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母亲心中似有某种郁结。说不出的郁结令她闷闷不乐。我是个敏感的孩子，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她心中明白，亚雷是惟一支撑这个家庭的儿子。儿子大雷不在身边，女儿很是柔弱，亚雷就是长子了，长子当父，母亲有这样的观念，我也很自觉地承担了这样的责任。我看出了母亲的期待，她像一个无助无告的小女人，我知道，在父亲不能庇护她的岁月里，她就只能把心靠紧在儿子的身上。
半夜醒来，我在黑暗中发觉母亲半倚在床上，睁大着眼睛，望着屋顶的瓦片出神。她见我醒来望着她，轻轻叹了口气：“亚雷，你过来。”
我顺从地移到她身边，她挪出床沿一小块地方，让我贴着她的身体躺下去。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从很小就不与妈妈同床睡觉，我和凤卿睡。我对母亲的身体有些陌生，我有些不习惯和母亲的亲昵。我闻到母亲身上久违的体味，那是一种很好闻的体味，很温暖很吸引人，一种很幽远的淡淡的香味。
我无法形容那一晚母亲的体味留给我的感觉，许多年过去，我却始终记住那个夜晚的感受。那也是此生我最后一次躺在母亲身边，紧贴着她的身体，感受着她心脏有规则地搏动，那巨大的轰鸣，倾听着她向我说出那些无处诉说的事情，那些对于我而言，是无比震惊的消息。
她说：组织上要她跟父亲离婚，划清界限，要她为儿女们的前途着想，也为自己着想，否则，她将会被开除出教师队伍，还可能被判刑劳改。这是罗德宏亲口对她传达的。母亲还说，罗德宏表示，不管母亲同意不同意离婚，都必须离婚，这是母亲自我改造的机会。还有，母亲这次回家，不允许她和父亲见面。即使是同在学校劳动改造，在学校里碰到父亲，也不允许接触、交谈、传递消息、订立攻守同盟等等。否则，父亲会重新进入“民兵指挥部”，母亲会被再次押回学习班，双方也会因此使各自问题更严重，受到严惩。
母亲把这一切说得很清晰，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问我：“该怎么办？”此刻，她成了一个少不经事的孩子，六神无主，在无边的黑暗中，在令人窒息与不安的斗室里，不断地叹气。她对面小小的床铺上，挤着她的几个未成年的儿女，而我是她惟一可以商量事情的儿子。姐姐沉浸在她自己的伤痛中，她一直无法从与乃豪医生一家的关系中挣脱出来。我第一次感悟到，初恋，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而失败的初恋，是姐姐终生的痛，这种痛，一直贯穿在姐姐此后几十年的生活里。我目睹这种痛在一天天，在年年月月无声生长，永不消失。人，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不能爱。我忽然间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可以庇护母亲和姐姐的大人。
我说：“妈妈，我们一起逃到海南岛。”我无头无脑的话，令母亲很惊讶。
“逃？你说什么？逃？”妈妈首先警觉的是我所说的“逃”。
我说：“对。逃！不告诉任何人。我们一家，还有爸爸，一起逃到海南岛去！我知道怎么走。”
妈妈不假思索：“亚雷，你怎么能这样想？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动这种心思，这很危险！亚雷，亚雷！宁可去死，也不能去逃，那就真的成了反革命，真的反党了。”她一句比一句严厉，她口气全变了。
我不做声，我有我的主意，我不会轻易让妈妈说服的。母亲自有她的道理，她怕这个儿子会做出连累全家的事，她明白这个儿子虽然多愁善感，内心脆弱，但却胆大包天，无羁无绊。这种矛盾的性格，是她在经历了这个儿子诞生的苦难时，就预感到了的。
母亲不正面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却说：“亚雷，我告诉你一件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是你母亲的一个劫数。懂吗？劫数。”
我说：“我懂，外祖母早就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啦？”
“没什么。妈，你说吧！”我想亲口听她说出我所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事。
“我不能在娘家生你，你父亲又没有家，只能去租屋。”她描述了我在这部小说开头部分描述过的那座“资政第”里的情况。那座阴森、富贵、孤寂无人的古旧大宅，埋藏着无数诡异与秘密的故事。
“在你出生的这间厢房，门被农民卸去了。肥婶拉了一张布帘，天井里的风，经常把布帘吹起。对面的屋子里，有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一位死去不久的老人，那老人必须过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入土。风吹起布帘，我就看见那口棺材。空荡荡的大宅，只有肥婶跟着我。她白天在大宅，晚上要回去照顾你大哥和姐姐。午夜以后，就我一个人住在‘资政第’。你父亲在土改队，远在几十公里外，晚上常常回不来。按风俗，他回来了，也不能住在‘资政第’。我生你时，你脐带缠颈，难产，我从黄昏一直痛到凌晨五点，痛了十几个小时，才把你生下来。接生的就是你外祖母。那一夜，风雨很大。那时我就知道，这个儿子不是我的灾星，就是福星。把你送人，送给船老大，是你外祖母的意思，她信了‘落神婆’的话。三个月后，又死活把你要回来，也是她的主意。为什么会这样？你现在不会明白。但有一天，你会彻底地明白。”
其实，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明白母亲为什么选择在那样的黑夜里，对我说这些话。关于死亡，关于人生的困窘，关于无可回避的命运，关于矛盾与两难的选择，关于人与无奈、无助与无告的处境。我想当时姐姐也一定听见了。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午夜里无声地抽动颤抖。她一定也已经感觉到母亲说这番话的真正用意。
我不担忧母亲会带着我们一起去死，我只害怕母亲独自去死，把我们抛弃不管。我害怕母亲真的会顶不住，屈服了，跟父亲离婚。父亲的可怜，已压倒了我对他的仇恨。那些人们告知我，必须去面对和培养的仇恨，那种很浅显、同时无根的仇恨。
其实，母亲不知道我已经逃过一回，如果她知道，她不知会吓成什么样子。我决定把这当作一个绝世的秘密，永不泄露。
那一回，又是远方救了我，没有远方，也许我此生的历史要重新写过。
那是一个多月前，我在寮居里，无脚蟹和几个渔工正在打牌。秋天的海边，依然很炎热，寮居里没有一丝风。无脚蟹让我去帮他买冷饮，我知道他这是有意支开我，因为我看到春姑在窗外闪了一下，她是来找无脚蟹的。其他人见春姑来，也都散了，各自走开。无脚蟹和春姑相好的事，众人皆知。最近，每当春姑到来，无脚蟹就会把我支走，他们有话要说。起初我以为他们之间是男女间事，不让孩子知道。后来我觉得他们是另有什么隐秘的事。
昨天我去为无脚蟹买冰棍，刚出门就碰到九索，还不到三分钟，我就把冰棍送到寮居。在门口，我听见春姑说到偷渡，她问无脚蟹：“去那边的事，怎么说？”
“去那边”就是偷渡的意思，这在小城无人不知。
“就这两天，流水很好。”无脚蟹斩钉截铁。
我走进寮居，他们都愣了一下，春姑马上说：“亚雷，别到外面乱说。”春姑对我从来都很和气，我对她也很有好感。我以为她是本城除了我母亲以外，最漂亮最有女人味的女人，脾气很好又很有风情，人生得又漂亮，一点也不粗俗。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不会的。”我马上表示我不是多嘴的孩子。无脚蟹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把冰棍递给他，他说：“你吃吧！给你买的。”每回都一样。
这回，我又在路边遇到九索。但是我磨蹭了许久，大约过了有半个小时，才回到寮居。我在离寮居还有十几米远的地方，故意大声咳嗽。我进了寮居，见到春姑有些衣衫不整，头发有些凌乱，我装作无事一般。只见无脚蟹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他一点也不担心我发觉他和春姑之间的那点事。他是个敢做敢为，连阿狮也拿他没有办法的人。他有一次不让阿狮拿走寮居里的鱼脯，与阿狮争执起来，他大声对着阿狮吼叫：“你这死阿狮，我断了两条腿，还怕断了这个脑袋不成！”阿狮不敢和他计较，在海边寮居生存的人，没有大海那样乖戾的脾气，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春姑站起来要离开，临走在我脸蛋上轻轻地拧了一把。她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雪花膏的味道，她笑盈盈的：“亚雷长得真趣致。”
无脚蟹对我说：“想去那边吗？”
“偷渡啊！”我脱口而出。
“早死仔！你不怕公安把你抓走啊！这么大声干吗？”无脚蟹笑说。
“我不敢！”我不假思索。
“怕什么？又不是死罪。早死仔，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有出路的。去行乌水，说不定会有大把前途。怕什么？大不了是个死！回来就去蹲几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回避了一个“抓”字，“又不是杀人放火，怕什么？”他说得轻松，挑起了我的心思，他说得很对。“怕个鸟！大不了像唐九一样。”我装作很豪气的样子说。
“这就对了。人活着争一口气。你看阿叔我这样了，还想搏一下呢！”他拍打着自己的断腿，无限感慨。他移到我身边，对着我耳语：“这个世道太乱了，到处乱抓人乱斗人，像你爸这样好的先生都斗争，哎”他反复念叨：“快逃吧！阿叔帮你，你还怕什么？”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反动的话，从无脚蟹这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口中说出，令我很惊讶。
我知道偷渡要花好多钱，几千元吧！我哪有钱？无脚蟹显然是个组织者，他和春姑不仅仅是那种男女关系，春姑好像也通过无脚蟹要去偷渡。
第二天，无脚蟹告诉我一个秘密。
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我居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重大决定。也许是因为春姑，我知道她将会在同一条船上。还有无脚蟹，他是我心目中比华荣更伟大的英雄。有他们在船上，我就不怕去行乌水，也不怕冒险，更不怕到举目无亲的香港将如何生存。我完全相信他们。我怀着梦想，相信到了香港，会有光宗耀祖的一天，我可以寄钱养活父母兄弟姐妹。香港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是那时小城人们的说法。香港客就是金山伯，就是皮鞋、飞机头，腰缠万贯的象征。我相信无脚蟹，相信春姑，我想我会有好运气，不会被抓回来的，不会连累父母的。只要偷渡成功，罗德宏、胡伟标也不会知道我偷渡的事。我想得飘飘然。
我决定先去向中尉和远方告别。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像那天夜里，和母亲说过那么多话。以前没有，此后四十多年，也从来没有过。似乎那天夜里，把几辈子的话都说完说透了。那天夜晚，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心情。这心情，即使是一个多月前决定去偷渡时，也不曾出现过。可那天半夜，母亲的话语，让我感悟到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困顿。我对前途全无计划也无从计划，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也对自己困惑不解。
我分明觉察到我的内心，正在慢慢滋生成长一种可怕的东西，那种东西我说不清楚具体代表什么？但是，它却隐隐约约，时时在我前头，启示着未卜的方向与走向，引导着我向它义无反顾地走去。我更坚定了逃走的信念，不管逃到哪里，怎样逃走，我全然不知。但必须逃！逃！逃！逃就是命，就是那个遥远的、未知的，但是光明的理想，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现实的压迫了。
我已经知道怎样去安慰妈妈，已经懂得应该对妈妈隐瞒什么。应该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不轻易向别人表露，包括对姐姐，还有父亲，那样，才能让他们免受伤害。就像那次听从无脚蟹而去偷渡一样，要不是幸运地意外脱险，那么，首先受连累与受伤害的就是家人，而父亲将首当其冲。我真的感谢上天，尤其感谢远方，远方真是神的使者。
我告诉母亲，这几天父亲扫地与敲钟的规律，他会在几点钟去打扫礼堂和校道，其间又会定时到钟架那儿去敲钟。在那些时间，母亲只要想办法经过那些地方，就有遇见父亲的机会，哪怕是让他们远远的相互看上一眼，也是好的。
母亲还有些担忧，她害怕被人发现，尤其是凶神恶煞的海金。她相信到处都有暗探和躲藏在背后的眼睛。她害怕被人检举告发，自己受罚不说，还连累父亲。
母亲有五个月没有父亲的消息了，这是他们自从结婚以来最长的别离，但她确信明天可以看到父亲。我在黑暗里看到她别样的欣慰的目光，她说话时激动得声音发颤。我为母亲高兴。我悄悄地调皮地对妈妈耳语：“妈妈，你是不是很高兴？”
妈妈没有说话，她紧紧地搂了我一下：“回到那边睡吧！我也要睡一会儿”。她温软的话语里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欣喜。
这一年的冬天早早地到了，这是一个多雨的冬天，严寒也早早地降临饮马滩。每到冬天，父亲的关节炎就发作得很频繁，每年，他都必须早早戴上护膝，穿上棉裤。这些东西，在抄家时都被作为“四旧”给没收了，包括母亲的裘皮围脖和旗袍，我家搬进“硕士第”时，只有几件简单的家什，和一些夏天的衣物。这个冬天，父亲如何捱过？我和姐姐把父亲所有的衣裤，大多是些很旧的单裤，给父亲送去，让他多套上几条单裤保暖。原来的护膝，是从上海寄来的，小城没有卖这种东西的，我们也没有钱去添置什么东西。
原来父亲在民兵指挥部，姐姐不敢去送饭，送饭就是我的任务，现在父亲关在学校，便由姐姐去送。我和二弟亚雨，在每天退潮时分，到饮马滩的海涂去赶小海，然后让亚雨拿到街上去，卖给渔贩子，每天大约会有一元五角的收入。赶小海的时间，有时在中午，有时在黄昏，有时在午夜或者凌晨，视潮汐的情况而定。
我和亚雨去饮马滩里赶小海，父亲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每抓到一条好一些的鱼，会让我与亚雨兴奋上一整天。
我们已经不再去想父亲母亲的问题了。外面不断有各种关于“文革”走势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了。我们希望父亲平安无事，不再被抓去游街就好。按照母亲的说法，最好的结局，就是希望被遣送回乡下去，做农民，耕田种地，一家人在一起，自食其力，再把哥哥从连南接回来团聚。这是母亲的愿望。
我却不这样想，我还是想逃，不能全家人一起逃，那就我一个人，或带上亚雨逃。
我和亚雨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天天出力去赶小海，多摸些鱼虾沙蚬，多卖几个小钱，先帮父亲买一条棉裤和一些治关节炎的药，再买些高价米，让父亲吃饱。父亲每天要扫地、敲钟十个小时以上，他的饭量很大，每月二十三斤定量米远远不够。市场上有高价米卖，但很贵。亚雨说，不怕！他有办法。
冬天的饮马滩，非常寒冷，特别是在有雨的日子，海流很猛，天河的水暴涨，饮马滩里的鱼虾就会多一些。经常会有些大一点的鱼，从海里溯着河流向饮马滩的沼地游来，那儿有一个小小但是水流很急的海湾，这个海湾由于流急而且底下有一个深潭，经常有大鱼在那儿出没。由于它是一个湾流，海上一些漂浮物也会淤积在那儿，我有时会在那儿发现婴儿的尸体或海上漂来海难的尸体。尽管那儿有丰饶的渔货，但一般人还是不愿也不敢到那儿去，嫌那儿脏，晦气，可我和亚雨不怕。
亚雨比我小两岁，十三岁的亚雨只读小学五年级，就因为父亲的问题辍学了。他也不愿上学，更不愿见人，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终日穿行在饮马滩里，连我也不告诉。
有一天，我和远方一起，在饮马滩的红树林中无目的地游荡，远方突然狂吠起来，向饮马滩深处奔去。我跟着远方，在饮马滩的沼地上奔走，是远方把我引到那片海湾的。
海湾依着森林，天河从它的旁边绕行而去，海湾的沼地上，长满了黄白相间的金银花。这是一种长年生长，冬天也不落叶，常年开花的草本植物，它的花可以入药，是一种清凉解毒的草药。
那天下着小雨，海湾里的水一半碧蓝，一半浅红，海水从天河的入口处，倒灌进入海湾，海湾里的海水便形成两种颜色，一半碧蓝一半浅红，像一朵无比硕大的金银花，我叫这海湾为金银湾。
金银湾里非常安静，只听见从出海口那边传过来隐隐约约的海潮声，似琴声倾诉。
海湾对面的堤岸，靠近森林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原来是亚雨。他正在拾掇赶海的渔货。远方领着我，很快就到了亚雨跟前，我喝住远方。亚雨咧着嘴笑，笑得合不拢嘴。他面前的地上，堆着小鱼小虾，其中有一条叫“五顺”的鱼，足有七八斤重。我在中尉那儿见过这种鱼。这么大的“五顺”鱼，很是少见，一般都在三四斤左右。
亚雨早就看见我，他喜不自禁，我很少见亚雨这么快乐过。我这个弟弟，从小就很会读书，也很活泼。父亲出事以后，他变得很孤僻，也沉默寡言，一个人，没有朋友，常常离家出走，有时候几天都不回家，我和姐姐都顾不上去管他。因为这条鱼，亚雨变成了以往的亚雨。我帮他把鱼虾收拾到鱼篓里，找了几根咸草，从“五顺”鱼腮里穿过去，我把鱼递给亚雨。亚雨说：“二哥，你拿着吧！”他大声说着，眼睛却没离开过“五顺”，这是他重大的战利品。我把鱼放到他手中：“你提。”我也很快乐。这时，雨下得稠密，芦苇在雨中欢叫起来，空气里有一种成熟的芦花的味道，清淡中带点幽甜。
“够不够给爸爸买一条棉裤？”亚雨欣喜地问。
“最少够买一条卫生裤吧！”我不想让亚雨失望。我知道亚雨此刻很是骄傲。
“可以卖多少钱？”
“三元！或者四元，五元吧！”我拿不准。
“不会这么多吧？”亚雨依然喜不自禁。他稚气十足地望着我：“跟他们换棉裤行不行？”
“跟谁换？”我说。
“我不知道。谁有啊？”亚雨提着“五顺”有些吃力。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抓到这条鱼的，这么大的鱼，在水里力量是很大的，一个大人徒手都难以制服。
我这才发觉亚雨满脸满身都是污泥，他一定和这条鱼搏斗了好久。
亚雨突然问：“棉裤是多少钱？”
“去问姐姐吧，她知道。”我说。
“把这些鱼虾也给他们吧！只要给我们一条棉裤就行。”亚雨的眼圈红了，他哭了起来，他带着哭腔问我：“二哥，爸爸会被抓去枪毙吧？八相都被枪毙了。”
“不会。”我不知哪儿来的信心，“怎么会呢？爸爸不是八相。”
这是一个伤心的话题。我们兄弟俩谁也不知道父母的命运最终将会如何？我们一家将会怎样？我们的前途将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种权力，它在无形中决定着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家的命运，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可能改变这一切。对于一个小学五年级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国家和一个人、一个家庭命运的关系，是一个过分深奥的问题，我不明白，亚雨更不明白。没有人明白。
我们不再言语。亚雨走在前面，我和远方跟在后面，亚雨有点胖，他走起路来，屁股有些扭，样子很好看。
好多年过去，亚雨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头发也已经灰白。但在我的想象中，亚雨还是那个走在我前面，扭着胖墩墩的小屁股，肩上扛着一条大鱼，在饮马滩金色芦苇和红树林中，欣喜地穿行着的十三岁的少年。
在此后的岁月中，每次见到弟弟亚雨，我都会想起那年冬天饮马滩上的一幕，想起我们兄弟俩关于父亲、关于棉裤的对话，在冥冥之中，我会很清晰地听到我们之间对话的声音。
父亲已去世多年。那一次，那条大鱼，还是换不来父亲的棉裤。我们没有能够在那年严冬，为父亲弄到一条棉裤或卫生裤，而那条大鱼险些给我们招来大祸。每想到这一些，就有无限的隐痛，缠绕着我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这伤口没有出处，没有具体的位置，我心中有伤，可是找不到伤口的踪影。很痛，无以言说的痛。看得出亚雨比我更痛，只是他始终不说。
这许多年，他始终没有再跟我说起那件事情，有时我偶尔提起，他会苦笑，然后说：“说那些有用吗？无用的。”淡淡的。弄得我更加伤感。
亚雨没有秉承父亲的开朗和豪迈，也缺少父亲的浪漫和激情，他是笃实同时冷漠的。他什么都不祈求，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他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过平常的日子。
亚雨从小辍学之后，再没有机会上学，也拒绝去考函授或者自考什么的。他对知识与学问，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也不相信上学能改变命运。为什么要改变命运？他最充分的理由就是：“父亲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学识那么高，有用吗？死于非命，活不到五十三岁，还吃了那么多的冤枉苦。”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也不想去说服他。受伤的心灵是无法康复的。
亚雨后来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中学，顶父亲的职，从校工做到了总务主任，这也有一点落实政策的意味，算是对父亲的一点抚慰。亚雨知道这一点，但并不感激表达这个意思的领导。他的固执和不近人情，在小城是出了名的。他严格管理学校的财务，连校长的报销条，他都非常认真审核，绝不含糊，弄得大家不愉快。他认死理，不认人情。他后来在学校做总务主任，也算得小有成就，但每有余瑕，他就会去饮马滩赶小海。后来饮马滩消失了，他就到更远的海涂，只要有海的地方，他都要赶去。这是他一生的乐趣。他对两个儿子的学习，抓得很紧。两个儿子都上了省重点中学金山中学，后来一个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一个考上了海洋大学，他很为此自豪。在孩子分别考上大学的当年，他都去到父亲的墓地，他告诉了父亲这两个大喜讯。
孙子对爷爷没有印象。他们出生时，爷爷早已去世多年。尽管客厅悬挂着爷爷的照片。这位照片上的老人，与新一代孩子们的生活，并无多少关系。孙子们对爷爷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不愿意听关于爷爷的故事。对于他们而言，那都是旧社会解放前的事了。他们对过去的年代没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