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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一二·六
    因为“小毕的故事”熟悉了几位朋友，对我而言，这是小毕带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和喜悦。有言“世缘深处仙缘新”，许多大事，都是在家常平凡的日子里，不知不觉的静静进来，当时不觉得的，事后想起来，恍然大悟，竟是一番悲喜和怅惘。
    去年五月写了小毕的故事，那长长一段日子是我很痛心、黯淡的时期，前尘旧事，断的断，了的了，然后决定要去美国走走，给自己定下五年写作计划，写一部长篇，关于海峡两岸留学生的故事。然而世间事，半由天意半由人，走走却写电影剧本去了，且又是这样愉快的一次合作经验，遂继续跟丁亚民又写了新戏：“安安的假期”。叙述这一段原委，只是想说：珍惜每一天的每一刻每一时，每一遇见的人和物吧。李陵诗“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人生苦短，究竟有几回·
    去电影图书馆看“俏如彩蝶飞飞飞”，陈坤厚导演，侯孝贤编剧的这部电影，今年四月曾赴东京参展，主办单位来台湾选片，十几部片子单单看中了这一部，连坤厚他们也觉得诧异。去信相询，回信来说入选的理由是：表现正常生活中正常人所发生的正常事件，成为所有各国参展的影片中的一项特色。我看此片，从头好笑到尾，尤其站在编剧的角度去看，一边惊喜：啊，原来剧本可以这样来写的!一边才懂得孝贤经常讲的，剧本的节奏和运气(呼吸)。而且可喜是他们取材的泉源来自生活。生活的东西，最好写也最难写，不单为技巧问题，是心胸和性情。若把电影语言(镜头)来比小说作者的笔致，我爱他们的有如行云流水，自然成章。
    他们——另外还有张华坤和许淑真，也够称做“四人帮”了呢。“小毕的故事”是他们自组万年青公司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前拍过的“在那河畔青草青”、“俏如彩蝶飞飞飞”、“就是溜溜的她”、“蹦蹦一串心”、“风儿踢踏踩”、“天凉好个秋”、“我踏浪而来”，都是孝贤编剧，坤厚摄影，而两人轮流执导。“俏如”的名字实在太花梢，幸好后来没有错过。至于“蹦蹦”，是被制作人朱朱闭关在家里写连续剧的时候，每到傍晚，一辆面包车开来停在巷口，扩音机千篇一律播送着心蹦蹦心串串脸儿红，把我本来已枯索的脑子洗得越加空白，更可怕是居然有一天，我在刷牙洗脸的当儿发现自己也哼唱了起来，于是誓死拒看此片。当年琼瑶爱情文艺片风行之下，他们所拍的一系列商业电影部部卖座，“俏如”一片是同类型电影中最后一部，然后开始改换类型，遂拍了“河畔”，之后“小毕”，再来是“安安”。
    即如商业的爱情文艺片，也拍出像“俏如”这样的电影，方知其来有自，日后能够拍“河畔”和“小毕”，也非偶然的了。淑真说，似乎电影越拍，越喜欢一种明朗、健康的、真实的色调。其实他们的人本来也是如此。所谓“维摩一室虽多病，也要天花做道场”，纵然这个世界是残疾病态的，创作者何不负起散花天女的责任，化世界这个大病室为道场。我喜爱他们为人和电影作品中一贯持有的这份诚心，与聪明。
    坤厚最年长，喜欢穿球鞋牛仔裤，性子急，生气就闷声不响，把张瘦瘦的脸垮得更瘦，真个一位老小孩。孝贤是海外散仙。淑真与我投缘是因为都喜欢读张爱玲的书。她的漂亮，是我跟她相处以后，逐渐发现的一种理性之美，非凡显示在她精巧单薄的鼻尖和唇角，与饱满的宽额。还有她兴致很好或天气很好时，爱把自己穿扮得摩登又潇洒，不为别人看的，单纯是自己愉悦。小张管制片发行，最令人放心的后勤总部，是把三字经当标点符号讲话的人，每一开口，刮拉松脆，可真愉快，就引我要大笑。
    印象好深。那天到中影制片场送“安安的假期”剧本，淑真因前一天急性肠炎，身体很虚弱，大家便帮她把车子开回树林的家，坤厚驾驶，孝贤陪着，我这个不相干的人也一道。淑真家开杂货店，住家另在一处，坤厚二男生左一声右一声、别野别野(墅)的放嘴上喊，是栋二楼洋房，斜坡路很窄下去，折转入大门，淑真下车先去启了铁栅门，让车子开进去，再倒入车库，需要一些技术，坤厚很神气的把来漂亮做成了。房子廊下摆满盆栽，阳台短墙上峨峨独有一盆红花，也许是高处风大，也许是旷目所极唯它一株，叫人替它担心。我们走回大路搭计程车返，淑真将栅栏推上，顺势斜攀住花雕铁栏，从空隙中伸出手挥别，脸黄黄的，像小女孩，微弱一笑表示感谢。是春天，却像秋深长长的风沙吹着，我简直担心再一点阵风就会把她栏干上吹跑了。两个男生回头跟她招手再见，因为坡路，天空显得倾高，尘埃大，成了苍灰色。我忽然害怕有一天他们的友谊会散了，没了。记取此刻，很想很想，指着空高的那盆红花为誓，我做见证，想说、为了中国电影的未来——多么空洞堂皇的名目，算了。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我只是或者比别人多一些日短夜长之苦而已，竟至如此缠绵嗦，实非本意。
    但我真兴奋安安就要开拍了。灵感来自张安槿的小说“流放”，加入了天心的“绿竹引”，古梅的“夏堤河之战”，许多许多。想像这部电影，像外婆从日本带回送我的一条粉红撒银线纱巾，我爱迎着太阳光抖开，看着密密疏疏、丝丝缕缕的经纬，仿佛我的情怀，坤厚的、孝贤的、他们的思绪和专心，共同织出了一片人人都爱的锦烂，我们的安安呀。
    这是一部自传性浓厚的电影，可以说，几乎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生平。早在第一次当老板投资拍摄《小毕的故事》之后，侯孝贤即想以这个题材投资拍片，第二部“风柜来的人”拍出来，却演变成另一个故事。时隔两年，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侯孝贤曾经考虑过各种商业性的选材和拍法，结果到底不能忘情于“童年往事”，遂由中影出资拍摄。
    这番辗转的经过说明了某些事实，其中一件便是“侯孝贤已成为目前台湾电影最重要的创作者之一”。他电影中的原创力，以及属于他自己的电影语言，使他置身于电影“工业”之中，而跳脱之外，成为创作者，通于文学兴诗。这种素质形成侯孝贤电影的基调。
    “童年往事”里，可预见他还想要超过个人创作的境界，走向更广阔普通的人生全面。此在编剧和拍摄过程中，倾向于舍弃种种设计、臆造、编排或自我风格的沉溺，而更喜欢选择原料跟事实，相信事件的原貌最具说服力，才能够是充实动人的。
    片子的主景即在高雄侯孝贤老家，无人居住的破房子翻修后，重现二十几年前的生活样式，物是人非。当年的哥儿们唯阿猴还在，有一天骑单车来看老朋友，老朋友在阿猴眼里永远不是什么侯导演，仍然是当年那个爱唱歌爱耍宝的阿哈咕。邻居王妈妈说：“阿哈得到金马奖，我替他在地下的父母感到兴奋。”某日侯孝贤刚吃掉一个便当，王妈妈又送来一大碗炸酱面给他，侯孝贤叹道：“谁帮我吃掉罢，不吃掉我会被王妈妈打死，吃掉我会胀死。”工作人员大家都笑了。
    五月十一日开镜，七月底杀青，拍片现场像是一个大家庭。感谢所有同仁，我们共同做出的一件老实的作品；感谢王妈妈、张俊贤、叶有中、王德兴夫妇的热心帮忙。也感谢许多不可知的因缘聚合促成了这部电影的完工。
    令我想起刘大任信中的话，录在这里。
    “这几年，因为下海的缘故吧，你小说写的少了，觉得很可惜。电影固然也重要，究竟只是集体创作。台湾电影，目前有你和孝贤、德昌等人的东西可看，意义也十分重大。尤其你同孝贤的合作，拍出了台湾的童年，这是一个新传统。民族文化人格，童年人格的创造是个底子，印度的Ray和泰戈尔，也有过这种贡献。不过，我还是觉得可惜，小说同编剧，究竟是两个世界，小说是独立自足的宇宙，它的要求，自然也就苛酷得多。记得你什么地方说过，想花几年时间写长篇，这个想法，不会放弃了吧·假如自学感慨益深，千万莫掉以轻心，回头看，五年十年，常是眨眼间事。”
    联合国门前有一方巨石，叫做“一眼望穿”，刘大任写道，“我这一望，却也十二、三年了。”
    从事电影编剧四年多以来，越来越深切感到，电影永远是导演的，编剧无份。最热闹的环境和事业，经常却起倦寂之心，想逸脱而去。便忽然很想做一件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样的心情写了一篇“炎夏之都”，并且用它取作书名。
    收集的六篇小说，“外婆家的暑假”原是杨德昌一部电影的构想，希望我先写出一个故事，后来他并未采用拍成电影。“童年往事”是剧本小说一起写。“柯那一班”本来也是电影题材，可惜被我写坏了。所以另外三篇能离开电影拍摄的动机和目的而写，自己也觉得兴奋。
    但我心里每有一种就此不写了的冲动，因为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的本身。作者的一通篇文章，往往还不如平常人的一句平常话。那些广大在生活着的人们，“不写的”大众，总是令我非常惭愧。因为人，才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
    由时报出版公司与三三书坊同时出版“炎夏之都”，真要谢谢陈怡真、季季、陈雨航的婉转相迫催稿的耐心，不然这本小说集恐怕还不知道在哪里。
    导演侯孝贤的新戏《恋恋风尘》开拍，距离他上一部电影《童年往事》的上片时间，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整整过去了十一个月。
    这十一个月，可能是侯孝贤从事电影工作以来心情最矛盾的一段时期。一方面，这一年他的影片在各种国际影展上受到台湾导演前所未有的注重和肯定；另一方面，他所代表的台湾新电影活动却在同时受到岛内评论的怀疑和挫折。
    反映在侯孝贤身上，是他的创作欲望与市场考虑的犹豫。十一个月来，他提出不下六个拍片的计划，却又没有一个计划有决心行动。有一段时间，他想先拍“散戏”，一部德国第二台电视愿意提出相对资金的计划，但是“散戏”却是岛内最不合宜的计划。有一段时间，他想先拍《悲情城市》，一部用到周润发等大卡司的商业计划，却和合作对象嘉禾公司尚未完成拍片地点的协调。
    最后，他选择了先拍中影公司的《恋恋风尘》，代表了他内心争战的终结。
    这段时期，因为侯孝贤一再更改计划的顺序，工作人员不知所从，使他赢得一个新的外号：好肖贤仔(骗仔贤)!
    《恋恋风尘》结合了侯孝贤的两种企图。它是一个少男少女的痴情恋爱故事，感情简单真挚，易于明白，市场考虑比较轻易照顾。它是一个一九七一年左右乡村少年进入城市的故事，有着大环境的关照和台湾社会的尖锐观察，可以让导演大加发挥。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上午，《恋恋风尘》在台北市红楼戏院四周一家裁缝店开镜，该日的新闻资料上，詹宏志作如是说。新闻要点之一即题，侯孝贤的选择。
    先是二月底吴念真另起炉灶，提出一个新的故事的分场大纲，当时叫作《恋恋风城》。
    同时间我写了一份“散戏”的故事大纲，交人译成英文，预备连预算和工作进度表一起寄到柏林，当时改拟片名为《花旦与魔术师》。
    三月下旬吴念真又交出《悲情城市》故事大纲，趁三月赴香港参加十大华语片颁奖典礼之便，侯孝贤张华坤与嘉禾的陈自强在半岛酒店商谈合作计划。
    四月十八日，我和侯孝贤去纽约，是应现代美术馆邀请《冬冬的假期》编导参加“新导演，新电影”展。心情很复杂。其一，大陆片《黄土地》也应邀参展，与《冬冬的假期》是所有参展的十八部剧情片中两部中国人的电影；比起《黄土地》，《冬冬的假期》显然不及。不及，意指在纽约那样高眉(highbrow)的地方，《黄土地》的涉于政治性自然更能适合纽约知识分子的口味，相形之下，《冬冬的假期》简直太暖和缺乏批判意识了。
    其二，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作祟。导致每每有人热心鼓动侯孝贤赴国外参加影展活动时，他就不免火气上升，非骂一句：“影展影展，他家爱搞的，干我屁事。”我则想起吴念真在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时，那嘲讽而不屑的笑脸，仿佛在说：“知识分子·闪开一边吧。”
    对于第一点，台湾与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展中相遇这件事，前年我参加过香港举办的台湾电影节，和夏威夷影展中，已深受其冲击外，侯孝贤跑过的爱丁堡、伦敦、巴黎、柏林，亦无一次不是针锋相对。当我们以大陆最优秀的几位电影工作者作为对手的时候，便觉得，徘徊在商业跟艺术创作的两难之间风雨摇摆，将会是多么浪费了精神和力气。我们的眼光假如从对内移展到对外，便发现，一切的专心和着力除了只有摆在这个上面，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任何选择了。
    但侯孝贤常说：“我真希望拍几部卖钱的电影，改变片商看法，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做起来。”的确，单枪匹马式的自保自励仍然不够，想要普遍渗入地吹出风气，非得集结更多有才华、有共识的人们做成。我渐觉自己变得又唠叨、又严厉，亦无非是想传达若干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者能在众人里面发生酵母作用，改变电影观众的素质和结构，未始不是一桩功德。
    对于第二点，侯孝贤目前的电影总得经过国外影展的肯定而后推回国内引起议论，实在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正如侯孝贤从爱丁堡回来，说：“电影还是要拍给自己国人看，在那里让我觉得电影很假，很无趣。那里人的生活、想法根本不同，你拍电影要是光为参展，会很没意思。”言下有几分落寞。
    于是去了纽约。决定把心情放轻松和平，侯孝贤笑道：“又不是没参加过影展，想骗阿财!”
    抵达当天，《纽约时报》刊出坎比(VincentCanby)一篇影评，听说坎比的权威性，其评文一经见报，每被影界人士马上括引(quote)。我读了觉得并无非凡之处，随口说：“这么短的评!”被来接机的日报记者看了一眼，道：“有给你登就好啦。”
    次日星期六下午又放映一场《冬冬的假期》，陪同的朋友们郑淑丽、谭敏、诺曼，十分紧张，因为有一位犹太人蕾内(ReneeFurst)要来看片，她做发行艺术电影的公共关系人，算第一把交椅，一九八三年坎城最佳影片的南斯拉夫电影《爸爸出差时》，及一九八五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都是她做出来的。片商信赖她的选片能力和判定，以此作为发行宣传的指标，淑丽说：“只要她看中你的片子的话，你就发了。”所以放映之前，淑丽谭敏频频暗示侯孝贤这个重要性，但愿他把他海外散仙的草根气质收敛一下。谭敏私下对我教诲再三，到底忍不住又当侯孝贤面叮嘱了一番，希望他的开场白风趣一点，纽约人那种幽默机智的调调，务必给蕾内一个好印象。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侯孝贤按捺不住他的义和团情结又死灰复燃，来个耍帅，那岂不扫兴，辜负了大家的好意。影展主持人介绍了编导之后，侯孝贤上台向观众说话，他道：“第一次来纽约，昨天从机场到旅馆，塞车塞得很厉害，原来里根也到纽约来了。听朋友说，纽约一直天气不好，到昨天才晴天，我以为是我带来了好天气，结果是里根带来的……”淑丽用她老纽约的讲话方式翻译了过去，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主持人请去吃饭，路上笑说：“不是里根，是你们，你们带来的好天气。我们都反对里根轰炸利比亚。”
    隔日蕾内约我们在第三街她的住宅见面，对《冬冬的假期》有爱好，可以发行，她的理由是：“这部电影给奥克拉荷马的农民看，也看得懂。妈妈生病，孩子们到乡下外公家过暑假，是普遍能了解的情形，又布满趣味，是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中国人形象的一部电影。因为以前所看到电影中的中国人都很忧愁，例如大陆有一部电影在这里放映时，男女主角各分在不同的单位工作，无法见面非常痛苦，整部电影在描述这件事，观众就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相爱，他们却要隔在两地不能见面，观众无从了解。”
    当场我听了当然兴奋，但也心中撩起一丝如侯孝贤的寂寞之感。究竟中国人的电影还是中国人看，那背景和情境惟与我们自己是亲稔的。这回亦多亏诺曼是蕾内新雇任的助理，等于埋伏了一位小间谍，蕾内来看片当天，引起多人的讶异探问，蕾内说：“因为我的新助理是中国人啊。”
    后蕾内要诺曼再约见一次面，给她一个promise,相互凑出来的时间在离开纽约的前一晚，星期五九点钟，仍是她的寓所，他们家昨夜开了一场犹太人节日的派对。她愿意代理侯孝贤电影在此地的发展，主张这时候不急着卖《冬冬的假期》，待九月《童年往事》若获选参加纽约影展时再一起做，可卖得较好的价钱。或者在南方某特为片商发行人参加而举办的影展(忘记其名)，推出侯孝贤的电影，包括《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连他的新片《花旦与魔术师》，就叫侯孝贤的四又三分之一展吧，几人听着都笑了。
    走出蕾内第二十八层楼高的住处，那屋中陈设着收集自世界各地千奇百怪造型的乌龟和猫，这里是纽约。假如站在内有毕加索真迹的现代艺术馆门前，望过中心公园初春疏疏的林子，对街一列古式高楼亮着灯光，寒气晶莹，像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撒着银闪闪粉粒的圣诞卡片，明明就在眼前。但我知道连侯孝贤心里也这样在想着：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
    天空飘小雪的那天，我们到联合国找刘大任，他带我们参观了一遭联合国，出来时指着门口一方巨石，上面凿有一孔，叫作一眼望穿。其实影展云云，也可以是一眼望穿的。中午我们在一家江浙馆吃饭，因侯孝贤谈到拍《风柜来的人》的素材和动机，张北海提出成长经验的题材也许再拍两部三部之后，将拍些什么呢·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大概是所有年轻创作者在靠他的青春和直觉创造出极出色的成品的同时，就必定会要面临的关口，过得了它，也许能继续创作下去，过不了它，就此天才夭折的，亦比比皆是。侯孝贤回答说：“我想我还是会拍家庭吧。”李渝即刻接话，意思说，拍家庭对了，要是去走入社会，那就糟了。
    我完全了解李渝此话的背景与真实性。浅则言，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被太多急于走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造作得变了形，如此产生出作品来，不免一堆词浮意露的廉价喧哗。深则言，在座诸位都是经过大风浪风过场面的人，以接近知命之年的阅历来看作品，自有其个中真味。如小说里有鲁迅那样沉郁顿挫的批判时代，也有沈从文那样游于造化的天然，也有如张爱玲那样对现状全是反叛，而因为写得柔和，是观察的，不是冲动的，许多人看不出来，甚或以为只写男女爱情。再如电影里，我听焦雄屏讲过，以前她所崇敬的导演，至今若纯属个人钟爱来说，一是小津安二郎，一是费里尼。费里尼即使如他早期的写实电影《大路》等，亦不全是环绕在新写实主义反映的战后贫困的主题上，而宁是在于爱情、青春、生命，故为此曾被他同时代的人攻击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亦与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大异其趣，而小津更是日本民族的，那种对人生思省的悠远之境。
    侯孝贤因带了《童年往事》的录影带来，大家看完带子便到张北海家聊天。《童年往事》由许多个别的记忆片断连缀而成，但连缀之间仿佛不够一种介入切深的观点引领观众走到电影的核心。郭松提出看法，说是《童》片有意让它东一块西一块的，它可以像很多片子那样去“圆”却有意不去“圆”，这是导演已在层次之上高明的地方，然而还可以凝聚到内容里面，譬如像收音机播放金门炮战的消息这些做法，其实都太轻易了，应该要渗在生活之中透出才更好。
    当时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的学生易富国，偏爱侯孝贤的电影，遂跟郭松辩论起来。易富国发长及肩，唇上跟下巴长一撮胡须，言词不让。我看着他那副不务正课的样子，似乎许多年以前郭松他们做学生时的神气正投影在他身上，两个年纪的对话，而之间，一个最后浪漫的年代已经过去。论《童年往事》的好坏成败，此刻我早已不生任何意见，只觉今日相聚难得。侯孝贤两边听听，果然也道：“易富国你说的我知道，可是郭松说的，我想是要往更纯的那里走去，对啦，更纯。”
    虽然在回程飞机上，侯孝贤谈起这个纯字，彼此都同意，我们还年轻，还不怕杂，杂一点也好。
    因为杂，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可能是为电影而电影。余英时一篇记吴清源的文章写道：“他是为下棋而下棋，不但超越了利，而且超越了名。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吴清源的大事因缘便是围棋。”但也可能拍电影是为了中国电影跻身国际影坛。为了观众喜欢，票房好。为了说不定赚大钱，大家分红去坎城威尼斯玩。
    似乎侯孝贤的选择，变得什么都不可拍，也什么都可拍。
    有一天在讨论《花旦与魔术师》的剧本而甚觉枯涩无物时，侯孝贤望着明星咖啡屋三楼窗外橘红色的遮雨棚，道：“去找詹宏志，看看他怎么说。”
    五月九日，元，侯孝贤花了两小时把他的状况跟几个电影故事讲给詹宏志听，最后无可奈何地征求意见。詹宏志说拍《恋恋风城》好。就这样，决定了拍《恋恋风城》。
    从事电影编剧工作以来，经常碰到电影系的学生或也想写剧本的朋友们，向我索取剧本参考，希望三三书坊能够出版剧本。当时总觉得，自己写的剧本拍成电影都比剧本好，实在没有保存留传的必要，也许将来写出可读性较高的剧本再印成文字出版罢。
    今年侯孝贤拍“恋恋风尘”，由我分场，吴念真完成剧本。在我拿到刚出炉的手稿影印本剧本一边读着的时候，一边就想：“啊，这个东西应该要让更多人看到!”于是兴起了出版剧本的念头。
    拍摄期间，由于千千百百种因素，最后我们看到所拍出来的片子，几乎已改变为另一番风貌，和吴念真的剧本非常不同情调的另一样作品——侯孝贤的电影。
    这些千百种改变的原因跟过程，往往使我惊奇，越来越发现电影之不可等闲看待，其精深艰难之处，与一切的创作相通。所以我又起了一个愿望。假如把拍摄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提供给电影系学生和电影爱好者阅读，更能懂得一部电影的最初到完成，这是值得去做的。待我拟下十几条预备着手写的纲目时，忽然觉得，自己的野心一夕之间暴涨了数倍。我这样想，五年、十年、二十年过去，多数人已不大能看到“恋恋风尘”这部电影了，那个时候，至少，这本书留下了许多东西可以看见。
    野心的鞭挞很吓人，可能我只是假“恋恋风尘”做靶，借题发挥，鼓吹风气。因为四年前亲眼看见了台湾新电影的发生，身历其境，很难忘记那一场奇迹般的光辉。四年后的现在，新电影陷入低弥的闷局中，而仍有某些人，为着对那犹新的记忆的感激，始终不肯放弃，单枪匹马各自奋斗着。我希望这本书，不过是其中之一个。
    书中以侯孝贤的电影为谈论主体，一方面是根据有限的编剧经验，由我执笔完成的五个剧本中，三个是侯孝贤导的。另一方面，侯孝贤电影的诸般特质，正好可以拿来说明在现今台湾这个环境，以及世界电影的主流气氛里，仍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电影。
    第一、它反逆好莱坞传统的电影观念，语言文法，和电影形式。第二、它以原动的创造力，和对于人的热情关注，拒绝在机械化僵硬了的电影工业体制中。第三、它蕴含充沛的原创性。因此第四、它有别于欧美的电影传统——不论是好莱坞及其同类型电影的庸俗消费传统，或者是具有个人风格与强烈创作意图电影的艺术欣赏传统——它正在累积一种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中国新电影的传统。
    是的，另外一种电影。今年我们还看到了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柯一正的“淡水最后列车”……
    四年前，台湾新电影可以说是半自然发生的，至今，它那种写实的影像形式，和对于台湾三十年来成长经验的重新审阅跟反省，已做到相当程度的累积。如何在这些累积上耕犁翻新，愈见茁长，是必须经过一次电影的自觉运动。此自觉首先是来自于电影作者们，他们创造成品让我们看见。然后自觉要来自于评论界和媒体，他们造成共识跟风气。自觉要来自于电影政策的治理单位，他们积极有效率的推动、支持开拍好片。当然电影要来自于更多观众的自觉，他们才是在看电影的人。
    原来出版电影剧本的一个简单的念头，如今却演绎成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刻它正在呼吁着：“给另外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的空间吧。”
    没有想到，是这个，成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