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关在“民兵指挥部”。
那是城内一座清乾隆年间修建的三进大祠堂。原来是李氏宗祠，解放前曾经是国民党的县党部，土改时是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驻地，解放后曾经做过县政府，后来县政府搬进了新的办公大楼，大祠堂废弃了一段时间。1963年被作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馆，里面陈列了许多“忆苦思甜”的物品，大多是以前地主奢华的家具，称米的大斗和小斗，以及各种刑具。那时，我们中小学生被组织去那里参观，里面有一个专柜，摆放着一位叫马灿汉的国民党中将的物品，有军装、中正剑，胡宗南给他的亲笔信，以及各种书籍和信件，还有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教官时与蒋介石的合影等等。我回来跟母亲说起，母亲沉默不语，她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我知道我外祖父的名字就叫马灿汉，展览馆里展览的照片似曾相识。我在祖屋外祖母的居屋里看到过那张照片：年轻、英俊，英气勃勃，眉宇间有一种少壮军人不可一世的气度和傲气。我发觉，那段日子母亲心情很忧郁，也很烦恼，没有了笑颜。
1966年“文革”开始，关闭了许久的展览馆又重新开放，只是其中的许多空房子被改装成了牢房，专门关押各种名目的“反革命分子”。大门口也挂上了“民兵指挥部”的大牌子，门口有手持水火棍的民兵把守，出入都要查询证件。完全恢复了土改时期农民协会的作风与做派。阿狮是指挥部的重要人物——工人纠察队的队长。
父亲和几个坏分子被关在同一牢房。“指挥部”不管饭，我每天要去给他送两次饭，中午、晚上各一次。每次送饭，只能送到大门口，有专人来把饭盒拿走，经过检查，最后才送到父亲手中。我无法进到牢房去见父亲。有一次，我把晚饭送到门口，看守正和人聊天，他马马虎虎地检查了饭盒，懒得把饭送进去，便高声喊：“郭大风！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见到一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老人，一只手叉着后腰，一歪一歪地走出来。那是我的父亲。一个多月没见，他完全变了另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斗争他了，我想见到父亲，只有在他被拉出来游街时才能见到。我心里非常矛盾，我害怕在那种场合见到父亲。
上一次见父亲，是在他被押着游街的时候，我躲在人丛中，心惊胆战地从人缝里，目送着他佝偻着行走，他的脖子上捆着一圈麻绳，麻绳的另一端握在另一个斗争对象手中。父亲像狗一样被牵着游街，他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高帽上写着“打倒地主分子郭大风！”他总是被套上各种不同的名目与身份被牵到街上游街示众。他弯着腰，手中还敲着一面破锣，口中高声轮番呼喊：“我是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郭大风”“打倒反革命分子郭大风”等口号。
我无法形容他的表情。木然还是惊惧？他的脸已经完全变形。眼镜被摘去之后，他的脸好像是纸裱过的一样。他被关闭得太久，没有见到阳光，脸有些浮肿，泛白泛青，加上没有整理的络腮胡子，灰白焦黄，活像从阴间来的。我内心充满痛楚，那痛楚没有来由，也说不清。哪怕他不是我的父亲，只要他是一个活物，是人的内心就无法不被深深地割裂，流出汩汩的鲜血。又像有一把长满铁锈的钝刀，带着残缺的刀口，在血肉上无规则地割着。
父亲的目光涩滞，没有一点点光亮，眼睑由于浮肿，包住了半只微微突起的眼球，那眼球充满木然的绝望。他的嘴有节奏地开合着，我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的耳鼓充塞着满世界的噪音，眼睛却一直跟踪着父亲。我个子矮，躲在人丛中，又不敢挤到跟前去，有时看到父亲的脸，有时只看到他的纸帽在人丛中一高一低的浮动。他被五花大绑，双手屈在背上，脖子上圈着的绳子时松时紧，他便常常被牵拉得踉踉跄跄。
离那一次游街，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父亲在天井里被看守喝住，他弯腰站在天井中央，正午阳光强烈地照射着他的脸、灰白的头发和焦黄苍青的络腮胡子。他穿着一件发黄发黑的文化衫，脖子上全是汗水，他努力想抬起头来，用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看我，循着我的声音寻找着我的身影。我知道他离开那副九百多度的眼镜，什么都看不见。强烈的阳光直射他的双眼，我看见两行眼泪垂直地淌在他瘦削苍青的脸上。“郭大风，哭什么！你不满是不是！”看守按住他的脖子，扳住他的双手。“我没哭，”他喑哑的嗓音有着些微争辩与反抗的意味，“亚雷，你在哪里？”我听见微弱、颤抖，带着哭腔的声音，这哪里是我所熟悉的、亲切、高大威严、善于雄辩的父亲的声音啊！
父亲真的像一个活鬼，从形体到声音，犹如从地狱中来，像《格林童话》中那些丛林中的魔鬼。我害怕到极点，那种恐怖难以言表，不是因为父亲而恐怖，是因父亲被变得如此而感到恐怖。他经历过怎样的遭遇？一个十五岁的不谙世事的孩子，我无法体验与想象。我突然想起了小说《红岩》，中美技术合作所、白公馆、息烽集中营、渣滓洞。凡是我读过的小说中，最冷酷、最惨烈的画面，瞬间都成为血腥的洪流灌注在我脑中。我莫辨真假，面前这个像狗一样，被另一个与狗无异的罪人牵拉着行走的人，是我的父亲吗？当时我一定是惊恐万分地注视着这个人，这个已经失却尊严，任人摆布的人。他衰老得了无生气，睁大眼睛摸索着，却看不到近在咫尺的儿子。他着急地喃喃自语，急迫的嗓音里有一种无助的本能的祈求。
矮矬的威风凛凛的阿狮出现在天井的台阶上，他大声喝斥：“郭大风，滚回去！”他斩钉截铁，怒目圆睁，他是指挥部里最威严的人物。他的目光射向我，有些鄙夷，有些不屑地对我吼道：“早死仔，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叫你进来的！赶快走！”
他非常奇怪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威慑，我转过身去，急急地逃走了。在逃离大门口时，我本能地回望天井。
父亲一脸的伤痛和茫然。他硬是被人架走了，天井里变得空荡荡的，正午酷烈的阳光，无情地燎烤着天井里墙根下茂盛的衰草。
我感觉喉咙有一股血腥的味道，随着急迫的呼吸喷涌而出。每天走近这座年深日久的大祠堂，我都有一种屈辱的罪人一般的自卑。我卑微而且无助，面对那些神情冷漠、庄严得凄厉的工人纠察队员，把装着极简单饭菜的饭盒交给他们，任由他们用随手拈来的物件，去搅翻检查饭食。看他们的样子，仿佛那是一份随便给鸡给狗的饲料。
我从来不敢提出要求，进去给父亲送饭。
每一次送饭，我都会在等待送出父亲上一餐的饭盒期间，接受纠察队员们千篇一律、语无伦次的阶级教育。每一次都是对父亲反革命言论罪行的批判。
那时，年纪小小的我，真的从心底里看到了活着比死去还艰难的处境。我看见一个比我更为真实的自己，在送饭的路上，路人鄙视的侧目，旧日邻居们不屑的目光，那种漠视的、有几分怜悯的疏远。我知道在路上匆匆走过的自己，心中有着无数无法言说的伤痛，却周身找不到伤口，全身到处都有血流涌出，汩汩地流着溢满四周的土地，流尽流干身上的每滴血，却不知道伤口在哪儿。整个人都在巨痛的煎熬之中，却不知该捂住哪儿不让血流汹涌地喷射。一种无处诉说，无告的悲痛。我不知道下一瞬间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一切会更坏、更痛苦、更无希望。我看不到任何光亮，无人会伸出援助之手。
我想着自己也许会和父亲一起，有一天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不是作为革命者英雄的赴死，而是作为最卑下的反革命，非常可耻地死去。尸身肮脏得连狗也不吃。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在那个年纪，会有那样的想法与幻觉。无须任何人告知，面前的一切，每天经历的一切，都在证明，自己一家都是新社会的罪人。我很自觉地把自己连同父母，都摆放进革命小说中敌人、罪人的一方。甫志高、王连举，这些人的下场，就是父亲的下场，我的下场。我胆战心惊地活着，对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全世界的卑微，我所知道的卑微与低贱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连昂起头来走路的资格与勇气都没有。
我甚至想起了祖父、外祖父，一代一代的追溯，尽管对他们的事情，对我先祖的家世一无所知，但是，我不得不继承的，便是那可耻与罪恶的血脉，那血脉污染了这个洁净的世界，他们喝穷人的血，吃穷人的肉，他们理应受到革命的惩罚。理应戴上纸糊的高帽，去游乡，挨批斗，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我突然有一种悔悟。一切都很公平，阿狮并不可恶，他有理由喝斥父亲包括我，还有八相，他们的贫穷都是我的家族造成的，他们有理由翻身解放，对压迫剥削他们的阶级进行报复，他们有理由扬眉吐气。
母亲在盐场“学习班”里集中学习。换一个说法，就是被关进学习班。“学习班”只是那个时代较为文明的说法，里面依然鬼哭狼嚎。
我见不到母亲，她暂时还没有被游街，而她最为担忧的就是时刻会有被游街的危险。她终日心神不宁，时刻都在惊恐中等待游街的时刻到来——这是在我好不容易见到她一面时，她对我说的话中泄露的。她悄悄地嘱咐我，把家中几件旗袍烧掉，她惟一担心的，就是红卫兵强迫她穿上旗袍，剃个阴阳头，然后拉去游街。她已经陪同父亲游过几次街，只是还好，没有受到太多的污辱。对母亲而言，死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被抓去游街，同时穿戴30年代的“奇装异服”，这是母亲日日夜夜都在忧虑着的事。我心中明白，母亲倘若被拉上街头，就意味着一家的毁灭。
妈妈所说的那几件旗袍，其实早已在红卫兵抄家时就被没收。母亲心中惦记着那几件旗袍，是因为怕受辱。旗袍会让她恢复上海的记忆，可那些记忆是一种罪行，也是一些引发人们对罪行的记忆。所以，她特别害怕。那次我见到她，我已经感觉到她的反常，那种绝望的反常。她总是记着她的旗袍，那些象征着妖怪和不正经的旗袍，是如此地令她不安。母亲真的很可怜，她从未受过这样的惊吓。其实，她与父亲一起经历过许多的磨难，那次去延安，在苏北被日本人堵截，就已让她魂飞魄散，解放后历次运动，也令她惊魂未定。可她的预感比预感的应验更令人惊惶，只要一天不应验她的预感，她就一天不得安宁。她像一只惊弓之鸟，抱紧自己的羽毛，在角落里抖抖索索。假如她的预感突然降临，那么，她必死无疑。她早就做过如此表述，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哥哥在粤北的连南劳动大学自顾不暇。他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哮喘，一到冬天，整夜整夜地喘个不停，无法安睡。1965年夏天，父亲将他送去连南，连南是个高寒的民族地区，气候与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一年多来，他有半年时间住在缺医少药的乡村医疗所。自父亲出事，他便没有信来，后来才知道他的所有信件，都被父亲的专案组截取了。
哥哥是爸爸政治前途的牺牲品吧？
在成年之后，哥哥对父亲耿耿于怀。哥哥虽然外表看起来懦弱，但实际上，他还是尤为强悍的。他在连南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灰暗的。严寒和艰苦的生活，使他这个家中因为害病而备受呵护的郭家大少爷，如入地狱一般。起先是他一到连南，才发觉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原来父亲填的家庭出身“自由职业”，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组织上另有一套档案，显示为出身是大地主。这是对一向自以为出身革命家庭的哥哥的巨大打击。
后来，哥哥发现所有去连南的同学，无一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他们被送到人迹稀少的连南，无异于集体劳改，用苦役与思想改造，为其出身的罪恶家庭赎罪，哪里是什么红色的革命接班人？哥哥的情绪低落可想而知。他身上长期以来的自尊与自豪感，荡然无存。
父亲送走哥哥，也可说是出卖了自己的儿子，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的政治生命。他一年多来的努力，最终也没能让他、他的全家包括幼小的儿女们摆脱苦海。相反，他是最先被揪出来并被作为本城头号“三反分子”打倒的。
父亲被打倒后，工资被冻结了，每月只发给十五元生活费，只够他个人在批斗期间的伙食费。妈妈进了学习班，每月发三十五元，组织上留下十五元给妈妈费用，另外二十元每月10日发给我们几个儿女家用。
姐姐就用这二十元撑起了养育我们姐弟的五口之家。
我完全不知道二十元是什么概念，姐姐也从不说起。她已经十八岁了，但依然天地不知，比我还幼稚。她终日不敢出门，蜗居在那间破屋里，为人织补渔网，每天大约可赚一两毛钱。这已经算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足够买一斤大米用。
夏谷是个野蛮的孩子，这令肥婶很伤心。她不止一次地对父亲说：“郭先生，你看怎么是好？夏谷这么顽皮，我都无脸见人。”父亲总是哈哈笑说：“我看夏谷没什么不好，不比亚雷差吧！”夏谷就在旁边，听着母亲与郭先生的对话，他很不以为然，似乎在听别人的事，他依然专心致志地用小刀削木头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