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肥婶带我去灯塔。肥婶在我耳边悄悄说，会的，会带你去的。
我很高兴，天天在等着肥婶带我去灯塔。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凤卿，她也很高兴。凤卿也很想去灯塔，她总是不明白灯塔的灯为什么一明一灭？“那是谁吹灭了，又点亮了吗？”她不明白，我就很高兴。我也不明白，但我自以为从父亲那儿得到了消息。我很得意地对凤卿耳语：“有一个神住在那儿，是神做的。他会吹灭，会再点上呢！”我说得很神秘，神秘得让凤卿很佩服。
我自己还是去不了灯塔，肥婶的承诺也总不兑现。可是，我对凤卿有承诺，答应带凤卿去灯塔。凤卿是个很幼稚的女孩，比我大十岁，已经十三岁了，从未出过远门。她对田里的事很明白，但对城里的事一点也不清楚，她总是有许多奇怪的问题问肥婶，肥婶便笑说让她去问我，她果真就来问我。在她的想象里，男人们什么都知道，哪怕这个男人还是个孩子。比如我。我在她心目中，就是个万事通，连神都知道。
福里村是船老大的村庄，那儿住着包帆工会的所有渔民。解放前村庄里由渔霸把持，土改时，渔霸虾四佬被人民政府拉去枪毙了，村里的渔工便加入包帆工会，成了国营渔工。福里村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村庄有许多关于海的传说，有好几位传奇人物。这是个连日本鬼子都害怕的村庄。村庄里的人剽悍，桀骜不驯，城里的干部们也感到棘手。
福里村的男孩子都不上学，上学是女孩子的事。男孩子从小就在海边滩涂上抓鱼捉蟹，稍大就跟着父兄到渔船上去。大都是十二三岁就随船出海，做起了青脚（学徒），二十多岁就当了大工，即二副三副，三十多岁就当上了船老大。村庄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目不识丁，却有一身好胆气，天不怕地不怕，连共产党的干部也得看他们的眼色。这个村庄在抗日战争时，跟国民党军队的关团长一干人马，和日本鬼子打了几个昼夜，死活没让日本鬼子登陆，差点就全村覆没，这是他们的红色资本。但因为和国民党军关团长的关系，抗日英雄们没有能得到承认和宣传。福里村的人为此大不平。
村子里的老人有时会在无意中提起那些事，他们对关团长很是崇敬，忘记了他是国民党。他们对国民党本也无什么坏印象。何况关团长治军极严，团部借用了村里的大祠堂，关团长每月还给族长送些银元。这令族长很感动，礼尚往来，凡有上等的海货，族长都会令人给关团长送去。关团长笑纳同时会给来人压上几块银元。他的儒雅通达，给福里村的夜里增添了好些春梦。闲来无事，关团长偶尔会跟族人们吟诗作对，他尤喜辛弃疾的诗词，这也是令族人们刮目相看的。一个丘八，却文武双全，何况年纪轻轻，单身一人，惹得福里村的年轻女人们心猿意马。人称春姑的华荣的妹妹，就因为和关团长有一些传说，酿就了终生的悲剧。好在那些人们认为是悲剧的事情，春姑却不那样看。
在1966年红色狂飙的日子里，春姑是小城里惟一的女性风景。她总是那样与众不同，像是30年代挂历里的女人，因此吃了不少苦。红卫兵把两只破鞋挂在她脖子上游街，她总是很配合，从不与红卫兵们计较，还主动地把破鞋摆正在胸前，锣也敲得特别起劲。她那天生的桃花眼春色盎然，即便是在无奈与仓惶之中，依然惹得路人心猿意马。
她的罪名很简单，那时叫坏分子。因为传说与国民党军官关团长有一腿，后来又遇人不淑，嫁了个小商人，小商人解放前夕跑到香港去，这于春姑也是一桩罪。跟过两个男人，样子又长得俊俏，肯定不是什么好货，红卫兵们便给她戴了一个“坏分子”的帽子。除了陪着游街，也就没有什么事。她本来就无事可做，衣食无忧，她和丈夫生有一个男孩，因了这个缘故，丈夫在香港月月有“侨汇”给她。她也就只好认了守活寡的命，看形势，丈夫这辈子恐怕回不来。惟有自己偷渡出去。这是春姑一生的追求。
我常看见春姑在街口和女人们说着闲话，尽管她是坏分子，但那些女人们总爱围在她身边。春姑的衣服多是从香港寄来的，这最是令女人们羡慕不已。在小城里，凡有海外关系的，总是生活得比较富足，邻里关系好的人家，便受人尊敬。春姑正是这样，她总会把一些香港捎来的吃食，随手送给邻居的孩子，孩子们便亲热地春姑春姑叫个不停。春姑人缘好，长相雅致，虽有些妖娆，但孩子们并不理会这些。男人们也觉得春姑有味道，有事无事爱和她搭讪、调笑。春姑是经得起调笑的，她并不在乎那些男人们的挑逗。小城很小，人们彼此都知根知底，除了包帆工会几个正经八百的干部，没有人轻视春姑。
春姑是寮居的常客，寮居里那些粗人也都喜欢春姑。春姑一来，寮居里便有了些异样的调笑声。平日里优雅的春姑，在寮居里也很放得开，她并不十分在乎男人们有意无意的推搡，顺势摸一把。不过，她见了中尉就很正经，脸红，很有几分腼腆。
在中尉的灯塔，我见过几回春姑。
春姑在中尉的灯塔，显得很忧郁，全无平日里在街上、在寮居的随意和放达。灯塔一般不会有人来，中尉似乎也不与任何人来往。春姑偶尔会到灯塔来。
那天，我听见远方对着海岸那边闷闷的低吼，正值涨潮时分，灯塔通往饮马滩的海涂已被海水淹没，远远地只见海岸边饮马滩的乱石上站着一个人，海风飘飞起那人的乱发，我看不出那人是谁。
中尉说海边风大，他唤回远方，让我进屋里去。他独自驾舢板，到对面的饮马滩去。这时正是潮平时分，南来的海风刚才还吹得苇草低伏，此刻却消匿得无影无踪，刚才还汹涌翻腾的海水此刻平滑如镜。我蹲下来，一手圈住远方温暖的脖颈，把脸贴在远方的腮边，耳边是远方平缓的有节奏的喘息。
远方很安静，我们目送着中尉的舢板，舢板在无风的海面上，无声无息地划破水面，向对岸缓缓行走。
海面上撒满橙红色的阳光，落日的光辉在海面上铺出一条熠熠的灿灿的大路。天空静极了，饮马滩静极了。灯塔悄无人声，只听得见远方的喘息，那喘息里有许多难以言状的欢娱。我和远方向海面直视，焦点是中尉的舢板。
中尉的身型很魁梧，他赤膊，只套着一件薯郎染过的背心，敞着胸怀，腰间扎着一条花格子的水布，头戴一顶此地渔民们常戴的毡帽。那种帽沿很短，帽边微微卷起的毡帽，也是薯郎染成的颜色，那颜色有些赭红，有些棕黑，像风帆的颜色。中尉喜欢斜斜地歪戴着毡帽，把帽沿拉得很低，盖住了半边眼睛，他的眼睛就躲在帽沿的阴影里，你很难看穿那眼睛里的神情。只有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中尉才会脱下他那顶举世无双的毡帽。我甚至从没看见过中尉脱帽的样子。我有过无数的想象，想象没有了那顶毡帽的中尉，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定是很陌生的中尉。中尉的毡帽肯定有许多秘密或故事。
中尉的舢板驶出去好远，橙色的夕阳把中尉和他的舢板装饰成一座凝在水面上的雕像，雕像渐成剪影，中尉的毡帽竟像是早晨雾中的太阳。
我看不见春姑，刚才她还站在岸边的乱石上，不知什么时候，她不见了，我有些茫然。她不是来找中尉的吗？
中尉的舢板就靠在乱石边上，我隐约听得见锚铁磕在乱石缝中令人心悸的声音，那种坚硬的互相摩擦的钝音，让人心里阵阵发麻。
中尉回过头来，向灯塔这边草草地望，然后隐进饮马滩无边的芦苇和红树林中。
天霎时就黑了，海风又微微吹起，秋天平潮的时间很长。我和远方依偎在一起，心中有一种孤苦失落的意绪。我本该早早回家去的，姐姐不知道我跑到灯塔来。她从不知道我白天在干什么？到哪里去？她也不知道灯塔。
可我更希望灯塔就是我的家。如果可以，我永远也不愿意离开灯塔，我愿意在灯塔住一辈子，一个人，和远方在一起，不跟任何人见面。现在，我最恐惧与害怕的就是见到人，包括同学和任何陌生人。似乎我所能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不怀好意，都把我当坏人。我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父亲和母亲都是“敌人”，都是应该专政的对象，他们出身地主、反动军官，他们本身是敌人。但是，我又无论如何无法说服我自己，承认父亲母亲是坏人。
许多年后，我依然非常清晰地记住那个上午。
早饭后，我照例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在校门口，我碰到一些人，有校工，有老师，我照例恭恭敬敬地逐一问好，但很奇怪，每个人都脸色阴沉，很凛冽也很严酷，对我投过来鄙夷和警惕的目光。我有些惊骇，心中布满疑云：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惶惶然地环顾四周，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似乎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就像电影镜头里逃难的人们。
校门口两排白桦树拉出许多条绳索，大字报就一张张糊在绳索上，晨风掀动着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礼堂里，也同样挂满了大字报，我心惊胆战读着大字报上的文字，全是炮轰父亲母亲的。我只草草地看了几张大字报的内容，心脏就像打鼓似的，砰砰砰的像要闯出胸腔。我双脚虚浮，脑袋嗡嗡嗡的，一片茫然，我惊骇极了。早就知道又要搞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已经开进学校，学校也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班长胡伟标当上了筹委会主任，这是我们初三甲班的光荣。可我从没想过工作组、筹委会与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害怕极了，贴着墙根，赶紧往家里跑。我想回去问问父亲母亲，这究竟为什么？我一直自以为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虽然父母亲告诉我，在各种表格上填“家庭出身”这一栏，应填写“自由职业”。我还专门去毛主席著作中查找关于“自由职业”的文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篇文章里，毛主席称“自由职业”者为医生、教师，属于半个无产阶级。以我十五岁的年龄，我无法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失魂落魄地撞开房门，妈妈倚坐在睡床边，父亲面壁而站，他们都不说话，见我进来，他们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发现他们变得很陌生，完全不是每天我见到的父亲母亲。我从未如此近地审视过我的父亲母亲，也从未如此真切地端详过我的父亲母亲，从未如此感觉到他们的憔悴与苍老。我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里，看到了他们极度的恐惧与无奈，那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目光。多年以后，在我也同样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惨事及感情的挫折之后，我才明白那时父母亲心中的惶恐。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五男一女，无一成年。我想，当时他们面临的，一定是彻底的幻灭。自己的幻灭同时忧虑着六个未成年儿女的命运，他们一定很绝望，以他们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可以想见，一旦被揪出，就绝无生还的可能。
早在30年代，父亲就把自己置于悬崖边。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十八岁就从地主家庭中出走，到游击区去，并登报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在报上对自己的父亲指名道姓，这在遍布海内外的家族亲友中引起轩然大波，招来一片“逆子”的怒骂与讨伐。土改时他回乡，给中断了十年联系的老父亲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和农民协会、土改队的人一起，把老父亲拉出去游街，游遍了附近十三乡。
我无法想象我的父亲当年把祖父拉去游街时的心情，那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是因为仇恨？还是要向新社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众叛亲离中，父亲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他早就与老家割断了所有的亲情关系。而今，轮到他被共产党“革命”了，自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现在不仅仅是站在悬崖边，而是即将从悬崖上掉下去，顷刻间便粉身碎骨。这一次被打倒，连回老家去的退路都没有。现在，这个曾经亲手毁灭自己家庭的人，我的父亲，就如此凄惶地站在我面前，他面无人色，却依然努力装出笑容，他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背过脸去。母亲显然刚刚哭过，她走过来揽住我的肩头，声音发颤：“亚雷，别去看大字报。别到处乱跑！很快会过去的。”我记得，母亲一夜之间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她依然很漂亮的脸孔，犹如罩上一层雾霭，看起来很恍惚。
我很害怕，我担心有人会把父母亲抓走。这之前，报纸上到处都在批判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家村”。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吴晗吧，跳楼死了，其他的好像被抓起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父母亲很快就会被抓走，我心里恐怖到极点，我悄悄问母亲：“会抓人吗？”母亲犹疑了一会儿，摇摇头：“怎么会呢？别乱想。”我发觉妈妈搂着我的手在微微颤抖，她的心也在颤抖。因为害怕？因为预感到巨大不幸？因为现有的一切将在瞬间坍倒？
父母亲经历过太多的清洗运动，目睹无数同事同行在政治运动中夭折的惨烈。刚才我在大字报上就看到这样的字眼，说父亲是“漏网右派”，这个意思我明白，就是说父亲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本该被当做右派打倒，可是侥幸逃脱了。我也似乎曾经听说过，父亲当年是被划为“右派边缘”，不作处理之类的。
我突然有一种落入地狱的感觉。平时觉得很空旷的父母亲的卧室，此刻犹如铜墙铁壁，四周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好像有无数双锐利的巨爪，从四面八方向我伸来。
我从卧室的落地窗户向客厅望去，肥婶和凤卿姑刚忙完早晨的家务，她们各自端坐在矮凳子上，沉默无语，她们一定已经知道家里出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