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标榜老实的人往往系恶棍嫌疑；频繁的摇头是撒谎者被揭穿后的习惯动作。
而聪明一些的人从来不说自己聪明，像大家聚在一起说粗话时他采取了回避。
需要度量
1994年秋季的某一天夜晚对D先生来说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那一日，他刚刚自外地举办完一个学术研讨会回家，妻子便神色异样地告诉了他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就在D进家前的一个多小时，一个女人给她打过一个恶意十足的匿名电话，电话的内容对D进行大肆中伤，好在D的妻子基于对他生活方面的了解并没有十分在意，——我要说，生活中遇到类似的事情，并非所有的人都像D那般幸运。
那一晚，D一边感谢妻子对他的信任态度，一边开始了对自己行为的冷静审视：我得罪了什么人，为何对我下手如此之狠？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吗？那个捏着自己的鼻子、并且把声音尽量放低的女人究竟是谁？她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吗？对D而言，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发生的太突然了。D整整一夜没有入眠。经过一番反省，D与妻子一道度过了一个内心不平静的夜晚。但最终他想通了：因为他向来都是一个自律严格的人，在生活中从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现在“鬼”来了，他觉得受伤害的应该是他的妻子，他知道，女人的宽容一般而言比较表面化，D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妻子其实是痛苦的。怎么办？要想尽快澄清事实真相，必须找到始作俑者。
经过一夜的清理和一个星期的暗中调查，D终于从一地鸡毛中理出了一点线索，也就是说，他已经查出那个打电话的人是谁了。事情的原委简直小的不值一提——仅仅因为D在工作中一次粗心大意，忘记了给那个心眼极小、心胸狭窄的女人发一纸开会的通知，于是，女人出于一种渲泄和小小的报复心理，很情绪化地给他的妻子打了个恶意电话。D决定进行冷处理，平时见了那个女人一如继往，没有采取任何行为。倒是女人先沉不住气了，见了他神色慌乱，极不自然，像猫见了老鼠一样迅速躲避，很怕与他打照面——这正是人做了亏心事后的一种真实状态。怎么办？D想，根据她的表现，显然是“初犯”，说不定这个女人已经在为自己过激的举动有所悔悟，与其彼此疙瘩，不如丢掉这块心病。于是，他决定淡化此事。机会来了，一位朋友组织了一次聚会，D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诚邀她一道出席，并对于自己犯下的那个疏忽表示了歉意，他暗示道：“让那件事过去吧，以后不要再提了。”女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就传出了一阵抽泣，说了句：“我后悔死了。”就这样，一桩人与人之间极易结下仇恨成为终生怨家对头的事件终于以D的宽容大度得以平息了。现在，他们仍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而且关系处得不错。
我听说了D的作法后很是佩服，便有意无意地在今后的处事中以他为榜样，为此避免了许多过激的行为。当遇到伤害时，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告别那种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作法。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要想真正“打死”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想一想，除了时间能把人从根本上淘汰之外，还有什么合法手段消灭另一个人呢？一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轻易地恨一个人，恨一个人需要付出比爱一个人还要大的代价。恨一个人，对自己的伤害，远远比对方的伤害要大。”
这是很有道理的。
需要自我克制
夏天的一日，我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又奇怪地有了消息，他从某个神秘的地方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是他写了两篇小说，让我帮他看看，最好是找个地方发表一下。我当即愣了，然后是心里泛起一阵酸水，说不清是什么劳什子滋味。
说来话长，我的这位过去的朋友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是一位业余作者，他发表过几篇小说，还获了一家杂志社的文学奖，他因此在当地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当时在一家中学教书，曾邀我去他们学校义务讲过一次课。那时候教师地位不高，收入也微薄，他自然不满足于现状。所以，“下海”风刚兴起时他就毅然辞去了公职，开办了一家皮包公司，像许多人那样，他摇身一变成了老板。开始，他并没有把创作丢掉，我们还能时常在一起聚聚，谈谈各自的想法，话题自然是离不了创作的，他对文学依然痴迷，“下海”经商实有点迫于生计的味道。他爱激动，也有激情，受过大学教育，我一直认为他在经过一番生活的体验后能写出好作品，当作家是他打小就有的理想。总之，无论命运怎样捉弄人，他不会把文学丢掉，这也是他发过的誓言。
经商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他接二连三地陪钱，简直沮丧极了。有一度曾想收手不干，却终是因无退路而没能实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后，他的公司果然柳暗花明，开始挣钱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同时他也开始牛逼了，向我们炫耀。钱让人变得冰冷。我们自然知趣，没多久我和几位朋友便疏远了他，不再与之交往。
时光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他成了“大款”，买了汽车和豪宅，出门带“小蜜”。有一年春节他请几位老朋友吃饭，我在被邀之列。那一天，他令人作呕地摆起了谱，留个油光光的背头，说话哼哼哈哈，大谈“发迹”史。他身边有个狐媚“小蜜”，好像专门负责给他点烟的，一副冷傲的形象至今犹在眼前晃悠。令我们几位穷哥们又酸楚又嫉妒。他大骂文学。他把理想丢了，他的样子和几年前判若两人。我们都后悔吃他那顿饭。一顿饭吃尽了污辱，嘴巴臭了几天。后来我想，真的是男人有了钱就变坏吗？世上究竟还有没有视金钱如粪土的英雄好汉？那么，假如我有了很多钱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呢，这问题问得我自己打了个冷战。但最后的结论是：不会。至少我不会让一堆机器印刷出来的玩意儿弄得没了人性。丧失了人性自然就会被兽性取代。春节刚过，他终于在一次醉酒后兽性大发，将手下一名刚上班不到两天的女职员强行奸污了。他触犯了法律，钱没能救他，他被判了三年徒刑。
在接到他的电话不久，我约了几位朋友看了他一次，也是想借机见识一下监狱。他被剃了光头，清瘦清瘦。监狱的高墙和断了腿的眼镜让他显出了一丝书生本相。他颤抖着手，把一卷纸交给我，说是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两个短篇小说。因为劳动量大（每天糊几百只火柴盒），能写出这两篇小说耗费了他不少的心血。我答应给他看看，毕竟朋友一场，况且或许会有利于他的改造。其间，出于职业习惯，我想了解他当下的心态，哪知他在沉吟半天后给了我一个令人苦笑不得的答案：“这儿，嗯，什么都不缺，要缺还是缺女人。”
我用眼睛瞪着他，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我想，他或许说的是一句真话，但我也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悲哀。为一个曾经美好的生命失去了自控能力而悲哀。什么时候良知才能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需要健康性格
他是很有学问的，常常在朋友们面前口若悬河地神侃，思想的锋芒时常咄咄逼人。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只是处境并不太好，换句话说是有那么点“怀才不遇”。他本人为此甚是苦恼。
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们认识了。几次接触，我发现他的才华果然名不虚传，可为什么就是无人欣赏呢？大学毕业快三年了，他还在车间里做工，而这项工作早在他实习时就干上了。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大学里报学的专业是中文。人们都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太小气，为此吹掉了好几个女朋友。几乎在认识他的同时，我也发觉他在确存在着不少人身上都有的这个毛病：吝啬。我想，吝啬固然是毛病，但又并非不可理解，尤其对于尚处于贫困状态的他。只是有一点应当说明：凡是不可过分。
很不幸，这位朋友被圈入此例，令我觉得很是别扭。
——几个朋友聚会，一道吃饭，到了买单时，他的小便会及时地赶来“救场”，让他免去一次“割肉”之痛；
——单位组织自愿募捐，他把肩膀耸一耸，转过脸去；
——同事给他下了婚宴请柬，他大摇大摆地去了，却以一句“免俗”为名，从来不出一分钱的“贺喜”。
果然是个葛朗台式的“免俗”人士。但对于这些传闻，我是半信半疑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了彻底领教了：原来世上真有这种人啊。
有一次，我在他的宿舍聊天，深夜零点时分，我想打车回家，忽然发觉自己因为换衣服时忘记带钱包了。面对他著名的吝啬，我尴尬得额头生汗，仿佛陷入绝境一般。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万般无奈地朝一个人借十元钱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发现他也很尴尬，脸涨得通红，刚才思想的锋芒不见了，一种很滑稽的效果在他的身上诞生了，他嚅嚅着：“你知道，我这人没有借钱给人的习惯，我没有钱。但是。”显然，他犹豫了，在这十元钱作斗争。在刹那间，我发现他是如此猥琐！
于是，我没有破坏他的作人“原则”，毅然冲出房门，步行回家。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位“超凡脱俗的思想家”了，尽管我心里知道，他的吝啬也许是由于折磨人的贫穷造成的。
后来就听说他“下海”了，再后来又听说他发财了。一日，我接到他一个电话，说是邀几位哥们聚聚，叙叙旧。他居然要请客，这真是奇迹。我想了想，决定去见识一下。他虽然有了钱，却仍是一副老样子，穿一衣旧衣裳，唯一变化的是把头发剪得很短。整个席间，他都在给我们解释饭菜过于简单的原因，解释他经商创业的艰难。归来的路上，大家普遍反映，他虽然成了富人，但却比过去还要吝啬。这使我忽然得出一个结论：吝啬这东西，纯属一种性格疾病，它与贫富有些关系，但又关系不大。吝啬过分了，导致贪婪似是一种必然，这就变得可怕和危险了——年初，他带着几位合伙人的钱，一个人跑了。不久，我在一张公安部门的通缉令上看到了他的眯着眼睛的“尊容”。
需要自食其力
是一次出差，在归途中结识了一位特殊的乘客，以至于时过多日眼前还老晃动着她的影子。那天，我自上海站转车回山东，刚刚在硬卧车厢找到了自己的铺位，即见前呼后拥地上来一伙子人，众星棒月般拥着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姑娘，经过一番娓娓嘱托——无非是一些吃呀喝的，那些人就下了车，剩下姑娘一个人缩在车厢里抹泪，声音乃至表情皆极具感染力。起初，我对这姑娘是抱有同情的，想她大概第一次出远门，哭一哭无可厚非，我理解一个初涉人生的人内心的复杂。由于心里积了上述想法，便尽可能给她一些照顾（你说是学雷锋也不为过），如，在姑娘哭完后动作迅速地往她那只硕大的水杯里倒满开水，并劝她“节哀”，甚至还自作多情地讲了一些“要坚强”呀之类的小道理；慢慢地姑娘与我消除了陌生感，擦了擦厚厚的眼镜片，情绪平静下来。我很为她高兴。通过交谈（我至今为此举后悔不已），我得知这姑娘原来早已过了中学生的年龄了，确切点说，她已于一年前大学毕业，不同的是她没有去工作，直接原因是她想玩两年再工作，所以毕业后就跑到上海的外婆家来了，在上海一玩就是一年，按计划还要玩上一年。除了逛街，剩下的就是吃饭和睡觉，并且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完全依赖于年近七旬的外婆，当然钱是由父母提供的……我听了觉得好笑，后来的情况就不只好笑了，那就是她告诉我说她在烟台的父母目前都是下岗工人！当我对她的行为表示惊讶时她竟振振有词地说自己的父母都是下乡知青，做梦都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大学生，当然什么都要依着她，因为她是他们的骄傲嘛！……听了这话，我忍不住嘟哝了一句：噢，可怜的家长。自那以后，我再懒得理她。一路上，我的心里打翻了一只五味瓶，如果可以释放出来，会让一节火车瘫痪。
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遗憾的是一些家长在对待此类问题上近乎弱智，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这其实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病症罢。试想，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的列车上，那种不明事理、内心自私、没有什么责任感的“特殊乘客”一旦多起来，即便她怀里揣着个宇宙级的文凭又有什么价值？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我把这个真实的见闻写出来，你读后或许会产生另外的想法：儿女能否跨入大学校门是他的造化，但将来首先让要他（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有血有肉知冷知热懂得好坏普通而平凡的人。嗯，然后才能谈到当经理还是当明星还是炒股票的问题。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什么要给一个空有其名实为累赘的特殊乘客提供太多的方便？
需要投诉
由于晚点，火车到达上海已是黄昏时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并请司机帮忙为我找一家中档宾馆，那司机看了我一眼，并用上海话说了一句什么。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听不懂上海话，就摇了摇头；司机明白了，立即换成普通话与我对话。他问先生是第一次到上海来吗？我脱口而出说是呀，所以麻烦您了。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表情暧昧，怪怪的，说走吧，我送你到一个便宜又实惠的地方住下。其实我是不第一次到上海来。五年前游完黄山，我曾与青岛文联的B君到上海虹桥机场乘机回山东，在整整一天的等待飞机起飞的间隙里，我们两人差不多逛遍了上海的大商店。后来我因公出差又来过上海，但都有是匆匆地走马观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并不熟悉倒是真的。何况一晃几年过去了，上海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司机在我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利用了我的弱点，经过七拐八拐穿大街越小巷，终于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宾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让我在车内等一会儿，自己主动热情地到服务台为我联系住宿，还真感动了我一把。很快，他出来朝我摆摆手：先生下车吧，这是全市最全市的宾馆了，一个床位才干240元呢。见我有些犹豫，他解释道，这是在上海呀，先生，快进去吧。我下了车，朝他付帐，道了谢，他一溜烟地走了。我走进宾馆登记时已经上当：尽管宾馆明码标价每晚一个床位只收240元钱，但只有包房才收客，要一个床位的则一律拒收。看着天色已经完全黑暗，这样，我就以每晚480元的价格住进了这家条件与服务皆极其一般的宾馆。由于此前我读过余秋雨那篇著名的《上海人》，心想这就是上海呢，没有办法，好好地睡一觉吧。第二天，我给《萌芽》杂志社的一位朋友打电话，他说你已经到上海啦，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笑笑说现在也不晚嘛，我已经住下了。他说那好，我现在就过去，你住在什么宾馆？我告诉他，他想了半天也没听说过这家宾馆；又问了住房价格，唬了一跳地嚷叫起来：太贵了嘛，退房退房，我给你在大学里找一家便宜的。我想了想说算了，反正只住两个晚上，就不必麻烦了。两天后，我办完了所有事务，准备启程回山东。那天一大早，朋友赶来为我送行，一边抱怨这家宾馆条件如何差又如何的宰人，极不合理。我说算了吧老兄，对于这些人而言，什么是合理？挣到钱即是合理了。朋友当即赞美我不愧是来自孔孟之乡，能忍耐，认吃亏是福云云。然后帮我收拾行李，让我下楼去服务台结帐，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它促使我完成了平生的第一次投诉。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来到服务台前，一位红唇小姐正坐在那儿认真地为她长长的指甲涂油，见我走来就抬起眼皮：结帐？我递过押金单据（押金每天一交，一交500元）：嗯，结帐。她低着头，长长的指甲在计算器上摸索了好一阵子，说：住两天共计960元，另收城市建设费每天20元，1000元押金正好。我一听有些懵，说怎么还要收什么费？小姐一本正经：城市建设费噢。说着，从柜台上拿出一个类似营业执照的牌子出来，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这是规定噢。不等我看清上面的文字，即放入台下藏了起来。我料定其中有诈，也就多了个心眼，我笑笑说行，那你就开收据吧。我手持收据回到房间，与朋友一说，朋友说我们不占糊涂的便宜，可也不能吃糊涂的亏呀。于是，即打电话向物价局进行投诉。果然不出所料，该宾馆所收城市建设费应为每天2元，他们却翻个大筋斗收20元，如此下来，天晓得他们究竟多收了仁慈的“上帝”们多少钱？而这多收的款项最终落入了谁的腰包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上海市某区物价局以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帮我追回了我不该付的36元钱，数目不大，却使我这个异乡客终于找回了一点做“上帝”的感觉。事后我想，无论你到了任何地方，我们的生活都是多么需要投诉啊！
需要摆脱蒙昧
人怎样才算真正地摆脱了蒙昧？获取知识和开拓视野当然是一种渠道，但也只能是一种渠道而已。如果一位迂腐不堪的书痴，即使把万卷诗书吃到肚子里又有什么用处？再如某位浮浪旅人，风餐露宿，踏遍名山大川，可当你听他描述自己的游历时，却没有听出什么新奇。你甚至奇怪地发现，他在旅途中做的一些事相当滑稽可笑，原本很清楚的事物他竟越发地糊涂起来。
可见，若想真正地摆脱蒙昧状态是困难的，许多人一生也未能摆脱得了。这和摆脱贫困或提前进入“小康”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
所以，我们只能试着谈一谈所谓聪明，努力使自己的见识朝事物的真实更接近一些罢了。
事实正是如此：标榜老实的人往往系恶棍嫌疑；频繁的摇头是撒谎者被揭穿后的习惯动作。
而聪明一些的人从来不说自己聪明，像大家聚在一起说粗话时他采取了回避。
需要尊重野生动物
那天早晨，我们被装进一辆中巴车，目的地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区。车子摇晃不已，我在里面昏睡，全然不理睬外面巍峨的山岭和浓密的丛林。据说，途中遇到一头高大的野象，大家皆下了车与之逗玩，一位浙江同伴折了树枝，撩拨野象的敏感部位，哪知野兽也有尊严，惹来一声怒吼，顿时，众人作鸟兽散，纷纷钻进了车内。遭到凌辱的野象甩动着它的大鼻子呼哧呼哧地追了过来，吓得人和车子一起筛糠，幸亏司机是个经验丰富的家伙，慌得绕个大弯儿，小偷似地开溜。
我庆幸没有参与这场类似调戏妇女的恶作剧。
当时，我正在诡秘的梦乡行走，背景是阳春三月，麦地返青，杏花怒放。忽见一条小河，便伏下身来喝水。——事后我才知道，我妻子坐在我身旁，不时将手中的矿泉水送入我的口中。
这桩人为的历险事件被众人三缄其口，使以后的行程里都有了心理障碍。
由此可见，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永远不需要亲眼目睹的，那会给你造成伤害——尽管你不是某桩事件的制造者，但却逃脱不了目击本身所包含的参与性质。如某桩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某桩凶杀案的目击者，等等，他们在整整一生里都抹不去心灵的阴影。而眼下，一场睡眠避免了目击带来的心理负荷，使我对大家的恐惧浑然不觉。时间：1999年6月3日，昆明至西双版纳的途中。
事后我想，对于大家都在议论的环保问题，一定要从细微处着手，在猎杀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还应对野生动物怀抱一种同情和尊重——研究表明，人和动物的差异仅为百分之五的比例，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系人与动物的共同点。从这个角度上讲，一切动物其实就是整体智力稍差些的人罢了，只不过与人长相不同，称谓不同，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虚伪。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博士后金坤所在的项目组，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南方作调查，目前只能确认江西宜黄县有华南虎；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高中信，研究了三十多年的狼，可是现在东三省的狼已经难寻踪迹，写篇像样的论文非常困难。为此，两位忧心忡忡的专家呼吁：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刻不容缓，从现在起不要再吃野味了。——日前的现状已是：调查虎的找不着虎，研究狼的寻不见狼。
需要纯朴民风
无数的经验证明，外出旅游最好不要找旅游团的导游（如是朋友则另当别论），因为她带你去的任何一个景点都大同小异，那是一种被异化变形的民风，早失了原有的质朴。
在经济时代，原来民风也是可以被污染的。他们当然不会全丢，因为还要靠此招揽游客，结果成了一种表演，显得不伦不类。你既然千里迢迢乘兴而来，当然不是来败胃口：看到的行为举止在你的生活里早已十分谙熟。而且，那些在几年前还被看作“原始部落”的地区，经过大力开发和恶俗污染，致使那儿的人坑蒙游客的手段直线上升，他们打着“纯朴”的晃子大行其恶，简直有点像妓女作了个处女膜修补术，极具欺骗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如果你真要考查到实际的风景，最好结三五伙伴，背了简单的行囊，花上至少半年时间，过河入林，深入到偏远的角落，与当地的土著吃住一处，或许会发现一块真正的净土。
需要电视剧精耕细作
电视与电影看起来好像双胞胎，其实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比较之下，一部好的电影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其中凝结了世界级艺术大师的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声响画面，展示人类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沧桑变幻和战争风云，这是语言文字所不能企及的效果。那些悲壮或欢乐的往事，让人们的心灵无法平静。我曾看过一部名为《钢琴课》的电影，一连几天都为之沉缅和激动。再者，电影业的发展历史如此悠久，一大批天才艺术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如美丽聪慧的奥黛丽。赫本，风度翩翩的格利高利。派克，——一部《罗马假日》就足以让他们的名字长留世间，闪耀高贵的光芒。
电视剧是另一回事儿。这主要表现在它过分通俗而又空洞浅薄的内容上，另外，由于要迎合市场，追赶潮头，在制作上就难免粗糙和匆忙。电视剧正是迎合了时下人们的懒惰和时代竞争造成的心灵疲惫，变得日益霸道。恶俗的习惯与语言大多通过它得到广范传播（如时下的中学生们几乎人人都已熟练掌握一口流利鸟语）。但我已开始隐隐地疏远它，因为我发觉，它不但不能对你的精神成长起作用，相反，它会让你的精神之树日益凋零。当你感到越发离不开它的时候，你的精神世界正悄然接近荒漠，连原有的一点思考也被清仓了。
正是因电视成了当今传播文化的前沿阵地，工作一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回家后随手打开电视，以缓解疲劳，方使得电视剧的制作缺少精耕细作，匆忙和粗糙。其最大缺陷是不能起到一个令人震聋发馈的作用，缺少理想色彩，缺少朴素和真实的品位，尤其缺少像鲁迅先生《阿Q正传》那样的警示作品，那样的典型人物。过多地考虑了一部分观众的口味，忽视了自己的引导使命，因而制作了一大堆用来消磨时光的文化泡沫。
需要习惯自省
习惯自省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自省往往要触及到灵魂深处的隐秘，乃至于肮脏。换言之就是自己揭自己身上的疮疤，滋味是不好受的。这就好比一个艺术家看自己初登舞台时非常拙劣的表演录像，虽然你现在的身份是个观众了，却仍不失为一种酷刑。但人如果没有了自省精神还能么？明知道你的脑子里有过垃圾或还有垃圾，却硬说自己脖子上顶着颗光芒四射的夜明珠，这就意味着自己多少有点脆弱了。这就意味着一个士兵在上战场之前就先被自己的胆怯击倒了。所以自省毕竟还是健康的行为。所以当人们把赞誉一古脑地倾给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太沾沾自喜，更不可飘飘然站不稳脚跟，而当人们突然在某一天看着你不太顺眼、往你身上泼脏水时你又一定要做到淡然一笑泰然处之。这都要归功于自省。
下面不妨讲两个小故事，说说我身上曾有和可能仍然存在的“劣根”，以表明我要坚决克服它们的决心。
第一桩是我刚刚学习写作时的事情了，那一年我在军营里当新闻报道员，任务就是把军营面貌宣传出去，但我的稿件投出去每每石沉大海。而我身边偏偏有一个姓赵的河南兵却“文运哼通”，他的稿件命中率极高，什么小新闻小言论投上去不久就见报了，当时我是多么敌视他手捧刊有自己稿件的报纸、哼着小曲儿的一脸得意之色啊！同样是报道员，他发的稿件越多，也就越暴露我的狼狈，尤其是还牵涉到年终的嘉奖问题，那时候我还那么看重形式——对于一个拼命表现要求进步的新兵来说可谓关系重大。怎么办？嫉妒之心使我动了不少脑筋，其中有一个可笑又可怜叫人笑掉大牙的想法，是要把登他稿件的报纸设法不让他本人看到——看不到自己的文章登出来不就等于这文章没有登么！总之我不允许他再得意。虽然这想法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就是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但我打那就明白了嫉妒他人实际上是在煎熬自己罢了，是不一定残害别人但绝对残害自己的情绪。那一年我十六岁。对此我将终生铭记。
没想到时隔多年后，类似的情绪又在我身上很强烈地死灰复燃过一次。那一个我已到了三十岁，即孔子所说的“而立之年”。
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中午，我驾驶一辆摩托车穿越公路，在一个拐弯处，一不小心就驶进了一滩液体沥青里（可能是油罐车泄漏的），太突然了，根本来不及刹车，致使我连人带车跌倒在地，沾了一身沥青，膝盖受伤。四周无人，我急忙沮丧地从粘乎乎地地上爬起来，然后到一片树荫下擦车，一边不时地往公路上瞄上一眼，又瞄上一眼，内心在模模糊糊地盼望着什么——我究竟想盼望什么呢？渐渐地，那模糊的念头清晰起来：我是在盼望另一个倒霉蛋把车骑到那儿，和我一样重重地滑倒！摔个遍地开花！大概只有这样，我才能为我那疼痛的膝盖找回一点可怜的安慰。
——这是怎么回事？人到底是怎么啦？难道另一个人更大的“倒霉”，就能减轻你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压力么？人身上的坏东西啊，又一次冒了出来。
需要文明酒会
花哩胡哨的聚会随处可见——一伙人喝得面红耳赤，情绪高涨到极点的时候免不了三项内容：说粗话、吹牛和卡拉0K。粗话大多是讲一些“擦边球”似的准黄色小段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得弯腰肚疼，惊叹民间高人多，竟编出如此精彩的段子出来，相比之下，说相声的和写小说的都成了笨人；吹牛者形色各异，往往一不小心会像法轮功派首领李洪志那厮露了马脚，招来一阵声讨和耻笑；卡拉OK水平一般都不高，但在酒力的催促下也都粉墨登场，把一首好歌唱得七零八落。当然，唱得好的也有，显然是在家练过的。大家当即一愣，立马把献花的内容改成了献酒。这样，把你灌醉了就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唱好了是一种罪过，如果有人喝彩是喝倒彩。
——写到这儿，我还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比酒量，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什么“你不醉，我不醉，马路旁边谁来睡？”
类似的聚会我参加过几次，大多因为不适应而中途退了场。为此我还得罪了几位不该得罪的人士，一次，一个家伙硬要和我比酒量，他端着满荡荡一杯二锅头一饮而尽，说“作家，咱哥俩是头一回见面头一回坐在一块儿喝酒，我久仰你的大名，这杯酒我先干了，你看着办吧！”我望着眼前同样满满的一大杯二锅头犯了难，想喝了吧就一定会倒下了，说不定自己那个偏头痛的老毛病又要复发了，不喝吧人家那一脸要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的诚心怎好辞？一番灵魂的激烈搏斗后我采取了个择衷的办法，让带我去的一位朋友替我喝一半，剩下的一半我只好自认倒霉克服了，哪知这方案一提出即遭到了强烈反对，两下里争执起来，我死活不喝，他不依不饶，最后他索性掀翻了酒桌，骂一声“它奶奶的，瞧不起俺！”然后愤怒地拂袖而去，让酒店的人收拾了半天残局。事后我后悔不该参加那场聚会，更后悔的是那人是单位管车的调度，给以后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有一次我要到省城开会要求派车，他一听是我要车即从鼻子里哼唧了一句“酒都不喝，还要车？让他坐长途大客去。嗯！”我二话没说，便去坐了长途客车。一路上，我反复想着一个迂腐可笑的问题：谁它妈闲着没事儿，发、发明了酒？
在那种场合下，作为一个不善饮酒的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要被时代抛弃的。眼瞅着刚才还温文尔雅的一群竟渐渐地乱成一团，麻雀般唧唧喳喳起来，让人看到的是一张张因过分真实而扭曲变形的脸孔，有几分狰狞当然也有几分可爱。一次，我的一位正在仕途上得意的朋友喝着喝着竟痛哭流涕起来，诉说着自己处境的尴尬和难处，他说你别看咱整天被人前呼后拥的，好像很风光，可里面有几个是真正的朋友，待我退了休他们还有谁会理我？我当即吃惊了，摇动着他的身体劝他不要哭，这样有失身份，也有损领导形象，哪知他反过来将我臭骂一顿：“你装什么蒜？你以为你比别人崇高、斯文？你写的那破文章没有多少人看。”这样的话我听到一止一次了。每当听了这样的话，我的心里总会隐隐地产生两种想法，一是端起酒杯喝个烂醉如泥，二是特别渴望中国在芝麻节西瓜节的基础上不妨设立一个狂欢节，让“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一番，不过，没有酒，能否狂欢得起来呢？
由此可见，生命狂欢之时也正是诗意舞蹈之时。但如果诗与酒鬼一旦结合，就成了一位吸毒成瘾、乳房裸露、失去尊严的少女了。
需要平静之美
有人喜欢过一种热热闹闹的生活，所以就成了歌舞厅和宴会厅里的常客。热闹的生活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繁华的城市之夜最有代表性的风景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另一种追求热闹的方式是与繁华相抵的，起到一种破坏和谐的作用。如在城市的夜晚，我们常常会遇到骂骂咧咧的醉汉，要莫在那儿嗷嗷吐酒，要莫对过路的少女出言轻薄。还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凶神恶煞模样的手持一根木棒追赶一位披头散发的女人，令路人驻足观望。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有个久未音讯的朋友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劈头就问：“你有没有传呼？”我说没有啊，“嗨，你怎么能没有传呼呢！”我说工作上用不着，不等我说完他就说他有，并让我有空一定呼他，然后就挂了电话，弄得我一时愣怔。事后我在另一位朋友处解开了这个小小的谜：原来那朋友看到不少同事都配置了BP机，落伍之感油然而生，好像比别人矮了半头，就自费装了一个，半个多月过去，竟无一人呼他，寂寞之余，向我求助。呵，原来如此。当然，我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他没有必要这样，大家都是俗人，度着相似的人生。但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好，一旦赶起无聊的时髦来，自己活得累不说，还显得不怎么可爱了。——应该说明的是，几年前传呼机刚刚兴起，远不像今天这样普及拿它当玩艺儿玩。那时候，它可一种时髦的象征。
相形之下，我更崇尚一种平静之美。
平静即和谐，像一张游戏在大地怀中的秋叶，透着天然的朴素和亲切。平静不是死亡或陈腐，更不是一种落落寡欢。平静当然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悟境，不需要进行十年八年的修炼。平静属于每一位普通人，只要你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了，不张狂，不浮躁，不嫉妒，乐于助人，不求报答，待人平等，遇事保持镇静，顺其自然而不工于心计——换句话说，无论你得意或失意，你就是你，不要让世人看来你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忽儿趾高气扬尾巴翘天，一忽儿垂头丧气蔫不拉叽。要莫逞能摆阔唯我独尊，要莫出口伤人态度恶劣。
平静就是一种不只表现在面孔上而更能折射内心世界的状态——在面孔上它是从容，在内心里它是自信，而从里到外它就是一种坚定了。
对于眼下这个被物化冲击，噪音遍地的现实，能够守住一份秋水般的平静是不易做到的。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时代，如果你经不起诱惑，就会随风漂流，直至最后丧失自己。反之，让心平静下来——读书、敬业、坚定品位，宽容处世，不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强加他人，时间久了，你本身就成了一块珍贵的黄金，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需要一个王朔
王朔也写起随笔来了，这厮先是向金庸开火，弄得满城风雨。后又把老舍“看”了一把，还算有点良心——火力较之对待金庸明显减弱，毕竟是已经故去的前辈。想当年老舍红的那阵儿，王朔还在穿开裆裤，在京城的一角，鼻涕兮兮地啃一串糖葫芦，没想到三十年过后成了一条好汉，扬言要担当改写中国文学史的重大使命。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
应当说，这家伙运气不坏。试想，如果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哪里会有小说家王朔？如果国家沿着当年的思路“乘胜前进”，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恐怕要由《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担任，《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俨然已是“文坛泰斗”，成为文学爱好者们崇拜追逐的对象，山南海北地演讲作报告，忙个不亦乐乎，会真正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高尔基。然而时势造英雄，时代变了，人们需要王朔这么一个没有工作单位的“痞子”作家，要他豁出命吃一回螃蟹，出来说几句人们憋在肚子里好多年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王朔心一横就说了，就成就了别人也成就自己了。
由此可见，王朔是个符号性质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非出不可，而且早出比晚出要好。至于后来又涌出一批小王朔们——什么朱王朔、韩王朔、李王朔，写得比王朔再“血淋淋”一千倍，哪怕写到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也只能在圈内蹦哒，却再难达到王朔在大众读者中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中国人尽管很需要王朔，但却排斥更多的王朔，尤其不欢迎王朔系列人物。这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王朔在“消解”虚伪的同时也破坏了许多好东西。而可怕的问题是王朔只管“消解”，痛快地尿着自己的尿，以至冲塌了别人做梦的房屋，却不会替你建筑新的精神大厦。因此，我要说，王朔在中国只有一个就够了，一多了人们就会忍不住感到恐惧。
读王朔的东西内心有种快感，又隐隐产生些担忧。忧什么呢？又一时难以理清。想这大概就是王朔，如果他非要装腔作势地加入主流话语，还能是王朔么？那部《看上去很美》的不愠不火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读王朔要尽情享受他带来的快感，这正是王朔存在的意义，但放下书又不可对他说过的话太当真。因此，街头上那些操一口王朔话语的小子们，你们都是多余的。
嗯，没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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