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学美术教师批评了一位疏于学业的学生，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位甚感不快的学生当日中午即喝了一场闷酒，然后写了一封愤世嫉俗的遗书，光天化日下跳楼自尽，结束了自己年仅十六岁的宝贵生命。
不良习惯
不久前，我结识了一位在一家星级酒店作领班的女士，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个现象：
在她所接待的客人中，几乎所有的老外都很节俭，他们点菜，吃多少要多少，从不浪费，有的甚至连盘子底也要清理得干干净净。他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几乎很少说话，但往往会望一眼不远处剩了大量菜肴的某一张桌子，并且不由自主地皱一皱眉头，因为那是一帮子国人刚刚用过的餐桌。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挣钱少却这么浪费，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在用餐时桌上会爆出一阵唧喳甚至轰笑。他们说这是不好的习惯。言外之意他们已经习惯于能够在挣很多钱的情况下又保持了节俭的美德。
我听后即笑了，说老外太无知，他们不知道穷摆阔也是我们中国某些人的习惯，而吃饭时大声说话是为了吹牛的需要。然后，我问她那桌饭是不是公款结帐？她点点头，我说这不就什么都明白了？那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的那个小品，不是跟这一样？她又点点头，说话是这样说，但内心里不得不对人家老外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节俭的好习惯而令人称道。难道浪费公家的粮食不叫浪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这件事给我带来许多思索，至少自那以后不再有“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大方了，吃饭店打包成了一个习惯。是啊，人能在一生里都保持一个好习惯，多么重要啊！平时，我们常常感慨人与人的不同，如为什么有的人接触起来让人觉得是那么可爱可亲，而有的人却令人倍感讨厌？那个令人讨厌的人也许与你没有发生过丝毫冲突，那么，究竟是他身上的哪一点阻碍了你的欣赏与审美趣味？细细追究一下，我认为这多半是由于对方拥有的不良习惯造成的，如果一个与你初次相识的人没说几句话就坐在你家的沙发上开始用手来抠摸他的香港脚，并且扬言这是他的习惯，即便他很有学问，但你还能觉得他是十分可爱的么？再如，当我们在某次聚餐前，坐在一个很闷热的房间里等着服务小姐上菜，却无意中瞄见某个同伴正坐在对面搓脖子和胳膊上的灰呢，为增加皮肤湿度便于下灰，他还往手掌上吐上口水，然后继续搓，旁若无人。我看了这种情景，总是替他尴尬，但又不便提醒其停止动作，只好忍着恶心吃下那顿饭。此种现象我见到过不止一次，而且有两次是女士操作，令她们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大大减分。真是的，你回家好好冼个澡不全有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你会发觉不良习惯对于个人行为乃至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长期习惯于一种昏暗的思维方式而不自觉，那么他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对生活毫无设计的昏庸之人，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天和明天没有什么两样，过去和未来如出一辙。这样的生命状态很多，它多半是由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机械思维方式带来的后果。事情说白了：不良习惯就等于机械思维，这种思维给世间美好事物带来的危害几乎是致命的。
一个拥有不良习惯的人还往往极爱钻牛角尖，极容易自以为是——当他正在干某一桩蠢事的时候却觉得自己正在很聪明地通向一条康庄大道。例如，我在上一篇曾谈到的那位守门的不通之人，在他的思维意识里，肯定认为自己的作法有正确的一面，是执行了有关“规定”，所以在做这些的时候才能够理直气壮。这在表面看来并没有错，但其错误在于其习惯性地使用了一种僵硬呆板的思维方式，生活中的许多不通之人，大多都是陷入了此种机械的思维方式而无力自拔，这也是造成“不通”的根源所在。试想，如果一位汽车司机在路上驾车行驶，仅仅牢记了单方面的规定，若突然遇到一位病人求助去医院的话，那么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就只有放弃或慌得逃之夭夭。这样病人被延误了治疗，还有可能因此丧失生命，而他自然不会负什么责任的。非但如此，他还极有可能因按时完成运输任务得到单位的表扬。这给生活中无数的争执、扯皮、推诿等现象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当然，如果那位守门人看守的是一个不能让人破坏掉的犯罪现场，事情就另当别论，我也不会将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写进书里加以批评。可见无论什么事情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我常常想，这许许多多的不良习惯是怎样形成的？极难说清。有的在童年即已形成，有的则是在成年后由于社会地位变化而逐渐形成。任何类型的坏习惯都是在不自觉中长大而最终成为一个危害的，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扼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如果一个婴儿动不动就吮自己的手指头，会立即遭到母亲的喝斥：“——不许吃手！”，并且将婴儿的小手从口中强行取下。婴儿的思维还没有成形，自然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也还会遭遇同样的喝斥，如是再三，一个坏习惯便从生命中彻底消失了。可怕的是成年后的不良习惯，因为再没有了那种手把手的监督机制，习惯渐渐演化成思维。如腐败，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如排斥反面意见，如听惯了悦耳的马屁，等等。
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实在太多，如不加以克服，人类的生存空气则会严重缺氧。写到这里，真想朝一面墙壁大喝一声：“嘘，不许吃手！”然而，在生活里，这样的禁令实在是太缺乏了，这才有了那么多咋一看衣冠楚楚，而实际上涵养极差的不良习惯的拥有者。但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毕竟不是机器或电脑，于是我又想，难道我们就非要通过指令或强制条例才能唤回那一点可怜的自觉吗？
一个骂人的人
在生活中，我对拥有不良习惯与机械思维的人一直敬而远之，但在人来车往的人际关系中又很难避免与此类人的突然遭遇，你想躲避一下都办不到。
一个拥有不良习惯的人是极容易通过自身行为表现出来的，如你在和他相处时，他一张嘴就把另外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骂上了，你听着莫名其妙，他那儿则滔滔不绝，唾星四溅。而令人可笑的是，他根本不让你明白他为什么开口骂人，他骂人纯为发泄对另一个人的不满情绪，因为那个被他骂的人也许仅仅因为没有让他达到某个目的，也许因为日积月累的矛盾。他反反复复地唠叨：“那家伙是真它妈坏啊！”“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坏的人！”“呸！简直是坏得流脓啊！”
注意，听着听着，你应该明白了，你面前这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其实正是一个拥有不良习惯的人，在这个时候，他的机械思维也正紧锣密鼓地紧张工作：以为在你面前败坏了他心目中的“仇敌”，就会唤起你同样的仇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总是想办法把话题引开，但效果不佳。那就只好保持沉默。我有一位在报社作编辑的朋友，修养比我高多了，她说她遇到此类“倾诉”者时总是面带笑容，轻声呢喃一句“是吗？”“是吗？”“哎呀。”
然后用脑子去想别的事情，比如那天去商店购物花了多少钱，忽然想起该给孩子买一双鞋子，于是大惊失色：“我忘了给小孩买鞋子啦！”，丢下那个人匆匆离去，脚步越快越好。
她比谁都忙
眼下是一个信息时代，古人所说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变成了真正的现实。电视、电话、报纸、杂志、电脑网络等媒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信息风暴，轮番轰炸着人们的大脑接收系统。每当面对这一喜人局面，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八十年代初的一则民谣，那是人们对我故乡小城的形容：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县听。
这是很真实的写照，我当时正在读中学，一个景象至今记忆犹新：在上学的途中，同学们手里拿着书本，却纷纷歪了头，凝神谛听着县城街头的高音喇叭里徐徐传来的播音，那儿正在播送一位当红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当听了好玩的情节，就咧着嘴乐，远远看上去像个神经病似的。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听得入了迷，走着走着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子上，额头上起了一个大青包，半个多月没消肿。
如今，时过境迁，高音喇叭已面临退休，小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已退居二线。说实在的，你再翻翻刘作家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小说，真怀疑是我们的智力出了毛病。
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
与当年的县城比较一下，可谓什么都落伍了，人与事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请等一等——不知你发觉没有，尽管信息已经很发达，而有一种人却不但没有被淘汰，而且似乎显得比过去更忙碌了。什么人？你肯定猜中了：长舌妇。对了，正是这个小人物。你看她马不停蹄，兴奋得小脸红朴朴，胸脯因得知了某一桩小道消息而激动得一起一伏，跳动如鼓。到了办公室，首要的问题是先发表公告，如某某高升了，某某昨晚两口子打架动刀了，呀，闹了半天某某和某某是情人关系，怪不得呢！当然，有时候，她也会换一种方式传播她的“独家新闻”，开播她的“隐私广播电台”，如在路上或车上，揪住一位熟人的衣服不放，把喇叭花型的小嘴凑上去，在熟人的耳根部位停靠，然后一阵神秘的嘁嚓，张家长李家短，尽在其传播范围。说话有时并不轻松，几个钟点下来，往往口干舌燥，嘴角两边还会残留许多白沫，看了十分剌眼。我常常感叹：她真的比谁都忙啊！
行文至此，我想，在经济时代，如此忙碌的一个人，得不到一分辛苦钱，也怪可怜。
多疑是一种什么思维？
楼下有一对中年夫妻，经常吵架。原因是女人比较多疑，老怀疑自己的男人在外寻花问柳。她常常趁男人不在时偷偷翻看男人的东西，如包啦，信件啦，等等。
男人是否真的寻花问柳旁观者难以判断。女人爱翻男人的东西却是不容置疑——她常拿了一件什么“证据”，在楼道里大声嚷嚷，企图以此来制止男人的不忠，有时还闹到单位上去。单位上的人都知道该男人有“花心”的毛病，一些道貌岸然的人便充当医生，搞得男人很烦。
对于女人的指控，男人矢口否认，说自己有苦难言。于是，这夫妻二人平日里除了吵架和互相伤害，便再无其它内容。
有一次，我刚下班，女人叫住了我，一边诉说，一边大骂天下的男人没有好东西。她很痛苦，说自己的命不好，已经结过两次婚，眼下是第三次了。她前边的两个男人性格虽不一样，但却有着共同的毛病，现在看来，第三个也差不多。她显出无奈的样子，对我说：你们男人，怎么都一个毛病呢？
我没有计较她的“一刀切”。耐心地听着，有点儿明白了：女人的所做所为，与“克格勃”异曲同工。
她不是个低智商的笨女人，却又远不是个聪明智慧的女人。她虽然屡屡抓住了男人的所谓“毛病”，却忽略了自己的真正所要。她没有意识到在治理男人毛病的同时，自己早沾染了另一种毛病，为男人所不容。这两种毛病看似没有关联，实则不可分割。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毛病一旦染上，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了。但是，我又想，毛病固然可以被称为习惯，那么多疑的毛病就不那么简单。多疑究竟是一种什么思维？其危害在于：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相吻合，生活中的诸多误解与人际关系的僵持，缘此而生。
至于那对夫妻，不久，便传来了他们离异的消息。
一概而论者
有一位朋友，是个文学爱好者，从事业余创作有些个年头了，但成效不大。他很是苦恼：为什么自己点灯熬油，辛辛苦苦追求文学梦几十年，写了几百万字，到头来却总是落个退稿的下场？常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固然没错，事实上他也正是用这句话来作安慰的，但我更觉得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成功”这个硬道理来激励才行，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时总是遭遇失败，哪怕是最终被人叫成了失败的“爷”也是不如来上一次小小的成功实在和过瘾。不管怎样，品尝失败的理应成为一个过程而非目的，你的目的是成功，是要把你做的事情干好，因为这个成功会给你带来喜悦，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他似乎没弄明白，我与他交谈，常常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他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罪于眼下文坛的编辑不识货，发稿风气不正，为此他念念不忘五十年代的一位编辑，曾给他的退稿回过一封鼓励式的书信，他至今保存着那封信，动不动就拿出来让我看，并用它作当今投稿常如“泥牛入海”所以“世风日下”的对比说明。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对当下文学的发展状况持否定态度，什么“新状态”呀，“新都市”呀，“七十年代”呀，一切都看不惯。在他眼里，文坛一堆垃圾，杂志上发表的什么都不是，他真恨不得让时光倒退几十年，回到解放初的五十年代去，他认为好的作品只有孙犁和托尔斯泰，除此统统都是“垃圾，垃圾，还是垃圾”。最要命的是他对文学很真诚，简直真诚得比某些专业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实就更麻烦，所以我们之间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以至于我每次到他家去，都要事先想想要谈的话题，像给领导汇报工作，想好了词才敢踏入他的家门。我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说真的，我想扭转他的一些观念，可每每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都闹得不欢而散，而我们之间恰恰又有着友谊，否则我是不会管不等闲事的。
有一次，他把自己对文学的思维方式用到了生活上，当说起社会上腐败现象时，他说：“哼，现在的官，哪有一个不腐败的？”我赶忙转移话题，谈起了某个单位里的一位作者，哪知他又那样的一种思维发表观点：“那个单位里没有一个好人！”你听了只好沉默，否则又会是一场无谓的争论。
是的，他就是这样的，对什么东西都爱“一概而论”。若无意中买了假货，他会认为这家商店里的东西都是假的，而绕道去别的商店买。我了解他，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生活中这样的机械化思维人是很多的，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不会运用思辩。而这，恰恰是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人犯下的大忌。他喜欢孙犁和托尔斯泰，这当然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很有眼光的选择，这说明他是有些品位的，并不是对文学一无所知的盲目之爱。如果他丢掉了那个可怕的“一概而论”的思维模式会怎么样呢？他没有想到，被他尊崇的孙犁，正是敢于在众多战争题材那轰轰烈烈的土枪土炮声中而另僻蹊径，才有了水意浓浓、诗意淡淡的《荷花淀》，才有了今日的孙犁，有了抒情风格的“荷花淀”派的。托尔斯泰如果把安娜“一概而论”地写成了一中国的潘金莲，会是怎么样呢？
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无论什么都要追究——何时、何地、何事、何因？
天上会掉下大馅饼吗
人人都知道天上不会掉下大馅饼，但又总是隐隐约约地祈盼着天上真的能够掉下个大馅饼来。这种具有狂想型气质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不然中国的诈骗案件怎么会这么多？而且，从一些案例中进行分析，骗子们的骗术其实并不高明，但受骗者却前赴后继。其根本原因在于，骗子们牢牢地瞅准了现代人的七寸——占便宜的心理机能。所以骗子们才会屡屡得手，并且市场前景是乐观的。
等级噪音
我想，等级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大约是人人都有的罢，这不但是一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应该是一种必须。佛家倡导的“众生平等”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罢了，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达到“众生平等”之境的，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众生平等”了社会定然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畸型状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需要级别、需要官职，当然也需要偶像。而作为某个单位的领导而言，对于来自下属和各方面的恭维，则是自然而且必须的。如果人人都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造成领导在群众中毫无威信，大家都失了约束，生活中没有了是非，小人得志，老实人受欺，无人主持公道，岂不更不平等？
值得批评的是那种污染社会环境的等级观念，即不恰当的等级观念，如令人作呕的势利眼，“做手术”看人“下刀”，轻视体力劳动者，等等现象。此外，我一直对泛滥的聚会和餐桌上的排座次深恶痛绝，不妨描述一下——明明是一场有关学术或生产方面的讨论会，可不知怎的却变成了对某个组织者或“权威人士”的吹捧会，从头至尾洋溢着虚假与无聊的气氛，这给那些依靠溜须拍马混饭吃的人提供了摇头晃脑的机会，致使整个会场充满噪音。对于这一点，有些被噪音轰抬的人是十分清醒的，出于礼节和面子的原因他当然不可以将其一语道破罢了。他只是笑一笑或点一点头，表示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心意了。这是最好的智慧型的应付。遗憾的是尚有一些被噪音包围的人非常宠爱噪音，甚至离开了噪音就立即觉得乏味和无聊，愿每天乘噪音之舟翩翩遨游。他脆弱的心灵城堡已经只能接收虚假的高声叫好了，却完全意识不到某一个“变色龙”型的势利小人已经窃贼般地窥见他致命的弱点并且此刻正在向那个缺口上施肥。势利之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制造噪音，在你耳边高声叫好，其目的不言自明。你若陶醉其中就上当了，待你清醒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也正是你不再被势利小人需要的时刻。你大呼上当，责怪自己是糊涂虫，因为此时那个势利小人已经充当了骂你的先锋了，他早已在一片锣鼓声中找到新的“靠山”和新的拍马对象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类似的抱怨：“当初我那么重用他，他现在却这样待我，后悔死了！”我相信类似的抱怨短期内不会灭绝。
我有一位当领导的朋友，在朋友圈子内被讥笑为“养狼专业户”，意思是培养提拔了一批专门反对他的人，有一次我与他聊起来，怎么会这么没有眼光，他即愤然又颇无奈地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当人处在一定位置上时是极易丧失判断的，面对身边的一片唯喏声，你还以为对方是在谦虚谨慎呢，总之在此情此景下，你根本看不出其有什么“险恶”的用心——你不能老是疑心你自己的下属的每句话里都有机关是不是？常言说“人至察则无徒”，结果就提拔了他。而在今后的工作中哪能没有磨擦，他一件事不如意便会将你反咬一口，暴露了并不谦虚的本相出来，令你叫苦不迭，然而悔之晚矣！
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可作如是分析：一、首先，要来一场严格的自省，即哪个关节造成他接二连三地丧失了判断与教训？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用心不良”的人围绕着他，他自己是否是个偏爱“噪音”者？三、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生存走向（诸如论资本辈、官本位等等）决定了出现此种现象乃是一种必然而绝非偶然。批评界有种说法，大意是在当今时代“满大街都是甫志高和余永泽”，别看他们洋洋自得、西装革履地在大街上晃悠、出入豪华饭店，手持大哥大，满嘴哥们义气，其实都是些打算随时随地出卖灵魂的一些人，当然前题是在钱权交易的背景之下徐徐展开，直至露出可耻的一角。这些毫无操守没有半点自律的人，一想起他们来我就觉得恶心之极，我甚至认为他们的内心深处的自私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精神格调之低尚不如那些靠出卖肉体过活的街头女郎。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大喝一声：唯利是图的人啊，你们究竟要往何处去？
缺乏幻想教育
日益实际充斥功利的现实生活把生命的水分一点点榨干，使“幻想”这一美好的词语在这个时代注定被打上灰暗的悲剧色彩，谈论幻想便意味着几分唐。吉诃德式的天真与可笑。这样的风气甚至传染给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刚一开始学会说话和走路就那么“世故”，他们很快就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会了察言观色，还学会了讨价还价。如果不这样就会被认为是“弱智”，“这孩子不懂事”，“将来不会有出息”。在当今“只生一个孩儿”、物质相对丰富、注重胎前教育的的情势下，哪个孩子的智商还能令人担心？所以他们很快学精了，于是他们若想得到什么简直轻而易举，只需在家长面前撒一回娇或抹一次泪就可以了；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还像成年人那样学会了令人作呕的攀比，什么我爷爷比你爷爷官大，我爸爸比你爸爸有钱，——完全按照世俗尺度来衡量事物，平时里，这些“小皇帝”们总是把在城市的哪一家高级饭店吃了什么作为在伙伴面前大肆炫耀的“资本”，穿衣服讲究名牌，有一些“小皇帝”甚至时髦地配置了BP机，常常在课堂上滴滴地响起来。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在家长的大力协助之下才能实现的，为此我常常充满忧虑地想：这些原本天真无邪的眼珠曾经是多么纯真无邪啊，然而在恶俗泛滥的时代里，他们已经过早地沾染上了满身的铜臭气甚至市侩气，而他们，往往又被寇以“聪明”或“灵气”而倍受溺爱，可以说，他们在整个成长时期，是喝着成吨的蜜水长大的，这样一来，就势必造成性格的缺陷，进入了一个以考试分数为中心的怪圈——只要考试成绩上去了，怎样都行，要什么都可以满足。有一些家长还专门因为“小皇帝”的学习成绩而设立了奖励制度，使儿童的心理发育严重畸型。1999年秋，我所在的地区发生了这样一则事件：一位中学美术教师批评了一位疏于学业的学生，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位甚感不快的学生当日中午即喝了一场闷酒，然后写了一封愤世嫉俗的遗书，光天化日下跳楼自尽，结束了自己年仅十六岁的宝贵生命，结果自然是害得那位素以敬业闻名的美术教师检讨再三，差点丢了饭碗。
报摘：美国每年的科幻读物达上万种之多，相比之下，我泱泱十三亿大国竟不足百种，在充斥武侠和言情的图书市场，你甚至很难找到推广科普和常识的书籍。如果引伸一下——那部在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居然在二十世纪末的1999年得以再版，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莫大讽刺，请看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在一个科技领先的时代，中国的成年人居然还在不时被封建迷信盅惑，还会有那么多人被诸如“法轮功”邪教组织牵着鼻子进入蒙昧王国，彻底丧失了起码的判断能力，更何况我们这些衣食无忧、头脑简单、思辩能力低幼的孩子们了。由此可见，我得原谅孩子们。幻想的位置在哪里？
幻想一词，几乎与创造同义。丢掉了它就等于丢掉了创造动力，除了眼前利益，人们就再难看到风与风的亲吻，山与山的对视，我们的大地会变得贫乏单调，人们的精神陷入麻木与委钝，像苍白的山肌裸露荒凉。
总之，一个幻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大地上最后的一块净土——校园，已经彻底地被恶俗污染！瞧吧，孩子们再也不托起自己尖尖的下巴，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静静地遐想美丽的嫦娥之舞了，他们已经被“大学”、“竞争”、“金钱”之类的字眼统率，物欲的种子已经深埋心间，像一枚定时炸弹，时刻准备着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成为一声响雷。
届时，满天都将飞舞着以自我为中心、极度排他的邪恶碎片。
无梦的旅行是枯燥的
再谈一点关于梦的经历。它和幻想有着很密切的联系，都关涉到一个活着的大问题，观念与思维模式问题。
我曾经在过去的创作中多次写到过梦。这是因为我对做梦这件事感到好奇，并且心怀了难以遏制的想象。总之我觉得它神秘，是个不解之谜。弗洛伊德大师关于对梦的各种解释似乎无法令人满意——不能因为自己开创了一代性学说，就一古脑地图省事把什么现象都归结于性。尤其是对于人类的做梦现象。比如我曾遇到过一个人就从来不做梦，是真的一次都没有过。多年前我与他有过一次一道外出开会的经历，早晨起床后我打个呵欠，懒洋洋地向他描述我昨晚做了个什么梦。梦里的我如何如何，他即向我说他从来就没有做过梦，每晚总是倒头即睡，一觉直达天亮，一睁眼就是第二天的现实生活了。他很奇怪，问我做梦到底是怎么回事，与真实的生活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记得，我当时曾很耐心地给他解释：怎么说呢？说有联系又不完全是，比如你梦见了身边熟悉的人与你共进晚餐，当然就是有联系了。但我还常常梦到一些与现实毫不搭界的景物，稀奇古怪，甚至整个过程都笼罩了紧张的气氛，喧闹的人群，扣人心弦的情节，等等。他听后愣了半天，嘴巴微微朝前张开着，是那种权衡利弊的神态。过了一会儿他就笑了起来，朝我说了他对此事的观点——
他说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他认为自己从不做梦是桩好事情，说这样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他说白天的工作已经够累了，晚上应该有个高质量的睡眠，而像我那样自然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嗯，没梦好，是健康；有梦糟，是病态。说到这里，他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突然身体一转，严肃地警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应去看看医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望着他扭曲变形的脸孔，我只是轻描淡写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他拉着个长长的公哑嗓子：“有的，一定有的！”
我当然与他的看法相反，心想一个连梦都没有做过的人其精神生活一定是相当贫乏的，无味和枯燥的，即便活过一百岁我也不会羡慕。为此我特别留意观察了一下，我发觉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果然思维直观实用。在出差过程中，他有一个小帐本，上面记满了与我共同发生过的每一笔费用，包括他请我吃了一支冰棍，喝了半瓶矿泉水，在古玩市场他购买毛泽东纪念章曾借了我一元钱，可与吃了他的一根冰棍在帐目上“两清”。出差行将结束时他又戴上老花镜，翻弄着小帐本与我摊牌，结果是一个令人唬了一跳的数字摆在了我面前。我二话没说，急忙付给他一笔钱了结，彻底体验了一把当冤大头的滋味。另一个现象是那个人极爱窥探你的行踪，“刚才你到哪里去啦”简直就是他的口头禅，而我总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同一个答案是“厕所”或“卫生间”。他总是眨眨眼，对我的去向表示怀疑。当我了解了他的心态后，十分后悔选择了这么个同伴一道外出，而且十分不幸地被会务组安排在了同一个房间。为了尽可能减少与这个不爱做梦的人发生联系的次数，有一晚，我与同来开会的一位江苏作家散步聊天，沿着一条长长的河堤至夜深人静才回各自的房间睡觉，但当我轻手轻脚地进屋后，没想到那个不爱做梦的人还在大睁着眼睛没有入睡，他一骨碌爬起来，气呼呼地质问“你到哪里去啦？”，我当即唬了一跳，定了定神后说出去散步了，怎么，你还没睡？他说睡睡睡，我睡什么睡！我到外边找了你半天你知道么你？我十分惊讶他对我的“关心”，仅仅两天时间，他俨然以我的“监护人”身份出现啦。我当时二十多岁，远没有今天的涵养，当即讥讽他道：“实在对不起，我应向您请个假，耽误您老做好梦了！”——这句话仿佛戮到了他的疼处，他当即嚎叫起来，一边按照他的思路怀疑我那晚的去向，渐渐地我听明白了一点儿，瞬间里感到受了污辱：他认为我行踪诡秘，定是去了色情场所，总之“你说不清楚”。我自然气愤不过，差点流出泪来，嚷嚷着说“我明天就跟你说清楚，我能说清楚。”那天晚上，令人恐怖的梦境出现了：我在一片荒原上逃亡，四周都是身着黑衣的杀手，我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淋淋。后来事情的发展是第二天早餐时间我把那位江苏作家叫到我与老同志的餐桌旁，只需几句对话就澄清了那个不该澄清的“事件”——我说：“昨晚回去就睡下啦？”江苏作家用带有苏北口音的普通话答我：“洗个澡就睡下了，睡得蛮香的。”“做梦了没有？”他一愣了一下，一时不明白我会问这样的问题，眨着眼睛想了一下笑起来：“当然。梦里美女如云哇。嘿嘿。”我平静地说：“我做了一个恶梦。”不做梦的老同志显得有些尴尬，脸上挂着难看的微笑。当天，在我强烈的要求下，换了另一个房间。我像摆脱了一个恶梦般一身轻松。
请注意：我们不妨留意一下，在生活中，这样的老同志可真不少，他们由于经历了“文革”，有着很深的“文革”情结，长期被阴暗的心理笼罩，被怀疑和猜忌统治着整个内心世界，到头来不但自己累得气喘吁吁，还会给别人套上精神枷锁。真是害人害已。
“没有梦的旅行是最枯燥的”，自那以后，我在心底里拒绝与不做梦的人交往。如今，我是一个集梦爱好者，在我的电脑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目录：梦乡。那一天我统计了一下，我已经集了几百条梦乡故事。如果你有兴趣阅读的话，我敢说它一定比当下电视里正在播放着的一部又一部的电视连续剧要好看得多。
该打碎的几种思维模式
之一、吝啬赞美
在人性传统的思维模式里，说别人的好话即等于在贬低自己，以至于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说别人的坏话，到头来却落了个“长舌头”和“心眼坏”的名声，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多说别人的好话可能令你心里一时别扭，尤其是在听者认同那个“好话的对象”之时。但你一旦克服了这一心理障碍，渐渐习惯了爱说别人的好话，就会赢得更多的信任，甚至会成为一个“德高望众”的人，大家都愿从你的嘴里得到认可。
之二、掉价
生活中总是有人显得比你重要，言外之意是有人比你更需要棒场乃至恭维。在传统的社交场合，总认为恭维他人即等于把自己的主角地位拉下了马，其实正是暴露了自己的脆弱，事实上聚会结束后你仍然是你，并不因你当了一次临时主角就意味着很有实力了。不但如此，你还极有可能被人看成“不懂事儿”，“找不到北”，“一阔脸变”——自此对你的喜爱的程度大大减少。因此，“在家围着老婆孩子转，在单位里围着领导转，在社交场合围着朋友转”非但不掉价，还能令你的人格魅力光芒四射。
之三、朋友升职了就疏远他
在传统思维模式中，原本在一个起点或落后于自己的朋友进步很快，竟成了自己的领导，心理上一时失衡，看着过去的朋友阔了，索性不再与之交往，并找个唐而皇之的借口：不巴结。其实是不愿正视自己“不如人家了”的心理作崇，是小气量的发作。事实上，朋友升职了更需要老朋友的支持和声援，否则就会有一些用心不良者围拢上去，利用朋友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而朋友在一时难以辩认的情况下极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常言道：酒愈陈愈香，朋友愈老愈真。
——这个观点恰是从一位做了老板的友人那儿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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