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从局里提拔几个贴心兄弟进材料处，又从晋北老家调来两个远房亲戚，安置在身边。织布局的材料处，成了李满库一手控制的独立王国。掌了大权的李主办钱财滚滚而来，先是买豪宅，接下来买小妾，后又瞒着妻妾置外室寻花问柳，完全过的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仅与过去的山西农夫的景况判若霄壤，就是比起他的湖北洋务创始人的姐夫来，也不知要潇洒舒服多少倍！
马汉成不但重用李满库，以便利用张之洞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服务，同时又巴结荆州将军寿贵，希图依靠这个正白旗的满洲大员来打通各方关节。寿贵有个堂侄名叫寿安，读书不成，习武不就，却看中洋务局厂。寿贵通过马汉成将他安排进了织布局，没有多久，寿安便做了售销处的主办。织布局有一进一出两个肥缺，进的是材料处，出的便是售销处。生产出来的布匹都要由售销处卖出去，其中的油水比起材料处来还要大。这寿安原本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自己腰包里有了大钱，便更是不安本分了。
李满库与寿安多年来相安无事，半年前却为汉口惜花院里的一个妓女闹翻了脸。惜花院里有一个名叫杏花的妓女，人长得漂亮又伶俐，一出道便受到嫖客们的格外喜爱。李满库和寿安也同时喜爱上了杏花，因为争风吃醋，两人开始闹起矛盾来。后来，为防止李满库染指，寿安将杏花包月。在他包的这个月里，别的客人杏花都不能接待，李满库也自然不能再进杏花的房，心里又恨又痒。一月满后，李满库遂以高于寿安一倍的价，与惜花院的鸨母谈妥，将杏花包年。也就是说，一年内杏花再也不能接待包括寿安在内的其他客人。这下惹恼了荆州将军的侄公子，他本早已得知李满库的一些贪污影子，遂公报私仇，趁着张之洞不在武昌的时候向署督端方告了一状，恰好为急于寻找缺口的端方所利用，遂全力以赴地查起这个案子来。
李满库在张之洞的面前痛哭流涕地交代了这一切后，跪在地上说：“请求大人千万放我过这一关，我今后一定洗心革面改邪归正。我其实没有贪污十多万两银子，这是端方一伙有意陷害。我老实向大人坦白，我是贪污了织布局里的银子，但绝不会超过三万，我愿意全部赔清。我的银子都是别人自愿送给我的，不是我有心贪污得的。寿安只会比我贪污得更多，端方不查他，这说明端方打我不是目的，他打击的是您！”
张之洞气呼呼地踢了他一脚，骂道：“你这个不成器的混账东西，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你！你滚吧，我不想见到你了。”
一连几天，为李满库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张之洞的面前：先是佩玉恳求网开一面，继而大根也劝四叔不要大动干戈，最后连环儿也吹起枕头风来，说家丑不可外扬，保护满库过关，其实也是保全张府的体面。到了第三天，梁鼎芬悄悄地来见，转告端方的话：现已得知满库是受寿安的诬陷，好在织布局的案子并未结案，也没有上奏朝廷，一切都可以从头来，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方方面面都好过得去；至于上次所交的那包档案，一把火烧掉算了，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梁鼎芬特别强调，这是他找端方推心置腹商谈了很久后，端方才接受的方案。这既为李满库好，也为织布局好，更是为香帅和整个湖北的洋务事业好。
端方、梁鼎芬的这个新方案让张之洞动了心，这是官场上惯常用的弥缝补漏手法：官官相护，互为遮掩，今日为别人保了脸面，来日也替自己预留一条后路。数千年来中国官场纲纪的紊乱败坏，其源半出于此。
当年的清流中坚悟到了这一层，立刻断然否决这个方案。他心里恨恨地想：假若自己不回武昌，端方的这个方案便绝对不会出来。为什么查了近半年的案子，都不晓得是寿安的诬陷，这短短的几天，便一下子查明了真相，岂非咄咄怪事？这中间的用心岂不昭然若揭！前几天刚刚萌发的对端方的体谅之情，又被这个方案扫荡得差不多了。
如此看来，应当把织布局的这个贪污案公事公办，全权委托给武昌知府衙门，公开审理，秉公办事。马汉成贪污了多少银子，李满库、寿安等人贪污了多少银子，全部公开，然后再根据大清律来处置，或赔款，或坐班房，或流放充军，全都交给湖北各衙门去办，再上报朝廷，自己一点都不插手，彻底回避。然则，这样做又是不是最为妥当的呢？张之洞一时拿不定主意，叫陈衍过来商量。
陈衍将尖下巴上的几根疏稀短须摸了好半天工夫，才缓缓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卑职之见，弥缝过巧，易授人以柄，何况此事虽未奏报太后皇上，但已传到京师上层，庆王和鹿中堂等人都已知道，一旦得知织布局什么事都没有，难免心中作疑，腹里有香帅护短之讥，卑职以为不妥。”
张之洞点点头：“你的看法与我相吻合。”
得到鼓励后，陈衍的兴致更高了：“以卑职之见，回避更不妥，倘若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武昌知府办理，结案后向社会全盘公开，如此办，卑职看来，有三不当。”
“有哪三不当，你详细说说。”
张之洞对这位入幕甚晚的诗人兼理财家一向刮目相看，很重视他的意见。
“武昌程知府，并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人品官品也不足称道。他或是被表象所迷惑，不能究根寻底，弄清案子原委；或是接受别人的贿赂而有意将水蹚浑。这两者都有可能最终辜负香帅的期望。这是一不当。”
张之洞注意听着，不置可否。
“卑职听说织布局这些年问题严重，从总办马汉成到各处各科主办，几乎无人不贪，且经营不善，亏空很大。织布局的问题，若彻底追查从严细究，这个洋务局厂就会从基脚到顶端，轰然一声全部垮掉。这是二不当。”
张之洞神色严峻起来，瘦长的马脸拉得更长了。他显然不想听这些话，但陈衍不顾他的反应，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织布局一个厂垮掉还是小事，可怕的是它会对整个湖北的洋务事业带来很坏的影响。上自朝廷，下至府县，旁及各省，这些年来对湖北的洋务事业虽赞扬甚多，但攻讦也不少。据卑职所知，攻讦之处多在靡费银钱、亏空过大、经营不善、用人不当等方面，织布局的问题就恰好出在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将织布局的事彻底查清，再向全社会公开，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铁证如山的例子。他们将会用这个例子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攻击湖北洋务事业，攻击香帅。到那时，织布局就是一个缺口，最后的结果只能使湖北的整个洋务全盘垮掉，香帅十四五年的满腔心血化为乌有。”
张之洞的脸色越来越黑了，犹如大雨将至时的满天乌云，他恨不得拂袖而起，或者大声斥退这个不知高低的狂妄幕僚。但他究竟还是将愤恨压了下去，硬着头皮听完这番令人难以接受的福建官话：“香帅，卑职方才所说的绝不是劝香帅做文过饰非、护短遮丑的俗吏，而是切切实实为了湖北为了中国的洋务事业着想。洋务在中国是一项新的事业，大家都生疏，做起来必然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洋务又是一定要做的，中国若不引进洋务，便决没有强大的可能。因为此，香帅这十多年来所做的事，便应当受到社会的称赞，同时也应当受到社会的保护。有人不顾国家大局，只图发泄个人私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恨不得借一个差错来否定全盘。对于这种人，我们不能让他遂其心愿。从保护中国刚开始的洋务大局出发，我向您提出一个方案。”
陈衍的这番话，使张之洞大有拨启茅塞之感。从他心里来说，也是不想把织布局的事弄得太大，这于自己的体面总是不光彩的，但弥缝遮掩又一向为其所耻，怎么办呢？如何来寻找一个支撑点，在这个支撑点上将心理和现实两方面都摆平呢？好了，现在陈衍为他寻到了这个支撑点。
张之洞的脸上开始有了光亮：“石遗，你把你的方案说出来！”
“我的方案说起来其实很简单，折中于弥缝与回避之间。不弥缝，由湖广总督衙门出面，成立一个审查团，对织布局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总办和处科主管人员的操守，以及织布局建立十年来的收支两大方面进行审查；不回避，审查的结果不向社会公开，由香帅一人最后定夺，立足在保护，但对恶劣者要严加处置。无论如何织布局要存在，无论如何要造成这样一个结论：织布局创建十年来，功大过小，利多弊少！”
“好，就这样办！”张之洞站起来，拍着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是湖广衙门的一名能幕。”
又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张之洞亲自指挥的审查团终于将织布局的事定了案：马汉成、寿安、李满库等人都分别犯有程度不等的贪污情事，除全部赔款弥补亏空外，马汉成开缺永不续用，寿安除名，李满库遣回山西原籍。织布局创建十年来，生产布匹售销全国十八省，并远销南洋，赢利三万五千四百两银子，成就巨大，由湖广总督衙门重新委派总办及材料、售销主办，继续经营，以期年年进步。
这个定案以张之洞的名义正式上奏太后、皇上。
端方担心张之洞回鄂后会全面为织布局翻案，然后再寻他个差池，将他撵出湖北，甚或参掉他的巡抚之职。现在见张之洞如此办理，既顾及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织布局，而且也并没有袒护家人、屈服权贵，禁不住由衷钦佩这位老官僚的老练圆融。但毕竟跟张之洞背地里干了一场，端方总有几分心虚，便竭力通过庆王的门子以求离开武昌。恰好不久朝廷重拾新政时期牙慧，撤销与总督同城的广东、湖北、云南等省的巡抚，趁此机会，端方请求调出湖北。朝廷遂将他改调苏州，署理江苏巡抚。张之洞从此集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于一身，掌军事与民事于一手，权力更大了。
梁鼎芬依傍端方的想法是彻底破灭了，他比往日更加殷勤、更加屈己地侍候着张之洞。织布局的案子使得张之洞对武昌各级衙门很是反感，他一兼上鄂抚后便参掉武昌道和贵的职务，将这个肥缺送给了梁鼎芬。端方没有给他兑现的好处，倒让张之洞给真正兑现了。梁鼎芬又羞又愧，此后更死心塌地跟着张之洞干。过了两年，张之洞又擢升他为湖北按察使，终于让他实现了做一省大员的梦想。梁鼎芬终生将为端方谋湖督走门子一事讳莫如深，直到张、端都死去后，自己也到垂暮之年时，才向好友透露一星半点。这自然都是后话了。
兼任湖北民政最高长官的湖广总督，在广阔的荆楚大地做起事来更加无遮无碍得心应手，过去尚有些许疏隔的湖北两司及道府州县，从此尽皆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再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和不恭了。张之洞充分利用这份难得的大权，扩大洋务局面，加快芦汉铁路的施工速度，大规模地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尤其注重创办各级师范学堂，以求早日培养大批教师推广新式教育。又拿出巨额公款来派遣出国留学生，其中尤以赴东洋日本的为多。湖北派遣的公费留日生最多时，曾占全国各省在日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张之洞在自撰的《学堂歌》里曾这样得意地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三千强。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在陈念礽、辜鸿铭的开导下，张之洞还有意仿照西方城市的格局来重塑武汉三镇的面貌。他在汉口修建了被后人称为“张公堤”的后湖长堤，又在三镇市区修筑了十余条颇为规范的近代马路，大大地改观了古城市容。
他又建起湖北电话公司，在汉口、武昌设立分局，装有磁石式电话机三十部，开启中国地方市内电话的先河。又加速完成沪汉、京汉、粤汉、川汉、湘汉五条电报干线的建设，使武汉三镇很快成为全国电报网络的中心。于是各大商号云集武汉，他们将分号设于上海、广州等地，负责进出口业务，自己坐镇武汉的总号，只需要通过电讯来指挥各地分号即可。
张之洞又在武汉最先建起水电公司，通过水厂流出自来水，通过火力来发电。
工厂、马路、电讯、水电，一座初具现代化格局的新城市，在张之洞治鄂的后期，终于崛起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为日后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
就在张之洞忘记老之将至而全力经营湖广新事业的时候，扼控全国命运，也同样扼控他本人命运的朝廷枢垣，又泛起了微妙的涟漪。作为政治平衡杆上的一枚重要砝码，张之洞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被内召京师，授予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崇职，步入晚年岁月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迎来荣耀的顶峰，同时也走到事业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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