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权上报的撤案报告批了，江浩在批之前，又让任毅来了一次。
谈话的过程是关门进行的，罗洋、刘权都没听到。但意思大概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场交易，一个介乎于合法与肮脏之间的交易。但无奈，这是必然的选择。
报纸上连续刊登的诸如“疯癫警察袭击守法公民，是公安局的放纵还是失职”“一起和谐社会下的典型野蛮执法”“疯癫警察的疯癫执法”等文章，慢慢从报端消失。但这个事件仍未止于网络的热议和街头巷尾的传播，疯癫警察，成了赵顺的代名词。
事情总是会过去的，像太阳总会西沉、落叶必将坠落一样，时间是抹去人们记忆的魔手。当那些频繁而出的矿难、接踵而来的战争，以及暴露阳光的腐败出现后，舆论和关注就转移了阵地，聚光灯在他处聚集。这个世界需要关注和评论的事情太多了，在这个海洋里，再大的事件也仅仅是一朵浪花，就算浪花激得再高、再绚烂，也仅存一刻而已，随后便是后浪的覆盖与淹没。人们在这个时代，善于忘记，在极端丰富的信息面前，大脑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除旧迎新。
江浩、罗洋、刘权投入到了正常工作之中，每周四必会去医院探望赵顺，但照例会被拒绝。江浩走之前，总会留下一些可以带进去的食品和生活用品。
石雷批准了正毅公司的贷款申请，连同自己撰写的审核报告，一并提交给了省行，以待最后的审批。
任毅在抓紧出国审批的同时，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到海边好好睡了几天觉。他爱在冬天看里海，这样可以让他平静。
而赵顺，则依然在那个白色的建筑中，重复着每天惊人一致的生活。
变化的世界，有时会驶上一条循环重复的轨道，按着既定的方向行驶。生活，在重复中多变，而那所谓的多变，也只不过是重复再次开始的标记而已。一切回到了正轨。
而就在这时，几封信，打破了这一切。
周济广接到那个“件儿”的时候，正是周末临下班的时候。检察院和公安局一样，管那些尚达不到立案标准的工作叫“件儿”。他草草地看了几眼，便放在了包里，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他必须回家，在他眼里，家庭远比工作重要。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职场生涯跌宕起伏，主诉官干过，大小的案件也干过不少，去年才从处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并没有选择那个调研组的闲职，他觉得自己还能干事，或者说还有价值。价值很奇怪，这是每个人都想证明，但必须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换一个词，也可以叫作认可，他选择了反贪局，当然，他只是普通一兵。
街上喧嚣熙攘，拥堵不堪，车流堵塞了每条伸向远方的道路，焦躁地在原地徘徊，像怨妇般诉苦重复鸣笛。在又一个周末来临时，暂时逃脱了工作压力的人们，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聚会和娱乐生活之中，这个时间正是人们赶饭点的时候。
周济广坐在公交车里，淡漠地看着窗外的一切，闲来无事，他从包里取出那份材料，准备利用它来打发这段路上的无聊时间。这个“件儿”的材料一共就只有三页纸，上面字迹潦草，抬头部分的笔迹颜色还与内容不同，显然又是一信多投的产物。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举报信，大都是一信多投，撰写者往往是同时将举报事实抄上好几份，最后再分别冠上投递部门的名称，“检察院”“信访办”“公安局”一并发过去，这样既能保证举报事实的一致，又能引起多个部门的重视。这种方法看似聪明之举，但实际意义不大，这些一信多投的材料，往往最终会汇总，交于一个主管部门集中办理。这次集中办理这个举报的办案人，就是周济广。
周济广首先翻开了最后一页，他有这样的习惯，这是最节省时间的。举报人为了得到相关部门重视，往往会在案件的描述上长篇累牍，把那些冤屈和不公写到最大化，以获取同情，而却在提供的证据上言简意赅，不详细描写。周济广之所以先看最后一页，是为了立即掌握举报人的举报请求，举报信的最后几段，往往才是全部内容的精髓。
信的内容并不复杂，是举报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在调查一个案件时，不顾法律事实擅自作出撤销案件处理的。这种事也很多，执法部门就是这样，很难做到正反两方同时满意。周济广一目十行，在看到倒数第二页的时候，他愣住了。这封举报信的举报人，是一个警察，而且就是省厅经侦总队的。自己举报自己的单位，这种事就不再寻常了。周济广把信举到了车窗旁，借着街上的霓虹灯光，开始按着正常的页码顺序重读。这个写信的人不简单，举报的缘由、要求以及提供的证据事实提纲挈领，法律依据充分，不愧是个警察。周济广通读了两遍，将信放回信封，那上面的邮寄地址是“市精神病医院”。
赵顺是该感谢罗医生的，若非罗医生同意，他根本无法获得纸笔，更无法将这么多的信邮寄出去。罗医生该是赵顺相信的人，而罗医生却不相信自己，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敏感，敏感是脆弱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方法。罗医生总觉得在赵顺这件事上有哪里不对，具体是什么不对她也说不清楚，但仅凭这一连串接踵而来的麻烦来说，她也该在保护赵顺正常治疗的同时保护自己。
她答应了赵顺寄信的要求，而且在邮寄的过程中并未拆封检查。罗医生觉得除了赵顺的病情以外，其他的事情她该是知道得越少越好。赵顺的事情太复杂，她仅仅是一个医生而已，不该牵扯太多。她忘不了赵顺那个下午对自己说的话，赵顺那时清醒地说：“寄出去，与你无关，寄不出去，所有的责任都是你的。”罗医生听明白了，也的确照做了。寄信的过程罗医生也力求自保，她没有直接替赵顺寄信，而是默认让赵顺委托“猴子”的妈妈将信带出。赵顺一笔一划写完的那么厚厚一沓信，终于从这不被白色包围的城堡，飞了出去。
而之后却石沉大海，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赵顺没有着急，他清楚这些举报信的去向和轨迹，他在心里计算着信件将到达的每一步时间。邮局、举报中心、检察院，如果每个步骤需要两天时间的话，加上周六日，获得反馈最早也在两周之后，应该不会太快的，赵顺想。
但他还是采取了措施，他说服罗医生，在护士站打了一个电话，医院里是不允许病人直接向往通话，他这算是特例。赵顺打给了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电话幸运地接通了，虽然多年未联系，但起码的面子还是有的，人家答应帮着给问问，赵顺再三感谢。
教授看他这样，摇了摇头。“总有一天你是会不想离开这里的。”教授说。
赵顺淡漠地笑了。
“我宁愿留在这个每个人都在说实话，但不被别人相信的世界里，也不想再回到外面那个每个人都在说假话，仍不被别人相信的世界里。”教授这样对他说。
“到底我们是疯子，还是他们全疯了？”赵顺问。
周济广没想到这个“件儿”还能有“托儿”，虽然那个同事并没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还是希望他能加点力度查办。一个从精神病院寄来的举报信，举报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还能找到自己的同事来催促。周济广觉得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了，他决定认真对待一下，把这个“件儿”当成案子查一查。如此，赵顺的目的大约已经达到了。其实这个“件儿”按说是不该由反贪局办的，申请对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复议复核，该是执法监督处的职责，但周济广没有多说，他心里有谱。
他没有先去给赵顺录口供，而是带着书记员到了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他们进屋的时候，龚大夫刚送走一位病人。
“你好，我们是检察院的。”周济广亮出了证件，“今天找您询问一些情况。”
龚大夫感到很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嗯，没问题，请等一下……”龚大夫关上了诊室的门，示意他们坐下。“嗯，请问，你们今天来是……”龚大夫问。
“嗯，是这样，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赵顺，是不是曾经到您这里看过病？”周济广开门见山。
“赵顺……”龚大夫抬头想了想，“嗯，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但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赵顺得的是什么病？”周济广问。
“嗯，好像是一些强迫、焦虑的精神问题。”龚大夫说，“具体我得看一看病历，你们来是为了他的病情？”
“嗯，可以说是为了他的病。”周济广回答，“请你调一下他的病历。”
病历拿来后，周济广让书记员做了全套复印。“请您描述一下赵顺的病情。”周济广说。
龚大夫戴上眼镜，看着病历说：“嗯，他描述自身的症状是晚上无法睡眠，精神紧张，情绪起伏大。经我们检查，他有一定强迫、焦虑的症状，就给他开了一些诸如‘科素亚’‘罗拉’的抗焦虑药，嗯，这些病历上都写着呢。”
“可以确诊他有精神病吗？”周济广看着龚大夫问。
“不能，无法确定。”龚大夫也直视他。“精神方面的病，不同于其他疾病，不是简单的可以通过设备和仪器就能确诊的，我在给他检查时也只能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和他自己的描述判断，所以病历上写的仅仅是他有强迫和焦虑的症状，并不能确定是病。”龚大夫流利地回答。
“他一共来看过几次病？”周济广又问。
“嗯，我看啊，一次、两次……一共六次。”龚大夫回答。
“他实际只找你看过三次病，是吗？”周济广平和地问。
“三次？嗯……”龚大夫犹豫了一下。“对不起，我每天接待的病人很多，具体的情况记不清了，但通过病历看一共是六次，这应该没有错。”龚大夫回答。
“为什么要伪造病历？”周济广问。
“什么……什么伪造？”龚大夫疑惑，“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再说一遍，为什么要伪造病历，伪造之前的三次病历?”周济广语气依然平淡。
“这……”龚大夫沉默了。他怎能想不起赵顺，怎能想不起他从医以来这惟一伪造的病历。他犹豫，他彷徨，他不知如何对待面前这位冷漠的检察官。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遇事莫乱，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处世之道。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龚大夫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您要问这个病人的病情，我可以依据病历进行回忆，但如果您连这个病历都不相信，恕我无能为力。”龚大夫拉下了脸。
“好，谢谢您的回答。”周济广干脆地说。“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也希望你说的是事实。这样，请你把刚才所说的情况写一份保证，我们好回去交差。”周济广从包里拿出纸笔。
“保证？写什么？”龚大夫一脸茫然。
“很简单，你就写，你从何时至何时给赵顺看过几次病，每次赵顺均在现场……”周济广叙述着。“嗯，最重要的，最后你要写上，此病历绝非后补或伪造，如系伪造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周济广说着将纸笔推到他面前。
龚大夫没有接，也不能接，他知道周济广在将他的军，但此时却毫无破解之法。“对不起，我不能写。”龚大夫说。
“为什么？”周济广问。
“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但作为公民，我有权利拒绝你的要求。”龚大夫说。
“呵呵，你有权利拒绝。”周济广第一次笑了，“龚大夫，我今天来，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检察机关。作为医生，你有自己的职责，而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有自己的使命。我这人性子直，不爱拐弯抹角，我喜欢一句话，叫‘物质不灭’，所有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这是规律。我找你之前，查了你去年的出诊表，你每周是周一和周四出诊，对吗？”
龚大夫看着他，默不作声。
“而就在这份病历上，赵顺第二次找你看病，对照日期应该是星期日，周日，你不该在这个办公室，对吗？”周济广果然老辣。
“这……”龚大夫无语了。
“说实情！”周济广加重语气，将他面前的纸攥成了一团。“现在你没有选择。”
龚大夫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
周济广坐在大吉普的副驾驶位置上，默默地看着刚才给龚大夫录的口供。他大概看到事情的轮廓了，一个殴打被告人的警察，一个公安机关向医院提出的申请，一份医生无奈出具的假证明，这一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按说，这该是公安机关的无奈之举，作为同行，他知道，在办案中任何一个细节出现纰漏，都会成为对手和社会舆论的把柄，炒作，放大，往往一点疏忽就会断送一个案件，更何况是赵顺殴打了被告。但让他不明白的是，赵顺为什么还会自称这份病历是伪造的，按常理说，医院出具的这份病历，该是赵顺摆脱行政赔偿责任的救命稻草，没有它，赵顺如今早该脱了那身制服。赵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到底该不该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绝非这么简单，周济广暗想。这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过程，是否是一个被人为操纵的陷阱呢？周济广让书记员调转车头，他决定暂时先不去省厅经侦总队，他要见一见赵顺，听听他要说的话。
周济广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雪白的墙壁和天顶，如果不是偶尔几声从远处传来的叫喊，这里该与普通的医院无异。他先找到了罗医生问询了赵顺的病情，在他了解了赵顺殴打单位领导、出现狂躁症状以及逃离医院的情况后，申请会见了赵顺。
在从小吕手中获得逃跑便服的探视室里，赵顺端坐在那里。
“你们终于来了。”赵顺说。
“你知道我们会来？”周济广问。
“是的。”赵顺点头。“我虽然同时投递了那么多封信，但我知道，最终来的会是你们。”赵顺说，“有的部门会以证据不足或管辖问题结件，有的部门会直接将举报信转给被举报的经侦总队，而只有你们，必须来调查。”
“这么肯定？为什么？”周济广问。
“因为我举报的主要问题是该由你们负责，检察院应该对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进行监督，这是你们的职责。”赵顺说。
“嗯，职责，说的好。”周济广点头。
“我是个警察，一个办案的警察，我每天接到的举报信不比你们少，我知道写再多的所谓冤屈和不公都没意义，重要的是列举事实，可以查到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让办案的机关有脱不开的职责。”赵顺说。
“脱不开的职责？”周济广侧目。
“对，职责。”赵顺面无表情地说，“如果发现了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必须进行打击，这是警察的基本职责，而同样，如果发现了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需要纠正的执法问题，检察院必须进行执法监督，这是你们的基本职责。”
“也就是说，你举报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履行的基本职责，所以你才确定我们会来找你？”周济广问。
“是的，我不相信什么所谓的觉悟，能履行好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就已经不容易了。”赵顺说。
“你是在激我？”周济广说。
“没有。”赵顺摇头。“我只是希望，你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赵顺认真地说。
“好，这个你放心，我会依法查办你所举报的情况，请你具体说一下。”周济广说。
“我想举报的问题，材料上都有了，我不想再重复。”赵顺说，“我希望你们查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周济广说：“哪两个方面？请说。”
“第一个方面，我希望你们能启动司法程序，让正毅公司的案子重新立案侦查。证明这个案子不该撤销案件，有三个工作需要做：其一，你们可以到经侦总队调取案件的所有材料，里面有证明正毅公司涉嫌贷款诈骗的证据；其二，我在这次进来之前曾经给该公司的法人代表任毅做过讯问，讯问的过程全在一个录音笔里，你们要设法找到它；其三，你们要找到我单位的小吕，他能证明我所说的一切，这点非常重要。做第一个方面的目的，就是不能让这个案子搁浅。”赵顺认真地说。
“嗯，第二个方面。”周济广点头。
“第二个方面，我希望你们能让我从这里出去。”赵顺前倾了一下身体。“有两个工作需要做：其一，你们要去市人民医院调取我的病历，那个病历是伪造的，你们要加以证明；第二，请第三方的精神病检验部门给我做鉴定，证明我没有精神病。只有让我出去，才能把那件案子办成。”赵顺加快语速。
周济广默默地看着赵顺，没有回答。赵顺提出的这几项工作，恰恰都是周济广决定要做的，而且已经开始落实。周济广看着赵顺，他确实是一个警察，搜集证据的思路很清晰。
“你到底有没有病？”周济广沉默了许久，突然问。
“我有病。”赵顺爽快地回答。
“你有病？那为什么还要让我找鉴定部门证明你没病，带你出去？”周济广问。
“因为我要把那个案子办完。”赵顺说。“在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之后，我会自己回到这里来治疗。”赵顺表情严肃。
“如果你真的有病，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周济广说。
“我可以证明我没病。”赵顺回答。
“一个有病人，如何证明自己没病？”周济广问。
“用我自己的方式，这点你不必多虑。”赵顺回答。
“为什么说自己有病？害怕承担殴打被告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的责任？”周济广一针见血。
“不是，那些是我的病态。”赵顺果断地回答，“我知道自己身上存在问题，而且愈发严重，这点我比谁都明白，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自己一样了解我自己。是，我承认，我在此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没病，一直认为是我的同事在陷害我、剥夺我办案的权力，但我现在明白了，我确实有病，但不属于精神分裂，而是间歇性的精神问题，我在清醒时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我向你保证，我现在是清醒的，而且在认定那个案件性质的时候也是清醒的，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恳求你的目的，是为了尽我最基本的职责。”
“我可以信任你，但是没有答应你的权力。”周济广说，“你说的两个方面我可以调查，正如你所说，这都是我应尽的最基本的职责，但我却没有权力推翻医院对你病情的认定，也没有能力这么做，我是个检察官，职责是对案件的监督。”
“这个我懂。”赵顺点了点头，“但我希望你起码能证实我在人民医院的病历是伪造的。”
“这么做对你很不利。”周济广说。
“我知道。”赵顺又点头，“但，这是我出去的惟一可能。”
“就为了办这个案子？”周济广问。
“是，就为了把这个案子办成。”赵顺点头。
“为什么信任我？”周济广问。
“因为……”赵顺语塞，“因为从你的年龄……”
“别找理由了。”周济广打断了赵顺，“我知道，你这是无奈之举，检察院是你最后的希望。”
“可以这么说。”赵顺看着他，“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但这个案子，也许是你这一辈子办的最离奇的一个，你不该给自己留下遗憾。”
“你根本没有病！”周济广突然拍响了桌子，“你该知道结果，如果证明你没病，在你办完这个案子之后，将会承担殴打他人和非法拘禁的法律责任，甚至会脱掉那身制服！”
“这个我懂，我会承担那些责任。”赵顺面无表情，“但我需要你相信我，就像我现在相信你一样。”
“相信我，对于你是场赌博。”周济广看着赵顺。
“相信一个精神病人的话，对于你也是场赌博。”赵顺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