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卖！”赵国澍斩钉截铁般地回答道，他找来“文房四宝”，对汤正年说，“你给我在告示上写清楚——这些土地，我全部低价出售。”
告示贴出不到一天，就被人撕掉了。又贴，又被撕。赵国澍下令，叫邓三刀追查。
邓三刀才出去，赵国霖走进了团务署：“哥，不要追查了。”
“咋个不追查？”赵国澍抱着水烟筒，头也不抬地问。
国霖说：“是嫂嫂叫赵包包撕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赵国澍把烟筒砸在案桌上，背着手急匆匆回了南街。
陈氏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正在屋里喂奶。
“你为哪样撕我的告示？”赵国澍劈头问这么一句，把以焕吓了一跳，小家伙把奶头一吐，哇地一声就哭叫开来了。“撕你的告示？”
陈氏说，“我连门都没出，哪个看到我撕你的告示？”国澍说：“那好，你回答我——是不是你叫人去撕的？”
陈氏抱着以焕站起来，轻轻拍着儿子说：“不是我，是你家儿叫人干的。”
“为什么？”
“他现在要吃饭，今后要读书，长大要娶媳妇。”
赵国澍说：“兵荒马乱的，能保命就算老天开恩了，想那么远做哪样？”
陈氏说：“赵畏三，不要以为你读的书多，就可以异想天开……
我看，我看你是猪脑壳！”平时贤淑厚道、言语不多的陈氏，现在数落开了，“办团，你糟蹋了几千两银子，我好歹一句不说；打仗，死了二十个团丁，又是你掏一千两银子去作抚恤费，我还是没有阻拦；修城墙，你翻箱倒柜的，把垫床脚的铜毫子都掏出去了……十大十万啊，我还是不吭声。但是，但是你现在……”陈氏数落着，突然哭了起来，“赵畏三，家里老老小小十多号人，那些田产是这个家的吊命粮啊！我不相信，你赵畏三修完城墙，就变神仙不吃饭了！”
这时，汤正年走进屋来。他接过陈氏的话说：“我也这样想的。”
汤正年说：“畏三，赵府还要供养‘石坊团’一百团丁啊！田产卖了，今后开支何出？再说，修城也不急这一年半载的。我看，钱不够就先摆下来，等有了钱再接着整。”“正年，你们说的都对。”国澍说，“可是，这么大的工程一旦搁下，以后再想开工，就难起这个念头了。俗话说，一锅耗米，二锅耗柴，我想一道手脚把它整完了再说。”
汤正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石坊团’几百号人都养不起，那城墙又挡得住哪个？反正，你自己三思吧。”
赵国澍不再说话。
他从陈氏手中接过孩子，紧紧抱在怀中，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
孩子天真地笑了，他欢快地伸出舌头，在赵国澍的脸上乱舔。赵国澍再也忍不住了，他的泪水一串串地滚下面颊，跌落在孩子额头上。
１６.“倘若读书人使坏，那将是恶中极品也！”
正当畏三手足无措的时候，王老楞给他送来了银票。
银票的面额是六千两——这对赵国澍来说，无异于喜从天降！
“真是雪中送炭、绝处逢生哪！王大哥……叫我咋个感谢你才好喔！”
畏三喜出望外，他哆哆嗦嗦地接过那张银票，高兴得有点哽咽了，零零落落的泪花，在他眼珠子周围乱晃。
王老楞说：“我们自家人就不要说那些啦。要说感激，你可真得谢谢人家白先生。”
“白先生……哪里的白先生？他是干哪样营生的？”
王老楞说：“那人就是贵阳天主堂的白神父，年纪已经五十好几了。”“白神父？”赵国澍说：“弄了半天，原来是个洋和尚嘛！”王老楞点点头，嘿嘿一笑道：“也可以算是个洋和尚。但是，那洋和尚的性情特别豪爽，为人又特别仗义。”他提醒赵国澍，“畏三，去年你不是生过一场大病么？当时，我无意中给白先生漏了一句话，他却比我还着急。后来，我送给你的西洋药，就是他老人家专门托我带给你的。这段时间，我手头紧，一下子叫我给你整六千两银子，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今天这六千两银子中，有四千两是白先生出的。”
赵国澍问他：“那么，你们要我好久还？”王老楞说：“这年把，你各样开支都大，暂时肯定是车（周转）不过来的。过几年再说吧！”
“那……白先生的呢？”
“白先生也是这样说的。”
“老楞，”赵国澍歉然地说，“白先生古道热肠，不计急难地对我热心相助，畏三想登门致谢。你看如何？”
“好！”王老楞笑眯眯地说，“若是连这点礼性都没有，确实说不过去。”他问赵国澍哪天去会白主教，赵国澍想了想说：“后天如何？”王老楞说：“行，后天上午我还是在江西会馆等你。”
次日凌晨，赵国澍揣好那张银票，和邓三刀牵上马，蹄声地出了北门。
和洋人打交道不是件小事情，况且还牵扯到了银钱。赵国澍不得不小心。
军兴之初，各地团练的掌管、监控，由提标下面的镇、协一级统领和所在地的州、府官员双重负责。后来，随着团练地位的提高，各地团练头目趁机抢占地盘，扩充人马，势力渐盛，反而对朝廷构成了威胁。如安徽凤台团首苗沛霖截留两淮地区的粮款税收和厘卡，控制了凤台周围数十州县，团丁总数达三十余万人——这种割据局面一旦在全国泛滥开来，恐怕比“太平天国”还难收拾！故此，咸丰六年初，军机处给湖广、两江、直隶、陕甘、闽浙、云贵、四川、两广八大总督以及各省巡抚、提督下文，饬令各封疆大吏提升团练的隶属关系。团练的指挥、调遣权，统统收归提督一人。这种体制的变更，杜绝了令出多门，强化了政府对团练武装的监控能力。那些看似威风的团练头目，稍有不慎就会招惹杀身大祸。
进省城后，赵国澍他们直接去了六洞桥提督衙门，拜见提督孝顺。
赵国澍将借款一事给孝顺作了详细汇报后，拿出银票双手呈给提督大人，请示他是否得当。“这个？”孝顺接过银票，随便瞟了一眼就把它还给了赵国澍，“……哎呀你想咋办就咋办，还问个鸡巴！”
向来大大咧咧的孝顺，看来对这事不以为然。
赵国澍：“军门大人，凡事都有它的规矩……”孝顺马上打断了赵国澍的话：“早在十二年前，法兰西就与我朝签订和约，白神父借款修城，帮助我们防盗御匪，这是件好事嘛！”
赵国澍：“军门大人，此事实乃非同小可，事先若不向你军门大人请示派定，到时候大人怪罪下来，我赵畏三可担待不起呀！”
孝顺：“你‘借夷助剿’有什么错啊？曾国藩、胡林翼他们在汉口打石达开的时候，不但向外国商人抽捐助饷，还多次托这些商人代买洋枪、洋炮呢！皇上说，他们这是‘借夷助剿’！如今，既然你赵畏三借款修城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朝廷和皇上绥靖治安，巩固黔省的地方防务，那么这也应该算做‘借夷助剿’嘛！”
赵国澍一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临走时，他小心将带去的一个篾盒放在孝顺的茶几上。孝顺不解地问他：“这是啥东西？”
赵国澍说：“这是黄家玫瑰糖，又叫寸金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特产。青岩堡的玫瑰糖，数黄家做得最好。”见孝顺来了兴趣，赵国澍继续介绍道，“黄家制作玫瑰糖的历史，可追溯到大清康熙十六年（公元１６７７年）。据说，黄家祖籍江西，他们现在用的这套做糖的工具——石磨、木盒、铁锅、水瓢、刀、锤等，都是百余年前，他们祖上人背马驮，从江西老家弄过来的。当时，黄氏一家三代人辗转流离艰难跋涉地走了几十天，就为了使这个家能延续下来，有口饭吃。”
孝顺问：“这玫瑰糖好做吗？”
“不好做。”赵国澍说，“制糖的工序很多。其中，泡麦芽是做糖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碾麦粒、泡洗芝麻、熬糖、拉糖……整套工序得耗费两天时间。二十斤芝麻、五十斤糯米，大约能做出七十到八十斤玫瑰糖。其间光有体力、没有耐性同样做不好。就说淘芝麻吧，它要在河边换二十五道水，淘洗一个多时辰，才能达到制糖的要求。”
“哦……”孝顺说，“难怪包装得这么精制。”
赵国澍笑了一下，给孝顺眨眨眼睛说：“里面，里面还有更精制、更好吃的呢！军门大人，你一定要亲口尝尝，若是喜欢，下次我多给您带点来。”
原来，在那个篾盒子中，赵国澍给孝顺放了十两银子。
向洋人借款之事得到提督认可，赵国澍很是兴奋。这时已临近中午了，他问邓三刀想吃什么，邓三刀说想吃肠旺粉。
贵阳的小吃很有名，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首推“肠旺粉”。它的主料是米粉、脆臊和血旺、肠子等猪下水，再配以油辣椒、花椒末等佐料，吃来爽、辣、脆、香，回味无穷。赵国澍和邓三刀把马牵到提标贵阳营大马棚，托营兵代为照管，然后步行去大十字吃粉。
吃完肠旺粉，两人出二浪坡往北，到“贵山书院”看望蔚斋夫子。
蔚斋夫子年龄尚不到五十岁，却已显出了老态。此时他正坐在书院的回廊上，捋着齐胸的长髯，和一个方脸大汉下围棋。
当门童禀报畏三来访，夫子很高兴，对方脸大汉说：“鄂生，听见了么？畏三来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哇！”那个叫鄂生的大汉对弈失利，正凝眸思招反围，猛地听说赵畏三来了，他连忙一把将棋局刨乱了说：“和棋和棋……畏三来了！”趁夫子未反应过来，起身去大门迎接赵国澍。
咸丰年间，贵州有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时人称“西南宿儒”。这两位学者，就是遵义名士郑珍和黔南名士莫友芝。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郑、莫应遵义知府平翰之请，撰写了洋洋八十万言的枟遵义府志枠。着名学者、贵州巡抚贺长龄为之作序，赞曰“是志也，于黔中足谓雅瞻耳矣！”
那个方脸大汉，就是郑珍的表弟、遵义举人唐炯。此人生于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比赵国澍小三岁。唐炯的父亲唐树义爱好文学，尤喜诗文；他曾任湖北监利知县、甘肃兰州知府、陕西布政使等职；咸丰元年，称病回籍，在贵阳筑“待归草堂”闲居。
回籍不久，唐树义出银资助郑珍整理枟播雅枠诗集。内容涉及时事、山川、境域、要隘、名胜、习俗以及耆旧掌故的引述与考证。
遵义诗歌渊源于此可见。
咸丰四年，因长江沿线“长毛”猖獗，唐树义奉诏出任湖北按察使，与两广总督吴文一起，率兵在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因指挥不当先后兵败黄州，分别以自刎和投江的方式自杀殉节。
唐树义死后，二十五岁的唐炯从湖北运回父亲遗骸，葬于贵阳城北之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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