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始懂事，就认识八相。
他每天都要好几次经过我家的门。早晨他从家里到海边去，半夜又从海边回到家里去。经过我家门口，他通常都会引吭高歌，无非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他只会这两句，反复地高歌，走调，如同干吼，但他唱得很用功很快乐。我有时夜间醒来，会听到八相由远而近的歌声，是让他的歌声吵醒。
如果在白天，有时八相会突然在大门口和我的父亲母亲打招呼，他总是很恭敬地称我父亲“郭先生”，有时会从装剩鱼剩菜的竹筐中捡出几条完整些的鱼虾，硬是要送给父亲。我父亲总是对他很客气，有时会半开玩笑地问他：“八相兄，这么高兴！又去相亲啦？”八相总是很憨厚又很腼腆的嗫嚅：“郭先生也笑话我啊！”父亲便拍拍他肩：“这是好事嘛！怎么是取笑呢？”
八相有时还会用他那粘满鱼腥的大手，在我头上摩挲着，说这孩子长得跟先生娘一样漂亮，我有些嫌厌又有些好玩，眼睛盯着他筐里那些散发着香味的鱼货。其实，船上的剩鱼是很好吃的，船老大华荣有时也会特意留一些在海上蒸煮的“鱼饭”送给父母。
八相长得高大魁梧，体魄很好，走起路来却有些跛。有说是偷东西被人打瘸的，有说是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疾，反正我从懂事时见到的八相，就是瘸着走路的。他走路飞快，却因为瘸的关系，肩膀总是一耸一耸的，像风吹着帆船在浪里行驶一般，一起一伏。八相没有正经职业，小城里没有什么工厂，好像有许多闲人。除了出海捕鱼的渔民，小城居民似乎都做着与寮居有关的生意，不是做渔贩子，就是经营渔船上的柴米油盐，修补渔船等等的生意，八相却是纯粹的帮忙，换点施舍。
八相是个孤儿，他的身世谁也不去关心，人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要说八相，就无人不晓。
寮居的24小时，都离不开八相。
渔船进港，嘈杂热闹忙碌的寮居，八相是最优秀的强劳力，虽说有点残疾，但干起力气活来，却是无人可比的。
渔船出海，寮居闲暇无事，包帆工会的人便和女渔贩子们聚在寮居里打牌，那时人们不敢大赌，但每局赌个一毛两毛意思意思却是家常便饭。寮居是个连公安局也懒得管的地方，打渔的人个个像是海盗，印象是粗鲁不堪，何况岸上的人们，还等着渔民们给几条鱼吃呢，所以总是睁只眼闭只眼。八相从不打牌，但他总不缺席，在一旁为大家沏茶递烟，完了人们会给他一点“抽水”，即每人送他三毛五毛，作为酬劳，这就是八相一天的收入了。
冬天有几个月的时间，渔船不能出海，停在海滩上或船坞里修整。渔民们没有了收入，八相的生计也受了影响，寮居里也显得冷清。无事可做的八相找到我的父亲，父亲答应他到学校盐场去帮工。
学校盐场有两个专职的盐工。一到冬天，盐场也到了修整的时节，八相每天便早出晚归，到海边的盐场去挖泥修堰。到了收盐的日子，他和两个盐工一起，把白天收成的几千斤盐，挑到高高的盐坨上去。盐坨拔地而起，有二十几米高，一点点垒起来，再铺上稻草片，防雨淋日晒。远远看去，盐坨像巨大的金字塔。这些海盐暂时坨起来，等待盐务局派车队来运走。
整个冬天，八相就跟着盐工干这活。盐工海金和加顺，都是从乡下招募来的员工，每月有二十几元的工资。八相不算正式员工，只能到学校伙房去吃吃剩饭剩菜，却能吃得很饱，这点令八相非常满意，只是按规定不能发工资，这是早就说明的，他也没什么意见。八相能有这份活计，还是父亲擅自决定的。后来在1966年，父亲被打倒之后，这也成了父亲的罪状。
开始时八相还没犯事，属于革命群众，有人揭发了父亲，说他是利用八相，是笼络革命群众，假慈善，收买人心，用心险恶。
那天在小城戏院里开斗争大会，父亲被五花大绑，七八个红卫兵押着他从戏院大门口沿通道走过来，押上了戏台。绳索松开后，他被勒令站在戏台正中，低头，弯腰，双手向后伸直，作飞机状，他高大的身躯痛苦地弯曲着。
我被安排在第二排靠右侧的座位，我在低处很清楚地看到父亲低垂着的脸。他九百多度的眼镜被强令摘走，眼睛像金鱼眼般暴突着，他本来就瘦削的脸，皮包骨而且苍青，面无表情。他的中山装上衣掉了两粒扣子，胸口敞开着，里面的白衬衣扣子几乎全掉光了，衣领杂乱地团在一起，脚上黑色的宽口布鞋，掉了一只。我的目光下意识地在他刚才的来路上搜寻着，我终于看见父亲黑色的敞口布鞋，孤零零的、很是凄凉的，倒扣在台阶下边。我的脑海里突然涌出这样的情景，父亲的布鞋，像一只倒扣在肮脏海涂上的破船。
我的心中一片空白与迷茫，只觉得眼睛有些刺痛，有些模糊，不自觉地擦了一下。这个动作马上就被报到筹委会那儿去。
斗争会还没结束，我就被邱岚和几个同学叫出了会场，在一间空教室里，被教育了半天，说是在父亲的斗争会上我流泪了，就是同情“三反分子”，没有真正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为此我被勒令在班会上作了检查，认罪。邱岚勒令我在下次斗争会上，必须主动上台斗争父亲。
其实那时我并没有流泪。自从父亲那一天在家里被红卫兵宣布为“三反分子”，第二天他就被带走了，两个多月来，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这两个多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简直是翻天覆地。
在父亲的批斗会上，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我好像被押到刑场上，和父亲站在一起，马上就要被执行枪毙。我的心脏顿时紧缩成一团，害怕到连害怕都感觉不到，我只是在那一瞬间停顿了思维，同时成了一具没有感觉的尸体。
在我茫然的目光中，台上被批斗的父亲，有时幻变成了郭琵琶，有时成了延安的王实味，有时成了南霸天，有时又成了被父亲戴上纸帽游街的祖父，我自己却成了当年押着祖父游街的父亲。
尽管眼中出现这些幻觉，但心灵却已经麻木麻痹了，我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感觉自己实在没有理由降生在这个世界。我埋怨父母把我生下来，却没有给我安全，起码给我一个不受人歧视的出身，我已经彻底地自认我和我的父母，包括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一切与这个家族有关的人，都是有罪的。我甚至还很庆幸自己生于这个时代，而不是更早一些的清朝明朝或唐朝汉朝，不至于被株连九族，被施酷刑。似乎还有一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筹委会的主任、同学胡伟标和罗德宏老师，感谢他们把我与父亲区别对待。我当时真的并不仇恨他们，反而是羡慕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的权力，可这些对我而言是奢望。
最令我吃惊的是，八相居然也上台去斗争父亲，他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谁也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但凶神恶煞、立场坚定却是毫无疑问的。八相努力显示自己的威风，他是作为学校盐场的工人阶级上台揭发的，他叫嚣了半天，我才听明白，他说他是我父亲派去盐场当特务的，他把自己也兜进了莫名其妙的圈套。
胡伟标带头喊起了口号，八相出其不意地挥拳打向父亲，父亲无声倒地。八相出手极狠。父亲满脸是血，我发现他微蹙着眉头，双手捂着脸，非常痛苦的表情。他努力地用手撑地，挣扎着站了起来，会场有些骚动，但马上被强烈的口号声掩盖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怎样，我始终记不清楚，任凭我怎样回忆，也无法想起那天我被带走之后的情景，包括那场斗争会是何时结束的，受伤的父亲是如何被押出会场或抬出会场，去了哪里我一点都记不起来。关于那天事
情的结局，我彻底的失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