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马滩最严寒的时候，小城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民兵指挥部破获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主犯是我们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根据后来公安局“布告”上的描述，这是一起反革命集团案，为首的主犯叫王群，他纠集六名反革命成员，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纲领就是那篇反革命文章《海边乌云》。这篇文章先是在《红卫兵战报》上刊登，流传很广，后来在台湾“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向大陆广播，随即作者之一主笔王群和六名同学被公安机关逮捕。这六名成员中，有一名女同学，她就是肥婶的女儿夏霞。父亲也因为夏霞牵连进这个案子中。
父亲在学校扫地和敲钟不到三个月，于1967年元月被公安机关关押，这回是正式逮捕。
根据后来夏霞回忆，逮捕她的时候，她也如坠雾中，她并不知道有《海边乌云》这篇文章，她也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不过，王群确是她的初恋男友。她曾经和王群，跟他的几位同学，在王群的集体宿舍里坐过几回。由于这个缘故，她成了同案犯。
《海边乌云》根据1966年初的一次海难而写，那次海难，有六十多艘渔船在海上遇难，六百多渔民葬身海里。
1982年，王群案件被宣布为错判。王群等六位同案犯被平反昭雪，但其中有三位已死于狱中。多年以后，我才从王群手中，读到这篇《海边乌云》。文章五千多字，写得才气横溢，海觞国觞情觞溢于言表。很难想象，这是出于60年代一位不到二十岁的高三学生的手笔。
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基本案情是因为几位同学的父兄死于海难，王群热血热心，执笔写了反映事实的文章，文中控诉当时官僚主义弊端，把海难往深层分析，揭示了其中部分人祸的原因。当时在《红卫兵战报》上发表，并未引起公安机关注意。后来台湾方面广播了，这才作为一个通敌的案子，对作者及有关人员实施逮捕。
夏霞说，那天，她在乡下家中，突然来了公安局的人，说是查户口，就把她带走了。审了她几次，她确实不知道《海边乌云》的事，任是如何逼供，她也无法胡编，她只是一个劲地哭闹。公安局多次诱导她，要她承认参加过什么“反共救国军”的秘密组织，她对公安局说她不是不想承认，只是她实在什么都不知道。几天后，她才见到王群和另外几个同学。
她说那天见到王群时，她吓了一大跳。王群已没有人样，开始她认不出王群，他的脸、眼睛和嘴巴全肿了，额头还结着血疤。王群戴着脚镣、手铐，其他几个同学也都戴了手铐，但没有脚镣。
王群什么都认了。他承认他是“反共救国军”的中校司令，通过电台接受台湾指令，其他几位同学分别是大陆滨海工作组组长、执行委员等，分别为上尉、中尉等等。只是对夏霞，他坚称与她毫无关系。连谈恋爱都没有，只是对她有好感，想追求她，所以请她去宿舍坐坐，如此而已。
这个案子，在五天内破案。王群被判了十五年，其他几位分别被判十二年、十年不等。夏霞因为知情不报，被判劳动教养一年。
这件案子本来和父亲根本没有关系，但王群在刚开始时为自己辩解，说这篇文章写于海难发生后的半个月，也即1966年3月初，当时文章的节选约两千字，曾发表在学校黑板报《海声报》上。《海声报》的主编是我父亲。
公安局如获至宝，认为抓到一条大鱼，推断小城的头号案子，是由小城的头号三反分子郭大风主谋。父亲毕竟不是幼稚少不经事的高中生，在公安局，他坦承知道《海声报》登过这篇文章，他是主编不错，但他并无经手审核这篇文章，文章是由胡伟标审核的，而且不是现在破获的文章全文，只是其中的两千字，这两千字仅仅是写了事件经过，无涉其他。当时的《南方日报》也刊登了类似文章，父亲准确地说出了文章刊登的时间。
父亲知道此案重大，他是无论怎样逼供，也拒不承认是主谋，但这些都还不是父亲逃过一劫的原因，而是由于父亲作为小城头号反动派，还有其他问题缠身，他被宣布作为案外案另案处理，到运动后期再数罪并罚。
公审“反共救国军”反革命集团案那天，小城万人空巷，旌旗飘动。王群和六个同学包括夏霞，个个被五花大绑，个个被剃了光头，连夏霞也不例外。每人胸前都挂着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
人们似乎对夏霞更有兴趣，她是惟一的女犯。当宣判她劳教一年时，人们似乎很失望。夏霞长得很漂亮，即使剃了光头，也依然很漂亮。她的样子的确很容易被联想到女特务，电影里的女特务。她一低下头，就被女警勒紧脖子上的绳扣，她的头便被向后提起，她漂亮的但是苍青的脸便暴露在人们面前。
因为夏霞，那天我挤到离戏台很近的地方，我想让夏霞看到我，知道我靠近她身边，来为她送行。可是她始终没有看到我。她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我想她一定很害怕，她老是想低下头，不敢正视台下的人们，但这样就更受苦，她老被绳子勒得翻白眼。
父亲虽然没有被判刑，但他却因此在公安局中一直关到年底，大约关了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使父亲的身体彻底垮掉。公安局不让家属送饭，家人与他失去了联系。算起来，妈妈自从1966年6月开始，直到次年年底才与父亲见面。
我是1968年在海南建设兵团见到夏霞的。她于1967年底劳教完毕，次年，1968年就去了海南建设兵团。她的连队与我的连队隔着一条小河，我们常常见面。夏霞完全变了样，终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有许多男知青追求她，她却像个尼姑般，守身如玉。我隐约知道一点什么，我劝那些知青，别做白日梦，别无端地追求我的姐姐。
夏霞和我姐姐亚男同岁，也与王群同龄。1966年，她十九岁，她去下乡时，已经二十一岁了。1982年，王群刑满出狱，同时宣布错判平反。他们都已经三十五岁了。次年，1983年，他们结婚，婚礼很简单，只是请了几位亲戚。王群没有什么亲戚，夏霞的母亲肥婶已经过世，弟弟夏谷多年来音讯全无，她没有任何亲人。我的母亲也算是她的母亲，做了她的证婚人，我和哥哥亚雷、姐姐亚男和弟弟亚雨、亚电、亚雾都出席了婚礼。
那是一场令人伤感的婚礼。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夏霞虽然三十五岁了，但仍然风韵犹存。她70年代末从海南病退回来，在一家服装厂当缝纫工，后来自己开了一间小型的缝纫铺，也就是替人改改衣服，缝缝补补之类。
王群像个小老头，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中流击水的王群不见了，我完全认不出他来。他满脸烟色，可能患有肝病，头发灰白，腿有些瘸。我记得他并无残疾，可能是在狱中服刑落下的。我不便多问，他也不说。整场婚礼倒有些像葬礼。王群全无新郎的意味，他迟钝、木然，唯唯诺诺，对大家的祝贺，似乎并无多大反应，好像有些神经质，眼睛老是眨个不停。我问王群：“认得我吗？”他想了半天，才回答：“听，听夏霞说过、过。”他有些口吃，表达似乎有障碍。
婚宴看上去还算热闹，但完全是姐姐与夏霞费心安排，她们努力调节气氛，但无济于事。特别是王群的那两位同案狱友，像两个木偶，在那儿坐着发愣，也不与人交流，连举杯敬酒也很勉强，更无话可说。他俩比王群早出狱两三年，被安排在街道工厂做工，也就是在家糊糊火柴盒之类。看着这些年轻时曾经为人民鼓与呼的热血青年，如今呆若木鸡，真是令人心痛。
婚礼之后，我叫住了夏霞，我邀她出去走走。我问她：“幸福吗？”
她反问我：“幸福是什么？”
是的，幸福是什么呢？我们的青年时代，为了一个信念，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利他的事业，包括去上山下乡，为了响应一个号召，献出了十年青春，幸福吗？
夏霞幸福吗？这只有她自己知道。可是她给我的印象，全然没有幸福的迹象。她为了一个人，等了十五年，把自己化成蝶了，等来的却是与十五年前截然不同的王群。这个叫王群的人，这个曾经写过轰动世界，向外界传达某种真实事件的热血青年王群，现在果真能使夏霞幸福吗？或者，等来了王群，等来了王群的平反昭雪，本身就已经很幸福？这个结果并不是夏霞等待的。不是！这个结果包括王群的平反昭雪，都是夏霞料不到的。支持夏霞苦等十五年光阴的，仅仅是初恋的那种感觉，那点承诺。
“是为了承诺吗？”我问夏霞。
“没有承诺，也不可能承诺。在我被抓进去之后，我几乎没有与王群单独见面，哪怕是说一句话的机会。而在案发之前，我们全无预感。何况那时我已离开他去了乡下好久了。”
“那为什么？”我有些诧异。
“不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真的。只是心里有一种很朦胧的东西，在支撑着那些岁月。如此而已。十五年间，我无法与他有任何联系。我只是知道他还活着，还没有死去，至于活得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真的。”
“那为什么还要结婚？”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夏霞苦笑：“你别把我看得太崇高，我是最平凡的。真的。我没有谈情说爱的兴致。从被宣判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下决心等这个男人，没有理由。只是我曾经爱过他。是我主动找他，让他爱我的，就这样。”
“肥婶妈知道吗？”我和夏霞都吃肥婶的奶长大，我与夏霞亲如姐弟，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我们之间无须客套。
“知道。”
“她同意吗？”
“她从来没有反对什么。”她轻淡地回答，“还是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我无须说，你比我重要。”
“胡说。”
“你对王群怎么看？”我固执著这个话题。
“什么怎么看，看什么呀？”
我知道木已成舟，夏霞是拿自己的命运在赌气，或者有意把自己给消化掉。我知道她心中有许多外人无法知晓的创伤，就连王群也未必知晓。我想，她心中的痛不是光她自己，还有身世、她从未蒙面的父亲、母亲肥婶以及弟弟夏谷。弟弟夏谷更是她的痛，那是无处诉说的伤痛。我不敢提起夏谷。
想到这些，我有些动情地握住了夏霞的手。我想以此缓解她内心的伤痛。
她顺从地让我握着。她在慢慢地用力，那是一种心力，一种在努力克制与抑制内心激动的力量，她努力想通过它传递什么。这是一种只有兄弟姐妹之间方能理喻的传递。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历经岁月无常的磨难所致。她的手很温暖，我想起肥婶，肥婶全身都充满着这种温暖，这种温暖唤起我生命中久违了的东西。血浓于水的思念，在此刻贯通了我们之间的血脉。
多年以后，当夏霞也已不在人世时，每每想起，我内心都会涌起熟悉的通过夏霞传达的温暖。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又是一个不幸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