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听到饮马滩里有人的哭泣。我以为是海潮拍打船舷“咕咕”的叫声，可是细细辨认，确实是哭泣的声音，而且是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哭泣声，那种极度伤痛的恸哭。我问中尉有没有听见，他的灯塔离饮马滩最近。
中尉不动声色，很平淡地说：“我听了许多年了。天天都有人哭泣。”他并不以为然，我却非常惊异：“谁在哭呢？”我对大人的话，尤其是中尉和无脚蟹的话，总是信以为真。
“什么人都有。哭了几百年了。”中尉依然很冷漠地说，“你不会懂这些的。小孩子，想这些事干什么？”
“不会是鬼吧？”我见中尉淡然的样子，有些疑惑，那哭声也许是幻听？谁会跑到渺无人烟的饮马滩去哭呢？
“是鬼！”中尉肯定地说，“里面有许多冤鬼，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他很肯定，也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最讨厌大人不把孩子当回事。何况我从小就自视甚高，许多大人没有读过的书，我都读过，连《天演论》我都读过。我家的阁楼，和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阁楼是相通的。那年夏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堵薄薄的砖墙，让老鼠掏开了一个洞，我从那个洞里窥见了隔壁的许多藏书，还有许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有，我便常常爬到阁楼里去。那个洞被我越掏越大，最终把那砖墙掏成一个可自由出入的洞口。
我想我读的书不会比中尉少。中尉说到底还是个大老粗，一个守灯塔的人，能读过多少书呢？他的全部能耐，全因为他去过海南岛。灯塔里他的那几本书，也不能证明中尉有多大学问。
中尉居然信鬼！就更说明他没什么学问，那是迷信。小学课本上，我早就读过《不怕鬼的故事》，世界上没有鬼。
明知没有鬼，但我依然很怕鬼。同学向志说他遇到过鬼，他遇到的是长脚鬼。他说有个渔民有一次去“杉铺”，也就是卖杉木的店铺，买了两根做单桅船桅杆的杉木。他扛了两根杉木到船坞去，走到半路，累了，便把杉木靠到墙上，吸了一会儿香烟之后，又去扛那杉木，可是怪了，怎么都搬不动杉木，抬头一看，吓死了，原来杉木变成了长脚鬼的两条腿。那鬼狞笑着问：“你是什么人？居然敢来搬我的脚！”向志说是他亲眼所见。
同学们都相信向志，因为向志和我们虽是同班，却比我们大四五岁。他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晓。
我想饮马滩有消失了的城市，那城市里一定死过许多人，死人变鬼，鬼自然也就特别多。自从以为饮马滩里有鬼，我对饮马滩便有一些别样的敬畏。
爸爸有一位学生，人称“大把戏”。他本名叫典威，我叫他典威兄。大把戏是文化馆的馆长，写得一手好字，也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些小说散文诗歌文史掌故等。他经常到家里，在客厅里和爸爸说话，一说就大半天不走，有时还和爸爸一起喝喝小酒。肥婶凤卿姑都很喜欢他，也叫他大把戏。他每次来，都先和肥婶她们说笑半天，在院子里各处走动好一会儿，才和爸爸吃茶、谈天说地。
他总是和爸爸讲小城的各种传说，包括考证学校里遗留下来的古碑记。
学校有两百多年历史，创建于清乾隆年间，原来叫“河东书院”。学校建筑自清中期以来，一直没有太多改变，大门外是低矮的拱墙，墙外是大池塘，池塘边有垂柳，大门两侧有两棵十余人合抱的梧桐树，树下是两排刻着捐款建校人姓名的石碑。门匾上是乾隆的题匾“人文化成”四个大字，正中是大讲堂，两侧长长的厢巷，再往外是东西两个后花园。大讲堂的正中后座是主室，主室后又是大池塘。
整座建筑呈现了清中期典型的书院风格，学校里到处有各种石碑，镌刻着五花八门的碑记和词赋。大把戏对每处地方每座碑记，都有说道。父亲经常请他来吃茶。
每当父亲有文友来，我会很感兴趣地旁听。特别是大把戏，他总有许多故事。
那天，我问大把戏，为什么饮马滩里时常传出哭声？开始时他笑而不答，之后他很认真地问我：“你真的听见哭声？”
我不敢肯定，但我确信那哭声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有风有雨的日子里，尤其是在退潮的时候。
大把戏对我父亲说：“你这亚雷看来不简单，将来定是作家！他怎么就听出了哭声？”
爸爸神情复杂地望着我：“那不是好事。我倒是想让他去学开飞机呢，做个飞机师，不比耍文弄墨好么？”
我对开飞机没有兴趣。那时我只想当电影演员，像赵丹一样，专门演英雄人物，而且一直演到壮烈牺牲才好。我早就对爸爸说过这个理想。爸爸总是说：“做电影明星和开飞机都一样好，看你自己啦！”
我不明白听到饮马滩里有哭声，和将来成为作家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一直到后来真的成为作家，才约略有些明白。
大把戏很认真地对我爸爸说：“郭老，饮马滩真的有人在哭啊。哭了几百年了。”
父亲会心一笑，对大把戏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就说给亚雷听听吧，或许他将来真能够做你的徒弟，也当个作家呢？”
大把戏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强调这不是传说，而是史实。第二天，他特意带来了一本《海阳县志》。逐字逐句地念给父亲听，我觉得父亲对这段记载并不陌生，他饶有兴味地听大把戏又一次激越的叙述。他们之间有诸多讨论切磋，那时，我对他们的议论，全听不明白，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我只对故事感兴趣，对《海阳县志》那些古文没有任何兴趣。
许多年过去，那个惨无人道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在我此后的人生漂泊中，海阳县作为故乡的一切渐渐淡忘，而这个故事里那些惨死与无告的魂灵，却时时在咬噬着我的心灵。它带给我惊惧，令我忧伤，也给我无尽的想象。我时时想把这个故事，以某种方式予以表达，但始终不能，是真的不能。我以为我尚无足够的心智，去写出这个故事所深深包容着的东西。
这个故事和一座消失的城，有着血肉的联系。这个故事几百年来，安静地不受惊动地深埋在《海阳县志》的故纸堆中，无人敢于去骚扰它。想必自有它的道理，连大把戏也这样说。当我长大之后，有几次回乡，见到已经年迈的大把戏，旧事重提，大把戏已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激情。
大把戏在“文革”中遭遇很惨，他曾是我家中常客，与父亲交往过密，受了牵连，他不得不主动检举揭发父亲的反动言论，却把自己描画得更黑，反成了我父亲“反革命俱乐部”的中坚分子。我父亲平反昭雪时，他也落了个不好的名声。在人们眼中，他成了一个卖友求荣，陷害革命干部的小人。大把戏对此深感委屈，却又无处伸张，他总想对我解释什么。但我又能安慰他什么呢？惟一能为他辩解的，应该是我的父亲，但我的父亲早已去世。当我说及这些话题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全靠你们去发掘了。”
我知道他话中有话，但时过境迁，那一切都没有再去谈论的意义了。我想消解他心中的块垒，还是关注那个话题。
我问他：“那消失的城呢？”
“消失了，就不再是城。你想想看，有那样故事的城，城还是城吗？”这是大把戏最后留给我的话。大把戏也在几年前仙逝了。一座城市的文史与人文故事，也由于一个叫做大把戏的人的故去而掩埋。
这部小说中提到的许多人，不管年轻或者年老，大多都成为了过去的人。有时细细回想，自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原本天年未尽，也还没有到老死的年龄，可一个个相继逝去，他们大多生于“二战”之后，倒是那些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现在仍然活着，鹤发童颜，大有人在。
消失的城，却有永不消失的哭泣。哭泣绵延了四五百年，直至饮马滩最后被石屎森林所覆盖。石屎森林残忍地覆盖了饮马滩，同时也就残忍地覆盖了那绵延的哭泣。我相信那凄厉的哭泣，依然还在深埋着饮马滩的地底下呜咽着。
过了许多年，我在接到中尉临终的噩耗时，远在千里之外，我又一次听到久违的饮马滩的哭泣。
那是一个男人哽咽的哭泣。
奇怪的是，这部小说中的许多人，最终都走进了饮马滩，消失在饮马滩。在饮马滩彻底消失之前，他们都提前抵达了。
这又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曾经把大把戏给我讲的故事，转述给中尉听，那时无脚蟹和春姑、华荣都在现场。现场就是灯塔。记得是在某年的清明节，那时“文革”还没有开始。岂知他们对故事均有异议，也都各自有自己讲述的故事。
“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才知道日本有个叫黑泽明的导演，他拍过一部电影叫《罗生门》，看了《罗生门》之后，我始明白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来讲述，是可以有相去很远的不同的版本的。
无论如何，大把戏的根据是《海阳县志》，那是正史的编撰。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中尉对此嗤之以鼻，他不以为然：“那是官家的编撰，能信么？”
无脚蟹不无幽默地调侃道：“你说我这脚，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断掉的，你说真不真？当然是啦！这样说阿狮最欢迎啦，把功劳也记在包帆工会对我的教育啦！”他用力拍拍他的断腿，“再说我无脚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断了腿也不怕，是不是？我自己最知道，砸断腿的滋味，可是苦得要死，怕得要死。那又怎样说？”
华荣却说：“说那么远干吗？那是关团长阴魂不散，他死不瞑目啊！”
本来春姑对这些并不在意，听华荣说起关团长，她眼圈红了，有些动了感情。四十岁的人，刚才还十分风情的样子，此刻却哽咽起来。华荣见状，自知失言，便走开去，呼三喝四地叫唤大家去吃饭喝酒。
我那时并不知内情，也不懂得男人女人间的私情。现在想来，春姑未必全因了关团长，毕竟已经过去十几二十年了。也许是那些往事牵动了她对自己身世的唏嘘。因着与关团长的那点传说，她被划了个坏分子的名份，被当做婊子一般，何不偶尔也婊子一回？想想一个年轻女子，守着活寡，又不为着谁赐个贞节牌坊，倒把自己给供起来，挂在墙上给世人鉴赏，怎么着都是一份伤心。春姑的伤心与凄凉，只有她的黑夜知道。
那时，我甚至想，饮马滩里既然无鬼，我也不太相信大把戏关于饮马滩那个故事的演绎，那饮马滩的哭泣，也许是春姑受了欺侮，躲在饮马滩里痛哭？那一回，我在灯塔不就见到春姑在饮马滩头，等着中尉去相会么？中尉摇着舢板去见春姑，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双双消失。
这显然是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其实，不论是无脚蟹，还是中尉或华荣，他们都没有否认饮马滩里有哭声这事实，只是各有演绎而已。饮马滩里的风声、雨声，连同日日夜夜永不消逝的海涛声，听起来都与哭泣有着某种相似的况味。也许归结于我的幻听，已成为一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