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在“看不见的手”支配下运作的经济。所谓“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看来，无非一指资本主义经济不受个别人的专横干预；二指资本主义经济毕竟又不等同于毫无规则的混乱一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规范的乃至法制化的经济体制，它通过“看不见的手”将人们在长期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的种种习俗、惯例、价值以及人为制订的条例、法规等等加以合理化，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商品流通、资本增值的正常要求。诸如公平交易、信守契约等等规定，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就像纯粹奠基在“约定”(信用)基础之上的货币的稳定性一样。
然而，“看不见的手”所关注的是资本运行的合理化，而不是将资本之人格化的人合理化，所以，由“看不见的手”而得以规范化的，始终是人的活动——经济活动或商业活动——的秩序，而不是人的秩序，是形式的合理化，而不是内容的合理化。在这方面，同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形式合理化要求最相吻合的，又是犹太商人。
．商法的民族
在本书中，犹太人被称作一个商人民族，而在许多时候，又常被称为“律法的民族”。这两个名称相互之间一点没有冲突，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即“商法的民族”。
律法之于犹太民族完全不同于它之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前面曾经提及，犹太民族从起源就是一个由混杂部落构成的流动不居的部族，定居不久又被驱赶入大流散的洪流，这就造成犹太民族在民族边界的标志上缺乏血缘和地域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事实上使犹太民族在四散分居的状态下延存下来，就其内部纽带而论，便是上帝的律法。犹太民族在种族意义上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它以是否遵守上帝的律法为民族成员的身份。
反过来，犹太人的上帝也确实是个立法的上帝：《圣经》顾名思义应该是宗教中至高典籍，但在犹太人心目中，最高的是《圣经》中的前五卷，即《创世纪》、《出埃及纪》、《利未纪》、《民数纪》和《申命纪》，他们称之为“托拉”，中文译为《律法书》，因为犹太人相信，这五卷经文中所包含的律法，就是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摩西的，是每个犹太人都必须遵守的根本大法。
成文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这五卷经文中，按照犹太史上著名学者迈蒙德的权威统计，共包含了613条诫命，其中368条是“不准做的”，245条是“必须做的”。而无论是“必须做的”还是“不准做的”，中间都有许多关于所有权、债务、抵押、赔偿、公正等现代民法、经济法、商法所涉及的事项。
例如，在所有权方面，犹太律法最基本的10条规定，亦即“摩西十诫”中的第十条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纪》)
关于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赔偿事宜，也有诸多规定，比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还有更详细的，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出埃及纪》)这里最后一条已涉及商业性租赁中的责任了。
还有关于买卖公道的，有：“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申命纪》)“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利未纪》)这又差不多属于“劳资关系”范畴了。
关于债务的规定比较复杂，基本上是：借给以色列人的，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的可以；每逢七年末一年，借给以色列人的，要予以豁免，借给外邦人的允许追讨；同样卖身为奴为婢的，以色列人在服务六年之后，第七年可以获得自由，不愿离开主人的，须另外履行手续，而外邦人则不可离开。
如系“抵押贷款”，拿了以色列人的衣服做当头的，必须在日落之前归还他，因为他晚上靠这件衣服当被子。
仅从上述这些条款就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因其较早、较多地从事商业性活动(虽然主要是同外族人)，很早就开始致力于使商业活动规范化，赋予商业世界以秩序的工作。
由于大流散经历中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的变迁，《托拉》中613条戒律无论从涵盖范围还是可操作性上，很快就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几乎从《托拉》确定之后，犹太民族就开始不断结合实际生活，以托拉中的律法为依据，将指导其成员生活的律法体系加以扩充、精致化、可操作化，最终形成了一大批派生的法典、注释、案例汇编等等，其中尤以与《托拉》(成文律法书)相对应的《塔木德》(口传律法书)最为完整和系统，素来被犹太人看作生活的航图。
《塔木德》是由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这一千年中由两千多位学者的研究所构成，由于距离《托拉》的成书较远，因此适合于犹太人生存状态变迁的律法内容大量出现，其中对商业活动方面的规定更加细致而且实用，但基本精神仍同《托拉》保持着内在的一致，其根本宗旨仍在于维护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商业活动的公平正当。《塔木德》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被公认为现代商业法规的思想渊源。
《塔木德》非常注意交易的公平，为此做了种种规定。比如，用作丈量手段的绳尺，冬天和夏天的应当有所区别，因为绳尺自身的长度会由于热胀冷缩而有变化；作为量器的瓶子，底下不能有残留；砝码的底部必须经常进行清洁，以保持分量的准足。在卖方计量不准的情况下，买方有权要求正确计量。
在广告性质的事项上，有种种禁止弄虚作假的规定。比如禁止卖牛时涂上不同的颜色，禁止给各类工具涂上颜色以旧充新；把新鲜的水果放在陈水果上一起出售，也属被禁之列。
在价格问题上，《塔木德》也有明确规定。当时虽然没有制定统一的价格，成交价一般都是在讨价还价中达成的，但要是成交价高于一般价格的1／6以上的话，则这一买卖行为自动无效，买方可以退货。而且，如果买方买下的是自己不了解的物品，则有权利在一天或一星期(视所买物品而定)内，向别人征求意见，最后决定是留下还是退货。
《塔木德》反对不合理竞争，规定在出售特定商品的店铺隔壁，不能开同样的商店，卖完全相同的东西。对于降价竞争，大部分情况下以是否有利于消费者为标准。另外还规定。不能买别人早已表示要购买的东西，《塔木德》中有这样一则案例。
有两个拉比都想买某一块地。第一个拉比先就这块地谈好了价格，可第二个拉比跑来，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
有一天，有人来见第二个拉比，对他说：“有人想买糖果，来到糖果店，看见已经有人在验看糖果的品质，但后到的人却抢先把糖果买了下来，这样的人，你认为如何称呼为好？”
第二个拉比回答说：“当然第二个人是坏人了。”
于是，那人就告诉他，说：“你新近买下的土地，就相当于后到者买下的糖果。事先已经有人报出了价格，正在交涉之中，你怎么可以先买下来呢？”
事情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呢？
第二个拉比认为把新买下的东西立刻卖出去，有些不吉利，送给第一个拉比，他又不要，最后是捐赠给一所学校完事。
很明显，从上述《塔木德》那些具体规定中，很容易发掘出现代的公平价格、正当利润、公平竞争、如实说明等商业法规的基本思想和原始做法。这些在现代生活中，已被证明为合理和有效的规定，在犹太人的生活中这么早就已经确定下来并成文化，在商业史和法律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尤其可以看到犹太民族在制订诸如此类的规定时，明显地表现出将一些重要的道德价值融入法规之中使其法律化的倾向，一则使道德信条有了强制性和可操作性，二则使商业行为内在地具有了一种道德的意蕴，无形中使现代经济学理论家争论不休的“公平与效率”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古人的“义利之辩”的现代形式，得到了部分的解决。这样一种基本思路和具体规范，对犹太商人形成其独特的经营风格、对现代商业世界的价值标准以及对犹太商人在今日商业世界的成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维护弱者就是维护秩序
毋庸讳言，犹太民族在现代经济法和商法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提供一种思想渊源，但导致犹太人未能在法规的建设方面有更大建树的，不是犹太人的无能，而是长期处于类似贱民的地位上，他们根本上就没有“立法权”。一旦犹太人获得了政治解放，走进了法律领域，他们很快就做出惊人的表现，表现出同他们良好的法律素质相称的形象。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由犹太律师发展起来的两项极为重要的法律机制：人身伤害诉讼和股东诉讼，这两类诉讼主要或者完全同商业生活有关。
人身伤害诉讼是今日世界范围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之前身和先锋，它是由以犹太律师为主的十多个律师开创的，并在20世纪40-50年代得到了大发展，进而演进为至今方兴未艾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推动了一系列有关立法的高潮。
人身伤害诉讼就其内容而言，如以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要求商品的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对消费者负责，如果由于他们的疏忽而造成消费者的意外损害，那么他们必须予以货币形式的赔偿。
从哲学的层次上说，人身伤害诉讼的目的在于保障消费者在商业活动中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消费者不是商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单纯的赚钱对象，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得到相称的、有保障的商品或服务，因为他们付了钱，这是他们的权利。
从经济上说，消费者付钱是为了获得某种需要的满足，商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要是收了钱却无法提供应允的内容，甚或造成了消费者始料未及的损害，那么，他们理当予以赔偿。既然现代社会的法律不允许报复性质的“以牙还牙”，那就只能以货币的形式来弥补消费者人身权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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