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市
北京城，今日北京市之规模，实明太祖以下诸帝所陆续经营，而有系统 之计划，则定自成祖之时。盖明之北京本元故都。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 改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其后更展其南里许，遂成今日北京近似正方 形之内城，其外城则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所建也。成祖于永乐十五 年（公元 1417 年）改建皇城于燕王府之东，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遂 形成明清之规模。其制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周以皇城，最外乃为京城。 禁城西侧，皇城以内，就原有之太液池琼岛作西苑，以为游宴之所，即今之 三海公园也。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 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 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 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之属为饰；而 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 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我国自上古以来，营国筑室，首重都城计划。汉唐长安规模尤大，而隋
文帝所建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 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明之北京，在基 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 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就近代都市计划观点论，庞大之皇城及西苑，梗立全城 之中，使内城东西两部间之交通梗阻不便，为其缺点之最大者，然在当时， 一切以皇室尊严为第一前提。民众交通问题，非设计人所考虑者也。
二 明代木构
大同城楼[1]（第 124 图） 山西大同东南西三门城楼与城同为洪武五年
（公元 1372 年）大将军徐达所建，为现存明代木构之最古者，诸楼平面均为 凸字形，后部广五间，其前突出部分广三间，全部周以回廊。楼之外观，分 上中下三层，檐三层。下两层檐之上缘，即紧沿其上层窗之下口。每层均较 下一层收入少许。屋顶前后两卷相连，均为九脊顶。其各层梁架，均为月梁， 各层梁间承以极低之驼峰。外檐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拱，上两层檐为双杪重拱， 逐跳计心。补间铺作正面三间用两朵，山面用一朵，梢间走廊不用，其斗拱 之特点数事：
（一）上两层泥道拱与慢拱之上更施拱一层，成“三拱”之制，为罕见 之例；
（二）上两层柱头铺作之耍头乃梁头之延长，其宽较华拱稍大，为后世 明清梁头加大之始。
大同钟楼[见注 1]（第 125 图）在大同城内。平面三间，正方形；高两 层，檐三重；上层周绕以腰檐平坐，上作九脊顶。下层斗拱单杪重拱，每间 补间铺作一朵；平坐双杪重拱，上檐单杪单昂重拱，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 稍间无。腰檐斗拱特小，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志称钟楼建于明， 今考其全部结构手法，与城楼诸多相同，想当时所建也。
开福寺大殿[2]（第 126、127 图）在河北景县。寺建于明洪武中。大 殿则天顺六年（公元 1462 年）。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但在前面 另加廊，两端仅及梢间之半。殿身中三间开敞，安装格扇，而稍间为雄厚砖 墙，以接受廊之两端，权衡至为洽当。殿身斗拱单杪双昂，昂嘴纤长，虽梁 头不见加大，但补间铺作，当心间及次间均增至四朵之多，已渐呈繁琐之象 矣，殿内藻井于斗八之上以交叉斜拱构成螺旋顶，至为精美（第 127 图）。 社稷坛享殿[3]（第 128 图）殿在社稷坛之北，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公
元 1421 年），今中山公园之中山堂也。殿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 檐九脊顶，立于简单阶基之上。殿斗拱单杪双下昂，重拱造；其第一层昂为 平置假昂，第二层则后尾挑起，其上耍头亦将后尾挑起，但在第二层昂尾之 下，另施上昂一层。殿内梁枋断面高厚之比例，近于三与二；其阑额亦颇高， 而普拍枋宽度，则与阑额之厚相等，皆明初显着之特征也。
长陵棱恩殿[见注 3]（第 129、130 图）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南麓，明十 三陵所在。长陵为成祖陵，十三陵中规制最宏。关于陵寝当于下文另述，兹 先叙长陵棱恩殿木构。陵以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5 年）完成，殿亦同时 物。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较之北京清故宫太和殿深度虽稍逊，而广过之， 两者面积大致相等，同为国内最大之木构。其外观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 石陛上。下檐斗拱单杪双下昂，上檐双杪双下昂。其下檐斗拱自第二层以上， 引伸斜上者六层，实拍相联，缀以三福云伏莲销，已 形成明清通行之溜金科。 其补间铺作当心间加至八朵之多。上檐斗拱则唯第二层昂及耍头后尾延长， 压于下平榑之下；在比例上，其昂尾之长，尚为前所未见也。殿全部木料均 为香楠，当心间四内柱特大（径一点一七米），自顶至根，一木构成，为稀 有之巨观。殿梁额横断面均狭而高，不若后世之近乎正方形者。殿内藻井当 中三间较高，两侧三间较低。殿于民国二十四年经北平市政府修葺。
北京护国寺[4]寺本名崇国寺，其创始无考，金元之际毁于兵。元代重 修，另营寺于大都，称崇国北寺，即今寺所在也。寺中现存建筑物则大多为 明宣德成化间（公元 15 世纪中叶）物，现有规模亦当时所增扩也。寺平面布 置，前后可分为三部，共九层，最前为山门三间内为广场，为其前部。广场 之北为金刚殿五间；殿之北计殿四座，曰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均为明构， 最后千佛殿则元构也。四殿前左右均有配殿，缀以廊房，自金刚殿左右折而 北至千佛殿左右围绕，为寺之主体。千佛殿之北为垂花门，入门至寺之后部， 计有护法殿，功课殿，后楼，共三层。此部地址较前部狭隘，无东西廊。垂 花门内东西各立舍利塔一，即第二节所述之舍利塔也。
寺现状极为残破，其中轴线上殿屋，中部除金刚殿外，无复有屋顶者， 后部护法殿与功课殿则较为完整。至于东西廊屋及各殿配殿，则东面诸配殿 及钟楼已不复存在矣。
寺平面布置，以中部为主，殿数座在中轴线上前后相直而列，四周绕以 廊屋配殿，盖历来佛寺之通常配置。然如唐以前之建塔于中线之上者，明以 后已不复见矣。
鹫峰寺大雄宝殿及兜率宫[5]寺在四川蓬溪县西门外里许。其中轴线 上自外而内，为牌楼，天王门，大雄殿，兜率殿及后堂。兜率殿之前，左右 建钟楼鼓楼，其后为廊庑杂屋，配列殿之两侧规制颇为整然，大雄殿之左则 白塔凌空，高十三层，甚峻拔。寺创造无考。元末毁于兵灾。明宣德间重修。
白塔为南宋时建，其余木构则明中叶遗物也。
大雄宝殿（第 131 图）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前砌月台。 檐柱间上施阑额二层，下施地栿。外檐斗拱双杪，除当心间外，均无补间铺 作。其第一跳华拱之上施瓜子拱。但第二跳华拱不与瓜子拱相交，而自其上 齐心斗内出跳，同时左右更出斜拱。在原则上此法与宣平（今武义）延福寺 元代大殿斗拱第二层昂之位置相同；为木构中罕见之例。屋顶前后坡均作一 阶级，如汉阙所见为此殿重要特征之一。殿建于明正统八年（公元 1443 年）。 佛像三尊亦皆明塑。{ewl MVIMAGE,MVIMAGE, !WXZY0177_0273_1.bmp}
兜率宫建于高台之上。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斗拱单杪重 昂，昂嘴细长。泥道拱慢拱之上，更施长拱一层，成三拱之制，如大同城楼 所见。其两层昂跳头横拱，拱端不齐切，而斜斫作“出锋”状。背面及两山 将檐柱加高，上施栌斗挑梁以承檐。殿之建造年代，无纪录可凭，但右庑枋 下题明成化己丑（公元 1469 年）年号，想时代相去不远也。
七曲山天尊殿[见注 5]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山顶柏林中文昌宫，殿 堂多座，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 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单杪双下昂，背面及两侧则仅 在柱头施栌斗挑梁，如鹫峰寺兜率殿之制。其前面斗拱两昂不平行，第二层 昂尾挑承下平榑之下。内部梁架作叉手，襻间，替木等；梁栿上施蜀柱及十 字斗拱，与元代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殿营建年代文献 无征，其结构样式，当为明初或明中叶所构也。
曲阜奎文阁[6]（第 132、133 图）曲阜孔庙本无奎文阁。至宋天禧二 年（公元 1018 年）始建“书楼”，金明昌二年赐名“奎文”。现存之奎文阁 则明弘治十七年（公元 1504 年）所重建也。阁在大成门之外；广七间，深五 间，高两层，中夹暗层，檐三重，九脊顶，下层四周擎檐俱石柱，立于砖石 阶基之上。阁之构架可分为上下两半，下半为下层，上半为平坐以上之全部。 盖下层诸柱之上施列斗拱，以承平坐柱，而自平坐以上，则内外诸柱均直通 上层，虽平坐柱头铺作，亦由柱身出华拱。其制已迥异于辽宋古法矣。在柱 之分配上，下层当心间减去前面两内柱，而上层则前面内柱一列全数减去， 以求宽敞。三层檐均承以斗拱，并平坐斗拱共为斗拱四层。但上层腰檐之外 缘平坐四周施擎檐柱及绦环楣子。平坐斗拱掩以雁翅版，故骤观唯上下两檐 斗拱为显着。阁所用昂均为平置假昂，后尾不挑起，为明清标准做法。但柱 头铺作上所出梁头，已较华拱宽加倍，清式桃尖梁头之雏形，已形成矣。
太庙今北京故宫太庙主要建筑，多为明建。庙在天安门内之东侧，
今辟作公园。庙周以围墙两重；外垣正南辟琉璃花门三道，内垣正南为戟门 五间。戟门之内，正面为前殿，左右为东西庑。前殿之后，更有中殿及后殿， 亦各有东西庑。
太庙之初建，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其后则弘治四年（公元
1491 年）所建也。至嘉靖二十年太庙灾，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公元 1545 年）完成，以后未再见重建纪录。考今太庙诸建筑，独戟门斗拱比例最宏， 角柱且微有生起；前殿东西庑柱且卷杀，作梭柱，当均为永乐原构。其余则 嘉靖重建也。今存前殿十一间，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第 134 图）。 其正中三间，梁柱均金饰，清代飨祫行礼在焉。中殿九间，平时奉安历代帝 后神龛。后殿亦九间，奉祧庙神龛。
建极殿[7]（第 135 图）今北京清故宫主要殿宇中，唯保和殿为明构，
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 年）所重建之建极殿也。殿于明初名谨身殿，至 嘉靖间改名建极殿。明末李自成焚烧北京宫殿，建极殿得幸免。清代未见重 建保和殿纪录，而着者于民国二十四五年测绘故宫时，发现藻井以上童柱标 识，楷书“建极殿右（或左）一（或二三）缝桐柱”墨迹，足证其为明构无 疑。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斗拱纤小，当心间补间铺作用至 八朵之多，已与清式难于区别矣。
三陵墓
长陵[见注 3]（第 136 图）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 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按自秦汉二代，皇帝陵寝厚葬之习始盛。 始皇陵建陵园游馆，汉陵有寝庙之设。自唐太宗昭陵设上下二宫，上宫有献 殿，仍如汉陵之寝；降至南宋犹有二宫。明太祖营孝陵，不作二宫，陵门以 内，列神厨，神库殿门，享殿，东西庑，平面作长方形之大组合。其后成祖 营长陵于昌平天寿山，悉遵孝陵旧法，而宏敞过之；献陵景陵以次迄于思陵， 悉仍其制凡十三陵。清代诸陵犹效法焉。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为最大。陵以永乐七年兴工，十三年（公元 1415 年）完成。陵可分为二大部：宝顶及其前之殿堂是也。殿堂东西南北三面周 以缭墙，在中线上，由外而内，为陵门，棱恩门，棱恩殿，内红门，牌坊， 石几筵，方城，明楼，宝顶。
陵门为三道砖券门，单檐九脊顶。门外，明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
殿五间，今已不存。门内中为御道，东侧为碑亭，重檐九脊顶，有巨碑。亭 东昔有神厨，御道西有神库，今俱毁。棱恩门五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 阶基上。中三间辟门，阶基前后各为踏道三道。棱恩门内广场御道两侧有琉 璃焚帛炉各一。东西原有东西庑十五间，久毁无存。其北为棱恩殿，巍然立 于三层白石阶上，即上文所举之木构也。殿北为内红门三洞，门内复另为一 院，院北方城明楼，巍然高耸。方城为正方形之砖台，其下为圆券甬路，内 设阶级以达城上明楼。甬道北端置琉璃照壁，照壁后即下通地宫之羡道入口 也。明楼形制如碑亭，重檐九脊顶，楼身砖砌，贯以十字穹窿，中树丰碑曰 “成祖文皇帝之陵”。楼后土阜隆起为宝顶，周以砖壁，上砌女墙，为宝城。
地宫结构，文献无可征，实物亦未经开掘调查，尚不悉其究竟，但清代
诸陵现存图样颇多，其为模仿明陵地宫之作，殆无疑义，亦可借以一窥明代 原型之大略也。
长陵以南，为长七公里余之神道。其最南端为石牌坊（第 137 图），五 间十一楼，嘉靖十九年（公元 1540 年）建。次为大红门砖砌三洞，单檐九脊 顶。建造年代待考。次为碑亭，及四华表，再次石柱二，石人石兽三十六躯， 均宣德十年（公元 1453 年）建。自石柱至最北石人一对，全长几达八百米， 两侧巨像，每四十四米余一对对立，气象雄伟庄严，无与伦比。次为棂星门， 俗呼龙凤门，门三间并列，石制，更次乃达陵门。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保存亦最佳，民国二十四年曾由北平市 政府修葺，其他各陵殿宇多已圮毁，设不及早修葺，则将成废墟矣。
四明代佛塔及其它砖石建筑
明代佛塔建筑，胥以砖石为主，木材因易变毁，已不复用以建塔矣。有 明一代，其佛塔之最着者，莫若金陵报恩寺琉璃宝塔；不幸毁于太平天国之 乱，至今仅存图绘。据海关报告[8]，塔高英尺二七六尺七寸强，约合八十四 点五米。塔经始于明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公元 1431 年）讫工，历十九年 告成；八面九级，外壁以白磁砖合甃而成，现存佛塔之型制约略相同者，为 广胜寺飞虹塔。
飞虹塔[9]（第 138、139 图）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木构殿堂，已于 元代木构中叙述。其前殿之前，正中线上之琉璃塔，则为佛塔中之极特殊者。 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部砖砌，而壁之柱额斗拱椽檐等，则以琉璃砖 瓦镶砌，并饰以多数佛像，外观至为华丽。塔最下层绕以木廊。自第二层以 上，塔身逐层收分起点甚低，收率不递加各层檐角亦不翘起；故其轮廓梗拙， 无卷杀圆和秀丽感。塔内最下层供极大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 制，其下层藻井作穹窿式，饰以纤细斗拱。塔内阶级结构，于通常用半楼台
（landing）之处不作楼台，而使升降者迈空跨上次一段阶级（第 139 图）， 虽非安全善策，但在各种限制之下，亦可见设计人之巧思也。志称塔建于北 周，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重修；塔上琉璃多正德十年（公元 1515 年） 年号，疑即现存塔之建造年代也。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10]（第 140 图） 寺在北京西直门外，俗称五塔寺， 今寺毁仅塔存。永乐间“西番班迪达来贡金像，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 化九年（公元 1473 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经于壁， 左右蜗旋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11]。今塔下石台之外壁，最 下承以须弥座，上划为五层，各层以檐为界，龛列佛像，上冠以女墙，南面 正中砌为券道，高等于须弥座及下两层，通内部阶级可“左右蜗旋而上”台 顶。台上五塔，平面均方形，为单层多檐塔，四角塔檐为十一层，中间塔檐 十三层。除五塔外，台上正中南部尚有亭形重檐小殿，下檐方，上檐圆，为 阶级上端之出入口，塔于民国二十四年经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修。
云南昆明妙湛寺亦有金刚宝座式塔一座，其上五塔，均为瓶形塔，天顺
间（公元 1457—1464 年）所建也。
慈寿寺塔[见注 7]（第 141 图）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寺为明慈圣太 后所建，万历四年兴工，至六年（公元 1578 年）完成，塔亦同时建，今寺已 毁，仅塔屹立。塔平面八角形，立于高基之上，基上塔身，上出密檐十三层。 其基于土衬之上作须弥座，须弥座上施斗拱平坐及勾栏，更上乃施仰莲两重， 仰莲之上乃立塔身，其全部形制为模仿辽塔之作，其蓝本即为附近之天宁寺 塔，殆无可疑。但就各部细节观之，其略于辽构之点颇多，如须弥座各层出 入之减少，勾栏之每版用一望柱，仰莲瓣之小而密，塔身之低矮、窗之用圆 券，阑额之用两层，斗拱之纤小，均其区别之较着者也。
五台山塔院寺塔[见注 7]（第 142 图）塔院寺为今五台山之中心建筑， 其塔屹立台怀中，为五台最显着之建筑。相传寺原有阿育王舍利塔及文殊双 塔，今塔则明万历五年（公元 1577 年）所重建也。塔为巨大之瓶形。下为双 层须弥座，其平面为每面“出轩”两层之亚字形，其上为覆莲及宝瓶，宝瓶 上部较下部仅大少许。其上塔脖子平面亦出轩。十三天则下径甚大，收分缓 和。最上金属宝盖，较十三天挑出甚少；最上之宝珠，则又为金属之瓶形塔 一座也。
此塔与北京妙应寺塔相较，虽同属一型，但比例较之略为紧促，故其全 部所呈现象，较为舒适稳妥。
永祚寺大雄宝殿及双塔[见注 7]山西太原永祚寺俗呼双塔寺。志称寺塔 均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其双塔及大雄宝殿均为建筑史研究 中之有趣实例。
（一）双塔（第 143 图）平面八角形，均十三级，高度亦相若。骤观 似完全相同而实则区别颇多。其最大之区别，则在南塔收分圜和逐层收分度 递加，轮廓清秀柔和，而北塔则每层收分均等，其轮廓生涩，缺乏秀丽之感。 两塔均以斗拱承檐，其斗拱颇为繁复，每华拱一跳施横拱两列，一列在跳头， 如通常斗拱之制，但在拱眼之上更施横拱一列，则尚为初见也。南塔第二第 三第四三层周作平坐，仅叠涩无斗拱。北塔则无平坐焉。
（二）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第 144、145 图）全部以砖砌成，其 结构法为明中叶以后新兴之样式。殿平面长方形，下层表面显五间，每间为 一券；而实际则为纵横三券并列而成。其中部三间，实为一纵列之大券筒， 其中轴线与殿之表面平行，而表面所见之三券乃与大券正角穿交之三小券 也。至于两梢间则为与大券成正角之小券洞，由前达后。上层仅三间，深广 均逊于下层，其当心间为正方形穹窿，两梢间则为两横券。
殿之外表以砖砌出柱额斗拱椽檐全部模仿木构，至为忠实，唯因材料关
系，出檐略短促。正殿两侧配殿，单层五间，其结构与外观均与正殿同取一 法者也。
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应用，实以墓藏为主。其用于地面，
虽偶见于桥梁及砖塔之门窗，然在宋代，城门仍作梯形。其用作殿堂之结构， 则明中叶以后始见也。考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葡租我国澳门，同年 耶稣会成立，至万历十五年，利玛窦至南京以后，而耶稣会之势力乃浸入全 国上下。时在欧洲适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其殿堂之结构，多以券洞穹窿为 主，而外观上则以砖石模仿古代木构形制，与明末骤然出现之无梁殿，在结 构上及外观设计之方法，其原则完全相同，似非偶然之现象。其间蛛丝马迹， 可引起研究者之注意也。
南充广恩桥[见注 5]四川南充县西门外广恩桥，俗称西桥。东西七孔， 皆半圆券，券之净跨约十一米，桥面宽九米，规制宏巨，蔚然壮观。县志载 宋嘉定旧桥，毁于明嘉靖间，其旧址在今桥之南，今桥则万历六年所重建， 至八年（公元 1580 年）讫工。桥后世累经修改，恐万历原状或已有改变处矣。
济美桥[12]河北赵县，除着名之大石桥及小石桥外，在宋村附近，尚 有明代石桥一座。桥券下有嘉靖二十八年（公元 1549 年）题字，是桥之建当 在是年以前也。桥四孔而共有五券。居中两孔券大，两端两孔券小。而在两 中券之间又施一小券，成为空撞券之制。其样式虽与大石桥不同，而其用空 撞券之法，则一也。
万里长城[13]（第 146 图）自秦始皇以来，万里长城虽经历代重修， 然均为版筑土垣而已。自明初北逐元后，深感北方边防之重要，自太祖以降， 历代修筑，山西河北两省境内，陆续甃以砖石，遂形成今日东段长城之外观。 今河北省居庸关，南口及山海关附近，皆明代所修筑也。城垣下厚约七八米， 顶厚约五六米，高度七、八、九米不等；墙上女墙，高与人埒。每距百米许 设墩台，较城垣高出约三四米不等。今墩台似较城垣年代稍古，盖长城初为
土筑，甃砖之始，先甃墩台，其后始次第甃及城垣也。
[1] 刘敦桢、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
[2]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3] 刘敦桢《明长陵》，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北平市工务局《明长陵修缮 工程纪要》。
[4] 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5] 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6] 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
[7]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8] 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塔志》。
[9] 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
[10] 杨廷宝测绘。
[11] 《帝京景物略》。
[12] 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3] 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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