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延安岁月(4)

　　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丹绂，取义于《易经》中“朱绂方来”。朱绂，“红色丝带”之意。丹亦即朱。父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期举人，又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着名的早稻田大学，日语很好。他不仅自己到日本留学，而且把长子、长女、次子都带到日本留学。正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后来他的长子、长女、次子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学者。

　　于丹绂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博学，教日语、国文、历史、地理、伦理学等许多课程。这所学校是山东第一所“洋学堂”，免费供应学生食宿，培养了许多有为青年。诗人臧克家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于丹绂在济南和6位知识分子朋友买了地，一家盖了一个院子，7家总共7个院子，拉洋车的就叫那里“七家村”。这名字渐渐叫开来，以至后来变成了地名。

　　于丹绂的夫人姓张，按照当年的“规矩”叫“于张氏”。“于张氏”原本没有文化，嫁到于家之后，受到于丹绂的文化熏陶，不仅会背唐诗宋词，而且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于家六子女：长子于道泉，次子于道源，长女于式玉，二女于式金，三女于式谷，小女于式坤。

　　大抵是于丹绂饱读诗书，所以在给子女们取名的时候，就十分“讲究”：于家兄弟按家族的排行，应是“道”字辈。又由于“于”与“鱼”同音，而“鱼”离不开水，所以长子、次子的名字都要带“水”——“泉”、“源”。

　　女儿们的名字，中间都是“式”字。三女于式谷，又名于陆华，进入延安后自己改名为于若木。

　　小女于式坤，进入延安后改名于陆琳（有时也写作于璐琳）。于陆琳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生于1921年7月17日，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月诞生。她比于若木小两岁。笔者于2000年2月22日在北京采访了于陆琳，她当时是北京中华社会大学校长。1989年，于陆琳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3年，国防大学授予她“先进离休干部”称号；1998年，她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同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她“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

　　父亲常给子女们教《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于道源小时候能背整本《唐诗三百首》。家学渊源，使于家的6个子女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于若木在济南念完小学，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上完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哥于道泉当时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于道泉生于1901年，乃“世纪同龄人”，在92岁高龄时去世。他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好学，而且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强。他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有着惊人的语言才干，先后居然学懂13种文字，曾有着“语言奇才”的美誉。其中最为精通的是英语，另外，他还精通藏语——这是他在北平向北京大学一位德国教授学的。所以，他在北平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藏文研究员。他对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地质以至医学、针炙等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嗜书如命，钱大都花在购书上。他平日送人家礼物，也往往是书。

　　由于于道泉在北平工作，所以于若木在1933年转到北平读书，先入两吉女子中学，高中时入北平女一中。

　　后来，于道泉受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法国巴黎做研究生。这时，他还不懂法语。上了海轮，他一路上向同船的法国乘客学法语。轮船航行了近两个月，到达法国时，他居然已经能够用法语跟法国人交谈了！到了欧洲，他又学会了德语、土耳其语。

　　在巴黎结束学习时，他的“顶头上司”、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希望他回国。傅斯年后来在1945年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50年1月任台湾大学校长，同年底病死于台湾。

　　于道泉没有听命于傅斯年，他去英国伦敦大学找到了工作，继续他的研究。所以于若木来到延安后给他写信，便寄往英国。于道泉在伦敦大学执教颇久，教出一批英国的“中国通”。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英国派往中国的官员中便有这样的“中国通”。

　　于若木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她的哥哥、姐姐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白色恐怖中，与中共失去了联系而脱党。作家、翻译家萧乾在回忆自己加入中共时，曾说及是于道泉介绍的。后来萧乾也脱党。

　　于若木的二哥叫于道源，也懂多国文字。他在上中学时，就能翻译英文作品，并向儿童刊物投稿。于若木记得，那时常爱听他讲《木偶奇遇记》，那是他从这本书英文版中看来的故事。二哥后来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又转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他还是学生，就兼做北平《晨报》的副刊编辑，给报纸写文章，翻译稿子。他还自己办了一份民俗学小报。

　　二哥住在北京大学东斋，于若木常去那里。她记得，诗人、翻译家金克木那时虽不是北大学生，却跟她二哥住在一起，是二哥的好朋友。在于若木面前，二哥公开宣传共产党好。他酷爱读书，收集了鲁迅、郭沫若几乎全部的着作。他把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借给于若木看。书中，邹韬奋很生动地记述了他在苏联的见闻。二哥就向她宣传苏联是如何的进步、如何的优越，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后来，二哥于道源去了延安。又去沂蒙山区打游击，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编辑。空余之际，他还给编辑们教英语。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于若木的大姐、大姐夫，那时也在燕京大学。大姐于式玉，曾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音乐学院以及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研究文史。于陆琳回忆说，大姐于式玉跟大哥于道泉一样，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她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英语也很不错，还精通藏语。有一回，大姐到蒙古参观，她天天跟翻译在一起，从蒙古回来之后，居然就能翻译蒙文。

　　大姐夫李安宅是河北迁安人，研究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后来，李安宅转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以及藏学。

　　李安宅、于式玉跟萧乾关系也很密切，趣味相投。那时，于若木到大姐、大姐夫那里去，常常遇见萧乾。李安宅也曾是中共党员。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介绍的。大姐夫、大姐在1930年结婚。1934年，李安宅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此后，夫妇俩长期在藏传佛教中心拉卜楞寺从事藏学研究。1946年，于式玉前往美国工作，随后李安宅也去了美国以及英国。1949年，他们回到中国，在成都工作。贺龙将军率部进入成都时，曾前往拜访李安宅和于式玉。他们应贺龙之邀，随军进入西藏，再度在西藏从事藏学研究。

　　李安宅和于式玉都是学者、教授。于式玉在1969年去世，李安宅在1985年去世。为了纪念这两位学者，四川成立“李安宅、于式玉遗着整理编辑委员会”，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遗着，1990年底已经出齐他们的文集。

　　由于于若木的大哥、二哥、大姐、大姐夫都是左翼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氛围促使她靠近了左翼。

　　周小舟引导于若木加入中共

　　于若木加入中共，则又与进入北平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很有关系。

　　北平两吉女子中学的创办者熊希龄，湖南凤凰县人，光绪年间的进士。他拥护维新，参与变法，提倡新学，是一位进步人士。由于熊希龄是湖南人，聘请了湖南人作为两吉女中的校长，在教师之中，也有不少湖南人。其中有一位国文教师，名唤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来两吉女子中学兼教国文课。他在课堂上讲形势，讲时事，有着明显的进步倾向。他用活页文选作为国文教材，选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于若木认识到这是一位进步的老师，就在作文中抒发进步的思想感情。他当即注意到当时这位名叫于陆华的学生的思想倾向。

　　这位思想激进的周怀求老师，1935年4月由中共党员杨子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与国民党在南京的谈判，改名周小舟。后来，周小舟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于若木在两吉女子中学念完初中之后，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于若木记得，有一回，她正在女一中的阅览室看报，一位女同学挨着她坐下，悄悄对她说：“于陆华，我认识你的老师周怀求。”

　　这位女同学，叫郭明秋（原名郭桂英），是女一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于若木才知道，在北平女一中，中共很活跃，郭明秋是中共地下党员。周小舟跟郭明秋很熟，向她介绍了于若木的进步倾向。这样，郭明秋就把于若木列为发展入党的对象。郭明秋把许多“禁书”——进步书籍——悄悄借给于若木阅读。于若木读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籍。

　　不久，郭明秋给了于若木一大沓以“华北武装自卫会”（宋庆龄为会长）名义印发的传单，要她散发。于若木在下课之后，走街串巷，分发了这些宣传品。这样，于若木开始参加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些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学生爱国抗日示威游行，亦即“一二九”运动。郭明秋任全国学联主席，于若木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后，于若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记得，入团仪式是在北平地安门什刹海北岸她大哥家里举行的。

　　不久，为了便于团结广大青年抗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有着广泛群众性意义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于若木担任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民先队”分队队长。在193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代表民先队上级组织与于若木保持经常联系的是李践为，他当时是北平商学院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吃紧，于若木和大批南下的学生一起，来到济南。

　　中共联系人乔彬（解放后曾任广西商业厅厅长）也到了济南，来到于若木家，跟于若木商议前往延安。于是，于若木决定和妹妹于陆琳一起前往延安。

　　当时，于若木只有18岁，而于陆琳只有16岁！

　　最初，只是于若木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抗日工作，父亲同意了。父亲让于若木到淄博老家去，向母亲告别。这时候，于陆琳知道了，就对姐姐说，你怎么不跟我讲？于陆琳向父亲提出，要跟姐姐一起走，父亲摇头了。父亲说，你们都走了，将来还有没有人给我们送终？

　　不过，父亲毕竟是开明的，最后，还是同意于陆琳跟姐姐一起走。

　　于陆琳和姐姐于若木在淄博向母亲告别，只是没有把真情告诉母亲。她俩在淄博老家只住了一夜，就回到济南。不过，到了济南没有住到家中，生怕父亲改变主意，不让她们出走。她们住到济南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准备启程。

　　这时，于陆琳的二哥于道源从北平回到济南，也住在“平津流亡同学会”，要跟她们一起去延安。

　　于陆琳记得，父亲有一回来到“平津流亡同学会”，找到她们的二哥。她们见到父亲来了，赶紧躲了起来。那时父亲低着头走路，没有发觉她们。

　　其实，尽管父亲舍不得儿女们离开身边，但他还是深明大义的。后来，父亲亲自送他们到济南火车站，直到火车远去，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新近在北京集邮市场上所发现的于若木1939年5月28日从延安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十分真实地讲述了于若木带着妹妹离开山东老家的经过：

　　大哥：

　　意外地接到你给我们的信，给我们不少高兴和安慰。知道了你的确实的消息，知道被占区的母亲哥哥尚在照顾着。

　　自从前年接到你一封说要参加比国考察的信以后这是接到你的第二封信。这中间很少知道你的消息，因此虽然想到应该写信给你报告我们的情形，但恐原地址寄不到因此迟迟未写信。

　　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培新、紫薇和我三个未经世故的无知的孩子都离开了家。

　　不，不只我们，多少比我们更幼小的孩子过着流亡无靠的生活。这里应当说明我们之四散飘零非你对我们不负责任造成的“罪”，也非“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所造成的“福”，而是在民族战争大浪潮中造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