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七章

在弄清杀害凯瑟琳的凶手之前，我是没有办法释怀的。麦克·嘉瑞特一家原本是个“幸福的家庭”，而今“陷入无限的哀痛”，他们需要知道——我们都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月的天气寒冷刺骨。一天父亲告诉我，联邦调查局的人下午要来。我先是吃了一惊，但马上恢复了平静。

侦探的名字叫塞西尔·伯顿，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黑人客人。是不是难以置信？还记得吗，我说过我们在萨拉托加温泉市过着隐居生活。

父亲把伯顿领进起居室，他身上的气味首先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浓重的烟草味与男士古龙水香味；这气味感觉还不错。他看看我，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他的衣服裁剪精致，尽管没有紧贴着身体，但把他的肌肉线条凸显得相当完美。他不会超过三十五岁，但他的眼睛显得倦怠无神。

伯顿侦探只待了一小时，不过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他从我口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凯瑟琳的信息，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说出那么多。他询问我们的关系，起先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问我：“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多久碰一次面？”接着他的问题越来越有针对性了：“你知道她妒忌你吗？”“你和迈克尔的关系持续多久了？”

一开始我被这些问题搞得莫明其妙，但我还是老老实实一一作答。然后我开始推测他的思路，我发现我能够看透他的部分想法。

你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的思想就开始徐徐传输到你的脑子里：你能精确地获得他们在那一刻的想法。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用眼睛，单单把注意力集中在话语上已足以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你。

我发觉伯顿怀疑我和父亲与凯瑟琳的死有所牵连。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怀疑我们仅仅因为他不喜欢我们的样子。他调查了我们的家庭背景；他的思维活动频繁，因此我能读出他的心思；特别是当他看着父亲的时候，伯顿脑子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念头。（呵，剑桥大学？突然离校了。十六年前的事。这家伙多大？他看起来不会超过三十岁。这小子肯定在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身材搞得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但怎么没晒黑呢？）伯顿问父亲：“蒙太罗太太在哪里？”

“我们分开很久了，”我父亲说，“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她了。”

伯顿心想：查查他们的分居协议？

我能读到他的这些想法，可是有时候信息会中断。我想，也许是精神滞怠造成了干扰。

随后，我看了一眼父亲，他的眼睛会说话。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并希望我就此打住。

“那天晚上，迈克尔送你回来的路上，你们说了些什么？”伯顿的提问打断了我的思绪。

“唔，我记不起来了。”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对他撒谎，他似乎看出来了。

“迈克尔说当时的情况——”他棕色的眼睛松弛了一下，“——有一点热血沸腾。”刚说完，他的眼神又恢复了警觉。

父亲说：“有必要问这些问题吗？”他语气冷漠，表现出对这些问题的厌恶。

“是的，蒙太罗先生，”伯顿答道，“我认为很有必要查实艾蕾娜那天晚上在干什么。”

我想听听他在想些什么，但是信号断了。我只得歪着头狠狠地盯着伯顿，不再读他的眼神。“我们接吻了。”我说。

父亲送走伯顿后回到起居室。没等他坐下，我就问：“你记得玛马拉德吗？邻居家的猫？你知道是谁杀了它吗？”

“不知道。”

我们谨慎地彼此看了一眼。随后他离开房间，往地下室去了。

他对伯顿撒谎了吗？我满肚子疑惑。如果他没撒谎，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在起居室呢？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生活极其规律的人。如果他确实撒了谎，那他当时会在哪儿呢？

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我真正的顾虑是：父亲和凯瑟琳的死有关吗？这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表达。我没有办法让自己这么想：是他杀了她吗？

没错，伯顿只在我们家停留了一个小时，但他改变了家里的气氛。他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元素：疑云，它顿时笼罩了整个房子。当我上楼的时候，我的脚步声、楼梯平台上摩洛哥靠垫的样子、甚至是墙上的画——一切都显得怪异诡秘，甚至可以用“邪恶”这两个字来形容。

我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凯瑟琳，没发现太多新的东西。有人在博客里推断，也许是她的角色扮演同伴杀了她，后面跟了好几个回帖。他们的对话简直愚蠢透了，我没兴趣往下看了。

我突然心血来潮，输入了“萨拉·斯蒂芬森”这个关键词，跳出三十四万多个搜索结果。我增加了一个关键词——“萨瓦纳”，搜索结果缩减到二万五千条。我连翻了好几页，萨拉和斯蒂芬森在搜索结果中全是分开的——它们分别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没有关联。

继而，我又搜了“拉斐尔·蒙太罗”，佐罗系列电影中有一个人物用了这个名字。“蒙太罗”是一种运动型多用途车的牌子。一无所获，遗憾透了！

我决定放弃，不愿意再多想。迈克尔借给我的旧书《在路上》躺在我的写字台上，我打算下午躺在床上看书。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把书放到一边，这本书的文风让我感到茫然。凯鲁亚克笔下的人物太奇怪了——在我看来，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大多数男性形象则是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但他的语言细腻精致，充满感情。这本书激起了我旅行的欲望，我想去看看凯鲁亚克笔下的美洲。我感觉到，一个宏大的世界正在等待我，阅读和网络搜索都无法让我真正体会到这将是怎样的经历。

回到楼下的时候，我对父亲的疑虑消除了，家又恢复了熟悉的样子。几个星期来，我第一次有了饥饿的感觉。我在厨房的碗柜里找出一听奶油芦笋汤罐头。我打开冰箱，想在汤里加些牛奶，麦克·奇夫人几星期前买的那盒已经变质，我只好用清水冲汤了。

我把汤放在炉子上加热，自己坐到餐桌前，一边翻看妈妈的食谱，一边列出购物清单。我第一次做这种事，以前购物这类家务事一直是麦克·奇夫人一手负责的。

我把热好的汤倒在碗里，心血来潮地从柜子里取出一罐蜂蜜，舀了一勺放在汤里。

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喝汤。他瞅了一眼碗里的东西，然后看看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母亲也在汤里加蜂蜜。

那天晚饭后，我们和往常一样坐在起居室里，父亲主动提议继续跟我讲他的故事。

那年他二十七岁，受邀指导剑桥大学的一个博士后研究课题，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他的朋友马尔科姆。他俩聘请丹尼斯担任研究助理，一同前往剑桥大学。

夫妻离别时的心情是错综复杂的。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我母亲催促父亲赶快启程。“这是你发展的大好机会。”她对他说。

于是，他走了。签好几个文件后，他在新的寓所卸下行李，把书和衣服安放好，一切都安顿好了，他却感到无止境的孤独。马尔科姆和丹尼斯已经出发前往日本参加一个会议；他原本可以和他们一同前往，但他想先一个人静一静，考虑一些问题。

离圣米迦勒新学期开学还有一个星期，他决定利用这段假期到英格兰作一次短期旅行。他先在伦敦待了几天，然后租了辆车前往康沃尔。

他想找一个惬意的地方，等萨拉第二年春天来看他的时候，他们可以住在那里。他心里盘算着，他们可以先开车去伯克郡，在那儿，她能饱览她经常津津乐道的美景——乌飞顿白马峭壁，接着他们可以去康沃尔继续下一站的行程。他在一条蜿蜒的路上找到一所家庭式旅馆，那条路一直延伸到波尔佩罗的渔村。他在这个旅馆的顶楼住了三天，看看书，听听海鸥掠过海湾时的鸣唱。

他每天都去悬崖小径徒步远足。在过去五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室和实验室里度过的，他的身体需要好好锻炼一下了。几天的锻炼让他精神倍增。尽管他很想念我母亲，但他渐渐觉得，分离也并非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

在回剑桥的途中，他在格拉斯顿伯里逗留了一阵。格拉斯顿伯里是萨默塞特平原的一个小镇，与静谧庄严的托尔山遥相辉映。萨拉曾把它称之为“另类思想家”的中心，她说那是一个他应该看一看的地方。

三件怪事相继发生。

我父亲走在本尼迪克特大街上，突然有一条黑狗跑进一条小路，朝迎面驶来的车冲过去；车子猛转了方向，撞到路沿，强大的冲击力把挡风玻璃震得粉碎，玻璃碎片四处飞溅。父亲停住步子，询问路人司机是否安然无恙——她趴在方向盘上，蜷成一团，看起来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应该并无大碍。看了一会儿，他踩着玻璃碎屑嘎吱嘎吱接着往前走。

途中，他看到蓝调咖啡馆的标牌，立刻想到了萨拉。她喜欢蓝色，并且认为名字中带有蓝色就代表幸运。他脑子里浮现出春天带她来格拉斯顿伯里的情景，如果领她去本尼迪克特大街，她看到这块牌子一定会眉飞色舞的。他走进咖啡馆，点了一份三明治，想象她坐在他对面。

为他点单的女服务员说他“错过了刺激的一刻”。她说，不多久前，一位客人在店里吃完午餐，站起来，不紧不慢地为自己宽衣；脱完，他把衣服一件件折好叠放在椅子上。她把那张椅子指给父亲看，上面确实堆了几件折好的衣服。然后，她说，这个男人裸着身子出了咖啡馆跑到街上去了。

“肯定有人报警了。”她说。

其他餐桌上的食客对此议论纷纷，他们都说，那个男子不是当地人。

“他一定是疯了。”有个人说。

父亲吃完东西付了账，重新回到刚才出车祸的地点。他过马路的时候，一个盲人从街对面走来。他是个肥胖的大个子，脑袋上秃得没有一根毛；他拄着白色的盲人杖一边走一边左右来回轻轻叩击地面。随着他们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父亲发现这人的眼睛里只有眼白，仿佛瞳孔被翻转到里面去了。正在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这个男人转过头朝我父亲微微一笑。

父亲感到体内的肾上腺素急剧释放——不止于此，还有些他从未经历过的感觉。他觉察到自己深陷邪恶之中。

他加快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去，那人已经在视线中消失了。

回去的路上，他反复回想刚才的一幕幕场景，可是仍然一头雾水。后来他跟丹尼斯和马尔科姆谈起这个装瞎的男人，还开玩笑说他遇到了格拉斯顿伯里的魔鬼。他们笑他扯淡，他也希望他们是对的。

父亲说到这儿停顿了片刻。

“你相信这个世上有魔鬼？”我问。

“这跟信不信没关系，”他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亲眼看到了邪恶——这是个我从未想过的词。”

我迫切想要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催他往下讲。我很喜欢他念我母亲名字时的声音：萨拉。

“当时的你似乎和现在很不一样，”我暗示道，“远足，在沙滩上玩耍。你当时没有——”我迟疑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没患红斑狼疮吗？”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手边红木桌的大理石桌面上。“当时我很健康，”他说，“我不用担心阳光，也没有什么忌讳的食物。我对萨拉和我的事业充满激情。我父亲留下的遗产让我不需要为钱的问题担心。前途——”他冷笑道，“——似乎一片光明。”

与正在剑桥等候我父亲的恶魔相比，他在格拉斯顿伯里遇到的魔鬼根本不足为道。

他的研究一开始由辛普森·安·乔教授指导。辛普森教授为人谦和内敛，他得体的举止遮掩不住其过人的才智。他的科研经费达数百万英镑，干细胞是他的研究课题。

没过几个月，父亲和马尔科姆遭到血液学系另一位教授的纠缠——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更为贴切的词了。他的名字叫约翰·瑞德芬，从事输血医学研究，他的实验室是国家血液管理局设立在艾登布鲁克斯校园的策划执行部门。

我打断了父亲：“你还没告诉我马尔科姆的情况。”

“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父亲答道，“马尔科姆身材高挑，只比我矮一英寸左右，他有一头金黄的头发，头路分在左侧，右边的头发垂到额前。他皮肤白皙，害羞和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脸红。他外貌光鲜，长得不难看，从当时的女性审美观来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性格忧郁孤僻，愤世嫉俗。他不喜欢交朋友。”

那天，马尔科姆来接我父亲，他系着领带，穿着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他经常穿的排胸扣羊毛衫，车是他借来的。他们在城镇另一头的一家陌生餐馆与瑞德芬见面。那是个又小又不透气的地方，餐馆里乌烟瘴气，几个英国生意人正埋头吃着五分熟的牛肉和两盘蔬菜。

瑞德芬见他们进来，站起来迎接。餐馆里顿时静下来，那几个生意人抬起头审视两位新来的客人。马尔科姆和我父亲一直是公众瞩目的焦点，因为他们的长相和英国人不一样。

瑞德芬的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八英寸，深色的头发和眼睛，大鼻子，皮肤泛红。他的相貌并不英俊，但每次我父亲在校园里看到他的时候，他身边总有佳人相伴。

红酒牛肉，酒足饭饱之后，瑞德芬详述了他的计划。他想利用实验室的资源建立一家子公司，创建血清样本数据库，用于疾病鉴别工作。他煞费口舌地进行分析，指出马尔科姆和我父亲的参与将会积极推动公司成形，他们也将因此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

马尔科姆说：“不错，我们就是为钱而来的。”

他不屑的口气让瑞德芬吃了一惊。他说：“我觉得美国佬一身净是铜臭。”

（他用了lucre这个词。我记得拉丁语中的lucrum表示贪财的意思。在中世纪英语中，lucre表示收益，另外还有不义之财的含义。）总之，瑞德芬对马尔科姆和我父亲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钱已经多得快溢出来了。马尔科姆的曾祖父约翰·林奇是美国钢铁业巨富，马尔科姆是个百万富翁。我父亲继承了他德国父亲的信托财产，二战后，这个富有的德国人在拉丁美洲做地下生意，财富倍增。

马尔科姆话音落下，父亲的视线掠过沾着血的盘子和污渍斑斑的餐巾，最后停在餐桌对面的瑞德芬身上。瑞德芬的眼睛里冒着怒火，但不一会儿他的神情化作了无奈的请求。

“请你们考虑考虑我的计划。”他低声下气地说。

他们把账单留给瑞德芬，开车走了，一路上把他当成了笑料。

我坐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你困了吗？”父亲问。

我不知道。我并没有意识到时间。“不困，”我说，“我想伸伸腿放松一下。”

“要不今天就讲到这儿？”其实他正说到兴头上。

“不，”我答道，“我想把这个故事听完。”

“如果你不想听就告诉我，”他说，“我不想烦你。”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烦到我了。”我说。

那顿午餐后几天，父亲在城里又遇到了瑞德芬。瑞德芬身边站着一位高挑的瑞典女子，她在凯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三人寒暄了一番后，父亲就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了。

他的腿无法挪动，眼睛被锁定在瑞德芬的眼睛上，他试图把视线移开，但是他做不到。

瑞德芬一阵阴笑。

父亲又试了一次，想把视线转到瑞典女子身上，但他的眼睛根本不听使唤，依然牢牢地被瑞德芬的眼神揪着。

过了整整一分钟，父亲才恢复了行动能力。他的视线从瑞德芬挪到了他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没有看他。

瑞德芬说：“过不了多久，我们还会见面的。”

父亲真想撒腿就跑，但是他还是做出镇定的样子，坦然地沿着街往前走，身后传来他们的讥笑声。

大约过了一星期，马尔科姆来电话邀请父亲过去喝茶。父亲说他太忙了，抽不出空。

马尔科姆说：“今天我发现了一种惊人的血红蛋白。”

马尔科姆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用惊人这种词的人，我父亲受到了诱惑。

于是，他上楼去马尔科姆的房间，一股浓重的焦面包味扑面而来。他敲敲门，没有人出来。门没上锁，他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与往日一样，马尔科姆的起居室里生着炉火，站在壁炉边的是瑞德芬，他手里拿着拨火棍，棍子头上叉着一片已经烧成黑炭的面包。

“我喜欢吃烧焦的吐司，”他背对着父亲说，“你呢？”

马尔科姆不在房间里。

瑞德芬请我父亲坐下。他想走，但他想了想还是坐下了。在刺鼻的糊面包味中，他觉察到还有另一种气味，一种难闻的气味。

他想离开。但他却坐下了。

瑞德芬开始长篇大论。我父亲发现他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愚蠢到家。父亲说，在剑桥才华横溢这个词被用滥了——此外，他觉得大多数重点研究型大学的情况都很趋同。他说学术界如同一个经营不善的马戏团，教职员工就像营养不良的动物——他们厌烦了狭小的牢笼，麻木不仁——他们对鞭子几乎无动于衷了。空中飞人演员频繁地掉进松松垮垮的保护网。小丑们一脸饥相。帐篷是漏的。观众漫不经心，不合时宜地莫名呐喊。表演结束的时候，没有一点掌声。

（扩展比喻是我父亲惯用的描述方式，一来为了把问题说得明白易懂，二来为了找点儿乐子。不管怎样，我觉得经营不善的马戏团是个相当形象贴切的比喻，因此我决定将它记录在案。）父亲看着瑞德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哲学——普适哲学。他说他想了解我父亲的伦理观，但在我父亲发表观点之前，他先说说他的。

瑞德芬把自己界定为功利主义者。“人的根本职责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快乐，你同意吗？”他问。

“除非快乐的产生意味着痛苦的减少。”父亲双臂交叉抱于胸前，“除非一个人的快乐和其他人的快乐同样重要。”

“好吧。”在火光的照映下，瑞德芬的脸显得通红，父亲突然觉得他不是一般的丑。“你应该会赞同这个观点：一个行为产生多少快乐或者多少痛苦是衡量行为可行性的主要标准。”

我父亲对此表示认同。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听一场题为“101条道德规范”的讲座。“许多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制造了痛苦，”瑞德芬继续说，手里晃着拨火棍，黑乎乎的面包片仍旧串在棍尖上，“你同意吗？当然，当你知道一个行为会导致痛苦的时候，你会找出足够的理由不去做它。”

这时，父亲觉察到房间里有一丝动静，就在他身后。他猛地回头，什么也没发现。恶心的气味越来越浓了。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经受当前的痛苦是为了避免将来更大的痛苦，或是为了获得将来的快乐。这种痛苦是必要的，是值得的。”

父亲注视着瑞德芬的眼睛，试图摸透他的心思。正在这时，马尔科姆乘我父亲不注意突然从后面冒出来，把父亲的头使劲往后一掰，无情地往他头颈咬去。

“当时是什么感觉？”我问父亲。

“听到这样的情节你不觉得恶心吗？”

我既觉得紧张，又有些麻木：“你答应过要把整件事的经过告诉我的。”

父亲感到剧痛难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他苦苦挣扎，但一切只是徒然。

马尔科姆笨拙地用胳膊挟持住父亲，这是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的事。他想扭过头去看一眼马尔科姆的脸——他只瞟到一眼对面的瑞德芬，然后就晕倒了。瑞德芬坦然自若地观看着这场好戏。

父亲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沙发里。他用手抚了一下脸，结果抓了一手暗黑色的血块。他的朋友们不在屋里。

他坐起来，觉得脑袋肿大，四肢无力，此刻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炉火已经熄灭，房子里冷冰冰的，烤焦的面包和另一种不明物质的怪味萦绕在房间里。所不同的是，这股味道变得诱人起来，口中仿佛尝到一种陌生的铜味。

他的神经被电了一下。他觉得身体里空荡荡的，血管里似乎被注射了类似肾上腺素之类的东西。他使劲站了起来，踉跄走到盥洗室。透过水盆上一面模糊的镜子，他看到脖子上的伤口和嘴边一块干结的血块。他的心跳如同两块金属相互敲打的声音，在脑子里产生共振。

盥洗室对面是紧闭的卧室门，不明气味从里面溢出来。父亲心想，里面肯定放着什么死掉的东西。

下楼走到一半，他看到瑞德芬和马尔科姆朝楼梯走来。他站在楼梯平台上看他们慢慢靠近。

顿时，羞耻、愤怒、报复的欲望一股脑儿涌上了父亲的心头，但他只是看他们顺着梯子来到楼梯平台，什么也没有干。

瑞德芬点了点头，马尔科姆瞥了父亲一眼就把视线移开了。马尔科姆的头发从前额垂下来，盖过了眼睛，他的脸成了粉红色，仿佛刚用热水敷过。他的眼神呆滞冷漠，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的气味。

“现在跟你解释也没用，”马尔科姆说，他像是在回答我父亲的提问似的，“但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儿发生的事对你有益。”

瑞德芬摇着头上楼去了，口中嘀咕道：“美国人呐，压根儿就不懂得嘲讽。”

“当时你知道自己变成什么了吗？”我问父亲。

“大致是知道了，”他说，“我看过一些电影，读过一些相关的书—但我觉得那些都是虚构之作，其中有许多已经被证实是不可能的。”

“你能变成蝙蝠吗？”

他看着我——显出失望和不悦的神情，“不能，艾蕾。那是民间传说。我希望传说是真的，希望自己能飞起来。”

我正想问另一个问题，他抢先一步说：“你得睡觉了。剩下的我明天讲给你听。”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两条腿早就犯困了，已经麻得没了知觉。古董钟响起了报刻声：凌晨00:15。我把腿抖了抖，慢慢站起来。

“爸爸，”我说，“我也是吗？”

他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他说：“从你的成长状况看，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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