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中国电视事业刚起步，中央电视台也成立了。首任台长是中央广播电台的经验丰富的长者罗东。他出国考察学习了国外创建电视台的经验，带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开创新中国电视事业。侯刚也被调到了中央电视台，从摄影师变为电视摄像师。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名女摄像师，然而她不知道这有什么具体意义。她只不过摸索着这全新的仪器，在两个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架设好，然后调节自己紧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移动机器。这全新的东西和电影摄影机结构不一样，但镜头的运用和取景构成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侯刚慢慢移动着机器，慢慢摸索着操作方法和摄影技巧，同时，还要用耳朵听导演从导播室传来的指挥声音。她已经将自己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了摄像中去了。侯刚第一次拍摄的时候，罗台长亲自到现场指挥，灯光一闪一闪地拍摄着当天的场面。罗台长很满意，对侯刚说道：“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批电视摄像师，你们的职业在国内外都是高尚的。”罗台长还说在国外，摄像师是电视行业的高级工程师，侯刚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信心也多了几分。
那个时候，中国影视界的人才很缺乏，侯刚等一些摄像师除了负责室内转播之外，还要转播文艺演出的大型室外活动。有一次，侯刚和同事们去体育馆转播。这场体育转播规模很大，要在现场竖立几台大型摄像机，侯刚负责其中一台，这台机器可以拍全景、中景，适当也可以拍近距离。这次的工作对已经工作多年的侯刚来讲，已经如家常便饭一般简单。可是侯刚对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摄像师，在一个角度架起摄像机进行现场直播在人们看来，也是很新鲜的。因为当时中国电视事业刚刚开始，还没有被广大观众所熟悉，在场的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摄像机和在摄像机旁操作的女摄像师。侯刚并没有理会周围指指点点的人们，四面八方传来的喧哗声也好像没有进入她的耳朵，她只是一丝不苟地操作着设备，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现场的拍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嘈杂的体育馆忽然安静下来，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寂静得可怕，喧哗的人群在这一刻似乎都已经消失了。侯刚不明所以，刚刚抬起头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忽然听见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阵掌声声音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就好像陕北的腰鼓，绽放在浑厚的黄土高原上。四周的人们似乎吃了兴奋剂一般，面色通红，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眼神中充满了兴奋，充满了火热。他们的目光仿佛被磁铁吸住一般，凝聚起来。侯刚不由自主地转过头，顺着人们的目光望去。只不过一瞬间，她宛若受到雷击一般呆住了，瞬间她的脸色也变得通红，神情也亢奋起来。她看到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带着一丝微笑，慢慢向体育场走来。这张面孔的主人已经是个老人了，不唯鬓角，就连头顶都出现了丝丝雪花，脸上的皱纹也已经很明显了，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的魅力，反而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他气宇轩昂，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丝丝威严。他的头高高昂起，腰杆永远笔直，没有什么能让他低头弯腰，就算是最危险的时刻，就算是最困难的时候，就算是最令人惊恐的瞬间，他也没有皱过眉头。他在微笑，笑容中弥漫出一种摄人的光芒，充满了睿智，充满了祥和，就连他的敌人都对他赞叹有加。他的魅力，不禁让在场的人迷醉，也吸引了所有的中国人。
这个人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侯刚的呼吸急促起来，她没有近距离见过周总理，可现在他就这么真实地出现在她的眼前，让她有些措手不及。然而没有等她反应过来，周恩来总理已经站到了她的身后。侯刚的呼吸几乎停止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周总理，就连心跳都停止了。她想说什么，可是她发现自己连嘴都张不开了。周总理看到侯刚窘迫的神情，微微一笑，拍了拍侯刚的肩膀说道：“姑娘，好好干啊。”侯刚使劲张着嘴，可是仍然发不出声音来，只能兴奋地点点头，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融化在了这一个动作中。周总理嘴角微微上扬，悄悄凑到侯刚的耳朵旁，小声说道：“我要看你拍的镜头，看不见，我要来找你。”这句话说完，这张脸又露出了一个微笑，随即大步向主席台上走去，只留下侯刚一个人仿佛置身于梦境一般，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然而侯刚还没有在喜悦中沉浸多久，突然有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要调她到外地工作。这时候有朋友透露给她，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问题，也就是她父亲在台湾的事情。回到家，侯刚把今天的事一说，李文化也皱起了眉头。
两个人坐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半晌也没有一个办法。“都是因为我那个台湾的老爸。”侯刚乱摔着枕头，“要不是他扔下我们娘仨跑到台湾去，现在哪里还有这么多事情？我妈的一辈子让他毁了，我这做女儿的，也让他折腾得不得安生。”“说这还有什么用？”李文化夺过她手中的枕头，放在床上，“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事情还得想办法解决的。”“领导是领导，凭什么拆散咱家？”侯刚没好气地说道，“你是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又在苏联专家那学习过。你们那个制片厂刚刚搭起架子，怎么会把你这块上好的青砖放走了？要走也是我一个人走，咱以后见不见得着就两说了。”“这么会工夫我就成青砖了。”李文化苦笑道，“不过你说的也是，咱的娃不能没有妈，咱的家也不能拆，这日子还得过下去，这办法还得想……我看你先打份报告，把家里的事情说一下，能缓一天算一天，咱再慢慢想办法。
实在不行我给制片厂倒倒苦水，让厂里的领导想想办法……哎，这也就是面子上的工作，能拖一天算一天，等到风声过了，事情自然就解决了……”侯刚接过话来说道：“若是拖不过去呢？”“拖不过去再说拖不过去的办法。”李文化无奈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的办法。能解决，那总能解决。若是实在没办法，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搭车出京吧。”侯刚第二天就打了报告，要求继续留在北京。没什么悬念，这个报告号称要在党委研究一下，可看样子也就知道肯定通过不了。过了几天李文化也打了一份报告，却是要调出北京。这份报告交到电影制片厂，把制片厂的领导吓了一跳，一个个吃不准这新来的年轻摄影师抽了什么风了，放着北京城不待却要往山沟里跑。要是别人放了也就放了，可这是业务骨干，电影厂还缺不少砖瓦，怎么能随便放走了。领导们都到李文化这里做工作，李文化把苦水一倒，大家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两个单位一协调，侯刚的申请也就通过了。侯刚仍然担负着少年先锋队专栏的任务，每天奔跑在中小学进行采访。然而过了几天，由于体制的改革，少年儿童的专栏是否能保留下去又是一个未知数。
侯刚又喜又忧，喜的是，若是没有这个专栏，她就可以尝试一项新的工作，接受新的挑战，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忧的是她毕竟在这个专栏里面做了很长时间，对这个栏目有浓厚的感情，若是突然取消了，心里难免失落。然而这节目一取消，侯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虽然大的运动风潮已经过去，一切都很清楚，很透明的，何况她又是一个经受过历次运动严格审查的人，但她还是被打入了另类。侯刚走到了待分配人员的队伍中，每天和一群从各个岗位上清查下来的人员坐在广播局一个不大不小的礼堂里。说是等待分配，可是谁不知道，这里都是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爸不疼妈不爱的，放哪都没人敢要的人物。安个等待分配的名头放在这里，可是什么时候能分配了，估计上面的领导都不知道。每天待在这地方也不是办法，总得有条出路，两人琢磨了好多天，李文化终于想起以前在越南记者站的时候认识的一位记者，原来是人民日报社的着名记者，革命资历很深，现在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社长。李文化找到他，他一听说侯刚是资深摄影师，二话不说，双方一拍即合，侯刚于是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到了《人民画报》工作。
那是一个夏天，北京的天气十分炎热，侯刚离开电视台，办理离台手续，却带着开心的心情去新的岗位报到。那天，她乘上公共汽车到了西郊一座挂着外文出版社牌子的高层办公楼里，在大楼的第二层一间办公室里与领导见了面。这位领导，大约有四十多岁，戴着金边眼镜，很有文人气质，对人和蔼可亲。她问了侯刚很多问题，侯刚立刻感到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尊重。出版社的工作环境和谐，安静，没有压抑感，坐下来在编辑上下工夫，可以一扫过去漂泊动荡的日子，也解决了在其他单位所遇到的人事、政治烦恼。侯刚决心不再搞摄影工作，开始坐下来，做了一名编辑。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侯刚开始了新的工作。《人民画报》又称《中国画报》，是面向全世界的刊物，它有十六种文版，国际影响很大，也是中央对外刊物中很重要的刊物。侯刚因为来自电影厂，而选择了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题材。侯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纪念辛亥革命老人的活动》，她从小就听爷爷讲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故事，也听爷爷说过，父亲侯公纯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还参加了孙中山的葬礼，在送葬队伍中排名靠前。侯刚长久没有见过父亲了，虽然依旧对父亲带有深深的恨意，可是却忍不住将对父亲的思念带到了平常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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