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我奶奶饿死啦……

　　1960年麦收前的一个月，是粮食最为紧张的时候，可谓青黄不接。这天，我爷爷的小院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带着个八九岁的男孩晃进了我家。之所以说他们晃，是因为他们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一进门，那女人就让孩子跪下了：“快，启子，给爷爷、奶奶磕头。”

　　那个叫启子的小男孩便听话地给我爷爷奶奶磕起头来：“爷爷，奶奶……”话未落音，人已歪倒在了一边。

　　“启子，我的儿呀，你可不能死……”那女人号啕大哭起来，“你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向你爷爷、奶奶交代呀……”

　　我爷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这孩子是不是……这脸盘怎么这么像……”

　　“三叔呀！”那女人又大哭起来，“俺是李丰收的儿媳呀，这孩子是他的独苗孙子呀……”

　　“噢——我说呢……”我爷爷马上明白了，这是一枪准的儿媳和孙子。

　　我奶奶这时早已拿来了筷子，拿筷子干么？撬那男孩的牙关。因为这孩子已经到了濒死的边缘，这时的人都是牙关紧闭，只出气，不进气。若是再不进点食物，不用两顿饭的工夫，一准饿死。

　　说时迟，那时快，我奶奶已经撬开了那孩子的牙关，我爷爷及那男孩的母亲急忙给他喂了点杂面、野菜汤。一会儿的工夫，那孩子睁开了双眼。

　　很快，我爷爷便知道了一切。原来，一枪准的老伴前几天被饿死了，临死前对媳妇说：“你哪里也别去，赶……赶快上老鹰崮，去找你三叔，他这人是大好人，只要有一口吃的……我这老命不打紧，要紧的是启子，他是李家的独苗，必……必须活下来。”

　　就这样，一枪准的儿媳遵从婆婆的遗言，来到了山上，晃进了我爷爷家的小院。

　　“闺女，你放心。”我爷爷说话了，“有你三叔吃的一口，咱也得先让孩子吃！”

　　我奶奶就说：“要饿先饿死我这把老骨头。”不料一语成谶。

　　他母子俩大约在山上住了两三天，气色稍有好转，就决定还是回城里。因为孩子的奶奶还躺在炕上没埋呢！

　　这几天里，我爷爷还给那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李祈安。祈与启同音，但又比启富贵得多，祈安祈安，祈求平安，平安就是福。

　　以后，这个大我六岁的名叫李祈安的男孩，就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只要他一来济南，准要请我喝酒（尽管我随我爷爷，滴酒不沾）。

　　临走的时候，我爷爷将家里仅剩下的15斤杂面给了他们母子12斤，外加一大捆地瓜秧。

　　必须说明的是，那段时间里，求到我爷爷的人不在少数，全是他当年的老部下，像教我父亲和我叔叔读书的“半车书”，牛蛋的一个远房舅舅，老赖疤的大儿子等等。只要说是老鹰崮的，我爷爷总是慷慨解囊。我爷爷加重语气说：“记住，闺女，再挨过些日子，小麦就上场了……一定要挨过去呀……”

　　一枪准的儿媳是个十分通情达理的人（她为了哺养启子，终生未改嫁），坚决要再留下几斤。但让我爷爷坚决阻止了：“孩子要紧，我们这些老骨头无所谓的事……”就这样，家里就仅仅剩下了三四斤救命粮。接下来才有了我奶奶被饿死的故事。

　　三四斤杂面很快就吃完了。这个时间，小麦正在灌浆！尤其是下雨以后，你站在麦田里，可以听到叭叭的拔节声，那声音才叫喜人。但声音却不压饿。

　　家里眼看快没吃的了。这时，季风的“羊奶”成了救命的奶。放羊可以趁机喝点羊奶，这就是村里为什么让季风放羊的全部秘密！

　　当季风在一天的半夜里，给我爷爷奶奶偷偷揣回来半钢盔羊奶时，我爷爷禁不住感慨万千：“哎呀呀，想不到我这老土匪，又干起了偷的勾当。”

　　季风说：“行了，汉魁兄，别斯文了，保命要紧，现在谁不偷呀。”

　　这话真说对了，那两年里，偷夏（麦子），偷秋（玉米、高粱，甚至偷冬窖藏的地瓜、胡萝卜等）。老百姓几乎家家都偷，反正都是集体的，你不偷，别人偷，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死！

　　当那顶钢盔里的羊奶飘出香味时，已经躺了两天的我奶奶已经支撑不起来了。

　　“俺做了个梦……”我奶奶说。

　　“什么梦……”我爷爷用两个碗倒腾着凉羊奶。

　　“俺梦见咱又上了山，自己种地吃，那……那玉米棒子那么大……”

　　我爷爷沉吟半天，说了句：“是个好梦呀……”

　　但光靠羊奶是难以维持人的生命的！何况季风的羊奶也不是天天都能挤到，因为羊也快饿死了。可家里又没有半点吃的了。怎么办？我爷爷突然想起了当年王达礼送给他的那件全是狐狸后腿皮做的皮大衣：“我去卖掉这玩意保命。”

　　我奶奶说：“那可是王县长送你的大礼呀。”

　　我爷爷说：“现在要紧的是保命！要是没了人，就是件龙袍又有什么意义？王县长九泉之下有知，定不会说什么的！”

　　于是，我爷爷连夜进城，在绕弯偷拿过共产主义肥皂的百货公司门口支起了皮衣。但是，一天过去，竟无人问津。没办法，我爷爷只好去了潍坊，在火车站，才以4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了这件跟了他20多年的皮大衣。

　　沂蒙县的黑市粮价格显然低于潍坊的价格，我爷爷揣着这40多元钱，在黑市上买了5斤高粱面！然后，急急忙忙回家，但到家一看，小院的里里外外围了不少人，有穆蛋、穆三胖、季风、刘英等人，大伙的眼圈都红红的，见了我爷爷，都不吭气。我爷爷一看这气氛，已经猜到了什么：“怎么了，是不是人不行了……”

　　“嗯，王奶奶她……”

　　就这样，我奶奶饿死了！死的时候62岁。我奶奶是1899年生人，比我爷爷大一岁！

　　丧事当然是只能简单办了，因为大伙都饿得没力气抬人了。我爷爷从5斤高粱面中拿了一部分，掺上些地瓜秧和甜草根，给大伙蒸了两锅窝窝头，大队里又挤出20张煎饼，算是给送丧的人填了肚子。

　　我奶奶的坟就在我三奶奶与我小姑的坟旁边。这是按她生前的愿望办的，她生前还说，若是我爷爷老了（即去世的意思），也要和她们埋在一起。她说，活是一家人，死是一家鬼。

　　村里人说，我爷爷在我奶奶的坟头坐了整整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睡。村里人都说，三爷爷又发神了，吃阳吸阴喝露水，这样能待七天七夜（当然是夸张）。我爷爷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想我奶奶当年骑着毛驴第二次上山找他的情景；也许在想她养育我爸爸及我叔叔的艰辛；也许在想她充当月老为我爷爷和三奶奶当媒人的美事；也许在想她日常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淡无奇。但就是这些抹不掉的记忆，却是俩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40余年的历史见证。生活原来很平凡，但又很伟大。

　　1960年的麦季终于来到了，饥饿的恶魔开始退却。

　　在小麦麦粒还在发育的时候，饥饿的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偷夏”。人们什么也不顾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天一黑就拥进麦地里，贪婪地捋着麦穗，然后放到手心里拼命地搓一搓，吹一吹，不等麦芒全部搓掉就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大口地咀嚼着，没等吃出麦香，半半拉拉的麦粒早已下了肚。

　　当然，面子上是不允许偷的。集体的财产嘛，哪能随便偷呢？于是，已经有了经验的穆三胖依旧背着他的那杆苏式步枪，带着几个基干民兵去“巡夜”。他们往往站在地头高喊：“不要偷麦哟……”

　　“不要偷麦哟……”

　　但这种干喊很容易让人理解成：“都来偷麦哟……”

　　“都来偷麦哟……”

　　往往是他们绕着麦地喊上一圈，然后也躲到一边搓了起来。

　　谢谢大自然，谢谢苍生。人们终于熬过了1960年的大饥饿。

　　但悲从喜来。在人们有了食物的时候，反而又出了人命！这回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撑死的？你有没有搞错……肯定，读者都会这么问。告诉你，我没搞错！

　　还记得那个因为私藏铁锅而被游了街的王中农吧。这回故事就出在他身上。那天，王中农实在是饿极了，就偷得特别多。而吃了麦粒是很渴的，渴了就喝水呀。这一喝不要紧，胃一涨，本来就有胃溃疡的王中农竟一命呜呼，给活活撑死了。

　　人命关天，一死人是要上报的。而公社正好要抓“偷夏”的典型，活该王中农又是中农成分。蒋大喇叭一声令下，让公社的民兵，押着王家的儿女，由其儿女将王中农的尸体抬到了公社大会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大会开了一整天，全公社所有大队的代表都发了言。蒋大喇叭意图很明确，想以王中农为典型，切实刹住遍布全乡的“偷夏”活动。

　　大家都知道，割麦的时候气候就已经很热了。王中农的尸体经过一天的暴晒，本来就鼓胀的肚子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大皮球，肚皮被胀得薄薄的，上边布满了粗粗的青筋，甚至隐约可见一粒粒没有消化的麦粒。那种惨景是很多人不曾见过的。

　　天傍黑时大会才开完，蒋大喇叭也许太忙了，竟忘了说句话，散会后，王中农的尸体就躺在台子上没人管了。王中农的两个儿子干巴巴地等在台下，也不敢去搬抬。这样，又给晾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太阳一晒，肚子终于爆炸了。臭烘烘的、血淋淋的肠子、肚皮炸开了一地，引来了三四条狗。消息传到蒋大喇叭那儿，他才发话可以埋人。王中农的两个儿子这才急急忙忙将老父亲的尸体埋了。

　　多少年来，关家桥的老百姓只要一提起这事，一个个仍是不寒而栗。麦收一过，虽然离着秋收还有段日子，但半生不熟的棒子、地瓜以及柿子、核桃、梨、苹果却能接上茬了。老百姓终于可以饿不死了。

　　1960年的秋收是个平年，但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一个最大的丰收年！

　　还有件高兴的事从天而降。这天一大早，县里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来到后就到处的找季风。最后，在后山的山坡上找到了他。当时，他刚要解开羊圈去放羊。

　　“你是季风吗？”同行的两个人表情严肃。

　　“是呀……”

　　“我们是县委的。奉上级指示，从即刻起，给你摘去‘右派’帽子，立即返回原单位。”

　　“你们说什么？”季风以为是在做梦。

　　“从即刻起……”县委的两位干部又重复了一遍。

　　季风呆呆地站在原地足有一两分钟：“是……是真的吗？”

　　两位干部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干吗要开玩笑。瞧，这是上头的文件。”

　　不错，是份红头文件，季风记得当年打成他“右派”的也是份红头文件。

　　用“喜从天降”来形容季风是丝毫不夸张的。如果这时的当事人有心脏病的话，绝对是要犯病的。

　　“那……那我去和乡亲们告别一下。”

　　“恐怕来不及了，还是请季风同志抓紧收拾一下行李，立刻上路。”没想到县委的两个同志毫不通融，“我们将负责把你直接送到益都火车站。”

　　“为什么？”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反正这是上级的安排。行啊，摘帽了，好事呀，你就快点吧。”

　　就这样，季风几乎是被十分突然地押离了沂蒙。这种突然性丝毫不亚于当年被打成右派时。真是成罪也匆匆，平反也匆匆。

　　以后季风才了解到这是上级有关部门为了怕平反时“右派”闹事，采取的“突然平反，即刻回家”的办法。像季风等单独改造的“右派”还好说，而那些集中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就是防范的重点了。

　　季风很快给村里和我爷爷写了一封信，对此事作了解释。别的什么没说。那时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我爷爷很快回了信，信上说：“此乃好事，应感谢这个突然……”

　　进入到1961年初，形势又有所好转。当时由刘少奇出面主持全面工作。很快，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班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政策。在农村，政事更是大踏步“后退”，实行“三自一包”，社员可分得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村，可以开出小片荒。

　　崮下村没别的，就是有荒地。所以，多年来，崮下村老百姓自己的荒地一直比别的村多。这时，原支书穆蛋又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穆三胖又去扛他的苏式步枪啦。

　　最倒霉的是公社蒋书记蒋大喇叭，他于1961年4月被抓，罪名是“领导不利，饿死人太多”，两个月后被枪毙。整个审判程序很快，甚至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蒋大喇叭终于哑巴了，但关家桥公社的老百姓却对他恨不起来。那些平日里骂他的人，反而在他死后，常去他家看看，送米送面。其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才能体会到……