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延安岁月(3)

　　陈云很生动地说：“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们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1973年6月7日，陈云曾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说：

　　“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

　　陈云算得上“干一行，爱一行”。他最初从领导工人运动起家，又领导过农民运动，主持过特科工作，又负责过工会工作，指挥过军队，当过组织部部长，一下子又当上红色“掌柜”……

　　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

　　延安的杨家岭，有着延安“中南海”之誉。

　　自从毛泽东在延安城内凤凰山的窑洞挨了日军炸弹之后，当天夜里就迁往延安郊区的杨家岭。那位曾是郭沫若创造社成员的作家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住。

　　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纷纷迁来杨家岭。于是，杨家岭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杨家岭，干部和战士们一起动手，兴建了一座办公楼。由于那座楼房的模样像一架长着一对翅膀的飞机，人称“飞机楼”。他们还兴建了一座大礼堂，康生为之题字，曰“中央大礼堂”。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央大礼堂盛况空前，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如果说，10年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刚刚确立，而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已成了众所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共“七大”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便是这次大会产生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陈云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中：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在这张名单中，陈云排在第六位。

　　在中共“七大”，陈云作了发言。

　　陈云说：“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做了7年组织部长，看到这件事，需要在大会上讲一讲……”

　　陈云要讲的是什么事呢？

　　陈云很尖锐地指出：

　　“这7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

　　陈云说：

　　“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

　　陈云批判党内的这种“骄傲之气”，要求全党放下这样的“包袱”，去夺取胜利。

　　在中共“七大”结束不久，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举行着名的“重庆谈判”。

　　在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为了预防不测，中共中央作出安排，增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当“五大书记”中的两位，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重庆期间，由在延安的另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新选的两位候补书记陈云、彭真，组成了领导核心。

　　陈云的婚恋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笔陈云的家庭生活……

　　过去，关于陈云身世报道极少，关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身世报道则几乎没有。通常，新闻媒体只是在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中提及于若木，冠以“营养学家”的称号，如此而已。

　　为此，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问及她的身世以及她和陈云婚恋之事。

　　考虑到当时陈云已经去世，她详细地谈了起来……

　　于若木说，她结识陈云，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当天，于若木第一次见到陈云，那是因为于若木也出席了当天举行的欢迎会。于若木说：“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于若木在延安的大会上，还曾经两度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陈云。

　　于若木零距离接触陈云，是在陈云生病的时候……

　　陈云在4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病逝，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个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5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5队呢？因为5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5队，找到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5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这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于若木记得，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对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另外，陈云有一种止鼻血的药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于若木每天给陈云点几次。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9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于若木说到她和陈云之间的婚恋，站了起来，说这里有几封信，这几封信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她走到写字桌前，从右边的第三个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件，送给笔者。

　　这是三封写于1939年的信的复印件。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其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于若木又说起这三封信的“传奇”的故事：

　　这三封信，竟是半个多世纪后——陈云去世后——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

　　那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发现的。这三封信，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陆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一读信的内容，便可知乃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三卦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

　　YU·DAWCHYUAN7·BARTON·ROADWEST·KENSINGTONLONDON，W.14ENGLAND

　　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这表明此信寄了40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

　　薄熙成把信买下之后，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那“陆华”，就是于若木。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

　　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

　　“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五号于若木收”。

　　这行字也清楚表明，“陆华”即于若木。

　　于若木说，信封上的英文，是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的，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

　　收信人“YU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信是谁写的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位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于若木只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钢笔给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当时连一支钢笔都没有，足见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2\/3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

　　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分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国内的政治基本上是在进步中，国内能够在一致抗敌的前提之下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当然，某些部分的不同见解可以引起一些误会，但大体说主要方面还是进步与团结。但虽然如此，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有把握地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那种形势，但这种形势不久会到来的。由于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上所受的限制更大，由于我们的有利的地形与军事力量之增长，这些都可以使战争转变到不利于日有利于我的局面。但无论如何，可以断定抗日战争的反攻胜利还须经过相当长期艰苦奋斗。今后几年恐怕比目前还要困难些，但是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而且可以胜利渡过困难。所以如果您1940年回国正可以来参加这个历史决定我国命运的抗战。

　　我们盼望着您这一支生力军来参加，共同奋斗。

　　西北的文化运动应该会很快发展的，因为这里聚集着全国的青年和不少的文化人。他们在不怕困难而苦干，文化运动努力的中心，都集中国防文学，集中在四个大学“抗战救国”。这里有3日刊的报纸和一些其他的出版物，但是如果寄给您的时候，恐怕不能如数收到。我们将试寄一些给您。新文学运动前几年做过，获得了成绩，但远没有普遍，说不上什么大成绩。不过教育事业（指农村中）比我们来此以前，那大有进步，但还须努力，还不满意。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7年余，此后10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从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于若木的身世

　　我看了这几封信，问起了于若木大哥的情况，问起了于若木的身世。

　　我问起了她的出生年月，不料由此引出一段“故事”。

　　于若木说，她于1919年4月15日出生于济南。

　　我问，阴历生日是哪天？她答：三月十二日。

　　回沪后，我查对了一下《万年历》，发现1919年的阴历三月十二日，应是公历4月12日。

　　是不是于若木记错了呢？我在采访了她之后，曾写了一篇专访，写好后寄给于若木审阅时，在信中特地问及她所说的生日是否有误。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笑着告诉我，她的生日由阴历“译”成公历，确实应是1919年4月12日。可是，她对“4月12日”这个日子不喜欢，所以平常总是说成“4月15日”。

　　为什么她不喜欢“4月12日”呢？

　　因为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她祖籍山东省淄博县葛家庄，在她出生之前，她家已迁往济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