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学校里空气有些紧张，老师们好像在布置着什么。我觉得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上课铃响起，班主任杨文劲老师来到班上，召集大家到操场上去整队。高年级的六个班被集中在一起列队，徒步去两公里外的城内李家祠堂，参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馆” 。
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如此迫近地观看了我外祖父马灿汉的“历史反革命罪行”的。面对那些萧杀的反动证物，我的确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内心紧张得不得了。那把刀鞘上刻着“蒋中正赐”字样的中正剑，依然寒光闪闪。剑鞘上精致的龙纹，“黄埔军校第一期”，以及“成功成仁”，还有外祖父的名字“马灿汉”等等字样。这把剑在我看来，真是惊心动魄！我顿感万分耻辱，心中极度紧张。
我悄悄地观察周围的同学，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心虚得很，如芒在背。我不敢肯定这就是外祖父的东西，但我知道这一切与我朦朦胧胧的印象里的外祖父，似乎同出一人。父母从没跟我正式说起过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事情，我从肥婶、凤卿姑和外祖母口中，零碎得知一些。那是一种不祥的谈论，一些暗地里东鳞西爪的闲谈，他们谈论这些时，给我一种偷偷摸摸、欲言又止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谈论一些好人，有些惋惜，有些惆怅，还淌着泪，抹着鼻涕。
有一封胡宗南给马灿汉的信，大意是请已经退隐乡下的马灿汉再度出山，参加抗日。他称马灿汉为“恩师”。我知道胡宗南是一个大军阀，大坏蛋。马灿汉和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的师生。虽然马灿汉比胡宗南还年少几岁。那时马灿汉二十四岁，是美国普林斯顿的教育学硕士。
中正剑和胡宗南的信以及黄灿灿的国民党中将军服，这些反动罪证都指向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那就是罪大恶极。
我在心里希望同学们不要注意这些物品，希望他们快快走过。可是，小孩子偏偏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同学们围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他们对中正剑和国民党军装非常感兴趣。七嘴八舌，议论不停。
“这个大坏蛋现在在哪儿呢？被枪毙了吗？”
“肯定被解放军杀头了！”
“现在还在，抓去戴高帽游街！”
“你看，这狗军官多坏！还藏着中正剑呢！”
“蒋中正就是蒋光头吧？人民公敌还给他送剑呢！真是坏透！”
“他还是中将呢！中将有多大？”
“肯定比虾四佬大吧！”
和马灿汉并列展览的是渔霸虾四佬。虾四佬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照片十分模糊，只见虾四佬长袍马褂，跪在地上，旁边站着几个拿着鬼头刀的农民。
“砍头啊！”跟在我旁边的夏谷轻声对我耳语，“那刀有多利啊！砍不断怎么办？”夏谷总是喜欢寻根问底。
我说：“我们往外走吧！”
“干吗？多好看啊！”夏谷拉住我说，“去那边看地主婆，很妖娆呢！”
我推说：“我尿急，你自己去吧！”我希望夏谷和我一起去厕所，可是他兴致勃勃。他在展览馆里到处流窜，争着向大家发表各种新发现。我心想，夏谷的父亲逃往香港，也是阶级敌人呀！可是他心里却全无阴影。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们这些孩子从未经历过的。
我们从展览馆出来，被带到城内的戏院里。戏院是用竹子搭成的巨大建筑，有上千个座位。有时放电影，有时演戏。早先大多是演古装戏，近年经常演现代戏，《朝阳沟》或《年轻一代》，是附近城市的剧团来演的。
戏院里白天经常开大会。城里的各种群众性大会，都是在戏院里开。
戏院里坐满了城里的中小学生。这次被押到戏台上来的，居然是唐九。
唐九这一年十四岁。
半年不见，唐九长高了许多，他的脸本来就白皙，现在显得很苍白。他被剃了光头，青白色的头皮，在汽灯下泛着青白色的幽光。正是下午四点，戏院里的灯光很暗，舞台四周点着四五盏白亮亮、咝咝叫着的汽灯。那时斗争会最喜欢点汽灯，汽灯不但灯光贼亮，而且会咝咝地叫，那叫声微弱但是顽强。不知是因为斗争会的缘故，还是因为斗争会点汽灯的原因，汽灯使人有一种将要喷发的兴奋。汽灯的白热化和灼人眼睛的灯光以及持续不断顽强嘶叫的声音，令人感到不安。大白天还点汽灯，增添了会场的庄严和斗争气势。
我很诧异唐九为什么被抓来斗争。中学的政治老师罗德宏主持斗争会，他高大严肃，站在台上，很像《红岩》里的许云峰或者成岗。他宣读了关于唐九反革命罪行的公告，原来唐九在半年前跟着他的哥哥表姐一起偷渡香港，在海上漂了三天之后，被海上边防军抓获，表姐跳海逃走失踪了，他和哥哥等几十人被抓了回来。今天是全城中小学生代表集会，斗争偷渡犯唐九。
唐九在这半年里，一定经历了许多事。他对这样的场面好像有些习惯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见到我的同学、我最熟悉的同伴被置于这样的处境中，我害怕极了，也担心极了。唐九竟然成了人民的敌人！他还这么小的年纪。我双腿在不停地发抖，心也跳得非常剧烈。我在戏院恶浊的空气里，嗅到一阵阵腐臭的气味，好像包帆工会晒台上晒咸鱼的味儿，也像是在清理海边阴沟时散发的恶臭，我只感到一阵阵的反胃。
我看见唐九那还是孩子气的脸上，布满了密集的汗珠，还是泪珠？汽灯灼热的白光燎烤着苍白的唐九，他站在那儿，有些无措，有些惊慌。他忽而低下头，忽而又抬头，眼光毫无神采地向台下扫掠。我希望他能看到我，也许会觉得不太孤单。唐九太可怜了，可是谁叫他去叛国投敌呢！我知道偷渡是最严重的罪行，社会主义的花朵，怎么能够开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唐九真是胆大妄为，他竟然敢去偷渡？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地狱，那里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唐九为什么还要去投奔黑暗呢？
罗德宏老师在台上说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我只见他一会儿挥起手臂，带领大家呼口号，一会儿又面对唐九，大声地质问什么。我什么也听不见，只见罗德宏的嘴巴一开一合地掀动，而唐九有些语无伦次。他本来就不会正经说话，在课堂上，他老是回答不好老师的提问，可是在课后，他给我们讲故事，扯闲话，却是口若悬河。
有人给唐九送来一沓纸，唐九便按着纸上的文字，念了起来，开始声音很小，罗德宏身后的一个民兵，猛地打了他一巴掌：“大声念！”如晴天霹雳，唐九猝不及防，跌倒在地，把台下的人也吓了一跳。
“我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生活享受，对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满，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叛国投敌对不起英明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
唐九念得结结巴巴，有些字他不认识，就老是停下，望文生义地勉强读完。
我跟着大家呼口号：“打倒偷渡分子唐永佳！”
最后，唐永佳被判刑五年。他被套上手铐，押了下去，几乎是被拖拉着带走的。他未成年，本来未到法定的判刑年龄，也许是事情太严重了，但是，“民愤极大”，却是罗德宏对唐九的最后判定。
唐九被押走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着唐九，想着偷渡的事。香港有什么魔力呢？那么多人冒死也要偷渡。这是为什么？这在当时是无解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些偷渡客，天生就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什么好人。这也许才是最准确的答案。
此刻的唐九，完全不是我曾经熟悉的唐九，特别是他的脸，那张明朗的，有些调皮和顽劣的脸，曾经闪烁着聪慧与无法无天的童稚之光的脸到哪儿去了呢？如果不是罗德宏先生一字一句确凿无误地读出唐永佳的名字，我甚至怀疑面前台上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真的就是我的同学唐九？
我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唐九，我努力想让唐九的目光也向我投视。可是他的眼睛是空洞的，像有一层浓浓的雾笼罩着。他大约已经看清楚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就有他的同班同学，他说不定看见了夏谷、田女和我。我突然发现他紧紧抿着的嘴角，泛起一种很奇怪的纹路。他的内心在努力想表达什么？是惭愧？负罪？无以面对？还是宣示某种勇敢？我不知道他对偷渡是怎样看的。
他心中或许充满懊悔，或者是更强烈的反抗，我一无所知，只是觉得他很可怜。当然是罪有应得，我从未想过他的行为是可以宽恕的。我甚至想过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他成了一个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只是担心他会被判死刑。我想起了他平日里的许多行为与言语，努力去想起他平日里做过的种种坏事，也许这会减少我此刻对他的同情。
我在心里千百次地问唐九，为什么要去偷渡呢？表姐在海里失踪，一定是死了，没有人能够从茫茫大海里逃出来。小城常常有人偷渡到香港或者台湾，经常有这样的消息在暗中流传，有的是本地人，有的外地人经小城偷渡，有时几十人，有时几个人，都是乘那些很小的三桅船，也有用单桅船的。唐永佳这次偷渡就是乘的一只三桅船。船上通常只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有电台也没有罗盘，全凭船老大的本事，顺风顺水要十几个小时。有时会漂流到台湾去，有时在海上遇到风浪，漂上三五天，水尽粮绝在海上等死，也是常有的事，俗话说：“行船走水三分命”，何况是些从未出过海的人？
唐九被抓回来了，表姐一定死在海上。后来我才知道，唐九的父亲本来是当地一个富有的乡绅，土改时逃到香港。唐九的母亲带着十个孩子，从一岁到十岁。唐九十岁之前，在香港的父亲和他们失去联系，他们十个孩子全靠母亲走街串巷贩卖青菜水果为生。唐九十岁那年，父亲突然托人带来信息，此后每年都给他们寄来侨汇，母亲便不再卖菜，日子也因之好了起来。唐九经常穿着香港寄来的衣服，颇有几分香港客的意味。人字拖鞋，花格子衬衫， 四十二支纱的T恤，还有口香糖和轮船上吃剩晒干的锅巴。唐九成了同学中的异类，他常常把口香糖和锅巴分给女同学吃，他成了女同学追捧的对象。
我沉溺在自己的思绪里，听不见会场里的其他声响，突然，在一阵“打倒偷渡分子唐永佳”的口号声之后，台上传来了唐九带着无限委屈和哭腔的声音：“我是去找我爸爸，我不是去叛国投敌！”他几乎是撕裂着喉咙大喊，他恸人心肺的哭喊声，通过扩音器，响彻了整个戏院的角落，罗德宏愣住了。
“你父亲是反动派，是土豪劣绅！你去香港找他，就是叛国投敌！就是反革命！打倒反革命分子唐永佳！打倒老反革命分子唐大榜！”罗德宏带头呼起口号。
戏院里口号声如雷轰鸣。
唐九停止了恸哭，他深深地低下了头，不再言语。
我也木然地举起了手，木然地呼起打倒唐九的口号。
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居委会代表、教师代表、民兵代表依次上台去宣读批判文章。十四岁的唐九，被说成是一个老谋深算、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分子。
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周茉，她父亲是本城的公安局长周仁。周茉代表小学六年级同学，上台去批判唐九。她穿着一条很好看的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一个硕大的蝴蝶结，非常夸张地遮盖住整个头发。看得出这是她的父母，为了这次发言，精心为她打扮的，好像是出席什么盛大晚会，或节日庆典似的。周茉是我们隔壁班的班长，唐九平日常常开她的玩笑，她长着一副娃娃脸，有两个酒窝。唐九老是用手指去戳她的酒窝，然后把手指放在舌头上舔，说：“米酒真难喝，米酒真难喝！”周茉并不恼，反过来和唐九打闹。现在这个女孩子站在唐九不远的地方，她圆瞪怒目，努力做出非常仇恨的样子。
“我们六一班全体同学，同仇敌忾，坚决打倒偷渡分子唐永佳同学。再踏上一只脚”读到这里，她做了一个强烈顿足的样子，脚往地上狠狠一踏。她转过头来，面对唐九：“我们是革命的接班人，警告反革命分子唐永佳，你们妄图变天的反革命梦想，永远不会得逞！”她走过唐九身边的时候，我发现她下意识地瞟了唐九一眼。她满脸通红地跑下台来。隔得太远，我无法看清他们各自的眼神流露着什么东西。两个孩子之间的情感，很容易被眼前的现实改变了吗？我相信周茉的目光一定是充满着复杂的仇恨的。那复杂的仇恨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许多年后，我再次见到唐九，我说起曾经的这段经历，唐九竟然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抑或他决然不想往事重提？那个岁月，真的这么容易在唐九的记忆中消失？我郑重地对他说：1963年，你十四岁，偷渡，判刑五年。“有1963年吗？”他惊疑地问。1963年，当真在他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吗？抑或，那一年，中断了他的全部记忆。
五年之后的1968年，刚刚出狱不久的唐九再次偷渡。这回，他不是跟随哥哥姐姐去偷渡香港，寻找父亲。而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偷渡集团的头目，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偷渡，而他竟然在那动荡的年月里，如鱼得水般，数次往返于偷渡香港的漫漫途程中。他领头在南中国海上，做了一起惊天大案，然后自己去了台湾。在这期间，他带走了周茉。周茉是在唐九的安排下，偷渡香港然后去台湾与唐九会合。他们于70年代初结成夫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年代，他们双双回大陆投资，在东莞设厂。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