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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的獒》 作者:郭小冬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我始终认为,饮马滩确实是一座城。我从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走近饮马滩,或者说还在襁褓之中,让老叔放在箩筐里挑着进入饮马滩时,我或许就已经认定,老叔正在把我挑向城中,这城就叫饮马滩。这也许是一个无从说起,未免夸张的说法。但是,凤卿姑在我长大之后,一次大家回忆童年的事时,她突然说起:“亚雷老是把饮马滩叫做厝(即家居),还指着那些树大声叫呢!”我相信凤卿姑的描述。

我第一次自己走进饮马滩,的确有一种很奇怪、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没有陌生感,却有一种重归的重逢的感觉,我觉得我曾经在什么时候,到过这个地方。那条潮湿的,有的地方流淌着海水的小路,两边黑压压的红树林和芦苇丛,太像苏州街的店铺。苏州街是小城中一条非常古老的旧街,街上有许多古旧的店铺、作坊和屠宰场。很多无端的幻觉或叫做离奇的想象,在第一次见到饮马滩时,纷至沓来。

我跟父亲说起,父亲说:“你将来可以做一个作家。”我并不以为然。我的理想是去读电影学院,做孙道临或者赵丹。作家有什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把饮马滩当做一座城,就可以去做作家呢?

饮马滩并不是一座城,至少现在不是。

可是,它太像一座城了,包括隐藏在其中的许多东西,刺血槽、废墟、古炮台,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碑记它们掩埋在沼泽与衰草之中。它们逃过了人们的眼睛又自阉了历史。

关于饮马滩确有许多传说,所有的故事与人物都与它是一座城有关,只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兴趣。从我很小的时候,人们也仅止于说说传说中的故事而已,从没有人真正地去考究它。

自从我懂事以来,自从我认识了饮马滩之后,我就从没把饮马滩仅仅当作一片沼地,一片湿地,一片荒芜之地,它总是无时无刻地神谕着一些什么东西。它让你向往、快乐、轻松,又让你紧张、沉重、难过,让你不安同时惶惑和颓丧。它的尊严是因为它的不可思议,同时以一种完全否定的方式,向活着的人,昭示着一种叫做“不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只是几乎所有不幸的人,最终都与饮马滩相关。我的父亲,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后来的春姑、八相和中尉,他们全都与饮马滩有关,而更早的还有关团长。饮马滩的彻底消失,与这些人的被遗忘不无关系。

父亲的最后时刻,最大的可能,就是走进饮马滩,迷失在饮马滩消失的城中。这不是猜想,尽管从未被证实。但是,在他劳改的盐场,那一晚,我与父亲的长谈,似乎隐隐约约的有一种命运暗示或指引:那将是他最后的去处。这种征兆,只有我能预感到。每当走进饮马滩,我都会有一种对这种预感的强烈反应。那种称作气场的东西,那永不安宁的宁静之气,那无法平息的冲动的呼吸,那存在于亘古沉寂之中的动荡转侧,那悄然无声却已贯通古今的黄钟大吕,在草根中酝酿的生命,在泥土里萌动的虫蛹,和着一切生物死物的蝉蜕,都在演绎着时间的长度与嬗变的活剧。

对饮马滩有印象同时为之追忆的人,大多已经谢世了。现在的人们不会记起饮马滩连同它消失的城。在连饮马滩也已经消失多年,变成一片石屎森林的今天,饮马滩连同它消失的城的记忆,也将永远的消失,不复存在。我甚至在冥冥之中,再次确切地看见了饮马滩消失的城,它的转世之一,是一条叫做苏州街的旧街,这条破败的街也已渐行渐远。

我对饮马滩的所有想象,也许是一个孩子的幻影,这个孩子长大后的梦呓,像性成熟时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第一次梦遗,以及这个孩子终于老去时对岁月的再度反刍。

可是,有意义吗?美丽的古朴的同时留给人们无限传说的饮马滩,最终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梦魇,而它在真正意义上的消灭,与1966年的一声枪响有关。

饮马滩的冬天难得有这样的艳阳天,阳光暖暖的无私地照耀着常年湿润多雨的饮马滩。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在这一天早晨,显得有点混浊。昨夜雷电交加,山上有雨,洪水爆发,它混浊的水色,像淡淡的浅褐色水彩,在出海口漫漶出一大片淡淡的类似血痕的海域。

枪毙八相的布告,在昨天就已经贴遍了小城街巷每一处热闹的地方。打着红叉的名字“八相”,显得有些滑稽和不太真实。八相作为一个人的名字,被叫出声音,不但真实同时悦耳,但同样作为一个人的名字,写在布告上且被打上红叉,就显得有些虚假和滑稽,有姓八的么?至少在小城,即使是八相,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他的真名。

这是1966年公检法在即将被砸烂时所犯的一个错误,与1949年的另一个类似的错误有异曲同工之处。

小城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枪毙人了。人们对枪毙人的最近记忆,也是1949年土改时的事了。

那时似乎天天有枪毙人的枪声响起,而最后一声枪响,是枪毙统治福里村多年的渔霸家族的最后一个传人——虾四佬。

虾四佬的孙子,现在美国哈佛当教授的虾(夏)先生,近年来热衷于中美文化交流,同时也不忘上书某部门,为其祖父正名,还要求归还早已分给渔民的虾家大院。根据我党的华侨政策,这所名“资政第”的虾家大屋属于侨房,属于落实政策之列。夏先生近年来多次光临虾家大屋,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虾家与人民的仇恨也趋和谐。虾家大屋从渔民手中归还虾四佬家族,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现经查明,虾四佬是一个乡绅,对共产党游击队有过帮助,与国民党关团长也过从甚密,在日伪期间的确做过维持会会长,他不做,则日本人要杀他。据说,他最后同意做这个会长,也得到游击队的首肯。

总之,历史的重重疑云和狂飙似的土地改革,令虾四佬百口莫辩,糊里糊涂地当了共产党土改队的刀下鬼,血溅饮马滩。那时,饮马滩还残存着几段古城堞,虾四佬就在废旧的城堞边,在正义的枪声中,挨了八枪才毙命。

枪毙八相是小城的一件大事。虽说在1966年,小城天天大事不断,尤其是常于午夜时分,“最高指示”传来,小城便如同白昼,游行队伍绕城,口号声、锣声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

枪毙八相必定是万人空巷。

那天是少有的好天气,是八相的造化,小城的人倾巢而出,男女老少潮涌,其盛况空前是不可思议的。八相在这一天,成了小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虽说他是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被押上刑场,但他毕竟也革命过一场。曾记否!他从一个乡村流浪汉,吃百家饭长大的无赖,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把本城最具学术权威、最有知识的郭大风,真正意义上的斗倒斗垮斗臭,一记老拳打得他终生残疾,大长了革命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这些,都是1966年八相被枪毙之前,红卫兵小报上经常说到的消息。可是,还不到半年,这个小城的革命红人,竟成了革命鬼头刀的刀下鬼!

那时,八相刚娶妻不到两个月。八相的革命成功,同时也就结束了他三十多年的光棍生涯。由本城的权势人物阿狮撮合,八相娶了阿狮乡下远房亲戚一个也有些痴呆的丑女。那女的个子非常矮小,长得像只小老鼠,尖头尖嘴,细眼小鼻,十分丑陋,和高大魁梧的八相在一起,就像一个大茶壶和小茶杯似的。八相很是宠爱,相敬如宾的过了两个月,却革命革成反革命,最终以命血祭“革命”。

八相的反革命案说简单也简单。那天,他充当革命打手,回到民兵指挥部休息。一干人在办公室里说闲话,八相顺手拉过一张报纸,撕下一片,拿了别人的烟丝卷起就吸。土改根子“鬼仔根”眼尖,一掌打落八相的卷烟。八相撕了报纸上半张毛主席像,烧了毛主席像半边脸。在场的人们顿时一片肃静,面面相觑,待有人回过神来,鬼仔根等人猛地扑上去抓住八相。八相不明就里,突然遭人袭击,破口大骂,在挣扎中竟把台上的毛主席石膏像打翻在地,摔成一摊碎片。这下祸闯大了!人们合力把八相按在地上,八相自己也吓坏了。

八相被五花大绑。那一夜,他与我父亲关在一起,一个小小牢房,关了十几个人。八相那一晚,被收拾得不成人样。

在八相懵懵懂懂的思维里,世界本就是混沌不明就里的。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惟一高度,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及“有奶便是娘”,最多也就是残留了人类那种原始的恃强凌弱的本能。他连自己冒失闯下大祸的严重性,也一无所知。他从犯案到审讯到死罪,这之间的过程究竟如何?连案卷都没有保留。

我记得八相被枪毙之后,胡伟标在《红卫兵战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铁拳砸烂八相狗头》,开头引用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八相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罪该万死!把革命理解为请客吃饭。为了谋一口饭吃,他热衷革命,最终却成了革命的刀下鬼。

饮马滩一望无际的芦苇,在艳艳的阳光下,非常轻缓地妖冶地摇曳着细长的芦花。白茫茫的芦花使饮马滩素雅得无与伦比。在天河那边河岸,有一小块从山坡延伸下来的高地,枪毙八相的刑场就设在那儿,据说也是当年枪毙虾四佬和一批土豪劣绅的地方。这个刑场已经多年没有枪毙过人了,也鲜有人迹。高地上的杂草和芦苇被砍去一片。汽车进不了高地,犯人必须走上一段潮湿的土路。人们早早就站在对面河岸上,准备观看这激动人心的历史一刻。四面八方的来人,像过节一般,向饮马滩涌来。

我在人群里,被人流裹挟着,我拼命想从人堆里穿越出来,可是,我只觉得身体被架空了,太像那次在海里碰到涨潮,双脚在流沙上,身体虚浮任海流席卷。满脑子是枪声、血泊飞溅的声音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强烈酷热的阳光蒸煮着土地,我却浑身发抖、牙齿在不自觉地打架。

我和远方爬到悬崖上,灯塔那边海浪滔天,远方非常驯从,静静地半坐半站在悬崖的风中。我紧紧地搂着远方,听得见远方急促的呼吸,心脏如打鼓般跳动着。我祷告远方,千万不要跳开,否则我将跌落悬崖下的大海中。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兴奋,枪毙八相,却像过节一般。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悲伤,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地谈论八相,鄙夷的口气里八相是一个异类恶棍,一个从未与人类并行过的东西。

我不敢去看枪毙八相。一种深藏的恐惧在咬噬着我的心,黑暗拥塞着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我惊恐地想到,也许八相之后,就是我的父亲。和父亲相比,八相的罪行算得了什么?八相的罪恶全然由于懵懂与鲁莽,而父亲的罪行却是贯穿一生的。我已经听到不少民间流传的说法,说每个居委会都接到通知,讨论对父亲的处置,有说判刑劳改二十年,甚或无期徒刑乃至枪毙的。

罗德宏在《红卫兵战报》上写了一篇社论:《农民运动的伟大胜利》,最令我胆战心惊的,正是他的这篇文章,它可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父亲是这座城市批判斗争的头号人物,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几乎所有的反革命罪名,他一个都不少。每次批判斗争,他都是特别不同的,其他人都是陪斗的角色,惟独他是五花大绑,还带着手铐、戴着高帽,胸前挂着大木牌。有一次后脖颈还被插上长长的斩首牌,模拟成死刑犯。

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再加上担忧我对父亲的一切预感都会应验成为现实,我已在心中确认了父亲的死期。有时甚至在心中固定了这样的想法,对父亲而言,也许活着比死去更悲惨,更难受。他每天都在受辱中挨过,在轮番的审讯中,重复着已被咀嚼得无味之极的同一样话语。活着,只是在绝望中拉长毫无意义的生命而已。每天都在难堪中煎熬着漫长的时间。

他的关节炎与心脏病肯定得不到治疗。有一次,他被绑在手扶拖拉机的厢板上游街。我想他一定是病了,一定是关节炎发作,腰痛得不能直立,他们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多少有些明白,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自己,越是对敌人仇恨和无情,越是能够想出更多折磨人的方法,也就越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最坚定的革命者。革命,这个有些空洞同时充满着浪漫色彩的词语,在那个年代,成为证明人生伟大的标尺。打击别人有时仅仅为了自保。只有八相除外,他简单的思维里没有对错,他更不明白革命所包含的意义。他的爱憎有时来自口腹的满足与否,他对父亲打出的狠命一拳,其实是打向所有人的,是打向压迫他的无限虚空的。在八相看来,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他终于可以任意地发泄,同时向一切人表示自己的强大,尤其是他居然可以打击他平日里非常尊敬、敬若神明的人物,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八相是一个人物。

八相与政治无关,他甚至对政治一窍不通,他更不知政治为何物。他从降生到长大成人,都生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那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内心世界,与他人无关。我想,八相至死都是快乐的,他的愚钝也许就是他的快乐,而父亲的明智正是他的痛苦。八相早早地结束了他的快乐,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也因此而很快乐?而父亲依然要在绝望与无告中继续生存下去,他的痛苦一定是无边的黑暗。

八相的事,激发了我内心的邪恶。我为这种邪恶感到自责和害怕,可它却全然不顾地滋生着,蔓长着。1966年的岁月,加附在我身上太多的黑暗,而这黑暗却又以光明的、热烈的、以革命的名义和恐吓的形式强加给我,它把我内心曾经的善良涤荡得无影无踪。我盼望有更多的人被拉去游街,有更多的人被推上批判台,只有更多的人去受罪,藉此冲淡我的孤单。我太孤单了。应该有更多的孩子和我一样,父亲母亲被抓走,投入学习班,这个世界就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狗崽子”,我就不孤单了。

我知道这是一种罪恶,但我还是无法遏止心中由此带来的抚慰,我躺在饮马滩的红树林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魔鬼,十恶不赦。如果人人都成了罪犯,这个世界就不会对有罪的人歧视了。

八相走了,其实更增添我对他的思念,皆因为罪人的数量又少了一个,而我的孤单因此却增加了几分。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我想八相与阿Q无异。人世间总是不缺少阿Q,每座城市里,都会有不止一个八相。而这个八相却与阿Q极为相似,他曾经也是一个革命党,可是,他最终也是被革命党杀死的。这与阿Q略有不同。

我还是鼓起勇气,决心去刑场那儿看看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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