亲确信她看到的是一个名叫詹姆士·王尔德的鬼魂，第二天她带我父亲穿过街道，在公墓里找到了他的坟墓。那天风很大，附着在橡树上的西班牙苔藓在风中起舞。

父亲注视着墓碑，母亲凭记忆诵读碑上的文字：这块朴实的碑石记录了已故美国陆军军需部长王尔德先生对上帝的虔诚真挚的为人和高尚的德行。

他于1815年1月16日与人决斗，在22岁早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虽然他死了，但他的精神依旧活着：非凡的勇气和无瑕的声誉永垂青史。

他的死使母亲提前衰老，姐妹的希望和安慰就此毁灭，兄弟的骄傲坠入尘土，从此，一个幸福的家庭陷入无限的哀痛。

后来，我父亲查到王尔德的弟弟写过一首诗缅怀他，他选了几句念给我听：我的生命如同夏日的玫瑰，向着清晨的天空绽放；夜色尚未降临，花儿却已凋零，散落在地上——归于尘土。

当时，父亲还不能确定那个鬼魂究竟是不是王尔德，但母亲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他对我说，“我被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事实和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的世界。埃德加·爱伦·坡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恶魔利用夜色迷茫误导粗心大意的人——虽然，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你记得这句话吗？”我想不起来。

过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讲鬼故事给我听，还煞费苦心旁征博引：他想以此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帮我排解猝失好友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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