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小段时间里发生的事，许多年来，我一直无法重新唤起记忆，它好像从没发生过似的，被抹得干干净净，时间也被洗得洁白纯净，毫无痕迹。
类似八相的反戈一击，对于父亲来说，或许已经习以为常，在他的阅历里，这种事太平常，几乎所有的同事与同志关系，在政治运动中，最终都指向了这种结果。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那是每一个正常人在危及自身时的选择。父亲曾经说过，告密与出卖，检举别人，这些都是正常的革命行为，毕竟只是说出了不利于他人的真相而已。
可是，八相不是一个正常人，他靠本能活着，本能不会让他做出这种恩将仇报的选择。他出手是如此之狠，这无论如何不是善良的饱受人们恩泽的八相的选择。“他本是一个从不知道仇恨也不可能记恨的人。”父亲自言自语。
后来，我去劳改农场看望父亲，说起八相，他说，八相那一记老拳，比当年在苏北被堵截，让日本人砸了一枪托还要严重得多。好久好久脑袋都还隐隐作痛，有时痛得像要炸开。他并不记恨八相，反而说八相是个可怜的人，从小就流落在寮居里，有口饭给他吃，指使他做什么事，都是可以的。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总会做出些不可思议的事。聪明人尚且如此，何况心智不健全的人呢？
那天夜里，在海边的盐碱地，我陪父亲走了很多路，走了许久。这是我们父子一生中谈得最多最久的一次。
那时我从海南岛回来，大约是1968年吧。不久，父亲又被抓进牛栏里去。
我想象不出，八相对父亲挥出拳头，是包含着仇恨呢，还是其他？或者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个动作，一种表现而已，什么也不代表，什么内容也没有。没有仇恨，没有立场，或者恰恰相反，连动物性动机也不是。
那么是什么呢？这一拳是如何培植起来的？也许，对于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根本就无须作这种讨论。那时的人，在本质意义上，集体地疯狂了。但这依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况任何简单化的答案都是无济于事的。
八相在斗争会上出尽风头。小城里一天有好几场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八相作为贫苦阶级的代表，作为被当权派走资派迫害的“人民”，他时常会被请去斗争会上“控诉”，走资派见了八相的确闻风丧胆。他经常在人们呼过几次口号之后，就挥出他那经典性的老拳。公社马书记的鼻梁就被八相一拳打断。
开完斗争会，八相有时会有一顿简单的饭菜吃，有时没有，八相很不满，但是不敢发作。他上斗争会的乐趣除了有一顿饭吃之外，更多的是从那热烈的革命气氛中得到满足，他觉得为自己挣足了面子。他在雷动的口号声中，感到自己是一个英雄，仿佛那些口号声是为着他欢呼。
回到寮居的八相，人们对他刮目相看。开始时他很得意，炫耀自己的拳头很硬：“那些干部没一个经打的！”
“那你让我打一拳试试看！”人称无脚蟹的退役船老大茂德冷冷地说：“是你的肉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八相不怕任何人，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怕为何物。平时他也不轻易与人争执，有人欺负他，他也只会双手抱头，一语不发缩在一旁，所以，他在斗争会上猛拳出手，实在令渔民们惊愕不解。但八相还是畏惧无脚蟹的。
无脚蟹是这一带几座寮居里的老大。他很年轻就当了船老大，在海上闯荡到了四十岁。几年前一次海难，他双脚让倒下来的桅杆当场砸断，破船在海上漂了三天，竟然漂回港口。全船的人都在海里失踪了，可他一人半生不死的又生还了。在公社医院里住了半年的无脚蟹，在某一天下午，小街上人最多时分，独自垫着蒲团，两手着地爬回了寮居。
那天，医院和包帆工会的人坚持要用担架抬着他回来，他把那些人臭骂一顿，他连家也不回，独自穿街过巷，在众目睽睽之中爬回寮居。他把还没有生养的年轻老婆打发回乡下去，抛给她一句话：“找个好人家嫁了吧！”从此就住进了寮居。任他老婆如何恳求，他就是一言不发。
没人敢轻看无脚蟹。连包帆工会的阿狮也不敢惹他，倒是时常提着酒肉到寮居里来请他吃喝。
阿狮也是个人物，五短身材，脑袋大得出奇，眼睛大得出奇，胸脯又厚又宽阔，真正的奇人奇相。身材长相活像一头狮子。不足1.5米的个子，身体却是宽阔得出奇，走起路来，像是一堵矮墙缓缓地移动。
阿狮现在是本城“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八相就是他给招呼去的。
“你是阿狮一条狗！” 无脚蟹恶狠狠地对八相说。
八相便殷勤地给无脚蟹点烟，讨好寮居里的每一个人，发誓从此只管斗争，不再打人。无脚蟹更是冷嘲热讽：“你不做狗能做什么？贱货！”
寮居是用竹子搭起的棚屋，顶棚低矮，八相人高马大，他跪行着给无脚蟹又是点烟又是递茶。无脚蟹很是受用，他对八相本无恶意，平日对他极为关照，我看得出无脚蟹是在为我父亲鸣不平。
寮居自有自己的规则，那是任何年代任何政权也无法改变的规则，由险恶的大海的生存法则来决定与支撑，任何人都无力改变它。在寮居，像无脚蟹这样的人就是“王”，就是“老大”。他们坚守着海的风云，也就决定着寮居的风云。每座寮居都有一个王或老大。世世代代的人都无形地遵循着这个规矩。
寮居里的八相对我谦卑又热情，尽管我对他明显的表示着敌意，但他却好像根本就没对我父亲做过任何不好的事似的。他喜欢用他那双肮脏粘着鱼腥的大手来摩挲我的脸，我嫌恶但是不敢有任何抵触。他竟然笑嘻嘻的，很真切的自言自语：“郭主任很厉害啊！大学问哩！”
无脚蟹又冷冷地抛过来一句：“别理他，疯狗！”
我每天都到寮居来，坐在栈桥上看海。
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父亲被关在“民兵指挥部”里，妈妈和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在盐场办学习班。哥哥去年被父亲带头送到粤北山区所谓的“劳动大学”，说是读书，实际上就是劳动。父亲把一个有病的大儿子送到那种地方，令全家包括肥婶和凤卿姑都大惑不解。当时小城就有许多议论，哥哥却没有说什么，他从来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何况父亲的话总是对的。
父亲大约早在去年就已感到时局有政治压力，不惜牺牲儿子的前途。
姐姐本在一所小学代课，父亲出事了，她被勒令退回。她天天在家里织鱼网，每天大约有一毛钱收入，几个弟弟都辍学在家。
我们家也早已被扫地出门，由包帆工会里父亲的学生出面作保，租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破屋里。那屋在我们搬进去的前一天，刚刚死了一位上吊的老人，没人敢住，屋主便租给我们，每月租金一元钱。
我不愿意回那间陌生的破屋，那里潮湿阴森，墙上满是青苔，门口堵着另一座倒塌的大屋的女儿墙，像一座尖尖的山峰，站在女儿墙下，有一种摇摇欲坠的幻觉。每天我早早出门，很晚才回到家中。白天只有两个地方可去，寮居和灯塔，只有这两个地方，离街市很远，听不到游街斗人的鼓声和锣声。
坐在栈桥上望海，时间仿佛停顿了，心也停止了搏动，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恐怖。
白茫茫的海上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船，也没有人。闭上眼睛，身体向任何方向一倾，就会毫无知觉地掉下栈桥，让海流冲走，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这不是一件需要考虑很久的事。我好几次已经倾斜了身体，可发觉自己的双手，还是紧紧地拽住了栈桥上的马钉，那铆住两块木板接合处的长长的马钉。
海流强劲地冲击着栈桥的柱子，特别是在退潮的时候，栈桥像一根风中的钢丝，坐在栈桥上，你会觉到栈桥大幅度的晃动。我不怕它的晃动，我倒期望不是我自己掉进海里，而是栈桥坍塌把我带到海里去。
寮居里的男人女人，都习惯性地大声说话，在海边，风大浪大，说话的声音定要压倒海风海浪的喧哗。惟有无脚蟹的话语是低沉的，就像涨潮时的海水，无声无息地漫卷而来。他总是盘踞在寮居靠窗靠海的角落，那个角落一半在阴影里，一半在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下，他的脸经常处于一半光明一半阴暗的光照之中。
那张脸很峭立，从任何角度看去，都有一种骨棱棱、明暗分明的印象。尤其是他的眼睛，在巨大的眉骨下，显得高深莫测。他终年穿着一件宽大的唐装大褂，那种用薯郎和上牛血和鸡蛋清调制而成的染料染成的赭红色的上衣，腰间系着一根剑麻织成的腰带，下身穿着一件筒裤。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截去，露出两截滚圆的创口。他盘在那儿，像是一尊佛。
无脚蟹受伤之前，去过我家。他比华荣更魁梧。那时他嗓门很大，与父亲毫无客套，大大咧咧的。他常常邀父亲到船上喝酒，父亲也从不拒绝。他受伤以后，我跟着父亲去见他，就在这间寮居里。
那年我刚满八岁，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残缺的人，第一次惊骇人间的残缺。父亲跟他说了许多话，我只记得父亲说他是保尔·柯察金，又说他是吴运铎，还说到鲁宾逊。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这些人是谁？为什么叔叔是这些人？爸爸很费劲地给我讲这些人的故事。我从此把无脚蟹当做英雄。“他是行过乌水的。”当年凤卿姑也这样说过父亲。我将来也一定要去漂洋过海，行过乌水，那是男人的事业。
我想他一定很难受。没有腿，只能坐在蒲团上用手爬动。像没有脚的蟹，不能行走，也游不起来，哪儿也去不了。
那天夜里，我尽做恶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蟹，可恶的夏谷（肥婶的儿子），用手把我的蟹脚一只一只的折断。折去脚的身体流了好多的血，血把我漂起来，到处湿漉漉的，我动不了，拼命想爬起来。夏谷和一群孩子围着我，嘻嘻哈哈大笑。我挣扎着失去脚手的变得滚圆可笑的身体，惶恐、绝望、耻辱，无助的嚎哭。没有人理睬我，所有的路人都取笑我。我看见路人都是些熟悉的去过我家的人，老师、同学还有父亲的同事，但是，没有一个人理我，人人都装作不认识我。我看见了肥婶和凤卿姑，我喊她们，想着她们会来救我，可是，肥婶和凤卿姑都好像没看见我似的，走了过去。血把我漂了起来，原来我尿床了。
一连好几天，我夜夜尿床。已经是深秋了，海边天气早早的寒凉。我不敢跟姐姐说。可是，跟三个弟弟睡在同一个被窝里，终是瞒不住。他们告诉了姐姐。
姐姐没有说什么。她只是把被子拿到太阳底下晒。第三天，姐姐对我说：我们去看医生吧！我知道不会有钱看医生，只是看着她。她说：去乃豪医师家里，让他抓点药。我争辩：我没病。她说：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