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各个方向涌进饮马滩，他们总是能够找到进入饮马滩的路，原来饮马滩是有这么多路口可以进入的。千军万马闯进饮马滩，我诧异小城原来竟有这么多人。当他们全部进入饮马滩时，饮马滩就成了一个集体刑场。好像人们不是去观看枪毙八相，倒像是八相打算枪毙这些人们。人们主动地把自己当做祭品，去祭拜英雄的八相。
那天，好像没有人真切地看到八相。没有人能够走近八相。可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八相临刑的情景，这些话语里有太多的血腥，同时又有更多的革命色彩。
我想我是惟一看到八相行刑的人。
八相四四方方呈正方形的脸上，有一双永远眯缝着却又努力撑开，露出一丝幽暗的但却魅力十足的眼睛。他的两颊有两道从鼻翼延伸到嘴角的弧形笑纹，他经常哭丧着的脸，因之有一种永远凝冻着笑意的形态。令你无法看透的人就是八相，你鄙夷他的愚笨与白痴，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很有可能是八相把所有人看穿了。八相那令人莫名其妙的表情，一定隐藏着常人无法抵达的幽深。
八相死期已到，但是，真的，我看见他脸不变色心不跳，他依然保持着常态，那眯缝的眼睛依然如常，笑意也依然如常。没有恐怖，绝不惊慌，也许他对死没有概念和印象，倒是绳子勒得太紧，令他有些不太舒服，他偶尔会轻微地挣扎，企图让绳子松一些。他后背上插着的斩首牌，高高地挺立着，本来就高大的八相，显得更修长同时有些威风。他学着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大有视死如归，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
我发觉他的大嘴被勒上一根细细的绳子，这是那个年代的发明，像给牛嘴勒上篾条一样，防止他喊反动口号。
总之，八相很英勇，起码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这样。他并没有被吓死、吓瘫。和八相站在一起的，还有十几个被揪斗的反革命分子，我努力寻找着父亲的身影。
那些陪斩的人，不知道自己陪斩的角色，个个面如土色。有几个站不稳，瘫倒在草地上，马上被民兵提起来，像拎小鸡一样，脖颈被提得老长。
我终于看见了父亲，他比八相更高大，他就站在八相旁边。八相好像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打过身边这个人，而且把他打成伤残。八相似乎全无这方面的记忆，他艰难地扭过头去，他想看看身边这个人，他奇怪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我看见八相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父亲也许知道自己是陪斩的，虽然没有人会告知他。我感觉到父亲难堪的悲伤，那种悲伤无以名状，那是一种失去自由与自尊，任人宰割践踏却不能抵御与反抗的悲伤。他脸色苍青，失血且毫无表情的脸，像来自地狱的牛鬼蛇神。
我不知道有陪斩这种事，那天我以为父亲也和八相一样，连同那些人，都会被集体枪毙，其中有我的语文老师洪子国和英语教师林望星，所有曾经的预感都在这一刻应验了。我确信父亲很快就会和八相躺在一起，成为一具尸体，在荒野上风吹日晒，最后被野狗叼食。那种血泊中的惨状，久久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八枪，我听见饮马滩那儿传过来八声枪响，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据目击者说，公安打了八枪，才把八相打死。打第五枪时，他才倒下去，可又顽强地挺起上半身，企图站起来，又被对着脑门打了三枪。一共八枪。每相一枪，这是离现场最近的鹏飞先生说的。
而我对于八声枪响的感觉是，一共杀了八个人，其中第二枪击中我父亲的心脏。
天空突然间风雨大作，饮马滩里电闪雷鸣，中午的黑暗是无法言说的，艳阳天瞬间变成无边的黑暗，饮马滩里洪水四流，大海也开始涨潮。暴风雨就要来了，我想起高尔基《海燕》中的语词。
人们从饮马滩里跑出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饮马滩热闹非凡，所有的人都集体地成为了落汤鸡。
我以为父亲已经死去，我想着大雨中他浸血的尸体，我的内心顿时与天空一样黑暗，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哀嚎。我这才明白，无论父亲如何罪大恶极，但是，我依然是爱他的！无法不爱，因为血缘，因为父亲。
他所犯的罪行，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后来，在盐场的土路上，有天晚上，我跟父亲说起了八相，父亲非常平静。他说那天半夜他被押出来，和八相押在一起，一共有九个人，蹲在天井里，一直蹲到天亮。八相一直在唱语录歌，总是反复地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并不知道已被判死刑。天亮时分，他被押进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又被押了出来，已被五花大绑，后背插上了斩首牌，他依然努力唱歌。
八相破坏毛主席像的事，大家已有所闻，但是被判死刑，却是始料未及。天井里的犯人，都是学校里的老师，和父亲同属“反党集团”，个个见状大惊失色。
父亲说，那天胡伟标也来了。
一个十七岁的男孩，中学生，在1966年，却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已经学会铁青着脸，用极为严厉的话音说话。胡伟标那张过于严峻严厉严肃的脸，多少年来，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读不懂这张脸。那一定不是装出来的，只不过那些曾经在这张脸上自然浮现的笑容，一个幼稚的或过早成熟的孩子的脸上自然而然的喜怒哀乐，在1966年永远地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大时代的乖戾和粗砺。胡伟标作为红卫兵代表，他站在天井边的石阶上，先是批判八相，然后对他昔日的校长和老师大加训斥与教导。
父亲说：“我还是感激胡伟标的。”父亲的话很令我不解。“在押上卡车的混乱时刻，胡伟标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勿惊。”
“勿惊！”却真的使父亲大吃一惊。胡伟标这个本城最权威的红卫兵领袖，令人胆战心惊的造反派头头，居然会对自己说出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父亲理解了“勿惊”隐含的意思，他在刑场上是最镇定的一个。虽然不敢肯定，“勿惊”意味着只是陪斩，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福音，他向身边的洪子国老师传达这两个字，但洪老师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洪老师以为这是来自校长的最后的关照、无济于事的安慰，他确信自己将会被拉去枪毙。在卡车上，他基本上就瘫倒了，还尿湿了裤子。
在刑场上，父亲被安排站在八相旁边，距离不足一米。我问父亲当时的感觉。父亲说，虽然胡伟标已经给他透了底，看样子就是陪斩，起码他们这八个人和八相的行头是不同的，但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那枪口仅有三米之遥，当枪声响起时，他本能地感觉到子弹洞穿了自己的身体，同时本能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父亲说，至今他也不清楚自己何以那样就喊出了口号，那根本就是无意识的，有一种就义的本能反应。其实，作为正常的人已经早就死去，被枪毙了，活着只是一个躯壳而已，当时的真实状况，就是如此。这是父亲的结论。
从刑场回来，父亲被直接带进斗争会会场。
罗德宏的批判发言，在照例先历数父亲的罪恶经历、反革命历史之后，直问父亲：“这次革命群众没有枪毙你，是党和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你要彻底交代你的罪行！坦白认罪！你以为你是革命先烈？你怎么有资格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你是别有用心！快坦白交代你的阴谋！”他声色俱厉。他的革命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父亲在斗争会上以顽固出名，他总是委婉地辩解，说清事实，而且特别讲究逻辑。他对批判进行逻辑分析，常常使批判会陷进一种尴尬的气氛，而每当此刻，大会总是以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更其残忍的飞机式，使父亲闭嘴。
父亲说：“呼这样的口号是我的权利。”
罗德宏非常恼怒：“三反分子没有这个权利！这是革命小将的权利！”
父亲反驳说：“这不合逻辑。谁也不能不让我热爱敬爱的毛主席，谁也不能阻止我跟中国共产党走。”
胡伟标又带头呼起口号，台下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
父亲的斗争会，总有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所以大字报说他是“老运动员”，意思是政治运动中的老油子，“漏网右派”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在革命小将眼中，父亲是极为复杂的，他们对父亲的态度也极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心中尚未彻底泯灭刚刚过去的真实，那就是他是严厉、教导有方的老校长和令人崇敬的人民代表、高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这个人却是本城最大的三反分子，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被五花大绑，分明是人民的罪人，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意识。这种概念上的悖反，惶惑着人们的内心，胡伟标自然也不能例外。胡伟标与罗德宏的最大不同是，胡伟标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政治与利益目的，而罗德宏的直接目标，是掌权这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重点中学，他自觉被压抑得太久了。
我记得1963年，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家来了两位年轻人，是两位新来的老师，毕业于同一所师范学校，他们都长得一表人才。清秀得像个电影演员的年轻教师叫洪子国，他的手臂弯里勾着一把黑雨伞，身着蓝裤白衬衫，梳着一个大背头，浓密而且油亮，有棱有角的脸上，有一股儒雅之气，很像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他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师，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红兰谷。另一位浓眉大眼，方脸，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他是政治教员罗德宏。他们作为新进教师，刚刚分配到中学任教，特来拜会父亲。
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英俊同时伟岸的。洪子国热情浪漫，口无遮拦，他对父亲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那时，父亲已经是一个有些名气的作家，以发表散文闻名。在此后二三年间，笔名红兰谷的洪子国，成了父亲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高中女生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因了这两个罪名，在1966年成了父亲反党集团的骨干。后患肝癌死于狱中，留下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
罗德宏质朴，有些口拙，他坐在那儿，让洪子国占尽了风头，因而显得有些落寞，父亲便不时地把话题转向他，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他总是很谦恭的谨慎地应对着。当时，我对罗德宏有更多的好感，他总是在洪子国夸夸其谈之时，与我很微妙地交流，悄悄地和我说话，问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他们给父亲带来一点小礼物，洪子国是一个小石砚，罗德宏是一小包烟叶。父亲不抽烟，经济困难时期，政府每月配给高级知识分子两条烟，他总是送给祖母。
母亲便请他俩吃晚饭，他们也不推辞。此后洪子国来得很勤，与父亲很有话说。洪子国还是文工团的主要人物，父亲是文工团团长。
后来罗德宏去了“四清”工作团，做了“政治学徒”，1966年初春才回到学校。他刚回来时，倒是来过我家，我隐约发现，此时的罗德宏已一洗当年的谦恭之气，显得成熟干练，与父亲说话的口气也不同当年。他被任命为学校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罗德宏时代开始了。
有一次，父亲请几位客人吃饭，罗德宏和洪子国都来。吃饭时，父亲很是客气地邀各位入座，洪子国很自然地找下座坐下，罗德宏却毫不推让就坐到父亲身旁，几位与父亲同在人大的老者只好坐到周围的小位上去。父亲似有不悦，但又不便说什么。其他几位看出了状况，于是打着哈哈。惟有洪子国明显地表达了不满，他话中有话地说：“罗先生今天怎么就高就了呢？坐了东一位了，莫不是郭校长的母舅？”
罗德宏勃然变色，但又不便发作，他压低声音：“洪老师你什么意思？”
一位老者连忙打圆场：“喝酒喝酒喝酒！年轻人。”父亲端坐在那里，没有吱声。罗德宏似感觉到的确有不妥之处，他有意地瞟了洪子国一眼。他见我站在一旁，惊讶地看着这一切，连忙说：“亚雷，到我这儿来。”他指了指身边的位子。
父亲见状，连忙说：“大家用餐吧！亚雷，找凤卿去！”
那一年，我十四岁。我发现大人们都很虚假。我对这些礼节厌烦透了，更不知道这其中的玄奥。
也许在罗德宏眼里，洪子国是父亲的小爬虫。果然，在父亲被揪出来的第二天，洪子国也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