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舍利子之句。

　　舍利子即舍利弗，是释迦的首席弟子，相当于孔子的弟子颜回。孔子门人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孔子前十大弟子常出现在《论语》中。释迦的弟子除一般信众以外，随侍在他身边一同精进修行的亦有五百人，称作五百罗汉，其中前十八名叫十八阿罗汉，这前十名又称作无学阿罗汉。无学是视学问为无，是极意真传。

　　无论孔子的弟子、释迦的弟子、士、僧还是日本的浪人，都不是民众的代表，他们从不依附任何组织，却能使时代风气与万世之道豁然清明。他们从不拘于一切生产作业与权势地位，且对当世君王与万民都能谦虚。

　　现在的民主社会虽有党魁和上司，却没有师；虽有同志与同事，却没有朋友。民意代表什么的都是依组织行事，既不亲切，又缺乏时代生机。日本有从这种不完善里兴起的新兴宗教信徒，连他们都要依赖组织的力量，这样倒不如恢复浪人的传统。

　　中国的革命是因为没有士而堕落成了党员。印度则把甘地与尼赫鲁等人看成舍利弗与目犍连。日本的民主政治，若没有了浪人的传统，也就没有任何风情。如以芭蕉亦是浪人来看，孔子与士，释迦与僧，圣德太子与浪人，亦各自有其因缘。

　　且说舍利子本是五印度的智能（知识）第一人，属外道。当时印度被波斯占领，所有称得上真实的真实、称得上信念的信念，都已崩毁，知识分子们只知玩弄知识，否定一切。舍利弗亦怀着这个意图去释迦的道场踢馆，终告败退，且从释迦处学到了对真实的肯定，成为其弟子。

　　此后舍利弗奉师命出来降伏外道，劝化众生，致力于破邪显正，所向无敌。于是有一天，在路上惨遭外道暗杀。其师释迦闻此消息，从精舍率领五百弟子在野外寻得舍利弗的遗体，众弟子肃然围成一圈，释迦说：“汝大舍圣德太子（574—621），本名上宫厩户丰聪耳皇子，别名丰聪耳、上宫王，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朝改革推行者，一生笃信佛教，曾为《妙法莲华经》、《胜鬘经》、《维摩诘经》三经作注，为《三经义疏》。

　　即《大唐西域记》中东印度、北印度、西印度、南印度、中印度的合称。

　　利弗，大勇大智，大慈大悲，汝见众生，如作与汝同树之枝，汝之生涯也尽，壮士赴战场，如往盛筵。”

　　日本亦有吉田松阴死于非命，祀于东京世田谷区松阴神社，就那样做了神，与舍利弗成佛是同样的事。

　　《般若心经》是释迦为其第一门人舍利弗而说的，此所以极为大乘而又简洁。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句。

　　色即是造形，空依造形而表现。空是被创造之物，非自然界的空间。书法与篆刻不只是因布白（线与线之间）而生空，线条本身即是空。日本房屋的柱子，富士山的岩石、砂子亦都是灵气的存在。武术高手的身体本身就是空。能乐的舞台上只摆放绘有一棵松树的屏风，只是装置少而非空荡，正因屏风本身即是空，所以没有不足。

　　若没有松绘的屏风，则无法表现舞台的空。茶道亦是如此，茶碗茶杓都是空，是灵气的存在。没有那样的造形亦不会有空。

　　也就是说灵界俗界不二，所谓佛法现前，这就是东洋文明与基督所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之不同。

　　但空必是造形的，造形却不一定是空。离开空的造形就不是文明。

　　上回演讲时，在去名古屋的新干线车上与同行的锅山贞亲氏交谈，他说：“古人的文章字字句句都圆满具足，相对今人写的东西只是把文字当做表现的工具，工具是受限制的，不管怎样使用都有所不足，所以写出大量无用的东西。”

　　这不只是写文章，所有的事物都如此。现代人的衣食、住宅、车与器皿种种全无蓄含，再怎么豪取竞逐，亦永不餍足，即是因为其各种造形没有达到空。空不是空虚，而是蓄含的无限。现代的物的造形都只是表现的工具，却不知物自身即是表现。工具是属性的东西，不管是属于凯撒还是属于上帝，总归只是无谓的。

　　没有“文明与其造形”这个说法，因为文明即是造形。神前祭礼用的献馔，宾礼中主客之酌和礼仪才是人世的空之色。懂得这些，则朝廷亦应政简刑轻，使万民勤俭朴素，人人惜物惜情，而光明无限。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句。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听似空与色为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则又说空与色是一体，空与色非一非二。

　　这对新时代的创造者而言，无论如何都是可贵的醒悟。

　　文明与造形为一体，则造形崩坏文明亦崩坏，不会有下一个新造形。但文明应不会坏，即使在日本战国时代那样的乱世，日本文明亦没有随之消亡。

　　又或者说文明与造形为二，造形应可随愿望去订做。

　　但像明治维新那一场，其造形竟是出乎当初攘夷尊皇的志士们的想象。

　　以中国为例，南北朝时代是儒家所谓的“道丧文敝”，实则并非如此。又说唐朝引入西域文化的方式，既生硬又不纯，作为中国文明的造形，后来宋朝的文物毋宁更加贴切，但亦绝非如此。

　　日本也是，王朝时代与明治维新相比，哪个时代的日本文明的造形较为纯粹，这也实难断言。文明与其造形非一亦非二，而是在似有若无机缘中自有天意。

　　今是中国和日本都要重新建国，其政治的造形如文章，是天授而非创作。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之句。

　　受是接受，天生我，地养我，父母与世人教育栽培我，我只是个承受者，也觉庆幸。因此天地与父母世人皆有恩于我，应感激庆幸。东洋文明的历史发展就如这种感激与庆幸。

　　现在所说的承受者，主体是“我”，与西洋唯物论所说的“受物质的宇宙支配”不同。唯物论中“我”不是主体。又与西洋唯心论所说的也不同，唯心论认为没有从天地万物承受任何东西。唯物论与唯心论都无感激与庆幸，所以西洋没有像报恩寺的法会那样的东西。

　　所谓接受，务必自身谦虚始能接受。现在的教育方法，如果只是一味的讨好学生，将使他们若非受制于外物，便是予以反弹，在培养优美的接受上一无所得。正因为拙于被动的接受，所以拒绝许多东西，但又贪求许多东西。近来文学的粗俗化总崩毁，就是这最大的恶果。

　　《老子》与《孙子兵法》很慎重地教我们如何身处被动。动物发出攻击时强劲有力，一旦陷于被动则居下风，西洋历史上皆从征服开始，一旦沦为被动就完了。英国的全盛时代亦这样一去不返，美国今是在越南陷入了困境。

　　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一旦成习，就会丧失“受”。有中国的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曾在旅美期间看到，美国人的儿子在星期六探望母亲时，因在从母亲那里吃了午餐，马上以劈柴的劳动来回报母亲，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毫不模糊，冯对国民教谕云，这是现代人的独立精神。

　　但像这样没有受，没有感激与庆幸的民族，其历史前途是不值一谈的。

　　最高的接受是无缘故的接受，最大的恩是无心之恩，不落于权利与义务。天地生我育我没有任何目的，父母对我的慈爱亦绝不是施恩。这即是无心之恩，效仿西洋的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云云是令人不能苟同的。

　　我们不是因权利而接受天地与父母对我们的义务，而是没有任何理由地接受他们的恩。又我们亦毫无理由地接受着世人的好意。这即是无缘故的接受。佛僧的托钵接受人家的布施亦是无缘故的接受，决不以劈柴的劳动为义务来回报，无缘故的接受使布施的感激与庆幸之花在世间盛开，所以布施之受亦叫慈悲。

　　我亡命日本期间，日本友人支持我的生计，其中也有以现代人的想法，为免我误以为是生活资助，特别用座谈乃至国际事务报告之类的形式付酬，给我各种关照。其实，我即使对最要感激的恩人亦完全超越了权利与义务等关系，只是无缘故的坦然接受，连节日的问候与谢函都不发。孙文与头山满等人当时更不消说也是如此。

　　现代人认为光靠租金与月薪，或是凭福利国家的权利义务的保险即可万事无忧，大可不必从别人那里接受恩情，要说有什么值得感激的，顶多只是商店里的折扣优惠价，他们不认为接受过世上的任何好意。他们对天皇、富士山、神社的祭祀等皆无感激，连男女亦不断对对方失去感激，对花对月，对衣裳的设计等一切事物渐渐失去领悟与爱意。这是当今的世态。

　　不限于受恩，只要看到美好的事，就会感同身受，只觉欢喜感激。明治维新史的创造不光是西乡隆盛与胜海舟等英雄豪杰的这种感激的情操，更是当时所有世人的感激的情操。比起效仿西洋的宪法，《尚书·洪范》与圣德太子的十七条不讲权利义务，更是我们中国与日本的建国精神。

　　受不光是受恩，亦指承受侮辱。与现在的年轻人受委屈后立刻本能的反弹不同，古代武士面子受损时，有时亦不能当下拔刀斩杀对方。不得已而受侮辱，这种受侮辱是比受恩更难。

　　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那是事后的态度，问题在于平白受侮当时的心情，能无怨无悔吗？佛经里有个忍辱仙人，可这又是什么呢？

　　我应好友宫田武义之邀，在高轮泉岳寺的慈航观音会上，演讲与佛教最有关联的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事迹，却深切感到像是在讲我自身的事情。

　　柳宗元的好友王叔文因与东宫太子的关系，顺宗皇帝一即位就被任命为宰相，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八人也都官居要职，由于当时唐朝已走向衰弱，他们期望君臣同心来挽回时势与天命，果断地夺取宦官的兵权，禁止宦官在宫内买卖，减轻百姓的赋税，召还被宦官谮废的前朝名相陆贽，起用忠直之士阳城为谏官，政治立时重归清明与威严。宦官们愤恨之余用毒药毒哑皇帝，迫使他让位于年幼的太子，下一个皇帝即位之日，王叔文与柳宗元即遭贬逐，王叔文不久被处死，柳宗元先后被贬为南方的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宦官的权势卷土重来，当时史官的记载与文化人的舆论一致对王叔文一党柳宗元等口诛笔伐，韩愈亦是其中一人。

　　柳宗元只有被动承受世人的非难，毫无辩解的余地。即便如此，他仍以文章万古留名。及至后世，苏东坡敬佩地说，“柳宗元的诗婉丽纯正，在韩愈之上。”

　　但连苏东坡亦在寄给某人的信上评论柳宗元为“肆无忌惮的小人”。唯范仲淹一人，重新查阅史实，称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是正当的。范仲淹不愧为诗人且又是大政治家。

　　世上公认为柳宗元最难得的朋友韩愈，在文章上虽是泰斗，可政治目光非常短浅，因一度被贬官，甚至怀恨这是王叔文一党对自己不友好所致。韩愈爱惜柳宗元的才华，同情柳宗元的遭遇，傲然劝谏柳宗元的亲近佛教，最后还为柳宗元庙作碑文，但他在另外的着作《宪宗朝实录》中将柳宗元的名字列入王叔文一党，并毫不客气地攻击其为“阴险小人”。神庙碑中有“中原之人道君是非”一句，韩愈自身即是中原一人。韩愈是人所公认的同时也自认是儒家大师，他且被公认是柳宗元最大的知己，他的攻讦对柳宗元尤为不利。

　　我读过几封柳宗元给韩愈的回信，非常感慨。他对韩愈表达了适当的感谢，但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他四十九岁在柳州刺史任上临终时，对柳州百姓留下遗言，“若吾死而为神，可建庙以祀我”，对自己一生的庄严与清明怀有一种自信。柳宗元的是非历经千年犹难定论，那不也是很好吗？

　　我因人尽皆知的关系，比王叔文一党的柳宗元更是被动地遭受世人的非难。在被动中反省自身，懂得人事真实，天道悠远，我为宫田氏的《柳州罗池庙参拜记》题书：

　　人谋竟不敌天意。

　　惟有南荒水石知。

　　今日好风来远客。

　　是非已尽读韩碑。

　　承受侮辱之身谦虚而不卑屈，这即“受”亦是“空”。

　　我认为中华民族承受来自日本军部的侮辱、轻蔑与恫吓，直至最后接受挑战，其坚忍的承受度是伟大的。同样的，日本民间败战当时受到的侮辱、非难与苦痛，其坚忍的承受度亦是伟大的。梅田女士说：“败战后的两三年间，日本人变得实在谦虚，这筑波山附近的百姓甚至说，就连小至炉灰这样的东西，都属于麦克阿瑟元帅，他们是如此心无一物的谦虚。”这就像柳宗元的诗一样婉丽纯正，柔和美丽。今人爱说现在是福利国家的时代，民主的时代，认为大可不必受恩受辱，但比起个人，谁敢说整个民族哪天不会再度成为残暴对待的承受者？

　　幸而我们历史上不曾有过奴隶社会。西洋因奴隶社会之“业”，不可能有受恩受辱的美德。现代的所谓福利国家社会亦是业，为此日本人是连原先拥有的承受之美德亦逐渐丧失。

　　天子是天之子，是天命的承受者。日本女子之美，亦在于承受者的恰如其分。衣食之事叫禄，即如靠自己力量劳动所得之物，亦是天之恩赐、祖先之恩赐，我们对此接受，单凭领受的欢喜便能够人神相通。

　　又说想。想是思考，是思，是慕。

　　思考有归纳的，有演绎的。例如应用科学是用归纳的思考方法，而原理的发明从“无”产生，靠自然地流露，别无依傍。拿文学来说，其文章脉络是组织的，而诗意的部分则是“无”的流露。

　　世界知名的物理学者汤川秀树博士这样说：“今日的自然科学界是研究过密（研究的团体过密，研究的人数过密，研究的集会与报告过密），研究的数据亦过剩，原理发明的天才却萎缩了，只剩应用科学的径自骚乱。”

　　又国际有名的数学者冈洁博士说：“演算不是数学，现在的功利主义教育使数学萎缩了。”学生中亦有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否该把以往的演绎法数学改革为归纳法数学。对此，冈洁先生答以“愚蠢”。

　　也就是说，只考虑事务性的应用一面并非历史的进步，以下棋而喻，只按棋谱来下的不能成为高手。研究过密即是思维没有“空”，功利性的演算亦即是思维没有“空”，故不能成就真正的自然科学与数学。福利国家所谓的社会生活之划一的规定使人类的创造的思维能力全告萎缩，今日教育的功利主义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思考之外尚有“思”。思乃是不思考问题的“想”，以剑道而言，就是“无念流”。见了富士山，好像山容有思，但那不同于富士山在思考什么。思是空的姿态，是生命的姿态，恰如樱树的花枝在微风中摇曳。日本的神道即是这种“思”。

　　祭祀与日本的一切美术品皆有思，但那不同于有限的思想、主题、意见、主义等等。思是无限的想。大人物甚少思考，倒又对万事万物思之满怀。日本的年轻媳妇清纯得一无杂念，无批评无意见地工作，其美丽的姿态就是无限之思。

　　写文章也好，从事天下大事也好，比起思考，毋宁说靠的是这种无思考之想，亦即思的无限风姿。

　　慕亦写作偲，又有相思之说，是出自亲密的想。汉诗中相思的诗篇非常多，这不限于对恋人的思慕，亦有对友人、土地场所以及古人的思慕，也有不限于什么特定对象的，对现世的思慕。我年轻时的诗作里有：

　　兰花采得远难赠。

　　明月白云长相思。

　　即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对象，只是思慕现世的山远水长。

　　中国的关内关外，日本京都的城里城外，都格外令我怀念。不仅有许多史迹，亦有古人予我们的亲近感。我们对诸神亦是怀着这种思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