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建立伴随着观念上由“重农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然而，到资本主义由工业阶段而及于金融阶段时，类似于“重农主义”的“重工主义”情感再次成为理论上的主流。工业资本主义被接受为“健康的资本主义”，而金融资本主义则被斥之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对钱的那种发自心底深处的恐惧、疑惑与排斥，再次使许多踏上了工业化道路的民族在历史的阶梯前迷惘不已，完全看不到连资本家带产业都不过是体现为“账面数字”的资本增值的借助。而真正以资本主义精神，把准了资本发展之脉搏，着意于“摆弄数字”而大大加速了资本增值的，又是犹太商人。
．丑小鸭变成的“金”天鹅
如果说，今天的人们用复杂眼光看着金融家时，从中可以析出的，主要是艳羡的话，那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从人们同样复杂的眼光中可以析出的，主要是对钱商——放债人的鄙视。在人类文明的创造中，金融是一只真正的丑小鸭，而今日的犹太银行家则是一只由丑小鸭变成的“金”天鹅。
犹太人并不是生来就喜欢从事放债(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借贷或投资)。同许多文化一样，犹太文化也有禁止放债取息的规定。《圣经》中有犹太人相互之间借钱不得取息的诫命，还规定这类债务在每五十年一轮的“禧年”中，自动免除。在公元1-2世纪成书的犹太教口传法规《密西拿》中，还明文规定，任何取息的贷款都属于不得进天堂的罪孽之一。借钱牟利被看作乘人之危，绝非慈善之人所为。
所以，在大流散的初期，如罗马和拜占庭统治时期，法律允许低利率借贷，放债属于正常行业，这期间犹太人一则因为普遍贫穷，二则因为受到歧视，在借贷业上并没有什么作为。
只有当西方教会日益严格地禁止基督徒放债，把它看作卑污之举时，欧洲出现了这方面的真空，只好听任或者更确切地说，迫使犹太人大量进入放债行业。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犹太人虽然在这个行业中占有了突出的地位，但许多基督教徒和机构，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仍继续放债，直到12世纪，天主教教士在放债人中一直占有显著的比例。只不过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或国家的、靠经商或其他职业而积累了点资金的犹太人可以公开放债，而教会则必须在种种体面的托辞下从事之。由于金融活动本身的必要性，这时犹太放债人已开始受到一些地方统治者的保护，并逐渐成为国王等高层人士所不可缺少的人。
到13世纪前后，放债才成为英国和法国犹太人以及后来德国犹太人的主要行业。这时，尽管基督教商人仍在国外放债，但一则因为教会银行家不愿同世俗人打交道，怕他们不可靠；二则因为世俗统治者从教会那里捞不到多少好处，而犹太人的财富增长可以带来捐税和国家其他收入的相应增长；三则由于基督教徒的商行会日益垄断市场，排挤犹太人，犹太人舍此之外，几乎无业可从，犹太人垄断借贷业的局面由此逐步形成。有些地方，如海因里希四世统治的西里西亚，干脆禁止犹太人从事其他行业。这种今天看来不坏的限制，在当时则确实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歧视。
正因为犹太人承担着这样一种独特而又有点固定的功能，他们也有能力完美地履行这一功能，在许多中世纪君主眼里，犹太人似乎成了他们发展市场开拓金融的机制和增加国家岁入的造币机。
1066年，诺曼人占领了不列颠群岛，国王为了填补经济上的空白和扩大金融市场，将犹太人召来英国。当时，这些犹太人被确定为国王的高利贷者，主要为国王的政治冒险和经济冒险筹划资金。在12世纪前后，英国的犹太人在全国人口中只占0.1％，但他们向国王交纳的税款却达3000万英镑，占当时全国总税款的1\/7。国王靠不断增加犹太人的税额来弥补他不断增加的赤字，最后，干脆在1290年“杀鸡取蛋”，把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去，而将他们的住所与资金转归国王所有。
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情形也大致如此。法国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国王曾五次召回犹太人而六次驱逐之，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实例。
事实上，犹太人对借贷业的所谓垄断，大多是在寄居国主民族成员受到文化上或经济上(如缺乏资金)限制的情况下存在的。一旦情况有变化，这种垄断很容易就可以结束，犹太放债人一下子就可以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13世纪末，意大利钱商有了足够的钱可以供应国王时，犹太人就被驱逐了，或者被邀请到北方的一些城市，为中下阶层提供小额借贷，因为意大利钱商对这类油水不大的小生意不感兴趣。同样，犹太人在10世纪末开始进入波兰，帮助恢复经济，但在15世纪也曾面临被驱逐的危险。16世纪初波兰的法律规定，波兰放贷人的利率为8％，而犹太放贷人的利率只能是3.5％。到17世纪初，由于各种经济上的限制和教会的迫害，犹太人被迫离开城市流落到乡村。
尽管存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从事借贷业的犹太人还是在逆境中生存了下来，积累了金融才干和财富，并以此获得社会认可，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演化为所谓“宫廷犹太人”。
宫廷犹太人有两个含义，一是指10世纪前后和13世纪西班牙统治者身边的犹太宠臣，一是指17世纪德意志宫廷中的犹太人，后者已经是现代金融家的前身了。
西班牙于公元711年为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在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时期，曾有过一段宽容时光，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时期，大量犹太人做了高级行政官，其主要职位是作为金融和外交方面的大臣，专门负责为国王筹款和对外贸易。
以后，在基督徒西班牙宫廷中，每个国王也都有几个犹太宠臣，犹太人作为国务活动家、金融顾问和外交使节等为国王服务。
不过，这样的犹太人虽然一时尊贵，其地位却全悬于国王个人的好恶，一旦国王改变念头和政策，宫廷犹太人就会突然发生变动，甚至身遭惨祸。而后，犹太人更是被全部驱逐出西班牙。
到17世纪，在德意志君主身边又形成了新的宫廷犹太人，一些业已崛起的犹太精英家族同基督教统治者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私人交往。与中世纪西班牙的宫廷犹太人不同，德国宫廷犹太人是一种现代的发展，可以称为“现代金融家的前身”。他们在西欧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自己找到了席位，利用自己同大西洋北岸各个港口，以及东欧和地中海犹太同胞的贸易关系，为统治者服务；他们为军队提供军需、筹集信贷、管理货币，为宫廷提供奢侈品，如宝石和布料等；在当时的重商政策下，他们帮助建立了新兴工业，不过，德国宫廷犹太人的地位仍暧昧不明，犹太金融家更为纯粹的发展是在荷兰和英国。
荷兰人抗击西班牙统治的起义结束后，犹太人开始大量涌入荷兰，荷兰允许犹太人自由信仰他们的宗教。在整个17世纪中，宽松的气氛使荷兰犹太人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和富于创造性，他们以与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规模参加了荷兰的金融活动，还使荷兰的海外贸易繁荣了起来，并发展了保险业、制造业、印刷业和银行业。
英国革命成功后，英国统治者护国主克伦威尔希望犹太人帮助伦敦成为欧洲贸易中心，邀请犹太人重回英国，并于1664年给犹太社团正式签发了特许证。在短期内，犹太移民顺利地加入了伦敦和其他城市的经济生活。17世纪末，英国犹太人在东印度公司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并活跃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犹太金融家已经以其在灾难性经历中磨炼出来的金融才干为这个时代做好了准备，也为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发达奠定了基础。19世纪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崛起，意味着现代银行业的兴起，也意味着犹太商人这个执掌实业航船的金融舵把的船老大，终于站上了自己的岗位。
．执掌金融舵把的人
现代银行业是在19世纪随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崛起而开始的，但罗思柴尔德们并非仅有的犹太银行家。19世纪可以称为一个“犹太银行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世纪，除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各家银行外，欧洲各国的金融中心都有地位显赫的犹太人大银行家。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有比朔夫夏姆家族的“比朔夫夏姆和戈尔德斯密特银行”和埃尔家族的银行，还有奥本海姆、斯特恩同法兰克福的舒尔茨和迈尔建立的“布鲁塞尔银行”；在德国，柏林有布莱希罗德的银行，汉堡有瓦伯格的银行，科隆有奥本海姆的银行，法兰克福有斯派尔的银行；在法国的巴黎，有佩雷尔兄弟建立的“巴黎贴现银行”和“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在瑞士，伊沙克·德累福斯和索恩斯合伙建立了“巴塞尔商业银行”和“巴塞尔银行集团”；在荷兰，有韦特海姆和贡佩尔茨的银行，还有利沙和卡恩等人的银行；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有犹太人建立的“匈牙利信贷银行”、“匈牙利商业银行”、“匈牙利劝业信贷银行”；在俄国的圣彼德堡，冈茨伯格家族建立了“贴现信贷银行”和“圣彼德堡银行”；在波兰的华沙，有爱泼斯坦的“华沙贴现银行”，利奥波德·克罗嫩伯格参加了“华沙贴现同盟”和“商业银行”的组建。至于英国伦敦，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金融中心，更是犹太金融精英荟萃之地，除了罗思柴尔德家族之外，还有哥本哈根的汉布罗家族、德国的斯派尔兄弟、埃米尔·埃尔兰格、欧尼斯特·卡塞尔，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金融巨头，如印度孟买的萨松(沙逊)兄弟、慕尼克金融世家的赫希。在美国则有巴赫、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戈德曼·萨克斯、J·w·塞利格曼、库恩、洛布、拉顿伯格、萨尔曼、莱曼兄弟、拉扎德、弗里尔斯、斯派尔，还有沃特海姆这样一大批第一流的银行，至于各国中由犹太银行家参与创建的银行更是不计其数。所有这一切表明，到19世纪，犹太金融家在银行业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
犹太银行家，包括罗思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在19世纪“集体”脱颖而出，除了前面谈及的他们自身素质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原因。19世纪前后，欧洲一直处于战乱时期，数量繁多的诸侯小国频频发生战争，即便几个大国如法国、英国、普鲁士等，也相互之间战争不休，时停时续。为筹集军需款项，各国政府、各个王朝频频求助于犹太钱商，而在战争中以金钱支持那些王朝的犹太钱商，自然同王朝和国王有了共同利益，只要王朝不倒，他们必定可以获得较大的权力和财富。
不过，在所有这些犹太银行家中，最有实力、足以执掌“金融舵把”的，仍非罗思柴尔德家族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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